宋朝城市也有城管與(yu) 拆遷，但是……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首發於(yu) 《同舟共進》雜誌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廿八日庚辰

          耶穌2017年6月22日

如果我們(men) 有機會(hui) 鳥瞰隋唐的長安與(yu) 北宋的汴梁，將會(hui) 發現，這兩(liang) 座城市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格局與(yu) 氣質。長安城方正、規整，街道筆直如削，以直角交錯，將城廓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區）與(yu) 東(dong) 西二市（商業(ye) 區），宛如一個(ge) 個(ge) 工整的方格。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為(wei) 中軸線，全城的坊、市、道路、城牆均呈左右對稱。白居易形容長安“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很傳(chuan) 神。毫無疑問，這是嚴(yan) 格按照圖紙，憑借權力的巨大動員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來的。為(wei) 追求恢宏大氣、整齊劃一的審美效果，長安城的規劃甚至寧可與(yu) 平民的生活脫節，以致到了盛唐之時，長安城內(nei) 南部各坊，居然還“率無第宅，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

（唐朝長安）

相比之下，北宋的汴梁就顯得不怎麽(me) 規整了，不但城牆不是很端正，街道也不再一味追求平直，斜街、斜巷可見。汴河斜斜穿過城廓，借著汴河所帶著的交通便利、貨物往來與(yu) 人煙湊聚，沿河一帶慢慢演變成汴梁城最繁華的街市之一。所有的街市看起來是那麽(me) 擁擠、喧鬧、嘈雜，但又富有生氣。城牆之外，也自發形成熱鬧的市鎮，與(yu) 城內(nei) 連成一片，所謂“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這樣的城市格局，與(yu) 其說是行政權力“規劃”出來的，不如說是民間社會(hui) “生長”出來的。

（北宋開封）

兩(liang) 種不同的城市風貌下麵，隱藏著兩(liang) 種不同的城市生活製度。唐代的長安保留著古老的“坊市製”，即居民區與(yu) 商業(ye) 區分開，有坊牆相隔離。街道是不準擺攤開店的，要做生意，隻能到東(dong) 西二市中；並實行嚴(yan) 格的開閉市製度，“凡市，以日中擊鼓三百聲而眾(zhong) 以會(hui) 。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zhong) 以散”，散市後即關(guan) 閉市門；而且“居必求其類”，官民分居，秩序森然；又有“夜禁”之製，城門“昏而閉，五更而啟”，禁止市民夜行，“諸犯夜者，笞二十”。

而在北宋的汴梁，坊牆已不知什麽(me) 時候被推倒，坊市製瓦解了，人們(men) 沿河設市，臨(lin) 街開鋪，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luan) 的商業(ye) 街。官民雜處，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複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一種更富有商業(ye) 氣息與(yu) 市民氣味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興(xing) 起。今天我們(men) 展開《清明上河圖》長卷，那種繁華氣息仍能撲麵而來：東(dong) 京城內(nei) 外，店鋪鱗次櫛比，商販旅人雲(yun) 集，酒樓歌館遍設，商業(ye) 廣告滿街，瓦舍勾欄布於(yu) 鬧市。

與(yu) 《清明上河圖》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今日網友PS出來的一組惡搞圖片《清明上河圖之城管來了》：畫麵中，不知從(cong) 哪裏來了一隊如狼似虎的“城管”，商販抱頭鼠竄，原來繁華似錦的汴梁街頭，立即變得空蕩蕩，隻留下一地狼籍，以及塗在牆壁上的刺眼的“拆”字。這組在網上流傳(chuan) 甚廣的PS圖片戲謔地諷刺了一把當前社會(hui) 的“城管現象”，令人拍案叫絕，在會(hui) 心一笑之餘(yu) ，有心人大概也可以想一想，城市的秩序當如何維持。這個(ge) 問題不是今日才有，也困擾過處於(yu) 城市化進程中的宋代社會(hui) 。

有些網友撫今追昔，以為(wei) 宋朝沒有“管城”。其實不對，宋代是有“城管”的——當然那時候不叫“城管”，叫“街道司”。他們(men) 的工作是維持城市街道的衛生、整修與(yu) 日常秩序，而不是成天驅逐小商販、追雞攆狗，不可能將流浪的盲人扔進汴河裏，事後還辯稱盲人是自己跳河的，更不可能用秤砣將賣西瓜的瓜農(nong) 砸死，《清明上河圖》中的護城河平橋處，就畫有一個(ge) 小販，在路邊支了一把遮陽傘(san) ，擺了一個(ge) 小攤子賣西瓜，沒有什麽(me) “大蓋帽”來幹涉他。不過，如果汴梁的商販占道經營，嚴(yan) 重妨礙了交通，街道司還是要管的。

宋朝也有“拆遷”。作為(wei) 一個(ge) 具有“自發成長”性質的商業(ye) 城市，擁擠與(yu) 喧嘩似乎是汴梁城與(yu) 生俱來的性格，因為(wei) 坊市製所代表的嚴(yan) 厲管製已經失效，商業(ye) 的力量必然引導著人們(men) 往熱鬧的地方匯聚，競相開設商鋪、侵占街道，各種“違章建築”層出無窮，在當時，這叫做“侵街”。因為(wei) 侵街嚴(yan) 重，以致“坊無廣巷，市不通騎”。

麵對商業(ye) 城市發育初期的秩序混亂(luan) ，宋政府專(zhuan) 門設立“街道司”，介入對城市秩序的維護，乃至動用強製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築物，都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北宋汴梁的拆遷記錄在文獻資料中並不鮮見。比如開寶九年(976年)，宋太祖“宴從(cong) 臣於(yu) 會(hui) 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

根據文獻的記載，我們(men) 可以總結出北宋政府“搞拆遷”的幾個(ge) 特點，這對今日的城市治理也不無啟示。首先，對侵街的權貴並不姑息。權貴掌握著權力資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興(xing) 國五年（980年）七月，八作使（相當於(yu) 城建局局長）段仁誨在家門前修築了一道垣牆，侵占景陽門街，宋太宗大怒，“令毀之，仁誨決(jue) 杖（處以杖刑）”。

鹹平五年（1002年）二月，因為(wei) “京城衢巷狹隘”，宋真宗詔令謝德權“廣之”，即負責拆遷工程。謝德權“先毀貴要邸舍”，以致“群議紛然”，連皇帝都頂不住了，下詔叫停，謝德權卻堅決(jue) 不從(cong) ，說，“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吝屋室僦資（租金）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碰上這種牛脾氣，宋真宗也拿他沒辦法，隻能“從(cong) 之”。於(yu) 是謝德權將權貴的侵街邸舍一概拆除，然後恢複“禁鼓昏曉之製”。禁鼓，即街鼓，是從(cong) 前坊市製的配套設施，昏曉各敲響一次，提示坊牆城門的閉啟時刻。

其次，對侵街的升鬥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夠考慮到他們(men) 維生不易，而顧全他們(men) 的生計。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開封府請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勞擾不許”。又如元祐五年（1090 年），給事中範祖禹上書(shu) 宋哲宗，說，雖然“百姓多侵街蓋屋，毀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毀拆屋舍太過，居民不無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

為(wei) 適應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街市，宋政府還在街道兩(liang) 旁測量距離，豎立“表木”，作為(wei) 禁止“侵街”的紅線，紅線之內(nei) ，允許設攤、開店，但不得侵出紅線之外。我們(men) 現在看《清明上河圖》，在虹橋兩(liang) 頭，就樹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liang) 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nei) ，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這樣，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也不致妨礙了公共交通。

最後，對皇城擴建、皇帝出巡可能導致的拆遷，宋代君主表現得比較克製。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欲廣宮城，詔殿前指揮使劉延翰等經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罷”。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車駕行幸”，盡管當時街道狹窄，仁宗卻沒有下令拆遷、封路什麽(me) 的，而是簡化了儀(yi) 式，“侍從(cong) 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cong) 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在等級森嚴(yan) 的皇權時代，這簡單有點不可想象。

又如南宋時，高宗說：“將來郊祀詣景靈宮，可權宜乘輦。此去十裏，若乘輅則拆民居必多。”輦是轎子，輅則是皇帝的專(zhuan) 用禮車，要用四至六匹馬來拉。臨(lin) 安人多路窄，皇帝郊祀如果乘輅，勢必要拆遷太多人戶，宋高宗不願意因此大搞拆遷工程，便主動降低了皇帝出行的規格。

不管是設“城管”，還是“搞拆遷”，無非是在“自發的繁榮”與(yu) “管製的秩序”之間尋求一個(ge) 平衡點。放在宋代的時代背景上，這裏還隱藏著一個(ge) 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製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還是順應時勢之發展，尊重市民社會(hui) 之形態，並忍受一定之代價(jia) 。

對於(yu) 城市的主政者來說，那種整齊劃一、井然有序的審美圖景無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經試圖恢複坊市製，如謝德權重設禁鼓，便有此意。但這種與(yu) 市民日常生活為(wei) 敵的審美秩序，終究阻攔不了內(nei) 在於(yu) 市民生活的自發秩序，坊市製最後還是不知不覺間瓦解了，生活在仁宗朝的人們(men) 突然發現，“二紀（近二十四年）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之職（掌禁鼓的官職）廢矣”。到北宋中後期，宋政府對市民的侵街建築，也很少有“過當拆屋”的行為(wei) 了。這意味著，北宋政府已經承認既成事實，在自發生長的市民社會(hui) 之前，克製住權力的衝(chong) 動。

《清明上河圖》所展現的北宋繁榮景象，就是這樣形成的。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