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與學術中國共同舉辦“人口問題的政策透視”政策對話會上的發言）

大家下午好！我接著興元的報告談一點自己的看法，集中在檢討計劃生育政策的經濟學依據。總的看法是，所有關於計劃生育的、貌似能夠支持計劃生育或者被學者、政府拿來支持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或經濟學理論都是不成立的。

首先從馬爾薩斯說起。馬爾薩斯說過，人口如不受抑製，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以算術比率增加。請大家特別注意一點，馬爾薩斯在這個地方說的是，人口若不受抑製，假如人口不受抑製。仔細閱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會發現，其後麵所有的論述都建立在人口會被抑製基礎之上的，比如預防性抑製和積極抑製。馬爾薩斯的主張是，人口快速增長、以幾何比率增長的趨勢，可能是一種惡，但卻刺激人類作出創造性回應，使得人類創造了文明。人口可能會迅速增長，人民對於人口可能會迅速增長事實的認知，使得人類的文明出現。
我認為，中國學者對馬爾薩斯的理解存在非常大的偏差。馬爾薩斯是一個供職30多年的牧師，他的人口論裏有很深刻的神學背景，《人口論》最後兩章實際上討論的是人口壓力如何變成了人類追求善和知識進步的動力。他的思想有很深刻的哲學意蘊，不能簡單地理解馬爾薩斯提出的這個原理。實際上，從人口原理的幾次修訂可以看出，馬爾薩斯越來越明顯地成為馬爾薩斯主義、悲觀論調的反對者，馬爾薩斯不相信人類會陷入那麽悲慘的境地，因為馬爾薩斯對於人類的適應能力是有信心的。

他討論人口的預防性抑製機製時，他認為，婚姻製度和私人財產製度對於抑製人口，防止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增長，具有決定性意義。馬爾薩斯反對政府幹預人口和生育，因為人類已經發明出一些製度使得人們不會濫生，家庭製度要你對你的子女承擔責任。如果父母要承擔責任，對生育活動就必須進行理性的成本計算。假定我是一個窮人，我可能會選擇少生一兩個孩子，假定我是一個富人，娶八房太太則會不斷生孩子。總之，婚姻製度和私人財產製度使人們對自己的生育行為進行理性的計算，做出理性的選擇，而不是受生育本能欲望盲目支配。人不會變成欲望的奴隸，相反這些製度使得人能夠進行理性的計算。

中國人拿馬爾薩斯的計劃生育作為理論論證，這種做法十分無恥，其實是對馬爾薩斯理論的誤解。從根本上來說，馬爾薩斯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他反對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幹預。如果不明白這一點的話，濫用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就像現在看到的很多文章，尤其是通俗文章裏邊，充滿了謬誤。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第二，我將對論證計劃生育的很多說法做一個檢討。我從海澱區鎮計生宣傳專欄找了這麽一句話，是比較典型的官方說辭。政府認為，隨著人口數量的急劇增加，人類所需要的物質資料也大量增加，人類活動對環境破壞和汙染日趨嚴重。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人類必須把人口數量控製在環境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而實行計劃生育是控製人口增長的根本措施。
上麵這一段話中的每一句都非常荒謬，而且在邏輯根本上不能成立。從經濟學理論、尤其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口不光是消費者，而且是生產者，其不僅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者，更重要的是其也是知識的生產者，而且人的消費行為本身是財富創造了動力之一。

恐怕我們現在要從經濟學理論上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正本清源。負責任的經濟學家都會得出結論，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增長，有利於人民改變自己的處境。斯密的《國富論》頭幾章講到市場規模的問題，勞動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使每個人處境得到改善。市場越大，分工越細、越深化，每個人都能夠從分工得到更多的福利。從斯密關於勞動分工理論、市場規模的論述可以看出，人口越多，分工越細，效率越高，大家越有錢。人口增加，會使每個人的錢越多，而不是越少。經濟學創始人支持人口增長。後來的經濟學家還提出過規模經濟的問題。

人口增長可以推動知識的創新。庫茲涅茨在1960年提出，新增加一個人增加的知識，將會超過他的消耗，從而提高生活水平。

另一個問題，作為計劃生育政策依據的資源焦慮。這是給計劃生育提出的最早論證，說是人口多了之後，分配資源的人太多，每個人分配到的資源就少了，最後大家都活不下去，生活質量會下降。但實際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所謂自然資源其實不是自然的，所有自然資源都是人創造出來的，這個世界上能夠被人利用的自然資源都是人類的創造。自然界存在的物質能否變成資源，是由人的知識決定的，因而可以說是人類用知識創造出來的。

人類經曆過很多資源焦慮，總是擔心某一天某種物質用完了。從經濟學角度看這個問題就會發現，這種焦慮完全是多餘的。如果從知識的角度來理解資源的話，資源其實是無限的，因為人的知識是無限的，進而所謂的自然資源其實可以無限供應，最多隻是個價格問題。石油什麽時候耗盡，根本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最關鍵的問題是價格問題。如果現在石油漲到每桶300美元，我們這個世界就可以不用石油，可以開發別的能源。問題在於，潛在的能源價格我們能否承受？尤其在開始的時候，發現這種能源的成本我們能否承受？

關於石油問題。前幾年在生物燃料方麵的研究非常多，而且大量進入實用化。中國有乙醇汽油，它是從生物裏麵提煉的，不需要采礦。當然，這導致了糧價上漲。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個市場機製，有一個自由的環境，人民可以自由運用各種知識進行創新，資源就可以無限供應。

關於控製人口的另一個說法涉及到生態和環境，這是關於計劃生育比較新的理由，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提出，九十年代之前主要圍繞的是資源問題，糧食、石油等。九十年代中後期，有人提出，如果其他條件下同，人口太多導致生態惡化、環境汙染，人口增加汙染就會同比例增加，生態麵臨的壓力更大。這裏要特別注意一點，這裏的預測有個前提，“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但是，其他條件不可能始終不變。人口增長會導致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反過來會導致其他條件發生變化，如人的價值、偏好會發生變化。比較貧窮的鄉鎮，最開始，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工業，這個工廠會不會造成汙染我不管，經濟發展是第一位的。五年、十年後，工廠掙錢了，人民富裕了，自然會考慮生活質量，會對優美環境產生需求，就會拿出資源投入治理汙染，改善生態，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

而且，生態本身即使沒有人力幹預，也可能出現衰退，而人力會使得生態比以前的自然狀態更好。為什麽發達國家生態比不發達的國家要好，因為那兒有更多的財富，人使得自然比自然變得更自然。汙染階段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類要獲取財富，發達國家經曆過工業化的階段，工業化階段可能會對自然造成一定的影響。但達到一定階段後，人又會用知識恢複自然、創造一個更好的自然。

至於中國的汙染比較嚴重，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國人口增長、人口太多、人口增長速度太高。中國生態破壞最嚴重的時期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各地的山林，尤其是北方的山林都變禿了，這是製度扭曲造成的，而不是人口自然增長造成的。現在的環境汙染也是這樣的問題，比如工業汙染嚴重，也是製度問題。地方間展開競爭，各地要拉投資項目，要實現GDP高速增長，就要給企業汙染的特權，讓他隨便往大江大河排工業廢水。老百姓受到汙染，沒辦法和政府講道理，工業本身可能會造成汙染，但本來可以不這麽嚴重，但製度阻止了受害者的努力，使其不能發揮控製汙染的作用，人口不應該為這麽嚴重的汙染承擔責任。

回到經濟學方法論層麵上。第一，我們究竟應持一種什麽樣的價值標準？在給定的條件下，人口增長會使福利改進的速度比人口不增長要低一點，尤其在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一個社會從農業時代、不發達的狀態到發達狀態的過程之初期，人口的快速增長會影響福利改進的速度，這並不是說，會使人的福利出現絕對的下降，而是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因為人口增長而放慢一點，但是，過了一定的時期之後，比如說過20年、50年，人口增長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福利，這裏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因此，這裏有一個選擇的問題。決策者選擇當下就獲得很快的改進，還是選擇未來50年後得到持續的改進？這是長期和短期的問題，也就是時間尺度的問題。計劃生育政策，所追求的目標的時間尺度太短了，是一個短期行為，考慮的是最近五年或者八年時間內經濟的快速增長，人均財富和教育快速增長，但沒有考慮30、50年以後的事情。我們的政府體製總的框架都是促使決策短期化，體製裏麵沒有一個具備長遠視野的機構，或者說沒有這樣一個機製，使得官員能夠製定麵向20年、50年以後的公共政策。

從經濟學的方法論的角度看，生育應當計劃，但應該由誰做出選擇，個體、社會或政府？我們現在完全由政府決策，這一點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從經濟學來講也是不合適的。如此決策，必然會產生一些人們根本不能預料到的後果。比如人口老齡化過快和性別比失調問題，集體決策可能出現一些嚴重的不可預料的後果。如果決策由個體分散地做出，不好的後果也可能會出現，但是不會很嚴重，不同的人做出的選擇會相互抵消。

我再對馬寅初的人口論做一點評論。這個理論從知識上講都是錯誤的，從政治上上說是反動的。馬當時提控製人口，其出發點是使計劃經濟能運轉起來。因為計劃經濟必須計劃人口，控製人口的增長，控製人口的流動。沒有這兩個支點計劃經濟必然失敗，即使有了這兩點，計劃經濟也失敗了。因為，計劃經濟從理論來說也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真正運轉，不管你給他創造出什麽樣完美的條件。

另外，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控製措施也是反動。他提出，應該對人口進行控製，這沒什麽不可接受的。老百姓自己控製生育，那是他的自願選擇。但馬接著就說，如果他們不願這樣做，那就由政府用強製手段來進行。我就要問：如果政府可以強製人民改變自己的生育模式，那麽政府強製馬寅初的觀點有什麽不對嗎？政府可以強製人民改變生活模式，為什麽不能強迫他的觀點，他後來的遭遇，完全是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