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易學演變及其哲學思考

作者：林忠軍(jun)

來源：《社會(hui) 科學戰線》2016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初一日癸醜(chou)

           耶穌2017年5月26日

內(nei) 容提要：清代是易學研究轉型期。從(cong) 易學的演進看，經曆清初宋易衰落與(yu) 易學辨偽(wei) 之學興(xing) 、清中期(乾嘉)漢易複興(xing) 與(yu) 重建期、清後期(道光以後)漢易衰微與(yu) 易學轉型三個(ge) 時期。為(wei) 了實現恢複和重建漢易的目標，清代易學主要圍繞宋代圖書(shu) 之學、漢代象數之學、文字訓詁方法、象數與(yu) 義(yi) 理關(guan) 係等問題展開研究。清代樸學易的貢獻在於(yu) ：運用漢代的訓詁與(yu) 考證方法，通過整理和解讀漢代的易學文獻，檢討宋代以來流行的圖書(shu) 之學，建立了一整套《周易》和經學的解釋學範式，再現和重建了失傳(chuan) 已久的漢代易學，重塑了嚴(yan) 謹篤實的學風。然而，乾嘉易學總體(ti) 上存在義(yi) 理缺失、尚古泥古之弊。從(cong) 易學解釋學看，乾嘉學者所提倡的易學方法和以這種方法所作出的解釋，類似於(yu) 西方“獨斷型詮釋學”。而就其討論問題而言，宋代圖書(shu) 之學雖然未必符合易學文本意義(yi) ，但是它是宋代易學家在新語境下以清新直觀、內(nei) 涵數理的圖式複活漢代象數易學的一種方式，也是立足於(yu) 象數探索易學源頭和解釋文本意義(yi) 所做的新的嚐試，因而，圖書(shu) 之學的價(jia) 值在融合漢以來象數之學基礎上，創建一種新的象數解易方法和一種內(nei) 涵數理的宇宙圖式。不可簡單地用“是”與(yu) “非”評價(jia) 之，更不可徹底詆毀之。乾嘉學派的研究對象，是包括易學在內(nei) 的漢學，在經學研究中，漢學本身與(yu) 宋學一樣，也應是一種合理的偏見，而不是絕對的真理。

關(guan) 鍵詞：清代易學/乾嘉易學/圖書(shu) 之學/象數之學/解釋學

清代是易學研究大發展時期，也是易學研究轉型期。經過春秋時期孔子整理與(yu) 解釋，《周易》被納入學術視野，實現了話語的轉換，由卜筮之書(shu) 轉換為(wei) 儒家經典，開啟了以義(yi) 理為(wei) 主兼顧象數與(yu) 訓詁的解《易》路徑。漢代迎合當時以天人感應為(wei) 特色的文化大背景，吸收當時天文、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形成了偏於(yu) 天道的象數之學。象數之學作為(wei) 一種解《易》方法，與(yu) 文字訓詁相結合，盛行於(yu) 東(dong) 漢，成為(wei) 漢代解《易》的主流。然而，由於(yu) 漢儒過分地解讀“觀象係辭”，誇大了象數在文本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為(wei) 了實現以象融通文辭的目標，在解經中表現出牽強、支離、繁瑣的弊端，激發魏晉玄學易崛起。以王弼為(wei) 代表的魏晉學者，一反漢易象數學之弊，融合儒道，辨名析理，以清新簡潔的語言和深邃理性的思維重構易學，以義(yi) 理解《易》成為(wei) 魏晉以後，尤其是唐代易學的主流。兩(liang) 宋時期，為(wei) 了與(yu) 圓融的佛教理論相抗衡，理學家以《周易》為(wei) 最基本框架，以其他經為(wei) 材料，通過創造性地解讀經文，建構起深邃而博大的思想體(ti) 係。程頤秉承王弼易學傳(chuan) 統，倡導儒理，朱熹以複古為(wei) 宗，闡發圖書(shu) 之學，補程氏易學儒理之不足，彰顯了以圖書(shu) 之學和儒理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易學特色。程朱易學被尊奉為(wei) 官學，主宰了宋以後的易學研究。然而為(wei) 了滿足建構思想體(ti) 係的需要，宋儒一改漢唐易學箋注之風，不以求易學文本字詞之意為(wei) 旨歸，而是透過文本字詞句的解讀，開掘、把握和體(ti) 驗聖人之意，以此出發解釋經典，往往不惜隨意改經、斷章取義(yi) 、曲解經意，如為(wei) 了探索易學的源頭和解釋易學文本，發明圖書(shu) 之學，偏離易學經典文本意義(yi) ，故檢討和反思以往的易學已經成為(wei) 易學發展的必然趨勢。清代易學即是在總結、反思和解構以往易學中展開和形成的。

清代易學的發展與(yu) 整個(ge) 清代思想的發展曆程完全一致，經曆了三個(ge) 不同時期。眾(zhong) 所周知，清代學術發展經曆了清初、中期和後期三個(ge) 階段：一是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是理學衰微、清學興(xing) 起期。二是乾隆、嘉慶二朝，是清學鼎盛期。三是道光、鹹豐(feng) 、同治、光緒、宣統五朝，是清學轉變、衰微時期。①與(yu) 此相應，清代易學也表現為(wei) 三個(ge) 時期：一是清初宋易衰落與(yu) 易學辨偽(wei) 之學興(xing) 起期，二是清中期(乾嘉)漢易複興(xing) 與(yu) 漢易重建期，三是清後期(道光以後)漢易衰微期。

清初，延續宋明易學傳(chuan) 統，程朱易學以官學身份定為(wei) 一尊。順治帝命傅以漸編修《易經通注》，力辟明代《周易大全》“繁冗蕪陋”，“刊去舛訛，補其缺漏”，頒之學館。康熙“服膺朱子之書(shu) ，而悅心研慮”，命牛鈕撰《日講易經解義(yi) 》，又命李光地編《周易折中》，冠以《程傳(chuan) 》，次《本義(yi) 》，采漢宋二百餘(yu) 家易注，發明程朱之義(yi) ，興(xing) 宋代義(yi) 理之學。孫奇逢、王夫之、陳夢雷、魏荔彤、張烈、張英、刁包、胡煦等人，從(cong) 不同的角度或層麵出發，或借助於(yu) 解釋程朱易學，或借助於(yu) 修正解構程朱易學，建構易學的義(yi) 理之學體(ti) 係。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周易外傳(chuan) 》《周易內(nei) 傳(chuan) 》《周易內(nei) 傳(chuan) 發例》等，將易學宗旨確立為(wei) “以乾坤並建為(wei) 宗，錯綜合一為(wei) 象；彖爻一致，四聖同揆為(wei) 釋；占學一理，得失吉凶一道為(wei) 義(yi) ；占義(yi) 不占利，勸誡君子，不瀆告小人為(wei) 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訓，辟京房、陳摶，日者黃冠之圖說為(wei) 防”②。為(wei) 了實現此宗旨，在張載氣學的視野下通過對曆代象數易學和義(yi) 理易學加以深刻反思，建構了自己龐大的易學體(ti) 係。孫奇逢是明末清初的大儒，其易學繼承了程頤、朱熹易學，發明義(yi) 理，切近人事，同時，吸收了心學易，提出“聖心之易”。釋《易》不求一字一詞皆有確解，而是“由《象傳(chuan) 》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義(yi) ”，不攻圖書(shu) 、少言圖書(shu) 。張烈易學以朱熹《周易本義(yi) 》為(wei) 宗，作《讀易日鈔》，提出“因象設事，就事陳理”的方法，闡發了義(yi) 理之學。李光地作《周易通論》和《周易觀彖》發明義(yi) 理，兼證易象，“在宋易中，可謂融會(hui) 貫通，卓然成一家之說”(《周易通論·易類提要》)。“其大旨雖與(yu) 程朱二家頗有出入，而理足相明，有異同，而無背觸也”(《周易觀彖·易類提要》)。與(yu) 李光地同年的陳夢雷作《周易淺述》，以朱子《周易本義(yi) 》為(wei) 主，參以王弼注、孔穎達疏、東(dong) 坡《易》《周易大全》、來知德《易》，融會(hui) 貫通，對於(yu) 諸家未及和不同之處，則能闡發己意以明之。其解《易》多切於(yu) 人事，明象為(wei) 主，發展了朱子易學。胡煦是清初易學大家，作《周易函書(shu) 約存》《周易函書(shu) 約注》等書(shu) ，一方麵建構了以多種易圖為(wei) 基本內(nei) 容的象數之學，以象數觀念較為(wei) 圓通地注釋了《易經》卦爻辭；另一方麵在象數之學視閾下，通過闡述天、道、性等概念，重新建構了義(yi) 理的易學體(ti) 係，深化了以程朱為(wei) 代表的宋代易學。由此可見，清初易學在官學易倡導下，雖然不乏異於(yu) 程朱易學者，但以程朱為(wei) 代表的宋易是當時易學研究的顯學，也有象數兼義(yi) 理解《易》者，但義(yi) 理易學是當時易學研究的主流。

然而，正在程朱易學一統天下之時，興(xing) 起了一股以檢討宋易圖書(shu) 之學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辨偽(wei) 思潮。這股思潮可以追溯到清代之前。宋代歐陽修作《易童子問》，質疑孔子作《文言》《係辭》，開辨偽(wei) 之先河。明代中後期，心學盛行之時，以楊慎為(wei) 代表的學者重視漢唐古注，以漢學訓詁和考辨方法研究易學，駁斥朱子《易學啟蒙》中以《易傳(chuan) 》解釋先天圖、後天圖、太極圖，認為(wei) 這種方法是顛倒源流。清初承接明中後期楊慎的辨偽(wei) 學，以易學文本為(wei) 尺度，檢討兩(liang) 宋流行的圖書(shu) 之學。清初辨偽(wei) 思潮自顧炎武發其端，毛奇齡、黃宗羲、胡渭等繼之，他們(men) 著書(shu) 立說，以圖書(shu) 之學誤讀文本、與(yu) 《周易》文本相悖和起自道學為(wei) 主要依據，提出宋代圖書(shu) 之學是後起的偽(wei) 學。而與(yu) 顧炎武同時、隱居山林的王夫之，雖然未直接加入清初的辨偽(wei) 思潮，卻以宏大的學術視野和敏銳的哲學思辨，自覺地、係統地全麵總結、檢討和辨析漢宋曆代易學的得失利弊。清初辨偽(wei) 之學，實現了三大轉變：一是由批判明代官學易轉向批判宋代易學圖書(shu) 之學，顧炎武批判陳、邵圖書(shu) 之學，但重點批判明代《周易大全》，指出其書(shu) 割裂朱子《本義(yi) 》，不符合《周易》文本和孔子儒家易學，而以恢複朱子易學為(wei) 宗旨；黃宗羲、胡渭、毛奇齡等重點批判宋易圖書(shu) 之學。二是由回歸文本轉向回歸漢易。清初辨偽(wei) 主流無意恢複漢易和漢學，顧炎武、黃宗羲反對漢代象數之學，並未提出恢複漢易的目標；而毛奇齡則不同，他力駁宋易圖書(shu) 之學，肯定漢代卦變之說，並以此建立推移說，回歸漢易的傾(qing) 向已十分明顯。三是由奢談義(yi) 理轉向不談義(yi) 理。王夫之反對漢易“不要諸理”，指責晉唐易學流於(yu) “老莊虛無之旨”、程頤“純乎理事”、朱熹“專(zhuan) 言象占”，“辟京房、陳摶日者黃冠之圖說”，兼收並蓄，重建以張載為(wei) 核心的義(yi) 理之學；黃宗炎由“圖學非古”的觀點出發，辨宋易圖書(shu) 之偽(wei) 。他從(cong) 卦畫、卦名“確乎一體(ti) ”、“卦畫者文字之根原”的象辭觀和“無象斯無理”的象理觀出發，提出“即象見理”的方法，以“求性命之理”。清初顧炎武、黃宗羲、胡渭等人所倡導的辨偽(wei) 思潮，從(cong) 文本出發，考辨易學源流，辨明是非，對於(yu) 回複文本和探求文本本義(yi) 有重要的價(jia) 值，其所倡導的考據之方法，樸實而嚴(yan) 謹，為(wei) 清代中期乾嘉易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清初辨偽(wei) 者大多考辨象數之學，卻未能構建其易學義(yi) 理之學，我們(men) 往往把它簡單地視為(wei) 辨偽(wei) 思潮之失。然而當我們(men) 把清初辨偽(wei) 思潮與(yu) 清初義(yi) 理之學聯係起來，也許會(hui) 得出不同的結論，即清初辨偽(wei) 思潮不談義(yi) 理是因為(wei) 義(yi) 理是當時易學研究之顯學，故不談義(yi) 理不是清初易學辨偽(wei) 思潮之失，而是易學學術之糾偏。

清代中期(即乾嘉時期)，易學家在檢討宋易圖書(shu) 之學的基礎上，通過整理和解讀漢代易學，複興(xing) 漢易和重建漢易。複興(xing) 漢易的重點在於(yu) 整理漢易和解讀漢易。解讀漢易，是遵循漢代易學傳(chuan) 統和解《易》方法，對於(yu) 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所集四十餘(yu) 家易注，加以梳理與(yu) 詮釋，闡發其大義(yi) 。惠棟四世家傳(chuan) 漢易，撰《周易述》，運用象數和訓詁方法，“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為(wei) 主，而參以鄭元、宋鹹、幹寶諸家之說，融會(hui) 其義(yi) ，自為(wei) 注而自疏之”(《四庫全書(shu) 總目·周易述提要》)，“為(wei) 一時之絕學”(柯劭忞語)。然惠棟撰《周易述》未竟而卒，缺《鼎》至《未濟》15卦及《雜卦》《序卦》。其弟子江藩、李林鬆分別補作《周易述》，秉承惠氏家法，依原書(shu) 體(ti) 例，賡續其書(shu) 。張惠言繼起，撰《周易虞氏義(yi) 》《周易虞氏消息》等作，獨宗虞翻一家，探賾索隱，旁通其義(yi) ，深得其要，成為(wei) 虞氏易之專(zhuan) 家。後有胡祥麟作《虞氏易消息圖》申惠言虞氏易之義(yi) ，方申作《虞氏易象匯編》述虞氏易象。姚配中撰《周易姚氏學》，治《易》以鄭玄易學為(wei) 宗，兼取漢代荀爽、虞翻等易學以補之，建立了元的易學。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纂疏》，吸收惠氏、張氏漢易研究成果，對於(yu) 《周易集解》所輯漢魏易學諸家進行疏解，尤其“於(yu) 虞氏之隱辭奧義(yi) ，闡發詳盡，俾讀者可一覽而知其門徑，他家之說，亦隨文詮釋，句疏字節，家法了然”(《續修四庫提要》)。

整理漢易主要是以漢代人物為(wei) 線索，將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中的易學資料歸納分類，條分縷析，並收集散見於(yu) 《周易集解》之外的其他文獻中的漢代易學資料，輯佚成冊(ce) ，力圖再現佚失的漢代易學典籍。如惠棟《易漢學》《周易鄭注》，張惠言《易義(yi) 別錄》《周易鄭氏注》《周易鄭荀易》，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注》，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shu) 》，黃奭《黃氏遺書(shu) 考》等。當然，除了對於(yu) 漢易輯佚外，著錄書(shu) 目、校勘易著、匯輯曆代易學著作也是清人對於(yu) 易學研究的貢獻，如朱彝尊《經義(yi) 考》，著錄易類1904部③，盧見曾為(wei) 表彰包括易學在內(nei) 的漢學而刻印《雅雨堂叢(cong) 書(shu) 》，此書(shu) 集有《鄭玄周易》《李氏周易解》《易緯乾鑿度》、朱彝尊《經義(yi) 考》、惠棟《周易述》等書(shu) ，紀昀等人撰修《四庫全書(shu) 》，收乾隆以前易學書(shu) 籍158種，存目500餘(yu) 種。阮元作《周易注疏校勘記》，撰修《皇清經解》收易學著作16部(147卷，約124.5萬(wan) 字)，王先謙編《皇清經解續編》收易學著作22部。清人整理資料的工作，對於(yu) 漢易的保存和傳(chuan) 承有重要意義(yi) 。

重建漢易，是指通過解構漢宋易學尤其是漢易，按照漢代重象數兼訓詁的易學傳(chuan) 統，重新建構漢代易學體(ti) 係。焦循是其代表，他在前人易學研究的基礎上，融訓詁、天文、數學與(yu) 易學為(wei) 一體(ti) ，發明“旁通”“相錯”“時行”等易學體(ti) 例，去前人之舊說，重建漢代象數之學，進而引申出義(yi) 理之學。在此時期還有一派異軍(jun) 突起即皖派後學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他們(men) 發揚漢易以訓詁治經的傳(chuan) 統，專(zhuan) 以文字訓詁解《易》。此派遠紹漢易，近承清初顧炎武，王引之接受庭訓作《經義(yi) 述聞》，專(zhuan) 以訓詁學治經。在易學上王氏父子出自漢易，而不囿於(yu) 漢易，他們(men) 采取“諸說並列、則求其是”的態度對待漢易，提出“以己意逆經義(yi) ”，“證以成訓”的研究易學和經學原則，反對以象數解《易》的方法，專(zhuan) 以文字訓詁解《易》，建立了一整套以訓詁學為(wei) 主要方法的易學解釋學，其許多易學文字解釋發前人所未發，成為(wei) 後世解《易》和解經的典範。朱駿聲、李富孫、宋翔鳳等隨之而起，以文字訓詁治《易》之風盛行，對於(yu) 後世易學研究影響極大。

清代後期，乾嘉易學式微。自道光以後，宋易又有複興(xing) 之勢，出現了以方東(dong) 樹為(wei) 代表的，站在宋學立場上的經學家，提出道學即聖學，倡導王弼的義(yi) 理之學，以漢代象數易不符合三聖之本義(yi) 為(wei) 據，否定漢易，清算清初以來的“辟圖象”“宗虞氏”“論變通”“說升降”等漢學易④；陳澧由批判荀爽、虞翻、鄭玄象數之學到否定乾嘉時惠棟、張惠言、錢大昕等人的漢學易⑤。林慶炳作《周易述聞》，把矛頭對準王氏父子對於(yu) 象數易學的批判，極力為(wei) 以虞氏易為(wei) 代表的漢易翻案，因而形成了晚清漢宋易學對峙的局麵。由於(yu) 漢宋對峙，漢宋易學和經學的是非優(you) 劣得以完全顯現，進而引發了丁晏父子、黃式三父子等人以漢宋易學兼采為(wei) 方法的易學研究。雖然如此，晚清漢易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如紀磊作《虞氏易義(yi) 補注》和《虞氏易象考》，補惠棟、張惠言之缺。又集幾十年之功，作《周易消息》，發明《雜卦》消息之說。俞樾易學是乾嘉之後象數易學發展的重鎮。於(yu) 易學象數，他秉承了乾嘉時焦循等人的治《易》理路；於(yu) 易學訓詁，他沿襲了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方法。通過對漢宋象數易學的解構，重建融象數與(yu) 訓詁為(wei) 一體(ti) 的新的漢學體(ti) 係。曾釗撰《周易虞氏義(yi) 箋》，“補惠言之疏漏，一準虞氏家法，其駁證惠言之義(yi) ，尤為(wei) 審細”(柯劭忞語)。當然，與(yu) 張惠言相比，“不過循途守轍，小有補苴”，“不可同日而語”(柯劭忞語)。戴棠撰《鄭氏爻辰補》，以爻辰說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補鄭玄易學之缺，陳壽熊作《讀易漢學私記》與(yu) 吳翊寅作《易漢學考》糾正惠棟的《易漢學》之失。黃奭作《黃氏遺書(shu) 考》，收集散見的易學資料，匯輯成冊(ce) ，成為(wei) 清代匯輯易學資料最全的著作，孫詒讓作《劄迻》校勘《易緯》，有極高的學術價(jia) 值。清代中後期漢學易，無論是規模還是深度都無法與(yu) 乾嘉漢學易相媲美，但它卻糾正了乾嘉易學研究中出現的某些弊端，在某些方麵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更為(wei) 重要的是，使得乾嘉學派的研究方法得以延續和流傳(chuan) 。

晚清隨著封建社會(hui) 的解體(ti) 、民族矛盾的加深和西學東(dong) 漸，在傳(chuan) 統的易學體(ti) 係中已經孕育著新的易學，易學開始轉型，俞樾的高足章太炎已接受了西學。如他以古希臘哲學解釋易道，⑥用西學民主觀念解釋《豐(feng) 》《旅》兩(liang) 卦，以社會(hui) 進化論解釋《周易》六十四卦之排列。⑦另一推崇焦循治《易》之法的劉師培在《經學教科書(shu) 》中按照西方學科劃分來解釋《周易》，尤其以數學、化學、社會(hui) 學、哲學等解釋《周易》。⑧作為(wei) 近代翻譯家的嚴(yan) 複大力提倡用西學治《易》，他在《天演論自序》中，將西方邏輯學演繹法視為(wei) 《周易》之學，用牛頓力學和斯賓塞爾的天演論解釋乾坤之理。⑨杭辛齋目睹了晚清易學和整個(ge) 經學研究變化之狀況，深諳漢宋易學、經學之是非，從(cong) 而接受西方的觀念和思想，本著發展科技、救亡圖存、推進社會(hui) 的變革宗旨，組織《周易》學術研究會(hui) “研幾學社”，擔任《周易》主講，撰寫(xie) 《易楔》《學易筆談初集》《學易筆談二集》《易數偶得》《讀易雜識》《愚一錄易說訂》《沈氏改正揲蓍法》等易學著作，以宏大的學術視野和淵博的文化知識，審視和檢討中國古代諸家象數易學和當時傳(chuan) 入中國的西學，融通古今易學象數和西方的哲學和科技，賦予傳(chuan) 統象數易學以新的內(nei) 容，建立具有現實意義(yi) 的新象數易學體(ti) 係，改變了中國古代經學式的易學研究形態，真正實現了傳(chuan) 統易學向現代易學話語的轉換，其易學是古代易學向現代易學過渡的標誌性成果。

為(wei) 了實現恢複和重建漢易的目標，清代易學主要圍繞宋代圖書(shu) 之學、漢代象數之學、文字訓詁方法、象數與(yu) 義(yi) 理關(guan) 係、易學文本等問題展開研究。

1.圖書(shu) 之學是非之爭(zheng)

如何對待宋易，如何看待宋易中的圖書(shu) 之學，是清代易學研究的一個(ge) 議題。如前所言，宋易以義(yi) 理為(wei) 主，兼及象數。宋代義(yi) 理易學，秉承王弼融合儒道之玄理的儒理。其象數主要是發端於(yu) 宋初、流行於(yu) 兩(liang) 宋的圖書(shu) 之學。北宋劉牧《大易鉤隱圖》首言河圖、洛書(shu) ，以九數為(wei) 河圖，以十數為(wei) 洛書(shu) ，視河圖、洛書(shu) 為(wei) 八卦之源，並加以推演。周敦頤有《太極圖》及《太極圖說》，詮釋宇宙創化萬(wan) 物。邵雍以數為(wei) 最基本元點，假借伏羲之名，推演先、後天卦。程頤主義(yi) 理，朱熹崇義(yi) 理而偏於(yu) 象數。清代官學易是程朱易學。《周易折中》《周易述義(yi) 》等皆遵奉程朱易學，解釋與(yu) 闡發程朱易學是當時易學研究的主流。清初以李光地、胡煦、江永等人為(wei) 代表崇奉朱子易學，篤信圖書(shu) 之學為(wei) 易學源頭，並加以解釋和闡發。與(yu) 此相反，黃宗羲、毛奇齡、胡渭、惠棟、張惠言、焦循等人立足於(yu) 易學文本，以大量的文獻作為(wei) 證據，證明宋代圖書(shu) 之學非伏羲之作品，非易學文本所固有，而與(yu) 道家、道教相關(guan) ，是後起之偽(wei) 學，否定了圖書(shu) 之學存在的價(jia) 值。

2.漢易是非之爭(zheng)

如何對待漢易是清代易學研究的又一個(ge) 問題。漢易融合易學與(yu) 當時的自然科學知識建立偏於(yu) 天道的象數體(ti) 係，以之與(yu) 文字訓詁相結合，來解讀《周易》文本，揭示《周易》文辭的依據(象數)和文字意義(yi) ，其最大的特點是崇尚象數兼訓詁。清代易學研究的主流是漢易，但對待漢易所取得的成果的態度並非完全一致，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其一，崇尚漢易，以恢複與(yu) 解釋漢易為(wei) 其易學研究的目標。如四世家傳(chuan) 漢易的惠棟，為(wei) 了求《易》之古義(yi) ，遵循漢代的師法和家法，通過爬梳和解釋以孟喜、京房、虞翻、荀爽、鄭玄為(wei) 代表的漢易，全麵恢複漢易之大義(yi) ，漢易成為(wei) 清代乾嘉時期的顯學。張惠言以漢末虞翻易為(wei) 研究對象，全麵解釋和闡發虞翻易學。姚配中繼承鄭玄易學的傳(chuan) 統，以鄭玄易學方法解讀《周易》。李道平吸收乾嘉時期的漢易研究成果，係統地解釋漢易，清代漢易研究得以總結。其二，對於(yu) 漢易有修正與(yu) 闡發，如毛奇齡、焦循、俞樾等人，一方麵秉承漢代象數與(yu) 訓詁治《易》之風，另一方麵發現了漢易象數之學存在的問題，並依據自己的理解，重建象數之學，以之解釋易學。其三，提倡漢代訓詁之學，卻反對以漢代象數解《易》者，如清初顧炎武，接受了漢代文字訓詁的方法，但反對漢代象數方法。乾嘉時王氏父子為(wei) 代表的學者，“熟於(yu) 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yu) 漢學之藩籬也”(《經義(yi) 述聞序》)，對於(yu) 漢代易學訓詁采取“求其是”的態度，治易與(yu) 經學，“諸說並列，則求其是”，以漢代象數之學誤讀文本和脫離文本為(wei) 據，詬病漢代和清代的象數之學。乾嘉之後，方東(dong) 樹、陳澧等人竭　3.易學方法之爭(zheng)

清代的漢宋之爭(zheng) 主要圍繞經學研究中的訓詁考據與(yu) 義(yi) 理的關(guan) 係問題展開。訓詁與(yu) 義(yi) 理的關(guan) 係是經學研究中一個(ge) 很重要的問題，漢學重訓詁，宋學崇義(yi) 理。就易學而言，漢易與(yu) 宋易最大的區別在於(yu) 對象數與(yu) 義(yi) 理關(guan) 係的理解和由此而形成的解《易》方法之爭(zheng) 。漢代易學家立足於(yu) 文本，依據《易傳(chuan) 》觀象係辭的論斷，闡述了象數是文本形成的關(guan) 鍵和本質，即易學文本形成先有象數，後有文辭，然後再有義(yi) 理，文辭本於(yu) 象數，義(yi) 理本於(yu) 文辭。因此解釋文本意義(yi) ，除了訓釋字詞句意義(yi) 外，還必須揭示係辭的依據，即象數，即所謂象數解《易》。而宋代易學家秉承王弼易學，立足聖人之意，認為(wei) 義(yi) 理是象數產(chan) 生的基礎，象數是表達義(yi) 理的工具，解《易》目的不是揭示文本的象數，而是透過象數闡發義(yi) 理，即所謂以義(yi) 理解《易》。清代繼承了漢代易學，除了訓詁學外，考據學成為(wei) 清代易學和經學研究最為(wei) 重要的方法，故清代易學和經學中的訓詁考據與(yu) 義(yi) 理關(guan) 係成為(wei) 爭(zheng) 論的焦點。對於(yu) 訓詁考據與(yu) 義(yi) 理關(guan) 係問題的不同態度，學者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派：一派推崇考據，反對空談義(yi) 理，或從(cong) 訓詁考據出發，先訓詁考據而後義(yi) 理。如顧炎武指出：“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yu) 文，曰行己有恥……士而不先言恥，則為(wei) 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wei) 空虛之學。”⑩他又提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shu) ，亦莫不然”(11)。惠棟提出：“經之義(yi) 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yi) 。”(12)錢大昕提出：“訓詁者，義(yi) 理之所從(cong) 出，非別有義(yi) 理出乎訓詁之外也。”(13)惠棟作《易微言》，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以訓詁取代義(yi) 理，是“義(yi) 理存乎古訓”(14)之證。戴震崇尚漢學，提出“古訓明則古經明”的主張，則由訓詁出發而闡發義(yi) 理，故治學當以考據、義(yi) 理為(wei) 上，以“文章”為(wei) 下。阮元說：“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yu) 豐(feng) 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饋於(yu) 門廡之間，無複知有堂室矣。”(15)袁枚提倡以考據求義(yi) 理：“因言形上謂之道，著作是也；形下謂之器，考據是也……道者，謂陰陽柔剛仁義(yi) 之道。器者，謂卦爻彖象載道之文。是著作亦器也……侍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達之學。”(16)王念孫主張明經義(yi) 必須通訓詁與(yu) 考據，王引之引其父語說：“說經者，期於(yu) 得經意而已。前人傳(chuan) 注皆不合於(yu) 經則擇其合經者從(cong) 之，其不皆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為(wei) 之說，亦無不可。”(《經義(yi) 述聞序》)在此理念支配下，王氏父子隻言訓詁而不言義(yi) 理。

另一派則反對乾嘉樸學易，認為(wei) 易學研究當從(cong) 義(yi) 理出發，先義(yi) 理而後訓詁考據，或者主張二者兼顧。方東(dong) 樹站在宋學立場，針對錢大昕、戴震關(guan) 於(yu) 訓詁出義(yi) 理的觀點，提出：“夫謂義(yi) 理即存乎訓詁，是也。然訓詁多有不得真者，非義(yi) 理何以審之?”(17)“主義(yi) 理者，斷無有舍經廢訓詁之事；主訓詁者，實不能皆當於(yu) 義(yi) 理。何以明之?蓋義(yi) 理有時實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18)批評惠棟等人崇尚訓詁考據，是“以六經為(wei) 宗，以章句為(wei) 本，以訓詁為(wei) 主，以辨博為(wei) 門，以同異為(wei) 政。不概於(yu) 不道，不協於(yu) 理，不顧其所安……其為(wei) 說，以文害詞，以詞害意”(19)。姚鼐駁斥戴震考據義(yi) 理至上觀點，認為(wei) “義(yi) 理”“考證”“文章”當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但反對“言義(yi) 理之過”，也反對“為(wei) 考證之過”(20)。翁方剛以“義(yi) 理”作為(wei) 取舍標準，認為(wei) 考訂之事必以義(yi) 理為(wei) 主。他說：“考訂之學以衷於(yu) 義(yi) 理為(wei) 主，其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凡所為(wei) 考訂者，欲以資義(yi) 理之求是也。”(21)關(guan) 於(yu) 方法的爭(zheng) 論，反映出清代在易學和經學研究中所出現的問題及其問題的症結所在，因為(wei) 清代學者對於(yu) 易學和經學的理解和研究宗旨、目標不盡一致，故在研究中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必然不同，進而導致其觀點、思路各異，其研究成果也各具特色。王氏父子對於(yu) 漢易和惠棟易學解釋的指責。

4.中西之爭(zheng)

清初以來，隨著西方科技傳(chuan) 入，與(yu) 中國原生科技相交匯，中西問題成為(wei) 學者關(guan) 注的問題。乾嘉時期，從(cong) 官方到學者在接受西方科技的同時，“西學中源”說成為(wei) 當時主流觀點。也有學者對此持保留意見，他們(men) 主張中西科學各有所長，應會(hui) 通中西，不主一偏。但隨即引起保守學者的不滿，“一些深入研究過西學，提出中西各有優(you) 劣，主張會(hui) 通中西諸法的著名經學家如江永、戴震、汪萊等都程度不等地遭到來自社會(hui) 方麵的批評”(22)。如梅彀駁江永、江臨(lin) 泰批戴震，維護“西學中源”說。還發生了李銳與(yu) 汪萊關(guan) 於(yu) 理解西方數學的爭(zheng) 執。焦循、淩廷堪充分肯定西學“實測”與(yu) “目驗”的科學方法，力挺中西會(hui) 通。這種中西科學之爭(zheng) 成為(wei) 整個(ge) 中西文化之爭(zheng) 的先聲。晚清之際，封建社會(hui) 的解體(ti) 、民族矛盾的加深和西學東(dong) 漸，分析中國貧瘠落後和社會(hui) 危機的原因，探索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道路，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的主題。圍繞這個(ge) 主題，有識之士站在不同立場，展開了廣泛而深刻的反思和討論。有的主張全麵向西方學習(xi) ，“師夷長技以製夷”，提倡用西學解釋中學。有的主張“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表現在易學上，同時代的思想家也已經開始以西學解《易》，如前所言，嚴(yan) 複曾比較早地用西方物理學、進化論、邏輯學解釋《周易》乾坤之理，“然嚴(yan) 複非易家也，不過為(wei) 闡易道以歐學者之大輅椎輪而已”(23)。如此類似，章太炎和劉師培，接受了西學，嚐試以西學解《易》，但他們(men) 非專(zhuan) 門的易學家，故其以西學論《易》是零碎的、不係統的。真正全麵地、係統地融通西學與(yu) 易學、用西學解《易》的莫過於(yu) 杭辛齋，杭辛齋可謂現代易學的奠基者。如民國時期錢基博所言：“至海寧杭辛齋出，精研易義(yi) ，博及諸家傳(chuan) 注……推而大之以至於(yu) 無垠，而異軍(jun) 突起，足為(wei) 易學辟一新途者焉。”(24)

總之，清代易學雖然有漢宋之爭(zheng) 和中西之爭(zheng) ，而且伴隨時代變遷呈現出縱橫交錯、此起彼伏、互相攻擊的極為(wei) 複雜的局麵，但是擅長訓詁與(yu) 考據的樸學易是清代易學研究的特色，也是易學研究的主流。總體(ti) 上說，清代樸學易屬於(yu) 漢易，即主要以漢易為(wei) 研究對象，通過對於(yu) 漢易的梳理、解讀和闡發而形成的易學，因而治《易》具有漢易的重象數和文字訓詁的特點。但是與(yu) 漢易比較，清代的樸學易又有獨特之處。劉師培曾經從(cong) 經學的角度對漢代和清代漢學作過區分，他說：清代“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shu) 。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shu) 之要例以治群書(shu) 耳”(25)。劉師培的概括同樣適用於(yu) 清代易學。其根本區別是，清代的漢學易是以求是、求古為(wei) 宗旨，以文獻事實為(wei) 根據，運用考據與(yu) 訓詁的方法清算宋代圖書(shu) 之學和整理、解讀清以前易學研究成果而形成的辨偽(wei) 學或稱考據學。同時，其文字訓詁方法和象數方法和以此兩(liang) 種方法解釋《周易》，與(yu) 漢代易學相比，也有所推進和發展。如焦循、高郵王氏父子和俞樾等人從(cong) 不同角度重建了漢代易學，因而，無論是從(cong) 研究內(nei) 容上還是方法上皆不可將清代漢學易等同於(yu) 漢代易學。清代樸學易的貢獻在於(yu) ：運用漢代的訓詁與(yu) 考證方法，通過整理和解讀漢代的易學文獻，檢討宋代以來流行的圖書(shu) 之學，建立了一整套《周易》和經學的解釋學範式，再現失傳(chuan) 已久的漢代易學，尤其使漢代複雜的象數易學得以承傳(chuan) 和延續，糾正了易學研究因脫離文本解釋而滋生繁衍及忽略訓詁而偏於(yu) 義(yi) 理的傾(qing) 向，辨清易學的源流，捍衛了《周易》文本和漢代易學文本在易學發展過程中的權威性、合法性，重塑了嚴(yan) 謹篤實的學風，對於(yu) 探討易學文本形成和理清易學文本固有的意義(yi) 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毫無疑問，以恢複文本本意為(wei) 旨歸，運用訓詁、考據和象數方法，解釋易學文本的字詞句的意義(yi) ，是易學經典解釋不可缺失的一個(ge) 重要環節和必經之路，也是每一位易學研究者應該熟悉和把握的易學解釋方法。然而，易學和經學研究，不僅(jin) 應研究漢學，秉承漢學方法，也應研究宋學，接受宋學方法，即由漢學訓詁考辨開顯出義(yi) 理之學。乾嘉易學總體(ti) 上重訓詁考據，缺失義(yi) 理，是一弊；尚古泥古，缺乏創新是另一弊。因此，梁啟超用“功罪參半”評價(jia) 乾嘉易學，即“篤守家法，令所謂‘漢學’者壁壘森固，旗幟鮮明，此其功也：膠固、盲從(cong) 、褊狹、好排斥異己，以致啟蒙時代之懷疑的精神、批評的態度，幾夭閼焉，此其罪也”(26)。梁氏評價(jia) 比較中肯。

從(cong) 易學解釋學看，乾嘉學者所提倡的易學方法和以這種方法所作出的解釋，類似於(yu) 西方“獨斷型詮釋學”(27)，而宋學易特別是心學易則類似於(yu) 西方的“探究型詮釋學”。前者是把文本意義(yi) 視為(wei) 絕對的、唯一的、不變的，解釋的目的是客觀地重構和複製作者的意義(yi) ，更好地理解文本和接近文本意義(yi) 。樸學易運用訓詁方法和考據方法，固守、承傳(chuan) 易學文本本義(yi) 固然重要，但是絕不是易學和經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易學和經學研究的目標不是簡單複製和重構文本作者的意圖，真實再現文本的意義(yi) ，而是透過文本的解釋，發掘文本中聖人之意和天地自然之道，重新構建具時代實踐意義(yi) 的、貫通天人的、內(nei) 聖外王的理論體(ti) 係，這種創造性解釋，賦予文本新的意義(yi) ，從(cong) 而由文本文字意義(yi) 解釋上升到以義(yi) 理為(wei) 核心的哲理層麵的解釋，這是清代易學家和經學家所追求的目標。這種解釋不僅(jin) 取決(jue) 於(yu) 形成文本的傳(chuan) 統和解釋者所處的曆史處境，也取決(jue) 於(yu) 解釋者的自身理解。理解和解釋的意義(yi) 在於(yu) 創新，這種創新是文本與(yu) 解釋者視閾融合的過程。如伽達默爾曾指出：“每個(ge) 時代都必須按照它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曆史流傳(chuan) 下來的本文(28)，因為(wei) 這本文是屬於(yu) 整個(ge) 傳(chuan) 統的一部分，而每個(ge) 時代則是對這整個(ge) 傳(chuan) 統有一種實際的興(xing) 趣，並試圖在這傳(chuan) 統中理解自身。當某個(ge) 本文對解釋者產(chan) 生興(xing) 趣時，該文本的真實意義(yi) 並不依賴於(yu) 作者及其最初的讀者所表現的偶然性。至少這種意義(yi) 不是完全從(cong) 這裏得到的。因為(wei) 這種意義(yi) 總是同時由解釋者的曆史處境所規定的，因而也是由整個(ge) 客觀的曆史進程所規定的。”(29)因此，易學和經學的發展是一個(ge) 對於(yu) 易學文本不斷解釋、不斷創新的過程，曆史上任何一種易學思想都是迎合時代需求而形成和發展的，反映那個(ge) 時代易學家對於(yu) 易學獨特的理解和解釋，這種獨特的解釋和理解存在的合理性和價(jia) 值，就在於(yu) 為(wei) 易學發展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及新的觀點，對當時社會(hui) 出現的諸種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直接或間接地為(wei) 解決(jue) 這些問題提出理論性的指導。焦循在批判乾嘉學派時，似乎也覺察到這一點，他說：

近世考據之家，唯漢儒是師，宋元說經棄之如糞土，亦非也。自我而上溯之，漢古也，宋亦古也。自經而下衡之，宋後也，漢亦後也。唯自經論經，自漢論漢，自宋論宋，且自魏晉六朝論魏晉六朝，自李唐五代論李唐五代，自元論元，自明論明，抑且自鄭論鄭，自朱論朱。各其意而以我之精神血氣臨(lin) 之，斯可也。(30)

正是因為(wei) 如此，不可簡單否定任何一種易學和經學思想存在的合理的價(jia) 值。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清代乾嘉易學關(guan) 於(yu) 圖書(shu) 之學的考辨，即圖書(shu) 之學作為(wei) 一種被證明了的偽(wei) 學而擯棄之，是否過於(yu) 輕率，令人深思。其實，圖書(shu) 之真偽(wei) ，也已經不是問題的關(guan) 鍵，關(guan) 鍵在於(yu) 它折射出當時易學研究乃至整個(ge) 經學發展所表現出的強烈的問題意識，具體(ti) 說，漢唐以文字箋注為(wei) 方法、以追求經典文本本義(yi) 為(wei) 終極目標的經典解釋學已不能滿足當時學術發展的需求而開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問題意識為(wei) 核心、透過文本字詞句的解釋、以闡發和體(ti) 驗聖人之意為(wei) 方法、以希賢成聖為(wei) 終極目標的解釋學。這種經學方法研究的轉向，為(wei) 經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經學研究以新的形式延續發展和繁榮，不應該把這個(ge) 時代貶為(wei) 經學研究的“積衰時代”之始，而是經學解釋的創新時代。處於(yu) 北宋初期的劉牧、邵雍等人不囿於(yu) 易學文字箋注形式，以《易傳(chuan) 》的數理為(wei) 最基本的依據，追溯易學源頭，揣摩易學聖賢思緒，探索《周易》成書(shu) 的曆程，由此而形成以解釋圖式為(wei) 最基本內(nei) 容的先天後天之學，開啟了此時期經學解釋創新之先河。宋代圖書(shu) 之學雖然未必符合易學文本意義(yi) ，即所使用的許多證據未必可靠，其結論未必正確，但是它是宋代易學家在新語境下力圖改變漢唐箋注之學而重新尋找新的解易方式所作的努力，是以清新直觀、內(nei) 涵數理的圖式複活漢代象數易學的一種方式，也是立足於(yu) 象數探索易學源頭和解釋文本意義(yi) 所做的新的嚐試，因而，圖書(shu) 之學的價(jia) 值在融合漢以來象數之學基礎上，創建一種新的象數解易方法和內(nei) 涵數理的宇宙圖式，雖然其主要觀點、論據和符號的推演及其論證過程存有種種不合理的因素，但反映了宋人對於(yu) 易學的一種獨到理解和具有創新意義(yi) 的易學觀。就易學發展而言，這種以象數為(wei) 核心的易學觀，既可承孔子和《易傳(chuan) 》象數思想，又可續兩(liang) 漢象數易學。圖書(shu) 之學在易學發展過程中，在與(yu) 其他文化交融過程中，對於(yu) 宋代和以後社會(hui) 諸多方麵所產(chan) 生的作用和影響，不可簡單地用“是”與(yu) “非”評價(jia) 之，更不可徹底詆毀之。

試想易學研究如果一味固守和恢複易學文本，一味求古信古，或僅(jin) 僅(jin) 以易學文本為(wei) 尺度，以訓詁和考據為(wei) 方法，其研究結果就是回歸卜筮的《周易》文本，不僅(jin) 圖書(shu) 之學是偽(wei) 學，連孔子為(wei) 《周易》所做的解釋，以及後世王弼、程頤等人所闡發的義(yi) 理，皆不符合卜筮之書(shu) 的原義(yi) ，都應拋棄。《周易》隻不過是卜筮之書(shu) 而已，易學研究如果停留在卜筮的話語層麵上探討文字意義(yi) ，那麽(me) 《周易》與(yu) 其他術數之書(shu) 有何區別，對於(yu) 中國整個(ge) 曆史發展和文化形成有何價(jia) 值可言?因此，評價(jia) 一種觀點和思想的關(guan) 鍵是以什麽(me) 作為(wei) 尺度，采取何種方法，站在何種角度去評價(jia) ，這很重要。不可感情用事，以偏概全。

同時，按照解釋學的觀點，任何一種對於(yu) 文本的理解和解釋，皆是一種合理趨向真理的偏見。伽達默爾指出：“在構成我們(men) 的存在的過程中，偏見的作用要比判斷的作用大。這是一種帶有挑戰性的闡述，因為(wei) 我用這種闡述使一種積極的偏見概念恢複了它的合法地位……偏見並非必然是不正確的或錯誤的，並非不可避免地會(hui) 歪曲真理。事實上，我們(men) 存在的曆史性包含著從(cong) 詞義(yi) 上所說的偏見，它為(wei) 我們(men) 整個(ge) 經驗的能力構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見就是我們(men) 對世界開放的傾(qing) 向性。”(31)由此觀之，乾嘉學派的研究對象，是包括易學在內(nei) 的漢學，在經學研究中，漢學本身與(yu) 宋學一樣，也應是一種合理的偏見，而不是絕對的真理。清代學者在反省自己學術時，對漢宋經學研究所存在的這種偏見做了解讀。四庫館臣紀昀在總結漢宋經學時指出：

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shu) 者以空疏薄之，不足以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yi) 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庫全書(shu) 總目·經部總敘》)

清末民初杭辛齋在精研漢宋兩(liang) 家易學基礎上，對於(yu) 漢宋兩(liang) 家易學的偏見做了精辟的概括：

自來言《易》者，不出乎漢宋二派，各有專(zhuan) 長，亦皆有所蔽。漢學重名物，重訓詁，一字一義(yi) ，辨析異同，不憚參伍考訂，以求其本之所自、意之所當，且尊家法，恪守師承，各守範圍，不敢移易尺寸，嚴(yan) 正精確，良足為(wei) 說經之模範。然其蔽在墨守故訓，取糟粕而遺其精華……宋學正心誠意，重知行合一，嚴(yan) 理欲之大防，踐履篤實，操行不苟，所謂“和順於(yu) 道德而理於(yu) 義(yi) ，窮理盡性以至於(yu) 命”者，亦未始非羲經形而上學之極功。但承王弼掃象之遺風，隻就經傳(chuan) 之原文，以己意為(wei) 揣測，其不可通者，不憚變更句讀，移易經文，斷言為(wei) 錯簡脫誤，此非漢學家所敢出者也。(《漢宋學派異同》)(32)

杭辛齋從(cong) 易學發展的角度和當時中國現實出發反對舊式經學研究方式，對漢宋易學偏見和弊端進行深刻的揭露：“乃三千年來，易學晦塞，講漢學者溺於(yu) 訓詁，宗宋學者空談性理，視‘製器尚象’之一道，以為(wei) 形而下者，不屑深究。”(《製器尚象》)(33)基於(yu) 此，提出“以世界之眼光觀其象”，並力圖用西學改造易學，賦予易學全新的含義(yi) 。清人的觀點，不得不引起我們(men) 的深思。對於(yu) 清代樸學易學和宋易的評價(jia) ，既不可簡單地肯定，也不可簡單地否定，而應該客觀、曆史地看待。

就乾嘉學派的研究內(nei) 容與(yu) 方法看，他們(men) 憑借訓詁和考辨方法，通過對於(yu) 文本的詮釋，主觀上力圖重新複製和再顯文本的本義(yi) 和作者的真實生活。然而，時代和語境已發生了變化，作為(wei) 解釋者個(ge) 體(ti) 對於(yu) 文本的理解和解釋依賴於(yu) 其“先見”或“前理解”。如海德格爾所言：“把某某東(dong) 西作為(wei) 某某東(dong) 西加以解釋，這在本質上是通過先有、先見和先把握來起作用的。解釋從(cong) 來不是對先行給定的東(dong) 西所作的無前提的把握。如果按照正確的本文解釋的意義(yi) ，解釋的特殊具體(ti) 化固然喜歡援引‘有典可稽’(dasteht)的東(dong) 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東(dong) 西隻不過是解釋者的不言自明的無可爭(zheng) 議的先入之見(Vormeinung)。任何解釋工作之初都必然有這種先入之見，作為(wei) 隨著解釋就已經‘設定了的’東(dong) 西是先行給定了的，這就是說，是在先有、先見和先把握中先行給定了的。”(34)由於(yu) 解釋者“先見”參差不齊，存在差異，無論采用何種方法和運用何種手段，或標榜其研究方法如何可靠合理，思路如何正確，而對於(yu) 文本的理解和解釋總是為(wei) “先見”所左右，而夾雜有主觀因素，其研究的結論不管看似多麽(me) 接近客觀曆史事實，絕不能等同於(yu) 真實曆史，總是有一定的差距，也是一種合理的偏見。因而乾嘉易學完全回到文本、複製和再現文本固有的意義(yi) 和作者生活，客觀上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為(wei) 何同在乾嘉時期學者運用相同方法對於(yu) 同一文本會(hui) 做出不同的解釋的原因。因此，我們(men) 今天研究易學和經學決(jue) 不能過分依賴和盲從(cong) 乾嘉時期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注釋：

①參見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wei) 學》，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頁。

②王夫之：《周易內(nei) 傳(chuan) 發例》，載《周易外傳(chuan) 》，李一忻點校，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382頁。

③參見周玉山：《易學文獻原論》(二)，《周易研究》1994年第1期。

④方東(dong) 樹：《漢學商兌(dui) 》卷下，載《漢學師承記》(外二種)，上海：中西書(shu) 局，2012年，第338、339頁。

⑤陳澧：《東(dong) 塾讀書(shu) 記》，上海：中西書(shu) 局，2012年，第49-65頁。

⑥章太炎認為(wei) ：“披佗告拉斯家所主張的事物十個(ge) 屬性，其八皆為(wei) 《周易》恒義(yi) 。”參見章太炎：《清儒一》，載《訄書(shu) 》(重訂本)，上海：中西書(shu) 局，2012年，第130-131頁。

⑦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⑧參見劉師培：《經學教科書(shu) 》第2冊(ce)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⑨參見嚴(yan) 複：《天演論》，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

⑩顧炎武：《與(yu) 友人論學書(shu) 》，載《顧亭林詩文集》卷3，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第41頁。

(11)顧炎武：《答李子德書(shu) 》，載《顧亭林詩文集》卷4，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第73頁。

(12)惠棟：《九經古義(yi) 序》，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13)錢大昕：《經籍纂詁序》，《潛研堂集》卷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

(15)阮元：《揅經室一集》卷2《擬國史儒林傳(chuan) 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7-38頁。

(16)袁枚：《小倉(cang) 山房文集》卷30《與(yu) 程嶯園書(shu)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00頁。

(17)方東(dong) 樹：《漢學商兌(dui) 》卷中之下，載《漢學師承記》(外二種)，上海：中西書(shu) 局，2012年，第283頁。

(18)方東(dong) 樹：《漢學商兌(dui) 》卷中之下，載《漢學師承記》(外二種)，上海：中西書(shu) 局，2012年，第291頁。

　(19)方東(dong) 樹：《儀(yi) 衛軒文集》卷1《辨道論》，同治本。

(20)姚鼐：《惜抱軒文集》卷4《述庵文鈔集序》，嘉慶本。

(21)翁方綱：《複初齋文集》卷7《考訂論上之一》，道光本。

(22)陳居淵：《漢學更新運動研究——清代學術新論》，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233頁。

(23)錢基博：《周易題解及其讀法》，上海：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1991年，第56頁。

(24)錢基博：《周易題解及其讀法》，上海：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1991年，第58頁。

(25)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5頁。

(26)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頁。

(27)洪漢鼎：《編者引言：何為(wei) 詮釋學》，載《理解與(yu) 解釋》，北京：東(dong) 方出版社，2001年，第14頁。

(28)有的譯本譯為(wei) “文本”。

(29)伽達默爾：《真理與(yu) 方法》，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380頁。

(30)焦循：《裏堂家訓》卷下，清《傳(chuan) 硯齋叢(cong) 書(shu) 》本。

(31)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夏鎮平、宋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8-9頁。

(32)杭辛齋：《學易筆談·初集》卷1，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8頁。

(33)杭辛齋：《學易筆談·二集》卷1，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6頁。

(34)海德格爾：《理解和解釋》，見洪漢鼎主編：《理解與(yu) 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北京：東(dong) 方出版社，2001年，第120頁。 

作者簡介：林忠軍(jun) ，山東(dong) 大學 易學與(yu) 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山東(dong) 濟南 250100 林忠軍(jun) ，山東(dong) 大學易學與(yu) 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教授，泰山學者特評專(zhuan) 家，研究方向：易學。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