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chuan) 刻為(wei) 中心

作者：顧永新

來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3年0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十七日己亥

           耶穌2017年5月12日

【摘要】

近古時代,經學文獻在流傳(chuan) 和刊刻過程中,不斷衍生出新的不同類型、不同級次的文獻,並表現出民間化、通俗化的傾(qing) 向。通過對相關(guan) 著錄及見存版本實物的考察,可知經學文獻的變異和衍生無不是在傳(chuan) 刻過程中通過內(nei) 容重編、體(ti) 式改造來實現的,這在"正經注疏"和"五經四書(shu) "兩(liang) 個(ge) 主幹係統中表現得尤為(wei) 明顯、充分,而直接的驅動力就是科舉(ju) 考試的推廣和雕版印刷的發達。同時,近古經學文獻還表現出多元化、多樣化的傾(qing) 向,兩(liang) 大主幹係統之外,仍然有其他係統或其他載體(ti) 的存在。而中日兩(liang) 國經學文獻的流播,也是經學文獻衍生的一個(ge) 真實側(ce) 麵和特殊形態,反映了文獻流傳(chuan) 的雙向軌跡和學術思想的交互影響。

【正文】

在中國文化史上，近古(宋、元、明、清)是一個(ge) 文化轉型的時代。由於(yu) 城市的發展，市井文化的漫延，尤其是科舉(ju) 製度的推廣，雕版印刷的廣泛使用，文學、學術、宗教、藝術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民間化、世俗化、多元化的傾(qing) 向。經學作為(wei) 傳(chuan) 統學術的核心和根基，以及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表形式，其直接的載體(ti) ——經學文獻也是如此，在流傳(chuan) 和刊行過程中，由官方走向民間，由單一走向多元，由高雅走向通俗，不斷衍生出新的不同類型、不同級次的文獻，數量更大，受眾(zhong) 麵更廣，普及程度更高，商業(ye) 運作更多；與(yu) 之相適應，內(nei) 容和形式不斷地調試，以期滿足多層次、多用途的受眾(zhong) 需求。

經學文獻的主體(ti) 是儒家經典的原典以及以之為(wei) 核心的曆代編纂、注釋、校勘、考據等整理、研究成果。“十三經”的原典在先秦、秦漢時期俱已成書(shu) ，並形成了比較穩定的文本；漢、魏、晉直至隋唐人為(wei) 之作注，是對原典的注釋；南北朝義(yi) 疏及唐、宋“五經正義(yi) ”、“七經疏義(yi) ”，是對原典及其特定古注的再注釋。宋元刊行的諸經注疏合刻本，以及明清匯刻的“十三經注疏”就是這些經、注、疏(多附載《經典釋文》)的結集，我們(men) 姑且稱之為(wei) 正經注疏。這是一個(ge) 垂直的、自足的係統，是經學文獻的核心。隨著經學史上撥棄章句注疏之學、倡導義(yi) 理之學的經學轉型期的結束，“五經四書(shu) ”的宋元人新注不斷湧現，尤以朱熹及其學派的相關(guan) 著作影響最大，南宋後期至元代既成主流，進入明代成為(wei) 獨尊的通行本。近古時代，其傳(chuan) 播範圍之廣、通行程度之高，是正經注疏所無法比擬的。朱學係統內(nei) 部的傳(chuan) 承和發揚又使之形成新的垂直係統，即朱子等對於(yu) 原典的注釋成為(wei) 新的經典，其弟子或後學為(wei) 之再作注釋，或稱注(傳(chuan) 、釋、解等)，或稱疏(疏義(yi) 、纂疏等)，並將這個(ge) 係統內(nei) 外的各家說法加以匯編。當然，兩(liang) 個(ge) 係統之間也有交叉和融會(hui) ，如元李廉《春秋諸傳(chuan) 會(hui) 通》就是由正經係統《左傳(chuan) 》注(杜預《集解》)、疏(孔穎達《正義(yi) 》)和宋人“五經”係統胡安國《春秋傳(chuan) 》兩(liang) 個(ge) 源頭衍生出來的。雖有所側(ce) 重，但更多地呈現出來的是二者的交集。本文立足於(yu) 上述兩(liang) 個(ge) 相對獨立的係統，通過對各係統內(nei) 部經學文獻的傳(chuan) 承、流變、編纂、刊行的考察，透視出近古經學文獻衍生的脈絡和規律，及其所表現出來的通俗化傾(qing) 向。

這裏，我們(men) 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將兩(liang) 個(ge) 係統內(nei) 部的經學文獻再作劃分，依次分為(wei) 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文獻，以期對各係統內(nei) 部經學文獻有整體(ti) 的、全方位的而又曆史的、有層次的認識，並進而探求各級次文獻之間衍生、孳乳的過程。

1、正經注疏的衍生與(yu) 傳(chuan) 刻

正經注疏係統的一次文獻無疑就是《周易》、《尚書(shu) 》、《毛詩》、《周禮》、《儀(yi) 禮》、《禮記》、《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孝經》、《論語》、《爾雅》、《孟子》等“十三經”的原典。一次文獻本身既已包含著豐(feng) 富而複雜的語言文字、思想文化、曆史因革和學術傳(chuan) 承信息，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人抄寫(xie) 或印行更形成了不同版本，從(cong) 而增加了其複雜性，削弱了其穩定性。這種版本異同的狀況在二、三、四次文獻中同樣也是存在的。二次文獻包括漢、魏、晉古注，間有隋唐舊注，是對一次文獻(原典)的注釋，所謂“正注”包括《周易》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尚書(shu) 》偽(wei) 漢孔安國傳(chuan) 、《毛詩》漢毛亨傳(chuan) 、鄭玄箋、《周禮》鄭玄注、《儀(yi) 禮》鄭玄注、《禮記》鄭玄注、《春秋左傳(chuan) 》晉杜預集解、《公羊傳(chuan) 》漢何休解詁、《穀梁傳(chuan) 》晉範寧集解、《論語》魏何晏集解、《孝經》唐玄宗注、《爾雅》晉郭璞注、《孟子》漢趙岐注等。當然，漢魏至隋唐的其他注解，如《周易》漢魏的孟喜、京房、荀爽、馬融、鄭玄、虞翻、王肅、幹寶等注；《尚書(shu) 》漢代的伏勝、馬融、鄭玄等注；漢代今文三家《詩》傳(chuan) (或分內(nei) 、外傳(chuan) )、說、故；《左傳(chuan) 》漢代的賈逵、服虔等注；《論語》鄭玄注；《孝經》所謂的“孔傳(chuan) ”和“鄭注”等等，理論上也屬於(yu) 二次文獻；但由於(yu) 政治、學術或地域、學派等方麵的緣故未能成為(wei) “正注”，所以不列入本文討論的範疇。經傳(chuan) (如《易經》和《易傳(chuan) 》、《春秋經》和三傳(chuan) )原本各自單行，古注更是獨立於(yu) 經傳(chuan) 之外別行。不過，六朝以後行世者，隻有經注本而無單經本。也就是說，六朝以後一、二次文獻已合為(wei) 一體(ti) ，正經因正注而得以傳(chuan) 承有緒，正注因正經而獲得正統地位。三次文獻即所謂疏，是對原典及原典注釋的再注釋，大體(ti) 可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次：一是南北朝直至隋唐的義(yi) 疏之作，今多已亡佚，傳(chuan) 世者有梁皇侃《論語義(yi) 疏》；二是前揭正經正注的“疏”，包括唐孔穎達主持編纂的“五經正義(yi) ”(《周易正義(yi) 》、《尚書(shu) 正義(yi) 》、《毛詩正義(yi) 》、《禮記正義(yi) 》、《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和賈公彥《周禮疏》、《儀(yi) 禮疏》、徐彥《春秋公羊傳(chuan) 疏》、楊士勳《春秋穀梁傳(chuan) 疏》，以及宋邢昺等編纂的《論語疏》、《孝經疏》、《爾雅疏》(唐人賈、徐、楊所撰四疏連同宋人新修三疏，北宋時由國子監校定刊行，稱之為(wei) “七經疏義(yi) ”)和舊題北宋孫奭所作《孟子疏》。實際上，唐宋人所作的疏(正義(yi) )是在前人義(yi) 疏的基礎上完成的(如邢昺《論語疏》“大抵翦皇氏(《義(yi) 疏》)之枝蔓，而稍傅以義(yi) 理”)，基本上涵蓋了其主體(ti) 內(nei) 容(個(ge) 別的疏直接以前人舊疏為(wei) 藍本，如唐元行衝(chong) 為(wei) 玄宗《孝經注》作疏，而邢昺疏所依據的正是《元疏》)。疏(正義(yi) )原本單行(單疏本)，直到南宋才出現注疏合刻本，經、注、疏合刻，至此一、二、三次文獻合而為(wei) 一。當然，這並不排除同時及其後並行的單經(白文)本、經注本、單疏本等其他類型正經刻本的存在。

從(cong) 時代上劃分，正經注疏的一次文獻均產(chan) 生於(yu) 先秦、秦漢，二次文獻主要是漢、魏、晉古注，及個(ge) 別隋唐舊注，三次文獻則是南北朝直至唐宋由一、二次文獻衍生出來的。二次、三次文獻之外，唐宋以降正經的其他注釋(之所以沒有把這部分注釋列入二次文獻，是因為(wei) 這些經注多係參酌漢魏古注和唐宋疏義(yi) 之作，並非單純地植根於(yu) 原典的原始文本)以及曆代以序跋、劄記、評點、校記、解題等其他形式出現的相關(guan) 研究論著，連同經學文獻的整理成果，如曆代公私目錄和史誌目錄中的相關(guan) 著錄、經學文獻專(zhuan) 科目錄、各種經書(shu) 選本、節本、經學叢(cong) 書(shu) 、各種相關(guan) 著作中保存下來的校勘和訓詁資料等，則是四次文獻。就四部分類目錄的經部類目而言，群經總義(yi) 類(如鄭玄《駁五經異義(yi) 》、陸德明《經典釋文》)著作基本上都屬於(yu) 四次文獻。樂(le) 類是比較特殊的，無一次文獻，《漢書(shu) ·藝文誌》所著錄的《樂(le) 記》等篇可視為(wei) 二次文獻，而以下諸書(shu) 多為(wei) 四次文獻，如宋陳暘《樂(le) 書(shu) 》、蔡元定《律呂新書(shu) 》等。禮類除了《周禮》、《儀(yi) 禮》、《禮記》三禮之屬，還有三禮總義(yi) (如宋聶崇義(yi) 《三禮圖集注》)、通禮(如朱子《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雜禮書(shu) (如宋陳祥道《禮書(shu) 》)之屬，大體(ti) 上也都是四次文獻。總之，四次文獻是由一、二、三次文獻衍生出來的整理、研究著作。

雕版印刷儒家經典始於(yu) 五代，最先刊行的是一、二次文獻的結合體(ti) ——經注本，自後唐長興(xing) 三年(932)至後周廣順三年(953)，前後曆經四朝二十餘(yu) 年校刊完成。北宋前期繼續沿用，到了中期，版片多殘損、漫漶，於(yu) 是景德二年(1005)至天禧五年(1021)間國子監相繼重刊諸經經注本。靖康之亂(luan) ，不僅(jin) 北宋監本悉數被運往燕京，連同書(shu) 版也為(wei) 金人擄掠以北去，損失殆盡。南宋國子監又據北宋監本翻刻，實際上是江南各州郡刊刻、再將版片送往國子監的。兩(liang) 宋監本書(shu) 版允許吏民刷印，並頒行地方，準予翻刻，進一步促進了經書(shu) 的推廣和流通，也使得經書(shu) 刊刻統一在監本係統之內(nei) ，進而出現了眾(zhong) 多的官刻本和坊刻本。南宋官刻經注本以撫州公使庫和興(xing) 國軍(jun) 學刻本最稱善本，刊刻群經的同時並刻陸德明《經典釋文》，各經音義(yi) 依經別行，配套出現。附刻《釋文》的形式固然可以及時查對音義(yi) ，但翻檢仍嫌不便，於(yu) 是南宋初坊間開始出現了經注附《釋文》本，將各經《釋文》打散，依次分別插入相應的被釋經、注文之下，省卻翻檢之勞，頗為(wei) 便利。經注附《釋文》本是由單純的經注本附刻《釋文》衍生出來的，所附《釋文》經過不斷的增刪、改易(先後有興(xing) 國於(yu) 氏、建安餘(yu) 仁仲萬(wan) 卷堂和廖瑩中世綵堂等刊本)，便於(yu) 閱讀，迎合了當時學校教育、科舉(ju) 考試及經術研修的多重需求。也正是出於(yu) 這一目的，南宋中期至宋末又從(cong) 經注附《釋文》本中衍生出一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其書(shu) 由建陽書(shu) 坊刊行，名目繁多，如纂圖互注、重言重意、互注點校及監本、京本、婺本等，不過是吸引讀者眼球，內(nei) 容上並無實質性的差異，往往陳陳相因，輾轉相承。經、注文多施以句讀或發字(唐宋標注四聲的方法，以圓圈或墨點分注字的不同位置以示四聲)，本文之前插配圖畫或圖表(天文地理、器物服飾、傳(chuan) 授統緒、知識體(ti) 係等等)稱作“纂圖”，“曰重言者，本經相同之句；曰重意者，句似而意同之文；曰互注者，他經所引之語”。各書(shu) 體(ti) 式不一，或具其一二，或兼具多項。

早在重刊經注本之前，北宋國子監從(cong) 端拱元年(988)到景德二年(1005)十幾年間，已先行校定、刊行“五經正義(yi) ”和“七經疏義(yi) ”，即“九經三傳(chuan) ”單疏本。南宋國子監又據北宋監本翻刻，今存單疏本均為(wei) 南宋刻本(或後世覆刻本、影抄本)。五代、北宋經注本和單疏本先後刊行，一直各自別行，宋朝南渡以前並無“注疏”之名。經注本兼有經、注文，而單疏本不具經注，兩(liang) 本對照閱讀，翻檢猶嫌不便，這才產(chan) 生了經注和單疏萃於(yu) 一書(shu) 的構想。南宋前期，兩(liang) 浙東(dong) 路茶鹽司和紹興(xing) 府先後刊行群經經文、注、疏合刻本，亦即《九經三傳(chuan) 沿革例》所謂“越中舊本注疏”，通稱八行本，當時至少刊刻了《周易》、《周禮》、《尚書(shu) 》、《禮記》、《毛詩》、《左傳(chuan) 》、《論語》、《孟子》等八種。南宋後期，建陽地區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注疏合刻本，於(yu) 經、注、疏之外加入《釋文》，今傳(chuan) 建安劉叔剛(桂軒)一經堂刻本《附釋音毛詩注疏》、《附釋音春秋左傳(chuan) 注疏》及《附釋音禮記注疏》(和珅覆刻本)，此外當有若幹種，刻者或非一家，或全部出於(yu) 一經堂。這就是所謂宋刊十行本注疏，《九經三傳(chuan) 沿革例》稱作“建本有音釋注疏”。清人所謂十行本並非宋本，實為(wei) 元大德至泰定間刊刻、明正德中修補本，其版曆元明兩(liang) 朝迭經修補，或稱南監本(據今人研究，書(shu) 版一直存在福建，實際上並未在南京國子監印行)。明嘉靖中，閩中禦史李元陽、提學僉(qian) 事江以達校刊諸經注疏，以元刻十行本為(wei) 底本，這是全部“十三經注疏”匯刻的第一次。萬(wan) 曆中，北京國子監據李元陽本重刻，是為(wei) 北監本。崇禎中，毛氏汲古閣又據北監本重刻，是為(wei) 汲古閣本。清乾隆初年，武英殿據北監本重刻，加以句讀，並附考證，是為(wei) 殿本。嘉慶二十年(1815)，在阮元主持之下，南昌府學據十行本十一經並黃丕烈所藏《儀(yi) 禮》、《爾雅》單疏本重刊，又附刻各經《校勘記》於(yu) 卷末，題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總之，正經注疏一、二、三次文獻的多重衍生都是在版本刊刻過程中通過內(nei) 容重編、體(ti) 式改造來實現的。經注本是六朝以後正經最通行、最基本的文本形態，五代、北宋均為(wei) 單純的經注本，進入南宋，先後衍生出附刻《釋文》的經注本、經注附《釋文》本、纂圖互注本等版本類型。單疏本於(yu) 北宋刊行之後，原本與(yu) 經注本各自別行，南宋初始與(yu) 經注本合刻，衍生出八行注疏合刻本。南宋後期，單疏本又與(yu) 經注附《釋文》本合刻，衍生出十行注疏合刻本，元代重新翻刻，明正德中修補，並依次衍生出嘉靖李元陽本、萬(wan) 曆北監本、崇禎汲古閣本等，清乾隆武英殿本出自北監本，嘉慶阮元校刻本則直接出自元刻十行本。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上述諸本之間的相互關(guan) 係和衍生路徑並不具有普遍性、特定性，也就是說，並不是全部十三經都適合這一路徑。如《孟子》疏為(wei) 兩(liang) 宋之際人偽(wei) 作，故無單疏本之刻；《儀(yi) 禮》在明嘉靖之前僅(jin) 有經注本(無經注附《釋文》本)和單疏本，並無注疏合刻本；《爾雅》、《孝經》注疏合刻始於(yu) 元代。第二，就八行本和十行本的關(guan) 係而言，《論語》、《孟子》二經的十行本直接出自八行本，並不是由經注附《釋文》本和單疏本重構而成的，而它經則不具有這種直接的承繼關(guan) 係。第三，就《論語》而言，經注本和注疏合刻本所附《釋文》並無關(guan) 聯，分別源出《經典釋文》，這可以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印證上述十行本構成的結論。第四，宋元之際正經注疏的刻本數量眾(zhong) 多，係統複雜，傳(chuan) 世的個(ge) 別版本僅(jin) 為(wei) 其中的片段或局部，所構擬係統必有缺環，不足以完全代表當時的實際狀況。

2、“五經四書(shu) ”的衍生和通俗化

隨著漢唐章句注疏之學逐步趨向繁瑣化和自我封閉，經學自身的發展走進了死胡同。唐大曆以後，“自名其學”的經學家不斷湧現，尤其是啖助、趙匡、陸淳等的《春秋》學派以經駁傳(chuan) ，斷以己意，昭示著經學史上轉型期的開始。北宋時期，不惑傳(chuan) 注、自出新意逐漸形成風氣，並在慶曆以後演變成疑古惑經的學術思潮。歐陽修、劉敞、蘇氏父子、王安石等往往摒棄章句注疏之學，以新意解經；又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等為(wei) 心性之學，理學蔚然興(xing) 起，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五經又有了新注，成為(wei) 程朱理學思想的載體(ti) ：宋胡安國《春秋傳(chuan) 》、朱熹《周易本義(yi) 》、《詩集傳(chuan) 》、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以及元陳澔《禮記集說》。另外，朱熹又在韓愈、李翱推崇《孟子》、重視《大學》、《中庸》以及二程“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yu) 《語》、《孟》並行”的基礎之上，撰成《四書(shu) 章句集注》，將《論語》、《孟子》與(yu) 《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liang) 篇配合起來，集中進行注釋和闡發，於(yu) 是有《四書(shu) 》之名。其中，《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中庸章句》一卷。

元人虞集論當時朱學係統諸書(shu) 的社會(hui) 影響以及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曰：

群經、《四書(shu) 》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chuan) 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wei) 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shu) 。書(shu) 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

這樣，獨立於(yu) 正經注疏之外、秉承程朱理學思想的“五經四書(shu) ”係統已經形成。我們(men) 仍然采用劃分級次文獻的方法來剖析這個(ge) 係統。“五經四書(shu) ”本文無疑就是一次文獻，前揭朱熹等的新注則可以視作二次文獻。三次文獻是宋元人為(wei) 新注再作的注釋，猶如唐宋人為(wei) 漢魏古注所作的疏(正義(yi) )，大致可分為(wei) 兩(liang) 種類型，一是羽翼、發明或辨證、去取朱熹等新注，一是纂集宋元及前代諸家經說，彼此互證，轉相發明。不管哪一種類型，都把新注奉為(wei) 圭臬，或徑稱疏，以孔(穎達)、賈(公彥)為(wei) 標榜，如疏解注，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其他相關(guan) 的整理、研究成果則可納入四次文獻的範疇。

明永樂(le) 中頒行的《四書(shu) 大全》和《五經大全》實際上株守甚至攘取三次文獻各書(shu) ，從(cong) 中衍生而來。《四書(shu) 大全》即全以倪士毅《四書(shu) 輯釋》為(wei) 藍本，“稍加點竄”，編訂而成。《周易傳(chuan) 義(yi) 大全》取諸天台董楷《周易傳(chuan) 義(yi) 附錄》、鄱陽董真卿《周易會(hui) 通》和雙湖胡一桂《周易本義(yi) 附錄纂疏》、雲(yun) 峰胡炳文《周易本義(yi) 通釋》。《書(shu) 經大全》大旨本陳櫟《尚書(shu) 集傳(chuan) 纂疏》和陳師凱《書(shu) 蔡傳(chuan) 旁通》。依顧、朱二氏所言，《詩傳(chuan) 大全》實出自元劉瑾《詩傳(chuan) 通釋》；《春秋大全》取材於(yu) 汪克寬《春秋胡氏傳(chuan) 附錄纂疏》。比較特殊的是《禮記大全》，“就陳氏(澔)《集說》而增益之”。這是因為(wei) 元代及明初科舉(ju) 程式《禮記》均主注疏，永樂(le) 以後才廢注疏不用，止用《集說》。《大全》攘竊成書(shu) ，為(wei) 後人所詬病；但取材對象多為(wei) 相關(guan) 著述中學術價(jia) 值較高者，或義(yi) 理明備，或采擇精審，亦不可完全否定。

總之，從(cong) 朱學係統新注中衍生出來的三次文獻(出以疏義(yi) 、纂傳(chuan) 、纂注、纂疏等名目)，明初又成為(wei) 《四書(shu) 、五經大全》的取材對象，或沿用其例，或攘取成文。而《大全》一出，成為(wei) 官方指定的標準文本，懸為(wei) 令甲，直接影響到有明一代的經學，不僅(jin) 漢唐注疏廢止不用，即便是其所從(cong) 出的宋元疏義(yi) 亦多湮沒無聞。

“五經四書(shu) ”係統的經學文獻既以程朱理學為(wei) 絕對的指導思想，又以科舉(ju) 考試的推廣和雕版印刷的發達為(wei) 雙驅動，在近古社會(hui) 逐漸壓倒傳(chuan) 統的正經注疏，最終成為(wei) 主流的標準文本，呈現出多重衍生和通俗化的態勢。

科舉(ju) 的演進，科舉(ju) 文體(ti) 的程式化，實質上從(cong) 內(nei) 容到形式對士人思想的桎梏都是越來越嚴(yan) ，從(cong) 而對經學文獻衍生的路徑也產(chan) 生了影響。元太宗九年(1237)，因耶律楚材等之請，一度開科取士，但此後中斷了七十多年。直至仁宗皇慶二年(1313)十一月，才正式頒布科舉(ju) 程式，次年(延祐元年)正式開科取士。按照這一程式，分榜而試，其中漢人、南人：

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nei) 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複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yi) 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wei) 主，《尚書(shu) 》以蔡氏為(wei) 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wei) 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chuan) 》及胡氏《傳(chuan) 》，《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明初實行科舉(ju) ，亦以“五經四書(shu) ”試士。至洪武十七年(1384)頒布科舉(ju) 定式：

《四書(shu) 》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chuan) 》、朱子《本義(yi) 》；《書(shu) 》主《蔡氏傳(chuan) 》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chuan) 》；《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chuan) 及胡安國、張洽《傳(chuan) 》；《禮記》主古注疏。永樂(le) 間，頒《四書(shu) 》、《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chuan) 》，《禮記》止用陳澔《集說》。

明初科舉(ju) 程式大體(ti) 沿襲元代，雖以朱學係統新注為(wei) 主，但兼用注疏；而永樂(le) 以後廢注疏不用，止用《大全》。職此之故，元人雖宗尚朱子學，但尚有漢唐注疏之學的根柢，“當時經義(yi) ，猶不盡廢舊說，故應試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經學所以終勝明代也”；明人則唯《大全》是務，正經注疏束之高閣，“於(yu) 是明代士子為(wei) 製義(yi) 以應科目者，無不誦習(xi) 《大全》，而諸家之說盡廢”。

隨著科舉(ju) 的日益平民化和科舉(ju) 文體(ti) 的不斷程式化，服務於(yu) 科舉(ju) 考試的輔導資料應運而生，以其簡便有效、切於(yu) 實用而流行開來。正是因為(wei) 體(ti) 式和內(nei) 容的程式化和封閉性桎梏了士人的自由發揮和主觀思考，使得這些類似於(yu) 射策、猜謎的參考書(shu) 瞄準科舉(ju) 程式，對士人應考產(chan) 生了立竿見影、行之有效的輔助作用，無疑是一條通往仕途的終南捷徑，所以一時大受追捧，泛濫開來。旺盛的需求和巨大的市場前景，對於(yu) 編撰者和書(shu) 坊來說都是有利可圖的，於(yu) 是形成了編撰、刊行、銷售等各個(ge) 環節聯動的完整利益鏈，又使得受眾(zhong) 進一步增多，影響進一步放大。這一類書(shu) 在宋代既已出現，當時已有梓刻；伴隨著元代重開科舉(ju) ，又成為(wei) 坊刻本的重鎮，發行數量之大，流行區域之廣，使用之普遍遠遠超出宋代。根據相關(guan) 書(shu) 目著錄及傳(chuan) 世版本，可知這類文獻大體(ti) 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科舉(ju) 程文選編，將科舉(ju) 考試中選的文章結集；一是經義(yi) 作法指南，又可細分為(wei) 經義(yi) 和經疑兩(liang) 小類。宋元程文選編和經義(yi) 之作入明多已亡佚，明人尚有編刊元代程文者，清代坊賈則多刊行明代時文。

“五經四書(shu) ”係統多重衍生並漸趨通俗化的另一個(ge) 驅動力來自書(shu) 坊。有關(guan) 科舉(ju) 考試的經學文獻備受坊賈青睞，當然是由於(yu) 其切於(yu) 世用和經濟效益。這也就促使書(shu) 坊不斷地推陳出新，本著通俗化、實用性的原則，促生“五經四書(shu) ”的各種變體(ti) 。如諸經的音釋類著作(即對經文、注文施以注音和釋義(yi) )在元明時期頗為(wei) 流行，猶如《經典釋文》為(wei) 群經經、注文注音釋義(yi) 一樣。朱學係統新注成為(wei) 新的經典之後，也相應地產(chan) 生了音釋的現實需求，音釋本漸次衍生出來。其中流傳(chuan) 最廣、影響最大的是《書(shu) 集傳(chuan) 》、《詩集傳(chuan) 》音釋本。又如出於(yu) 鄉(xiang) 塾童蒙學習(xi) 儒家經典尤其是士子科舉(ju) 考試的需要，通俗淺近的旁注(或作傍訓)類、句解類經學文獻出現於(yu) 宋元之際，元、明兩(liang) 代盛行，或依經直解，旁注窄行；或隨文分句，句各有釋，明顯地趨向於(yu) 通俗化。旁注本經文大字書(shu) 於(yu) 正行，以訓釋字義(yi) 者細書(shu) 於(yu) 旁簡，有署名羅祖禹、李恕、朱升等的“五經四書(shu) ”旁注之作。各家取材大體(ti) 一致，互有因襲，編纂旨意不同，內(nei) 容略有差異。句解本多為(wei) “直音傍訓句解”三種注釋體(ti) 式的集合體(ti) ，經過變異、整合而成，兼釋音義(yi) ，串講文意。《周易》、《尚書(shu) 》、《毛詩》、《周禮》、《禮記》、《左傳(chuan) 》、《論語》、《孟子》等經均有句解本，編著較多、影響較大的作者有林堯叟、朱祖義(yi) 、李公凱和朱申。由於(yu) 發行量大，流通廣泛，同一著作往往有同一作者、不同書(shu) 坊刊行，或不同作者、同一書(shu) 坊刊行的不同版本。

近古時代，《四書(shu) 》在民間的影響力和受眾(zhong) 麵遠遠大於(yu) “五經”。元代最為(wei) 通行的兩(liang) 部《四書(shu) 》學著作是程複心《四書(shu) 章圖纂釋》和倪士毅《四書(shu) 輯釋》。二書(shu) 先後於(yu) 後至元三年(1337)和至正二年(1342)分別由建安德新堂和日新堂刊行。明初，坊間又先後出現了王元善《四書(shu) 輯釋通考》以及二書(shu) 合編本(附載王元善《通考》)。兩(liang) 部名著合編，固然有書(shu) 坊出於(yu) 牟利的考慮，但確實也為(wei) 讀者閱讀提供了便利。宣德、正統間，王逢、劉剡又加以改竄、重編，變換體(ti) 式，改易名目，編成《四書(shu) 通義(yi) 》，正統五年(1440)由進德書(shu) 堂刊行。各種合編本漸次通行，單行本反而流傳(chuan) 不廣。《四書(shu) 輯釋》和《四書(shu) 章圖纂釋》元明兩(liang) 代分合、孳乳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近古經學文獻衍生路徑的縮影，折射出經學、科舉(ju) 和書(shu) 坊三者之間多重的互動關(guan) 係。

3、其他係統或載體(ti) 的經學文獻

由於(yu) 經學的全麵發展和雕版印刷的廣泛應用，近古經學文獻空前繁榮，趨向通俗化的同時，還呈現出多元化、多樣化的傾(qing) 向。除了正經注疏和“五經四書(shu) ”兩(liang) 大主幹係統之外，仍然有其他係統(或者稱之為(wei) 係列，究其淵源雖不出上述兩(liang) 個(ge) 係統，但在某個(ge) 特定曆史時期或特定範圍之內(nei) 具有比較深遠而且持久的影響)的存在。例如，王安石熙寧變法，改革科舉(ju) 製度，王氏新學係列著作行於(yu) 場屋幾十年，雖中間不無反彈、搖擺，但還是直接影響到北宋後期直至南宋的學校教育和科舉(ju) 取士製度。北宋龔原、耿南仲分別著有《周易新講義(yi) 》，先後作為(wei) 三舍法實施期間的學舍講義(yi) ，與(yu) 王安石《易義(yi) 》是一脈相承的。

近古進入刻本時代，書(shu) 籍的主流形製無疑就是刻本，而抄本作為(wei) 書(shu) 籍流傳(chuan) 的重要方式依然不絕如縷。除了這些紙質載體(ti) 之外，以儒家經典為(wei) 題材鐫刻的石經是另一種重要的載體(ti) ，也是經學文獻衍生的另一個(ge) 麵向。之所以鐫刻入石，就是取其奉為(wei) 標準、傳(chuan) 之久遠之義(yi) ，因此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wei) 官方定本，無論是象征意義(yi) 上的還是現實社會(hui) 對於(yu) 標準文本的需求。近古最重要的兩(liang) 部石經是五代後蜀廣政石經和北宋嘉祐石經。蜀石經自廣政元年(938)由其相毋昭裔捐俸始刊，終廣政二十八年間共刻《孝經》、《論語》、《爾雅》、《毛詩》、《尚書(shu) 》、《儀(yi) 禮》、《禮記》、《周禮》、《春秋左氏傳(chuan) 》(截至十七卷，卷十八至三十書(shu) 石在後蜀，而鐫成則已入宋)十經。北宋皇祐中田況補刻《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宣和中席貢補刻《孟子》。嘉祐石經傳(chuan) 世拓本經數有九，周密亦有“九經”之說，但真正是北宋刊刻的僅(jin) 有八經，《孟子》是元初補刻的。關(guan) 於(yu) 其散佚及流向問題，曆來眾(zhong) 說紛紜，所謂金人運往燕京的說法不足為(wei) 據，元世祖時曾加以修複，散亡殆始自元末之亂(luan) 。

4、海外佚存經學文獻的回傳(chuan)

中日兩(liang) 國古代經學文獻的流播由來已久，近古尤為(wei) 頻數，這也是經學文獻衍生的一個(ge) 真實側(ce) 麵和特殊形態，反映了文獻流傳(chuan) 的雙向軌跡和學術思想的交互影響。《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是日本江戶時代古學派學者山井鼎考文、物觀補遺而成的經書(shu) 校勘著作，乾隆中回傳(chuan) ，收入《四庫全書(shu) 》，得到了諸多乾嘉學者的肯定，成為(wei) 清代以降經書(shu) 校勘不可或缺的著作。前揭皇侃《論語義(yi) 疏》南宋後期亡佚，但在日本傳(chuan) 承不絕，寬延三年(1750)古學派學者根本遜誌校訂並刊行足利學校所藏古抄本《皇疏》十卷，後又多次翻刻。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林汪鵬航海至日本，購回根本氏刊本。翌年，浙江布政使王亶望進呈四庫館，收入《四庫全書(shu) 》；後鮑廷博又用王氏翻刻本的版片印入《知不足齋叢(cong) 書(shu) 》。

事實上，作為(wei) 中日經學文獻傳(chuan) 承的重鎮，《孝經》學文獻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雙向流播的曆史源遠流長，其中占主流的當然是東(dong) 傳(chuan) 日本。根據《日本書(shu) 紀》的記載，七世紀初葉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中即有《孝經》的內(nei) 容，可見其書(shu) 傳(chuan) 入日本由來已久。自日本回傳(chuan) ，肇始於(yu) 北宋，歐陽修《日本刀歌》即有“徐福行時書(shu) 未焚，逸書(shu) 百篇今尚存”的詩句，典出太平興(xing) 國九年(984)日本僧奝然進獻《孝經鄭注》的史實。在清代達到了高峰，先後有《古文孝經》孔傳(chuan) 、《今文孝經》鄭注及唐玄宗《禦注孝經》的“開元始注”本回傳(chuan) ，對當時學界產(chan) 生了深刻的影響。

經學文獻東(dong) 傳(chuan) 日本，衍生出新的寫(xie) 本或刻本；回傳(chuan) 之後，通過覆刻或翻刻等方式又衍生出新的版本。這個(ge) 過程著實不同於(yu) 近古一般經學文獻衍生的路徑，具有特殊性和不確定性。

讚論

近古既是曆史學、語言學上的分期，同時也是社會(hui) 學、哲學上的分期，因為(wei) 在這些領域，宋元明清各代都表現出相對一致的特征和明顯的承續關(guan) 係。文學適應市井社會(hui) 的文化需求，實現了從(cong) 宋詞到元曲再到明清小說脫雅入俗的切換；宗教迎合市民社群的精神需求而表現出民間化、世俗化的傾(qing) 向；思想領域，以倫(lun) 理道德為(wei) 核心的思辨哲學——宋明理學成為(wei) 主流意識形態；學術領域，宋學取代了漢學，占據主導地位，束書(shu) 不觀、遊談無根的學風在明代漫延。在這種學術文化背景之下，基於(yu) 日益發達的雕版印刷在社會(hui) 生活、學術文化領域的普遍應用，受益於(yu) 不斷深入的跨地區乃至跨國界的學術文化交流和商業(ye) 貿易往來，與(yu) 文學、宗教、思想、文化等領域日益顯著的世俗化傾(qing) 向同步，經學文獻由傳(chuan) 統的單一形式不斷地衍生出更多、更新的類型，或立意簡明，深入淺出；或圖文並茂，取便初學；或取法程式，經義(yi) 指南，愈發呈現出通俗化的特色。這固然是自覺地適應世俗化社會(hui) 的普遍要求，更直接的動因還是服務於(yu) 科舉(ju) 考試和學校教育。因為(wei) 近古社會(hui) 二者已經完全結合在一起，教育製度與(yu) 官僚製度對接，學校淪為(wei) 科舉(ju) 的附庸。帖括之學、兔園冊(ce) 子大行其道，同樣適用於(yu) 二者，成為(wei) 士人博取功名的利器。

在這個(ge) 過程中，書(shu) 坊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經學文獻的最新衍生品類大都是由書(shu) 坊率先完成的，不斷地推陳出新，以求適應更廣大的受眾(zhong) 。當然，直接的目的還是擴大市場占有率，以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由於(yu) 近古書(shu) 坊獨特的運營模式，使得它遊走於(yu) 學術和商業(ye) 之間：一方麵，書(shu) 坊主廣泛地接觸學者，征詢選題，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ge) 比較穩定的學術團隊，這在客觀上有利於(yu) 學術進步；另一方麵，書(shu) 坊主最終的著眼點當然是射利，所以他的出版計劃還是以是否暢銷為(wei) 取舍標準，在此前提之下的合理預期才是求得利潤和學術的最大平衡。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通俗化的傾(qing) 向並未完全吞噬或取代傳(chuan) 統的經學研究，經學自有其演進的內(nei) 在規律性和連續性，即使是學風空疏的明代，依然也有嚴(yan) 謹求實的經學著作，這是傳(chuan) 統經學史所關(guan) 注的，不在本文論列範圍之內(nei) 。

總之，近古經學文獻伴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化的走向，不斷地衍生、變異並漸次通俗化，表麵上看起來似乎隻是文本的嬗變、體(ti) 式的翻新，實際上其中蘊含著豐(feng) 富的思想史、文化史和物質生活史層麵的動因，關(guan) 涉著科舉(ju) 與(yu) 經學、學術與(yu) 出版(尤其是坊刻)等多層次的複雜問題；不僅(jin) 是單純的文本形態的研究，由此可以進一步延伸到學術史的研究，這對於(yu) 中國經學史和古文獻學史的研究都是有積極意義(yi) 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