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的主體(ti) 性之維

作者：張海晏（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十四日丁卯

            耶穌2017年4月10日

主體(ti) 性一般指人的自我意識及人的主動、能動、自主、自由和創造等特性，它既是人作為(wei) 主體(ti) 的根據，又是其所具有的性質。人的主體(ti) 性自覺有個(ge) 漫長的漸進過程，生當明朝中葉的王陽明，適逢社會(hui) 新舊轉型的大時代，他創立的心學體(ti) 係以建構人的道德主體(ti) 性為(wei) 旨歸，其主要範疇和命題均是圍繞這一主題展開。

一、“心即理”的價(jia) 值主體(ti)

正德初，陽明因冒犯閹黨(dang) 而被謫貴州龍場驛。他在這片荒蠻之地居夷處困，上下求索，“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洞識“聖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自此他堅信，人人有向善之心，善的潛質聖凡皆同。他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理”（《傳(chuan) 習(xi) 錄》上）的哲學命題，這被視為(wei) 陽明心學的第一原理。他用“良知”概念稱謂心中之理，認為(wei) “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傳(chuan) 習(xi) 錄》中）。“良知”一詞出自《孟子》，指“不慮而知”的天賦道德，陽明借指價(jia) 值意識及作價(jia) 值判斷之能力而言，其意近於(yu) 明是非、知善惡的道德感、正義(yi) 感，即今人日常語言中的所謂“良心”。他說：“良知隻是個(ge) 是非之心，是非隻是個(ge) 好惡，隻好惡就盡了是非，隻是非就盡了萬(wan) 事萬(wan) 變。”（《傳(chuan) 習(xi) 錄》下）他視心中良知為(wei) 一切價(jia) 值的總根源，強調良知之外別無天理，人應向內(nei) 用功，無需外求。

“心即理”命題所據的道德預設即孟子的性善說，其所依據的經驗證明亦不外見孺子入井而施以援手的“惻隱之心”之類。瑞士漢學家耿寧教授指出，這種“惻隱之心”並非通常理解的同情心，而是置身於(yu) 另一主體(ti) 視角的“為(wei) 他感”，其被作為(wei) 德性的情感萌芽。此言甚確。陽明的“心即理”把道德的本源與(yu) 依據還原或內(nei) 置於(yu) 人的本心，這樣人不再是外在準則與(yu) 規範的單純服膺者，而是宇宙的立法者、價(jia) 值的創立者，這突出了道德意識的內(nei) 在性、能動性與(yu) 自覺性，開闊了人在道德生活中的自由空間。

這裏，陽明弟子和今人不禁會(hui) 問，既然人性本善，那麽(me) 社會(hui) 上的惡從(cong) 何而來，難道不是出自人性的外化？陽明的回答是，那是因為(wei) 人心的良知為(wei) 後天的私意所障礙和遮蔽，導致知行分離。於(yu) 是，他又提出“知行合一”說，以打通內(nei) 在良知與(yu) 外在良行之隔。

二、“知行合一”的知行主體(ti)

正德四年，陽明受貴州提學副使席書(shu) 之邀講學於(yu) 貴陽書(shu) 院，始倡“知行合一”說。如學界所言，陽明的“知行合一”至少有如下三層意思：其一，從(cong) 知行的主體(ti) 來說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傳(chuan) 習(xi) 錄》上）；其二，從(cong) 主體(ti) 的活動過程來說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傳(chuan) 習(xi) 錄》上）；其三，就知行本身特質來說合一，“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傳(chuan) 習(xi) 錄》上）。他指出，隻“知”而不“行”是“揣摸影響”，隻“行”而無“知”則是“冥行妄作”，皆不足取。陽明在與(yu) 弟子對話中，借用《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的習(xi) 語，來說明“知”與(yu) “行”的不可分離：“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隻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ge) 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隻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ge) 心去惡。”（《傳(chuan) 習(xi) 錄》上）

陽明還提出“知行之本體(ti) ”（《傳(chuan) 習(xi) 錄》上）的觀念，而“本體(ti) ”實即主體(ti) 。“知行合一”說旨在強調善的動機與(yu) 善的行為(wei) 的統一，兼顧人的認知主體(ti) 和實踐主體(ti) ，強調沒有實踐的主體(ti) 性就沒有認知的主體(ti) 性。“知行合一”的主體(ti) 活動在觀念與(yu) 行為(wei) 、思想者與(yu) 行為(wei) 者之間形成自由轉換與(yu) 無縫連接。

三、“致良知”的道德主體(ti)

陽明有關(guan) “價(jia) 值主體(ti) ”“認知主體(ti) ”和“實踐主體(ti) ”的思想主要是就道德層麵而言，統而言之，即勞思光先生當年所概括的“道德主體(ti) 性”（《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上冊(ce)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頁）。陽明晚年明確提出“致良知”的立言宗旨，其強調的即是集“價(jia) 值”“認知”和“實踐”主體(ti) 於(yu) 一身的道德主體(ti) 性。“致良知”中的“致”字，勞思光先生解作“充足實現或完滿擴充之義(yi) ”（同上，第319頁）。“致良知”的理論前提是“心即理”，即心中具有“良知”，根本的實現途徑就是“知行合一”，具體(ti) 包括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等。陽明說：“知是心之本體(ti) 。心自然會(hui) 知……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複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傳(chuan) 習(xi) 錄》上）

在陽明看來，人雖天賦善端，但需要後天的體(ti) 認、激活、涵養(yang) 和純化，如精金之祛除雜質與(yu) 純米之舂簸篩揀的功夫。唯其如此，道德主體(ti) 方能真正呈現。人的道德主體(ti) 性不是天然固有而是後天養(yang) 成的，有一個(ge) 人為(wei) 努力的生成過程。

四、“四句教”：主體(ti) 的生成

嘉靖六年（1527年）夏，陽明出征思田前與(yu) 弟子錢德洪、王畿對話中言及“無善無惡是心之體(ti) ，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wei) 善去惡是格物”（《傳(chuan) 習(xi) 錄》下），被稱為(wei) 王門“四句教”或“天泉證道”。

陽明生命晚期的“四句教”是他全部道德學說的總結，以善惡之別為(wei) 經，以自在、自發、自覺和自由為(wei) 緯，完整呈現了倫(lun) 理實踐中個(ge) 人主體(ti) 性的發生、發展、提升和實現的動態過程和邏輯關(guan) 係。“無善無惡是心之體(ti) ”講的是心體(ti) 的自在狀態，在人的意識活動之前之下，善惡觀念未萌；“有善有惡是意之動”指意念初現的自發階段，一念發動即有善惡；“知善知惡是良知”講的是“良知”的道德自覺，即主觀能動加反思的階段，其是對意念的審視與(yu) 調整，主體(ti) 性以人的自覺為(wei) 標誌，是對人自發性的批判性之揚棄，由受動性到能動性的精神升華；末句“為(wei) 善去惡是格物”講的是道德自為(wei) ，“自覺”與(yu) “自為(wei) ”相合（“知行合一”）即為(wei) 主體(ti) 精神的最高體(ti) 現“自由”，最終達於(yu) “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四句教”由首句到末句的次序是從(cong) 發生學上來講人的道德主體(ti) 性的呈現與(yu) 升華過程，對於(yu) 倫(lun) 理實踐中的個(ge) 人主體(ti) 而言，這種動態、能動和有機的運演模式，周而複始，永無止境。

陽明高揚的道德主體(ti) 性雖未整體(ti) 逾越傳(chuan) 統規範，但在其心學體(ti) 係中，“中”（“中庸”“中節”“中和”“時中”）被作為(wei) 最高抽象原則和標準，成了“道心”“天理”和“良知”等基本範疇的本質規定。“中”的概念講的是為(wei) 人做事的適度、恰當，須據不同的時間、空間、場合和對象的變化而隨時調整。可以說，陽明開啟的主體(ti) 性轉向及對抽象法則“中”的特別強調，為(wei) 後學衝(chong) 破傳(chuan) 統的綱常名教打開了一個(ge) 缺口，並由此衍化和分流出一批異端或早期啟蒙思想家。

就陽明歿後其後學的學術走向，錢穆先生說：“（他）沒有在這方麵再細發揮，於(yu) 是遂引出王學後起不可彌縫的裂痕，而王學也終於(yu) 漸漸走了樣。”其實，陽明後學的衍化分流不隻因“四句教”的歧解而生，更由於(yu) 陽明心學開啟的主體(ti) 性轉向，在本體(ti) 與(yu) 工夫、格物與(yu) 致知、已發與(yu) 未發、先驗與(yu) 習(xi) 得、德性與(yu) 功利、自由與(yu) 秩序、個(ge) 人主體(ti) 與(yu) 群體(ti) 主體(ti) 等層麵，尚難在學理上周延貫通。從(cong) 這一角度看，後世帶有心學印記的泰州學派強調的“百姓日用”的生命主體(ti) 、李贄“人必有私”的利益主體(ti) 、黃宗羲“天下為(wei) 主，君為(wei) 客”的權利主體(ti) ，以及湯顯祖謳歌的人的至真至純的情感主體(ti) 性和徐光啟彰顯的體(ti) 現科學精神的理性主體(ti) 性，與(yu) 其視為(wei) 王學“走了樣”，毋寧理解為(wei) 陽明學說的拓展、豐(feng) 富、修正與(yu) 完善，其中一以貫之的精神命脈即對人的主體(ti) 性的探求與(yu) 弘揚。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