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與(yu) 王陽明的“三不朽”

作者：方誌遠（江西師範大學教授、傳(chuan) 統社會(hui) 與(yu) 中國現代化中心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十四日丁卯

            耶穌2017年4月10日

知行合一、心物一體(ti)

王陽明被稱為(wei) 有明一代氣節、文章、功業(ye) 第一人，被認為(wei) 是真“三不朽”。但是，和中外許多偉(wei) 大人物一樣，王陽明也一直毀譽參半。時人斥其“事不師古、言不稱師，專(zhuan) 以立異為(wei) 高”，但不能不承認其事功的卓著；後人言其承朱學之式微鼓吹心學，為(wei) 統治者另謀思想統治出路，卻不能不承認王學的積極因素。萬(wan) 曆十二年王陽明獲準入祀孔廟，但在同時入祀的三人中（另外二人為(wei) 胡居仁、陳獻章），王陽明雖然影響最大、功績卓著，卻爭(zheng) 議最大。而在整個(ge) 清朝，王陽明及其學說更受到全麵的壓製。從(cong) 上個(ge) 世紀開始，我們(men) 也曾經給王陽明及其學說貼上一個(ge) 標簽：“主觀唯心”。

有一個(ge) 人們(men) 十分熟悉的用以說明王陽明“主觀唯心”的例證。王陽明在浙江紹興(xing) 期間，與(yu) 學生遊南鎮，有學生指著破岩而出的滿樹鮮花問道：“（先生）說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yu) 我心亦何相關(guan) ？”王陽明道：“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yu) 汝心同歸於(yu) 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陽明全集·傳(chuan) 習(xi) 錄下》）如果隻是以此為(wei) 例，又不明其“機鋒”所指，自然可以視為(wei) 不顧客觀事實的“唯心”。但還有一個(ge) 人們(men) 並不熟悉的說花故事，事情發生在江西贛州或南昌。王陽明和弟子薛侃等在花圃除草，薛侃感慨：“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王陽明不假思索地回答：“未培未去耳。”他隨即借物說事：“此等看善惡，皆從(cong) 軀殼起念，便會(hui) 錯。”見薛侃不理解，王陽明繼續解釋：“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wei) 善，以草為(wei) 惡；如欲用草時，複以草為(wei) 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王陽明全集·傳(chuan) 習(xi) 錄上》）王陽明的意思十分清楚：天生萬(wan) 物，本無善惡之分。若以自己心中的“好惡”作為(wei) 判斷事物“善惡”的標準，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如果以此為(wei) 例，我們(men) 或許就不會(hui) 把“主觀”的帽子戴在王陽明頭上了。

王陽明的上述言論，都發生在“龍場悟道”並提出“知行合一”之後，可以看出他在“主觀”與(yu) “客觀”之間已經有了新的認識，“知”與(yu) “行”、“心”與(yu) “物”，越來越融為(wei) 一體(ti) ，這才是“知行合一”的境界。學生徐愛等人曾經就“知行合一”向王陽明提問：既然是“知行合一”，先生為(wei) 何有時隻說“知”、有時又隻說“行”？為(wei) 何有時隻說“心”、有時又隻說“物”？王陽明回答：“隻為(wei) 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隻是個(ge) 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ge) ‘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隻是個(ge) 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ge) ‘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王陽明全集·傳(chuan) 習(xi) 錄上》）

這種方法，恰恰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特點，所有的言論和文字，都是針對具體(ti) 的事情展開。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直截了當、簡潔易懂，問題是容易被斷章取義(yi) 、被各取所需。雖然王陽明有時因“物”說“心”、因“行”說“知”，有時又因“心”說“物”、因“知”說“行”，但在他那裏，心和物、知和行是一個(ge) 相輔相成的整體(ti) 。所以，我們(men) 研究他們(men) 的思想，不能用“舉(ju) 例子”的方法，而需要對他們(men) 的思想脈絡、表述特征特別是“語境”有真正的認識。

入道、揭道、傳(chuan) 道

王陽明對“知行合一”的體(ti) 悟和闡釋，有一個(ge) 認識上的演進過程，這個(ge) 過程與(yu) 他自己所說的“學為(wei) 聖賢”或“求聖”的過程是同步的。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序》說自己的學術經過“三變”：“早歲業(ye) 舉(ju) ，溺誌詞章”，後來感覺是在浪費青春；於(yu) 是“稍知從(cong) 事正學”，研讀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儒學著作，卻感到眾(zhong) 說紛紜、“茫無可入”；不得已轉而“求諸老釋”，頓覺驚喜，“以為(wei) 聖人之學在此”，但將其與(yu) 孔孟之說、日用之道相印證，又產(chan) 生抵牾。迷茫之中，貶官龍場，反複思考，體(ti) 悟日深：“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jue) 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所謂的“龍場悟道”，就此發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這段回顧，使人們(men) 認為(wei) 經過“三變”之後的“龍場悟道”，王陽明已經悟出了“聖人之道”。但是，令王陽明驚喜的並不是悟出了“聖人之道”的結果，而是悟出了通向“聖人之道”的“大路”、找到了打開通向“聖人之道”大門的鑰匙。所以黃宗羲認為(wei) ，“龍場悟道”對於(yu) 王陽明的“求聖”來說，是“始得其門”。

黃宗羲可謂真知陽明者，他認為(wei) 王陽明的學術經曆，並非王陽明自己所說的一個(ge) “三變”，而是有兩(liang) 個(ge) “三變”，“龍場悟道”則是兩(liang) 個(ge) “三變”之間的關(guan) 節點（《明儒學案·姚江學案》）。隻有把這兩(liang) 個(ge) “三變”一並考察，才能理清其“求聖”的全過程。

黃宗羲說的第一個(ge) “三變”，如王陽明之所述，這是一個(ge) “悟”得其“門”的過程。王陽明從(cong) 朦朦朧朧地向往著“學為(wei) 聖賢”，到“得其門”“入其道”，其間經曆了整整二十年。

黃宗羲認為(wei) ，在“龍場悟道”而“得其門”後，王陽明的學術開始了第二個(ge) “三變”：一是“盡去枝葉、一意本原”，開始專(zhuan) 注從(cong) “吾性”“吾心”中追求“聖人之道”，而不是向“心外”去追求，於(yu) 是有了“知行合一”的感悟，認為(wei) 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二是到“江右以後”，悟出“聖人之道”原本就是早為(wei) 先賢揭示卻被後人泯滅的“良知”二字。這樣，就為(wei) “知行合一”注入了靈魂。三是提出“良知”之後，宣稱人人心中有良知，人們(men) 隻要把各自的良知發掘出來並且落實在行為(wei) 上，即“致良知”，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從(cong) “龍場悟道”，到病逝於(yu) 江西大庾，這第二個(ge) “三變”，也經曆了二十年。

前後兩(liang) 個(ge) “三變”，構成了王陽明“求聖”之道的三部曲：第一，從(cong) 立誌“學為(wei) 聖賢”，到體(ti) 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尋求到“入聖”的門徑。但何為(wei) 聖人之“道”，卻隻是有所悟，而無法用文字、語言概括出來。第二，從(cong) “龍場悟道”，到在江西揭“良知”，揭示出“聖人之道”的精義(yi) ，這也是王陽明學術即“心學”的核心和真諦。第三，從(cong) 揭“良知”開始，到在江西南昌、贛州、吉安等地，在紹興(xing) 等處，倡導“致良知”，倡導“與(yu) 民不親(qin) 而親(qin) ”，倡導與(yu) “愚夫愚婦”同好惡，心中有良知、滿街皆聖人。這個(ge) “三部曲”，既是王陽明通向“道”、揭示“道”、傳(chuan) 播“道”，即入道、揭道、傳(chuan) 道的過程，也是“知行合一”從(cong) 提出到注入“良知”、到“致良知”的過程。

偉(wei) 大的思想隻有灌輸到大眾(zhong) 之中，成為(wei) 大眾(zhong) 的自覺行為(wei) ，才是它真正價(jia) 值所在。在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家，從(cong) 孔子到孟子，從(cong) 二程到朱熹、從(cong) 陸九淵到王陽明，首先都是社會(hui) 活動家，他們(men) 的學術，他們(men) 的言論和主張，都是為(wei) 著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為(wei) 醫治時代弊病開具藥方。

心中有良知、行為(wei) 有擔當

盡管王陽明被認為(wei) 是氣節、文章、功業(ye) 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但黃宗羲和後來的“王學”研究者往往有意無意忽略王陽明學術過程中功業(ye) 和氣節的作用。或許在他們(men) 看來，王陽明的功業(ye) 誰也否認不了，王陽明的氣節有目共睹，但王陽明的學術卻曾經被視為(wei) “異端”“邪說”。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多為(wei) “文人”。所以，盡管中國古代“聖賢”的標準，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體(ti) ，但在王陽明的“文人”研究者那裏，主要關(guan) 注的隻是學術、是“立言”，看重的是他從(cong) 祀孔廟的榮耀。在研究中並未將其氣節、功業(ye) 與(yu) 學術融為(wei) 一體(ti) ，對於(yu) 王陽明的定位，也就僅(jin) 僅(jin) 成了“思想家”。

這種導向的結果，是後人更多地關(guan) 注王陽明的“心”而忽略“物”、關(guan) 注王陽明的“知”而忽略“行”，並進而視其為(wei) “唯心”且“主觀”。但是，王陽明的學術從(cong) 來就是和功業(ye) 相互激發的；而學術和功業(ye) 的終極動力，是氣節，是對國家、對社會(hui) 的擔當，三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在王陽明的身上，他的學術即“心學”，是為(wei) 立言；他的功業(ye) 即實踐，是為(wei) 立功；他的氣節即擔當，恰恰是立德。這才是王陽明的真“三不朽”。

當王陽明“懵懵懂懂”向往“學為(wei) 聖賢”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聖賢”為(wei) 何物，但少年時代埋下的種子、少年時代萌發的誌向，其實是一種為(wei) 國家、為(wei) 社會(hui) 效力的擔當，被當時的人們(men) 稱為(wei) “氣節”。所以，在15歲時便有出居庸關(guan) 考察“虜情”的行為(wei) ，有向皇帝上書(shu) 陳述對於(yu) 邊關(guan) 防務意見的動機；在刑部主事任上，敢於(yu) 革除監獄積弊、敢於(yu) 處死背景深厚的罪犯；在兵部主事的任上，敢於(yu) 直斥時弊，雖然因此得罪權貴，受廷杖、下詔獄，貶謫龍場，但初心不改。雖然此時王陽明尚未提出“知行合一”，但事事都在“知行合一”。

為(wei) 南贛巡撫，一年之內(nei) 平息數十年之“積寇”，王陽明的功業(ye) 開始走向鼎盛；接著，在四十天內(nei) 平定蓄謀已久的“叛藩”，成為(wei) 明朝第三位以軍(jun) 功封伯爵的文臣，王陽明一生功業(ye) 達到鼎盛。正是這個(ge) 時候，王陽明的學術影響也開始走向巔峰。試想，如果王陽明和之前曆任巡撫一樣，對流民束手無策，如果無法平定寧王之亂(luan) ，還能理直氣壯地說“良知”，心安理得地講“知行合一”嗎？沒有功業(ye) ，不影響薛瑄、胡居仁、陳獻章入孔廟，但沒有功業(ye) ，卻不可能“倒逼”廟堂承認王陽明的學術。在王陽明那裏，沒有不落在功業(ye) 上的學術，也沒有離開學術的功業(ye) ，他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

在南贛平息流民之亂(luan) 的過程中，王陽明提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良知”二字呼之欲出。平定寧王叛亂(luan) 之後，應對來自方方麵麵的流言蜚語，應對當權者的各種刁難和猜疑，是王陽明一生所遭遇的最大難題。直到此時，“良知”二字才終於(yu) 被揭示出來，所以他特別強調：“某於(yu) 良知之說，從(cong) 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王陽明全集·傳(chuan) 習(xi) 錄拾遺》）在王陽明看來，“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一生學術的精義(yi) 和真諦，這才是真正的“聖人之道”，它既在每個(ge) 人的心中，“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更是在“百死千難”的磨礪中才得以悟出。

王陽明在“百死千難”中悟出內(nei) 心深藏的“良知”，是學術和功業(ye) 的相互激發，而終極動力，則來自“氣節”，來自對國家、對社會(hui) 的擔當。當寧王起兵時，許多官員在觀望，唯獨王陽明公開宣稱“寧王謀反”，並起兵平叛。古人“三不朽”，首列“立德”，是有道理的。何謂“立德”？孟子說“舍生而取義(yi) ”，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王陽明用自己的行為(wei) 給世人做出了示範：心中有良知、行為(wei) 有擔當。這才是王陽明對“知行合一”的最好詮釋。在王陽明那裏，“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對事物的認識，更是“良知”。是非之心加擔當精神，是為(wei) “良知”。以“良知”為(wei) 靈魂的“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在王陽明身上，立德、立功、立言融為(wei) 一體(ti) ，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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