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義(yi) 者，宜也——對孟子義(yi) 利觀的思考

作者：楊喆（南京大學）

來源：鳳凰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正月十四日戊辰

          耶穌2017年2月10日

《孟子》

義(yi) 利觀，是一種特定的倫(lun) 理規範和道德準則，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心中至高無上的道義(yi) ，在今天仍然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yi) 和普世價(jia) 值。

在悠久浩瀚的中國傳(chuan) 統思想史上，從(cong) 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子、孟子，到漢代董仲舒，宋代朱熹、明清時期的王陽明、顧亭林等一代代儒家知識分子，從(cong) 未間斷過對“義(yi) 利觀”的智慧闡釋。孔子曾在《論語·裏仁》說：“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明確提出了“義(yi) 利”的社會(hui) 屬性，為(wei) 儒家的利義(yi) 思想觀念打下了深厚的基礎，並在後世不斷發揚光大。 

孟子崇尚的“義(yi) ”，提出舍生取義(yi) 的取舍之道，強調“義(yi) ”是一種人應追求的目標。《孟子·告子上》中講“生，亦我所欲也；義(yi)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yi) 者也”，告訴了我們(men) 在“生”與(yu) “義(yi) ”、“利”與(yu) “義(yi) ”的抉擇中，我們(men) 應該舍“生”取“義(yi) ”。他的“仁義(yi) ”思想中，“仁”雖承接孔子，“義(yi) ”卻具有思想延展性和獨到性。孟子人性論中提到的“羞惡之心，義(yi) 之端也”說明“羞惡之心”是“義(yi) ”的萌芽。此外，孟子將“仁”和“義(yi) ”聯係起來，說：“仁，人心也；義(yi) ，人路也”。也就是講“仁”是人的心，“義(yi) ”是人的路，“仁”體(ti) 現在人之心，即人先天的資質上；而“義(yi) ”體(ti) 現在人之為(wei) ，即人後天的行動上。因此他主張“居仁由義(yi) ”，認為(wei) 隻有後天講究了義(yi) 的人，才可以在先天的基礎上真正成為(wei) 一個(ge) 仁人。他把“義(yi) ”比喻為(wei) “人路”，看成是一個(ge) 人的人生之路中應追求的根本目標。

然後，孟子又希望將“義(yi) ”發展為(wei) 一種理想人格，並用“義(yi) ”來評判人們(men) 對“利”的貪求。在孟子的理想社會(hui) 中，“義(yi) ”應該主導人們(men) 的價(jia) 值觀，見利要思義(yi) ，不義(yi) 則不為(wei) 。正如《孟子·盡心上》中講“非其有而取之，非義(yi) 也”，取得本不應屬於(yu) 自己的東(dong) 西，是不義(yi) 的行為(wei) 。此處所取的，可以是個(ge) 人私利、小集團利益，甚至可以上升到國家層麵的利益，如同《孟子·盡心下》中所言“春秋無義(yi) 戰”那樣，春秋時國家間的紛爭(zheng) ，在孟子看來皆是各國對各自利益的追逐，都是不義(yi) 的。這與(yu) 孔子所言“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相比，又從(cong) 個(ge) 人之義(yi) 的“點”，上升到了國家大義(yi) 的“麵”的新高度。因此，孟子追求的“義(yi) ”，是在生命與(yu) 道德，利益與(yu) 道德彼此發生衝(chong) 突時，應堅守的一種準則，一種“道義(yi) 優(you) 先於(yu) 利”的價(jia) 值觀。

孟子像

孟子的義(yi) 利觀中還闡明“義(yi) ”也是一種約束。遵守“義(yi) ”，人們(men) 就能合乎禮義(yi) 地麵對外界的種種誘惑，做到“無為(wei) 其所不為(wei) ，無欲其所不欲”，達到完全自律自製、以德自謙的境地。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yu) 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中，這條天下之大道就是一條大義(yi) 之道，且在孟子看來，此類大義(yi) 之人的言行必然是符合道義(yi) 的，這可以在《孟子·離婁下》中“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義(yi) 所在”一句看出，大人就是惟義(yi) 所在的尚義(yi) 之人，他們(men) 用“義(yi) ”來約束自我的行為(wei) ，真正做到了行大義(yi) 之道，唯義(yi) 是從(cong) 。如果將這些與(yu) 《中庸》裏“義(yi) 者，宜也”聯係起來看，我們(men) 會(hui) 發現“義(yi) ”著實是一種準則，這個(ge) 準則可以約束人的行為(wei) ，使人行為(wei) 得當。

由上述可見，孟子的“義(yi) ”不僅(jin) 是一種待人接物時約束我們(men) 的準則，更是一種道義(yi) 優(you) 先的價(jia) 值觀，是一種理想的人格。那麽(me) 孟子的“義(yi) 利觀”究竟在什麽(me) 時代背景下提出？後世諸家又對“義(yi) 利觀”做出過什麽(me) 發展呢？

相對於(yu) 春秋時期提出“仁”的孔子，孟子處於(yu) 一個(ge) 統治階級矛盾愈演愈烈、禮崩樂(le) 壞的戰國紛爭(zheng) 時代。各諸侯國為(wei) 了追求更多領土與(yu) 人民，相互之間兵戎相見，兼並戰爭(zheng) 接連不斷，百姓民不聊生，動蕩之中，人們(men) 思想行動自由，然而社會(hui) 缺少一種共性的道德法則。因此，孟子在汲取孔子豐(feng) 富思想的同時，以“仁”為(wei) 根基，總結先師之精髓，發揚其獨到之“義(yi) ”，孟子的“義(yi) 利觀”應運而生。

《大學》中有一段話與(yu) 孟子“何必曰利”的“義(yi) 利觀”有很多相通之處，“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yu) 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yu)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孟獻子認為(wei) ，士大夫、卿大夫、之家，不必計較於(yu) 牲畜多少的利益，百乘諸侯之家更不應有搜刮民財的臣子，一個(ge) 國家應該不以錢財小利為(wei) 利，應該以道義(yi) 為(wei) 利。這與(yu) 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的以“推行王道、實施仁政”為(wei) 先，“取得長遠利益”為(wei) 後的治國理政之道，有異曲同工之妙。

時至後世漢朝，董仲舒也對“義(yi) ”與(yu) “利”辯證關(guan) 係的進一步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他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yi) 與(yu) 利”，認為(wei) 一個(ge) 人天生就是一個(ge) “義(yi) ”與(yu) “利”結合的個(ge) 體(ti) 。在《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wei) 仁》中有“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其中也蘊含了仁人“以義(yi) 為(wei) 先，不應謀私利”的哲理。

到了唐代，韓愈也將“性”與(yu) “情”作了區分，《韓昌黎文集》中《原性》一文講“性也者，與(yu) 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yu) 物而生也”，他認為(wei) “性”包含了仁義(yi) 禮智信，皆與(yu) 生俱來；而“情”就指代喜怒哀樂(le) 與(yu) 個(ge) 人欲望，是接於(yu) 物而生的。

時至宋代，朱熹將“義(yi) ”又提升到了“天理”的境界，他講“仁義(yi) 根於(yu) 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yu) 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事無不利。循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這句話中提煉出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觀點。此外，朱熹強調“必以仁義(yi) 為(wei) 先，而不以功利為(wei) 急”，他認為(wei) 利永遠都在義(yi) 的後麵，朱熹對義(yi) 利的發展，正是對“舍生取義(yi) ”中“利”與(yu) “義(yi) ”取舍的進一步發揚。

上述儒家諸子的觀點，如果與(yu) 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的觀點對比看，會(hui) 發現儒家所言“輕利”，並不是杜絕求利的欲望，一味追求義(yi) 的。儒家的重義(yi) 輕利，是不言私利，反對見利忘義(yi) ，不想因利而害義(yi) 的觀點。孔子言“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yu) 賤，是人之所惡也”（《論語·裏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對“求富”，“惡貧”的觀點。孟子重“義(yi) ”輕“利”，提倡“以義(yi) 為(wei) 先，不必曰利”的觀點，也闡明了人們(men) 在待人接物中，隻有先講求了“義(yi) ”，才可追求沒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後來董仲舒講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與(yu) 朱熹講的“必以仁義(yi) 為(wei) 先”也都是這個(ge) 道理。因此，關(guan) 於(yu) 人的利欲問題，儒家諸子欲於(yu) 其中找到一個(ge) 平衡的支點，那就是重義(yi) 輕利、以義(yi) 為(wei) 先。其主旨就是主張在合乎“義(yi) ”的前提下，去取得正當的、更長遠、更大的“利”，從(cong) 而在這個(ge) 支點的基礎上平衡社會(hui) 的利益關(guan) 係，從(cong) 而發展出一套修身治國之道。由此可見，孟子的義(yi) 利觀著實開創了義(yi) 與(yu) 利理論的新篇章，為(wei) 後世儒家諸子“義(yi) ”的學說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礎。    

因此，中國儒家“義(yi) ”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們(men) 當世借鑒的理論。雖然有人認為(wei) 儒學隻是農(nong) 業(ye) 文明的產(chan) 物，是過時的東(dong) 西，如同“義(yi) ”這種準則性的學說於(yu) 當世已經沒有價(jia) 值，但是這些人忽略了儒學對我們(men) 民族性格、生存處世方式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因為(wei) 沒有人文精神的調治，社會(hui) 的發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義(yi) 為(wei) 先的思想，激勵著近代革命人士為(wei) 民族大義(yi) 前赴後繼、舍生取義(yi) ，讓民族於(yu) 危難中重義(yi) 輕利，不論是反封建的鬥爭(zheng) 中還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zheng) 中，重“義(yi) ”的思想已然成為(wei) 中國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難之時的誌士心中。這些思想精華，在中華民族的曆史發展進程中，逐漸凝結和升華為(wei) “見義(yi) 勇為(wei) 、大義(yi) 為(wei) 先”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的浩然正氣。

然而，當今社會(hui) 中一些人在價(jia) 值觀念上產(chan) 生混亂(luan) ，這些人金錢至上，棄精神道義(yi) 於(yu) 不顧，發不義(yi) 之財，得不義(yi) 之利。此類以利為(wei) 上的功利主義(yi) ，是一種缺乏誠信、道義(yi) 的危險信號。對於(yu) 生活在和平時期的我們(men) ，我們(men) 的“義(yi) 利觀”應該與(yu) 時俱進，在現實社會(hui) 中，我們(men) 應該欣賞、欽佩並推崇重義(yi) 輕利、舍生取義(yi) 的行為(wei) 。退一步講，我們(men) 在生活中麵對“義(yi) ”與(yu) “利”的衝(chong) 突時，我們(men) 應該合理的平衡這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把“義(yi) ”放在首位，以義(yi) 統利。畢竟“好義(yi) ”和“欲利”是兩(liang) 種人性，其中雖有交集但並不是不可共存。於(yu) 個(ge) 人而言，正確的看待和處理義(yi) 和利的關(guan) 係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們(men) 不可陷於(yu) 個(ge) 人的利欲之中，為(wei) 人處事應見利思義(yi) ，應在道德與(yu) 利益的抉擇中站到“義(yi) ”的一方。

正如《禮記纂言序》講“其截然而裁製也，謂之義(yi) ”。對於(yu) 此處之“義(yi) ”，我認為(wei) ，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製者，乃束縛之意。“義(yi) ”於(yu) 我們(men) ，更多的應是一種道德的準則與(yu) 精神上追求的目標，有了“義(yi) ”的準則約束，我們(men) 在“利”的道路上才不會(hui) 迷失自我。朱子《大學章句序》中說“及孟子沒而其傳(chuan) 泯焉，則其書(shu) 雖存，而知者鮮矣”或許也是在表達後世的人們(men) 對經典的理解越來越淺薄，知者已鮮矣。而《大學》的結語又重在義(yi) 利之辨，頗具深意。或許我們(men) 著實需要銘記《大學》的結語，“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由是則使國人以義(yi) 為(wei) 先、見利思義(yi) ；由是則得以國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實現“明明德於(yu) 天下”。我們(men) 當今需要傳(chuan) 承與(yu) 發展儒家文化“義(yi) ”中以仁義(yi) 為(wei) 先，利益在後的精華思想，讓“義(yi) ”成為(wei) 我們(men) 行為(wei) 準則，用“義(yi) ”這種價(jia) 值觀來引導社會(hui) 穩步發展，這無疑對當世具有一定的指導與(yu) 借鑒意義(yi) 。

參考書(shu) 目；

1.王國軒譯注：《大學》《中庸》，中華書(shu) 局2016年版

2.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3.徐洪興(xing) ：《孟子一百句》，複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鄧艾民譯注：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5.郭齊勇：《中國儒學之精神》，複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