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強時代的中國與(yu) 世界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多維CN》2017年2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正月十一日乙醜(chou)

            耶穌2017年2月7日

2017，世界史迎來新的挑戰與(yu) 可能，最大的變數有二：其一是美國在“特朗普效應”下由普遍主義(yi) 領袖國家向現實主義(yi) 普通列強的退化；其二是中國由積貧積弱的東(dong) 方國家向新天下主義(yi) 的文明帝國轉變。一百年前，俄國的十月革命刺破了西方資本主義(yi) 的理性外衣，以西方內(nei) 部的文明理想裂變催生整個(ge) 20世紀的全球秩序格局。此前，世界秩序以諸殖民帝國和列強共治為(wei) 基本特征，一戰和二戰總體(ti) 上摧毀了傳(chuan) 統帝國體(ti) 係，但並未根本改變列強競爭(zheng) 性共治的權力秩序。中國被動卷入兩(liang) 次世界大戰，以其慘烈犧牲而獲得世界大國地位，但名不副實，於(yu) 是遭遇巴黎和會(hui) 的大國政治擠壓及二戰後的利益犧牲。

二戰相比一戰，其正義(yi) 性與(yu) 理想性有所提升，在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yi) 的人類命運體(ti) 驗中凝聚起布雷頓森林體(ti) 係的經濟憲製和聯合國體(ti) 係的政治憲製，美國成為(wei) 戰後秩序的定義(yi) 者和領導者。冷戰延續的是1917十月革命以來的新世界秩序，是其演變重組的繼續，但在這場關(guan) 乎人類文明整體(ti) 命運的意義(yi) 競爭(zheng) 中，美國範式與(yu) 美國力量最終占據優(you) 勢，以蘇聯解體(ti) 作為(wei) “曆史終結”的形式標誌。根據福山的樂(le) 觀判斷，自由民主的美國範式本可終結人類追求承認的千年鬥爭(zheng) 及20世紀以來的列強共治格局，而進化為(wei) 一種美國領導下的普遍主義(yi) 世界秩序。

東(dong) 方主義(yi) 的中國想象

1917的蘇俄奮力競爭(zheng) ，1991年的俄羅斯熱情“休克”，這種係於(yu) 同一主體(ti) 的自我肯定與(yu) 自我否定引發了人們(men) 對曆史規律的普遍想象與(yu) 簡單對應，世界似乎已經在自由民主的範疇內(nei) 耗盡了所有衝(chong) 突和對抗性能量而歸於(yu) 和諧一致。盡管1990年代之後世界範圍內(nei) 民族主義(yi) 、民粹主義(yi) 和政治威權主義(yi) 仍有複興(xing) 蔓延之勢，甚至9·11也在一定程度上刺破了美國式普遍主義(yi) 的理想外衣，但整體(ti) 上仍被視為(wei) 全球性的“治安”問題及第三波民主化的“剩餘(yu) ”問題。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被認為(wei) 可以通過經濟全球化和人權普遍化而刺穿及改造一切非西方的文明與(yu) 政治秩序，中國也難以例外。

但就像1917年十月革命所具有的西方內(nei) 部裂變意義(yi) 一樣，民主因其驕傲與(yu) 放縱而導致的“民粹化”正在分裂和消解二戰後尤其是冷戰後西方的文明道義(yi) 與(yu) 政治普遍性。西方民主不因恐怖主義(yi) 和威權主義(yi) 而失敗，卻因內(nei) 部的民粹化和大眾(zhong) 造反運動而陷入精神與(yu) 治理困境，其中最主要的政治事件都發生在2016年，即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當選，而圍繞脫歐程序權限的司法糾紛及大選重新計票隻是精英係統的短促反擊，無力亦無效。英美係對民主普遍主義(yi) 理想及其政治聯盟體(ti) 係的背向而行，導致民主全球化動力銳減，二戰以來西方普遍主義(yi) 成果受到結構性侵蝕，列強競爭(zheng) 性共治時代重新來臨(lin) 。在重新列強化的新世界秩序中，原有的列強基本在場，但有一個(ge) 重大的不同，即中國作為(wei) 世界主要的新列強已經成長成熟且具有參與(yu) 及構造世界體(ti) 係的建製化能力。因此，中國與(yu) 世界如何相互認知及互動，成為(wei) 2017年具有世界曆史意義(yi) 的重大命題。

中國與(yu) 世界的關(guan) 係在1840年之前是天下世界觀下的天朝與(yu) 諸夷的關(guan) 係，中國處於(yu) 文明中心地位。這種劃分是文化性的，而不是種族性的。這種劃分也並非純粹的中國特色，西方亦存在文明與(yu) 野蠻的二分法，最初希臘人即以是否會(hui) 講希臘語作為(wei) 文明人的屬性和標誌。在這種天下世界觀下，中國本身成為(wei) 文化領導權的主體(ti) ，與(yu) 周邊的政治關(guan) 係以文化關(guan) 係為(wei) 前提，普遍主義(yi) 在中國一邊。事實上，任何具有相當程度自覺的文明體(ti) 對他者的理解都包含著一種文化政治意識，即從(cong) 文化上區分敵我。中國對1840年以來的世界秩序之適應是按照“生存—富強—自由”的邏輯展開的，目前正處於(yu) “富強”向“自由”的曆史轉變之中，但中國人對秩序與(yu) 個(ge) 體(ti) 自由的獨特理解決(jue) 定了這種轉變不是尾隨西方的標準現代化，而是兼容“轉型”與(yu) “創造”的“重新世界化”過程。中國今日已經是一個(ge) 濃縮的世界或者內(nei) 含天下的國家，而其曆史使命正在於(yu) 重新將自身理解與(yu) 組合的理想世界表達於(yu) 實際的世界空間。

因長期聚焦於(yu) 富國強兵，中國成為(wei) 了“列強中國”。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和預測由此一分為(wei) 二：其一是中國威脅論，以中國超大力量體(ti) 格與(yu) 不規則行為(wei) 方式作為(wei) 根據；其二是中國崩潰論，以中國不合乎西方自由民主的標準指數為(wei) 準繩。這兩(liang) 種典型的“東(dong) 方主義(yi) ”中國論並不矛盾，中國威脅將遭到西方警察國家（美國）幹預而崩潰，威脅是崩潰的非理性前兆。這種意識形態化的判斷一度盛行，但逐步失去影響力而淪為(wei) 陳詞濫調。中國崩潰的預言頻繁出現而頻繁失效，中國學者則以西方社會(hui) 科學的典範性方法結合中國本土素材長篇累牘地證明西方的科學預言忽視了何種變量，但對於(yu) 立論的意識形態前提甚至西方科學方法論本身則絕不敢越雷池半步。中國到底是即將崩潰的失敗國家還是例外的成功國家，西方社會(hui) 科學的整體(ti) 知識框架遭遇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雙重瓶頸與(yu) 危機。當代中國的秩序原理和發展原理，正在刺激和吸引諸多中國本土學者的理論興(xing) 趣和原創力，以逐步修正西方學術範式的盲區和局限。

更具理性化色彩的討論集中於(yu) 崛起之中國麵臨(lin) 的三重陷阱：經濟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上的“塔西佗陷阱”；外交上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些崛起中的陷阱是真實有效的，中國的重新世界化不可能在克服這些陷阱之前真正完成。羅馬不是一天建成，中華肯定也不是。

新舊政治經濟秩序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ge) 經濟學上的經驗法則，即對於(yu) 發展轉型國家而言，當經濟發展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之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未能順利完成，經濟發展動力衰退，國家陷入發展停滯狀態。這一法則常以拉美國家為(wei) 例。國內(nei) 智庫及經濟學者亦常有此類討論，而所謂的“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ce) 改革”都隱含對這一陷阱浮現的承認及加以克服的努力。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爭(zheng) 議不大，但中國是否能夠走出這一陷阱則存在較大爭(zheng) 議。由於(yu) 中國政治高度依賴於(yu) “經濟績效合法性”，經濟停滯的代價(jia) 絕不僅(jin) 僅(jin) 是經濟，而必然擴及政治領域。因為(wei) 中國缺乏多黨(dang) 競爭(zheng) 的民主選舉(ju) 製度，經濟失敗的問責方式不可能通過周期性選舉(ju) 予以實現，於(yu) 是便可能演變成係統化的政治危機。由經濟危機而導致政治危機及秩序係統崩盤，這是中國崩潰論的潛在邏輯。

但這也造成了一種超越和強於(yu) 民主選舉(ju) 國家的政治責任製，即以執政權的存亡為(wei) 潛在成本。民主選舉(ju) 國家引入的是政治上的“有限責任”，而中國體(ti) 製引入的是“無限責任”。因此，中國麵臨(lin) 的中等收入陷阱壓力施加給執政者的就是一種超常規的政治責任與(yu) 政治倫(lun) 理，有可能使其以更長期的眼光更好地“負責任”。拉美化在中國很難發生，原因是中國經濟體(ti) 量自成一個(ge) 超大規模的內(nei) 部性多元市場，而中國政治體(ti) 製的領導與(yu) 動員機製對常規性經濟危機的抗壓反應能力不可低估。此外，通過學習(xi) 美國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曆史經驗，中國試圖加強自身經濟體(ti) 與(yu) 周邊經濟體(ti) 的製度性關(guan) 聯與(yu) 風險轉移分散機製，一帶一路和亞(ya) 投行等製度基礎設施以及互聯網新經濟就是戰略性的嚐試。危機是共同的，國家經濟發展就像馬拉鬆競賽一樣，總有速度最高而下降疲乏的時段，但生機不同，中國經濟的戰略空間增長與(yu) 中等收入陷阱浮現正相對衝(chong) 而平衡。

塔西佗陷阱是內(nei) 政意義(yi) 上的政府公信力危機陷阱。這種陷阱的形成與(yu) 政治運作中的權力壟斷和信息不對稱高度相關(guan) 。由於(yu) 政治過程缺乏公開性和參與(yu) 性，人民對任何決(jue) 策結果逐步產(chan) 生無力感和審美疲勞，對官方解釋持有本能的質疑，往往朝著相反方向理解。在官言與(yu) 謠言之間，謠言有時反而為(wei) 更多人所相信。政治的本質是人心認同，無此則政治自然瓦解。中國國家治理中形成某種塔西佗陷阱的因素包括：持續性腐敗；產(chan) 權保護不力；法治不健全；政府公開性不足；公眾(zhong) 參與(yu) 缺乏製度管道；政府對公眾(zhong) 意見的回應性和說理意願不足，等等。從(cong) 事例層麵，中國國家體(ti) 製的威權化導致自由主義(yi) 傾(qing) 向的精英大量移民，霧霾對健康的直接威脅亦導致了大量精英的移民，前者是“價(jia) 值移民”，後者是“健康移民”。盡管精英的全球化流動是中國國家發展及個(ge) 人自由選擇的正常現象，但這股移民潮中所包含的對政治體(ti) 製與(yu) 改革方向的悲觀及對中國城市生存環境的憂慮不可低估。柴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引發密集關(guan) 注，不是偶然，而執政者的霧霾治理不力、利益集團的俘獲現象以及空氣淨化器消費上的嚴(yan) 格不平等，更加重了民眾(zhong) 對政治體(ti) 製與(yu) 生活環境的反感。即便是同一片霾天，高官與(yu) 巨富實際呼吸的空氣也未必與(yu) 大眾(zhong) 相同，這就導致了新的特權與(yu) 不平等。空氣麵前人人平等以及圍繞環境健康的平權運動，可能成為(wei) 中國新一輪社會(hui) 運動的焦點議題之一。

法治領域不斷湧現的冤假錯案，盡管總數可能在減少，但民眾(zhong) 對警察濫權和法律不正義(yi) 的敏感度上升更快，雷洋案就是一個(ge) 典型。雷洋案本是治安執法領域的普通案件，但由於(yu) 公權力體(ti) 製的執法習(xi) 慣、危機公關(guan) 策略、刑事政策權衡及程序正義(yi) 標準，幾乎演變成體(ti) 製與(yu) 民眾(zhong) 的一場輿論和法律戰爭(zheng) ，對公權力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危害極大。體(ti) 製本身不能積極規範警察權行使以及不能誠實麵對法律程序和證據，而習(xi) 慣於(yu) 維穩式的內(nei) 部處理、搞定當事人及造成社會(hui) 更多猜疑與(yu) 恐懼，其治理效果得不償(chang) 失。雷洋案沒有成為(wei) 中國法治與(yu) 司法正義(yi) 的裏程碑從(cong) 而給民眾(zhong) 以安全感和信賴，而是最終選擇了保護警察的不起訴方式，替代以黨(dang) 紀政紀處分。在雷洋案的社會(hui) 動員中，成長中的公民社會(hui) 顯示了一定的組織力和行動力，但也遭受強勢體(ti) 製帶來的挫折感，而“免於(yu) 恐懼的自由”則成為(wei) 該案留下的製度懸念，即我們(men) 的製度承諾的安全是否依然可靠，馴化警察權的法治進程是否陡然逆轉？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再好的法治宏大修辭都難以撫平雷洋案給中國法治帶來的公信力傷(shang) 害。這種傷(shang) 害是無法替代性修補的。人民普遍的不信任直接加深了中國國家治理的塔西佗陷阱，而這是與(yu) 治理現代化背道而馳的。2017年不可能遺忘雷洋案，該案不可能在人心政治的意義(yi) 上真正結案。因應塔西佗陷阱的有效方法仍然是重申治理現代化的基礎性公式：任何公權力的行使都要遵循“公開—參與(yu) —問責”的最簡化製度程序，以公眾(zhong) 為(wei) 權源，對公眾(zhong) 賦權，以開放和參與(yu) 打破官民之間的“體(ti) 製隔離之牆”。中國的治理現代化不應是警察權與(yu) 控製體(ti) 係的嚴(yan) 密化，不是政府的搞定能力現代化，而是人心政治的現代化，是源於(yu) 製度的安全感與(yu) 深層信賴。

修昔底德陷阱與(yu) 中美關(guan) 係

中國與(yu) 世界關(guan) 係，最關(guan) 鍵的就是中美關(guan) 係，進而言之是“特朗普美國”的作為(wei) 和影響。特朗普在精神氣質上接近於(yu) 美國的“反聯邦黨(dang) 人”，推崇本鄉(xiang) 本土的美國價(jia) 值觀，反對帝國精英的政治操縱、自私自利與(yu) 對跨國紅利的單方壟斷。但美國立國精神之本質已然通過聯邦黨(dang) 人的集體(ti) 努力和立憲操作而底定，新羅馬帝國的曆史使命與(yu) 自我期許不可能在特朗普相對粗鄙的反聯邦黨(dang) 人鄉(xiang) 愁中徹底瓦解。事實上，特朗普血液中已然濡染了聯邦黨(dang) 人的帝國情懷，隻是其表達與(yu) 實現方式不同於(yu) 民主黨(dang) 精英，而是更加現實主義(yi) 和實用主義(yi) 。商人特朗普正在瓦解美帝國的道德普遍主義(yi) 和軟實力結構，呈現出更嚴(yan) 格的敵我區分和盟友體(ti) 係內(nei) 的利益精算與(yu) 成本分攤。特朗普當選，是因為(wei) 其敏感捕捉到了美帝國道義(yi) 性透支的直接危害及國內(nei) 利益的邊緣化現實，而借助選舉(ju) 操作與(yu) 民粹化手法完爆白宮的傳(chuan) 統精英，但其本質絕非草根式的民粹政治家，而是典型的寡頭政治家。與(yu) 蔡英文私通電話打破美國外交政策慣例，是其更嚴(yan) 厲遏製中國的積極信號，而“聯俄製中”的第二次“尼克鬆反轉”對其形成了強大的戰略吸引力。通過挑動中俄矛盾，特朗普渴望再造一個(ge) 蘇聯崩潰式的中國崩潰，因為(wei) 中國已成為(wei) 美國獨一無二的最大假想敵。這就使得中美關(guan) 係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大大加大。雅典的崛起挑戰了斯巴達的傳(chuan) 統霸權，引發了導致整個(ge) 希臘世界衰落的伯羅奔尼撒戰爭(zheng) 。國際關(guan) 係理論與(yu) 戰略研究領域喜歡用這一西方曆史法則來評判當代中美關(guan) 係。

其實在任何有組織秩序中，老大與(yu) 老二的關(guan) 係都極其敏感，“拉三製二”成為(wei) 人類統戰思維的常識智慧。但第二次的“尼克鬆反轉”是否可能？筆者抱持嚴(yan) 重的質疑，理由是俄國戰略重心不在亞(ya) 洲，而在歐洲和中東(dong) ，但俄國利益遭到歐盟嚴(yan) 格限製，敘利亞(ya) 問題和烏(wu) 克蘭(lan) 問題成為(wei) 嚴(yan) 重的地緣政治僵局。美國若對俄過度妥協以換取俄國製衡中國，其結果必然是犧牲歐洲盟友利益及拋棄諸多的民主尾隨者，客觀上對美國道德形象與(yu) 軟實力破壞極大。從(cong) 中俄關(guan) 係來看，盡管存在曆史宿怨，但傳(chuan) 統政治關(guan) 係及巨大的地緣政治合作利益不是美國能夠簡單拆解和交換的。俄國從(cong) 國家利益出發未必排除與(yu) 美國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其盟友化的程度不大可能超過中俄。特朗普最終會(hui) 發現，北極熊難以真正駕馭。朝鮮問題可能是一個(ge) 突破口，利用朝鮮政權的崩潰預期對中國進行戰略敲詐和壓縮是極有可能的。台灣在美國的外交新局中會(hui) 短暫凸顯，但這種利用中國國家核心利益來遏製中國的行為(wei) 最好像其民主黨(dang) 前任一樣限製於(yu) 相當克製的範圍內(nei) ，否則所引起的中美關(guan) 係惡化後果對美國整體(ti) 利益的損害並非特朗普能夠清醒認知和控製，更可能對其執政基礎構成有力的政治衝(chong) 擊。特朗普對台灣沒有道義(yi) 感，隻有商人式的棋子思維，這必然加劇台美關(guan) 係的貌合神離，但台灣如何尋求新的安全與(yu) 發展方案以替代對美國的單方麵依賴，也不易解套，與(yu) 大陸的新政治共識不易達成。

新列強時代，打破西方秩序藍圖的力量不同於(yu) 一百年前，中國是一個(ge) 典型的東(dong) 方國家而重新成長為(wei) 一個(ge) 主要列強，但立誌做一個(ge) 好列強。中國的文化與(yu) 政治在精神體(ti) 係上並未嚴(yan) 格接受西方啟蒙現代性的係統規劃，缺乏基於(yu) 個(ge) 體(ti) 主義(yi) 的完整世界觀，個(ge) 體(ti) 隻是價(jia) 值與(yu) 秩序的參與(yu) 者而絕非起點和優(you) 先性主體(ti) 。習(xi) 近平時代中國國家精神在威權化與(yu) 傳(chuan) 統化兩(liang) 個(ge) 方向上獲得了重大發展，小組政治論和德治法治論並駕齊驅，有效對衝(chong) 了中國百年來的啟蒙自由主義(yi) 議程以及借助法治化而內(nei) 蓄外展的個(ge) 體(ti) 倫(lun) 理，將後者結構性植入一種古典整全式的國家精神結構之中。中國的啟蒙議程打了對折，美國力量的自我去道德化給了中國重新生長的機會(hui) 和信心，但這絕非是一種複辟三代之治的傳(chuan) 統主義(yi) ，也不是一種走回老路的文革主義(yi) ，而是文明、國家與(yu) 個(ge) 體(ti) 按照中國自身理解與(yu) 經驗進行的一場全新的哲學實驗和製度實驗，其意義(yi) 大體(ti) 相當於(yu) 1917年十月革命對啟蒙現代性體(ti) 係的刺穿和對峙，但其資源構成與(yu) 製度願景則大大超出了西方範疇而納入了中國秩序包容、吸納、演進、創新的自主性曆史進程之中。西方智慧無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否則主要局限於(yu) 西方範疇的一戰和二戰就不可能爆發。美國作為(wei) 新羅馬帝國的秩序擴展運動已有效開展了70餘(yu) 年，如今終於(yu) 呈現出老大帝國的精神萎頓和疲態，而西方主流民主國家出現的“民主民粹化”、保守主義(yi) 、民族國家主義(yi) 的井噴式回歸現象亦表明西方自身經略數世紀的代議式精英民主的衰落和精英責任倫(lun) 理的潰敗。這是世界史的一個(ge) 全新的“春秋戰國”周期，民主的禮崩樂(le) 壞導致了政治的民粹化、文化與(yu) 秩序的多元化及列強競爭(zheng) 性共治時代的重臨(lin) ，但這一次不會(hui) 是西方內(nei) 部的簡單重組和適應調整，而是代入東(dong) 方智慧與(yu) 實踐理性的文明整合，有可能生成一種真正平等的永久和平秩序及非功利的共享倫(lun) 理。

一切熟悉的都處於(yu) 重新理解之中，一切堅固的都已煙消雲(yun) 散，整個(ge) 世界像拆卸完零件撒滿一地的組裝工廠，力量、觀念與(yu) 秩序日益碎片化和淩亂(luan) 化，但人類主要文明的大體(ti) 脈絡和理路依然清晰，隻是需要一種和平合作的新法則加以整理與(yu) 重構。這就是新列強時代的中國與(yu) 世界的秩序圖景及前景。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