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鼎革之際 理學重鎮湖湘學派如何誕生？

原標題：湖湘學派的創立與(yu) 宋、金民族文化衝(chong) 突

作者：陳代湘（湘潭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鳳凰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臘月十三日乙酉

           耶穌2017年1月10日

湖湘學派是指南宋時期在湖南地區形成的，以胡安國、胡寅、胡宏、張栻等人為(wei) 代表的理學學派。

湖湘學派產(chan) 生於(yu) 南宋初年，曆經初創、發展、成熟、鼎盛幾個(ge) 階段，最後在南宋末年作為(wei) 一個(ge) 學派消亡了，但其精神價(jia) 值卻埋藏於(yu) 三湘四水間，注入到湖南人的精神血液中，觸著適宜的水分養(yang) 料，就生長發芽。

南軒先生張栻（資料圖）

湖湘學派產(chan) 生和發展的整個(ge) 過程，都是伴隨著南宋文化衝(chong) 突而進行的。而南宋的文化衝(chong) 突，則表現為(wei) 複雜、多元的狀況，交織著宋、金民族文化衝(chong) 突，儒、佛文化衝(chong) 突，以及地域文化衝(chong) 突。

本文專(zhuan) 論湖湘學派的創立與(yu) 宋、金民族文化衝(chong) 突的關(guan) 係。

一、宋、金民族衝(chong) 突

公元1126年，即宋欽宗靖康元年冬天，宋朝都城開封被金兵攻破。翌年初，金兵北撤，擄走徽宗、欽宗二帝以及宗室、後妃、大臣等數千人，此即讓當時朝野之人痛心疾首的“靖康之難”。

靖康之難雖說是金兵入侵造成的，但也有宋朝皇帝咎由自取的因素。

宋徽宗趙佶是曆史上有名的風流天子和糊塗昏君，他吟詩誦賦，工書(shu) 善畫，其“瘦金體(ti) ”書(shu) 法為(wei) 中國書(shu) 法史上一絕，藝術才能很高，而治國卻一塌糊塗。徽宗耽於(yu) 玩樂(le) ，聲、色、書(shu) 、畫，奇花異石，飛禽走獸(shou) ，甚至蹴鞠（踢球）、諧謔等等，無不喜好。凡能投其所好者，無論朝中大臣、宮中宦官，還是市井流氓，皆能飛黃騰達。有個(ge) 叫高俅的人，本為(wei) 一名聽差，隻因善於(yu) 踢球，即得徽宗賞識，被升為(wei) 殿前都指揮使，統領禁軍(jun) 。徽宗統治期間，信用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彥，他們(men) 權勢熏天，作惡多端，被時人稱為(wei) “六賊”。宋徽宗為(wei) 了滿足自己的貪欲，大興(xing) 土木，橫征暴斂，手下奸臣更是變本加厲，如狼似虎，給廣大平民百姓帶來了巨大的苦難。

宋徽宗繪《瑞鶴圖》（資料圖）

以徽宗時期的“花石綱”為(wei) 例。徽宗喜好奇花異石，蔡京等人就投其所好，派人從(cong) 東(dong) 南采集珍異花石，通過大運河和汴河船運進京，供宮廷享用，稱為(wei) “花石綱”。主勔主持“花石綱”時，隻要發現哪家一石一木有欣賞價(jia) 值，就帶領如狼似虎的士兵直入其家，貼上黃紙封條，指為(wei) 禦用之物，勒令主人善加保護，少有違逆或不慎，即按對皇帝大不敬治罪。待到運走時，拆牆毀屋，無所不為(wei) 。又常役人到江湖深淵中撈取太湖石，為(wei) 運輸奇石而劈山開路，水陸兩(liang) 路綱運，征發民工無數，而官府督責慘苛，百姓苦不堪言。方臘起義(yi) 就是在“花石綱”的殘酷壓榨下被激起來的。

宋徽宗不僅(jin) 是一個(ge) 耽於(yu) 享樂(le) ，玩物喪(sang) 誌，治國無方的昏君，還是一個(ge) 迷信道教神仙的糊塗人。許多道士被徽宗授予特為(wei) 道教設置的官職，徽宗也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待到金兵南侵，長驅直入時，這個(ge) 道君皇帝就被嚇破了膽，慌忙把帝位讓給皇太子趙桓，是為(wei) 宋欽宗，徽宗自己則帶著他的寵臣們(men) 南逃避難。然而，這欽宗趙桓，也是一個(ge) 膽小無能之輩，當時雖有李綱等堅決(jue) 主戰的賢能之士，卻並不被重用，後來還被流放。欽宗一心隻想著投降議和，不曾認真想過備戰迎敵，把抗戰派官員排擠淨盡，並殘酷鎮壓自發組織起來的抗戰義(yi) 兵，自毀長城，自斷命脈，最終落得國破家亡，自己以九五之尊淪為(wei) 金人階下囚的可悲下場。

徽、欽二帝被擄走後，康王趙構“嗣宋朝之大統”，登基稱帝，改元建炎，此即南宋。趙構是宋徽宗第九子、宋欽宗之弟。當初金兵圍攻開封時，趙構被委任為(wei) 河北兵馬大元帥，讓他組織宋軍(jun) 入援京師，然而，趙構卻懷著一旦父兄被俘，自己可以另建小朝廷的私心邪欲，按兵不動，籠絡部屬，飲宴遊樂(le) 。事態的發展果如其願，二帝被俘，趙構就當上了皇帝，是為(wei) 宋高宗。

宗高宗趙構（資料圖）

宋高宗在這種背景下當上皇帝，其複雜心態可想而知。一方麵，對金作戰，收複失地，迎回二帝是朝野愛國之士的強烈心願，高宗也不得不做一些表麵文章；但另一方麵，他卻有一個(ge) 極大的心理障礙，那就是，一旦二帝歸來，他這個(ge) 小朝廷的皇帝就有可能做不成了。宋高宗之所以在對金態度上表現得那麽(me) 卑躬屈膝，不斷遣使乞和求降，最後還夥(huo) 同秦檜把抗金名將嶽飛害死，就是高宗的這種“私欲”在作怪。因此，南宋理學家們(men) 對高宗嗣位頗有微詞，如湖湘學派胡寅就提出高宗不當立，張栻和朱熹都十分讚同胡寅之說，此事《朱子語類》有載：

南軒言：“胡明仲（胡寅——引者注）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喪(sang) ；三雲(yun) 雲(yun) 。”先生（朱熹——引者注）雲(yun) ：“南軒見得好。設使不即位，隻以大元帥討賊，徽廟升遐，率六軍(jun) 縞素，是什麽(me) 模樣氣勢！後來一番難如一番。”

南宋政權是在靖康之難的屈辱中建立起來的苟安小朝廷，靖康之變，北宋滅亡，連皇帝都被擄走，這對當時的知識分子造成了極其巨大的信念衝(chong) 擊和精神打擊。堂堂中華禮儀(yi) 之國，被野蠻的異族韃虜侮弄，曆代聖賢創製和維係下來的中華倫(lun) 理文化崩壞坍塌，這是他們(men) 心中無法接受的。同時，在這種民族危難的特殊時期，各色人物接踵登台，各種嘴臉紛紛顯露，陰險小人更是置國家安危和民族大義(yi) 於(yu) 不顧，關(guan) 鍵時刻為(wei) 禍貽害，讓正人君子痛心疾首。理學家們(men) 在這個(ge) 信念和精神備受打擊的時代，反而更被激發出民族自強情結，在強大民族責任感的激勵下，研習(xi) 理學，著書(shu) 立說，培養(yang) 生徒，以表達他們(men) 的亡國之痛，尋求救國之方，並寄望於(yu) 收拾河山，重振華夏文化，再樹民族尊嚴(yan) 。在這方麵，湖湘學派表現得非常典型。

二、胡安國與(yu) 湖湘學派的創立

湖湘學派，作為(wei) 南宋時期重要的理學學派，就是在宋、金軍(jun) 事和文化衝(chong) 突達到極點的時候形成的。

湖湘學派的創始人是胡安國，其子胡寅、胡宏等人佐助之功甚大。尤其是胡宏，後來成為(wei) 湖湘學派最大的理論代表。

胡文定公遺像、《春秋傳(chuan) 》（資料圖）

胡安國，字康侯，諡文定。建州崇安（今屬福建）人。生於(yu) 宋神宗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早年即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24歲中進士後步入仕途。靖康之變前夕，胡安國已經非常討厭官場的黑暗和權貴的汙濁，一再辭拒朝廷任命，決(jue) 心過一種“望雲(yun) 倚杖，臨(lin) 水觀魚”的隱居生活。然而，動蕩的時局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使胡安國改變了這種“獨善其身”的想法。金兵入侵，國家危難，朝中主和、主戰兩(liang) 派勢如水火，胡安國在寫(xie) 給楊時的信中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主戰的政治主張，並“幡然有複仕意”，決(jue) 定前往京師，為(wei) 國效力。

胡安國到達京城後，受到宋欽宗的召見。在奏對中，胡安國一方麵從(cong) 理學家內(nei) 聖為(wei) 本的立場出發，提出“明君以務學為(wei) 急，聖學以正心為(wei) 要”，強調正心務學的重要性；另一方麵，胡安國又主張“為(wei) 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提出了振興(xing) 朝綱、抵禦外侮的具體(ti) 措施。同時，胡安國還直指君過：“陛下南麵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績效未見，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ju) 動煩擾。大臣爭(zheng) 競，而朋黨(dang) 之患萌；百執窺觀，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如此大膽犯顏直斥君過，胡安國的確有膽量。不過，這種耿直的性格，在爾虞我詐的朝中是難以長久立足的。不久，門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就將胡安國排擠出朝廷，任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國離開京都後十餘(yu) 日，金兵就把都城包圍了。當時胡安國的長子胡寅尚在京城任職，有人替胡安國擔憂，胡安國說：“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聞者為(wei) 之動容。

金兵攻占京師，擄徽宗、欽宗二帝北去，宋高宗繼位，改元建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再次南侵，侯師聖預見到荊門一帶將必遭亂(luan) 兵禍害，力勸胡家再遷，胡家聽從(cong) 侯氏之勸而舉(ju) 家向南遷移。不久，這一帶果毀於(yu) 兵火。當時另有一人未聽侯師聖之勸，即身遭不幸。朱熹曾經提到此事：“文定本居籍溪，恐其當衝(chong) ，世亂(luan) 或不免，遂去居湖北。侯師聖令其遷，謂亂(luan) 將作，乃遷衡嶽山下。亦有一人，侯令其遷，不從(cong) ，後不免。文定以識時知幾薦侯。”經此事後，胡安國深服侯師聖“識時知幾”。胡家向南遷移到湖南湘潭境內(nei) 碧泉。對於(yu) 胡氏一家遷居湖南湘潭碧泉的過程，胡宏在《有本亭記》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紹興(xing) 庚戌歲，先君子自荊、郢趨吳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遊行，遂至湖南。橫涉清流，顧而歎曰：“此非滄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尋而濯我纓乎？”則命門弟子問津於(yu) 居人。於(yu) 是傍西山之陰，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蒼然群木之下，翠綠澄淨，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號為(wei) “碧泉”。登山四顧，乃洞庭之南，瀟湘之西，望於(yu) 衡山百裏而近……先君子徘徊不能去，拂石倚筇而坐，喟然而歎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晝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誌。

碧泉在洞庭之南，瀟湘之西，距衡山不到百裏，水清山幽，遠離戰亂(luan) ，在當時確是隱居傳(chuan) 道的好去處。胡氏父子懷著對腐敗朝廷的失望和對兵火戰亂(luan) 的恐懼，麵對如此幽美的環境，遂萌生隱遁治學，傳(chuan) 道授徒的想法。在胡氏一家遷居碧泉的過程中，胡安國弟子、長沙人黎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宋元學案》載：

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以孝友信義(yi) 著稱。師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亂(luan) ，文定避地荊門，先生為(wei) 卜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嶽，實昉於(yu) 此……而湖湘學派之盛，則先生最有功焉。

黎明引導和幫助胡氏父子定居碧泉，從(cong) 而使胡氏之學在湖南紮根，後漸成在理學史上頗有影響的“湖湘學派”，黎明的確功不可沒。朱熹談到當時這一事件時說：

向見籍溪說，文定當建炎間，兵戈擾攘，寓荊門，擬遷居。適湘中有兩(liang) 士人協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才翁。文定始亦有遲疑之意，及至湘中，則舍宇動用，便利如歸，處之極安。又聞範丈說，文定得碧泉，甚愛之。《有本亭記》所謂“命門弟子往問津焉”，即才翁也。

紹興(xing) 元年（公元1131年），詔胡安國為(wei) 中書(shu) 舍人兼侍講，胡安國向宋高宗進呈《時政論》21篇，包括《定計》、《建都》、《設險》、《製國》、《恤民》、《立政》、《核實》、《尚誌》、《正心》、《養(yang) 氣》、《宏度》、《寬隱》等，表明了胡安國堅決(jue) 主張抗金複國的決(jue) 心以及振興(xing) 民族、治國安邦的真知灼見，他非常自信地說：“雖諸葛複生，為(wei) 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

然而，宋高宗沒有抗敵興(xing) 國，收複失地的決(jue) 心，胡安國感到很失望。紹興(xing) 二年，高宗欲啟用故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荊、浙諸軍(jun) 事，胡安國上奏堅決(jue) 反對，因為(wei) 他了解朱勝非，此人在靖康之變時尊用張邦昌，討好金人，危害國家。胡安國說得非常尖銳：“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宋高宗隻得改任朱勝非為(wei) 侍讀。但胡安國崇奉《春秋》大義(yi) ，臥家不出，不願與(yu) “汙臣”為(wei) 伍。此事得罪了朝中的當權者，胡安國不久就遭到貶黜，被排擠出了朝廷。

胡安國離開京師，回到湖南，決(jue) 心退出官場，從(cong) 事學術和教育事業(ye) 。

胡安國不是湖南人，但湖南卻是他宦遊和長期寓居的地方。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胡安國曾任提舉(ju) 湖南路學事，後來又長期寓居湖南、湖北一帶。特別是建炎年間，胡安國一家在金兵入侵、國破家亡的危難境地中來到湖南湘潭碧泉隱居，修建書(shu) 堂，即碧泉文定書(shu) 堂，後又被其子胡宏改造成碧泉書(shu) 院。胡氏父子在這裏講學授徒，改變了湖南封閉固陋的風氣，標誌著湖湘學派的誕生。

三、湖湘學派理論奠基與(yu) 宋、金文化衝(chong) 突

胡安國退隱之後，在衡山的紫雲(yun) 峰下又修建了書(shu) 堂，胡氏父子往返於(yu) 湘潭和衡山之間，講學授徒，傳(chuan) 播理學。在學術研究上，胡安國潛心撰寫(xie) 湖湘學派標誌性著作之一《春秋傳(chuan) 》，此書(shu) 為(wei) 湖湘學派的理論奠基之作，他撰著此書(shu) 最直接和強勁的心理動力，就是宋、金民族文化衝(chong) 突。

胡安國身處宋、金民族文化衝(chong) 突的動蕩時期，對中原淪陷，遺民塗炭的慘況“常若痛切於(yu) 其身”，因此，他“誌於(yu) 康濟時艱”，非常關(guan) 注現實政局，立誌為(wei) 君主尋求治國安民，興(xing) 邦北圖的良策。胡宏《皇王大紀序》說：“我先人上稽天運，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聖之誌，作《春秋傳(chuan) 》，為(wei) 大君開為(wei) 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無極者也。”胡宏說其父寫(xie) 作《春秋傳(chuan) 》目的是為(wei) 君主開“為(wei) 仁之方”，即推行仁政王道的治國方略，這是對胡安國《春秋傳(chuan) 》撰著意圖的最好詮釋。在異族入侵，國破時窮的危難時期，胡安國最關(guan) 注的是現實的時政。而他之所以要用《春秋》這部古老的經書(shu) 來為(wei) 現實政治服務，是與(yu) 《春秋》本身的性質以及胡安國的理解有關(guan) 的。

《春秋》本來是一部編年體(ti) 史書(shu) ，是魯國曆代史官的記事，後經孔子整理刪定，被當作儒家經典流傳(chuan) 下來。儒家學者對《春秋》的評價(jia) 很高，尤其看重該書(shu) 的現實指導意義(yi) 。程頤說：“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說：“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shu) 。”胡安國私淑程氏洛學，對程頤之說是相當信服的。程頤高度評價(jia) 《春秋》一書(shu) 的現實之用，胡安國承續此意，對《春秋》作了更高的評價(jia) ，他說：

《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shu) 》之事；興(xing) 常典，則體(ti) 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le) 》之和；著權製，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wan) 世之準繩，皆在此書(shu) 。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jue) 大疑能不惑者，鮮矣。

在胡安國看來，《春秋》既可上達五經之道體(ti) ，又可下貫五經之妙用，是萬(wan) 世百王的法度準繩，這個(ge) 評價(jia) 可以說是高得無以複加了。

因為(wei) 《春秋》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yi) ，而胡安國對現實政治有著極強的敏感性，對金人入侵，中原淪陷，華夏受製於(yu) “夷狄”深痛於(yu) 心，所以他希望用《春秋》來引導君主把儒家崇奉的內(nei) 聖和外王結合起來，使內(nei) 聖的高遠原則在切近的社會(hui) 和政治現實中得到落實。

胡安國一生專(zhuan) 注於(yu) 《春秋》的研究和闡發，其子胡寅生動地記述了胡安國研治《春秋》的情形：

公自少留心此經，每曰：“先聖親(qin) 手筆削之書(shu) ，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chuan) 習(xi) ，亂(luan) 倫(lun) 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yu) 是潛心刻意，備征先儒，雖一義(yi) 之當，片言之善，靡不采入……翰林朱震久從(cong) 公遊，方侍講此經，欲見公所著。公曰：“某之初學也，用功十年，遍覽諸家，欲多求博取，以會(hui) 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眾(zhong) 傳(chuan) ，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為(wei) 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說之不可於(yu) 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書(shu) 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xi) 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

從(cong) 以上記述可知，胡安國專(zhuan) 意研治《春秋》三十餘(yu) 年，花費了巨大的心血，經過反複斟酌和修改，撰成《春秋傳(chuan) 》這部嘔心之作，當時就得到了政界和學界的高度認可。宋高宗特頒詔書(shu) ，令胡安國專(zhuan) 門纂修《春秋傳(chuan) 》，以供禦覽。書(shu) 成，高宗讀了之後讚揚該書(shu) “深得聖人之旨”。後來，胡安國的《春秋傳(chuan) 》在元、明兩(liang) 朝被定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經文定本，影響很大。

胡氏《春秋傳(chuan) 》在當時的學術界也得到高度的認可。上麵引文中所述朱震要侍講此經，請求拜讀胡安國《春秋傳(chuan) 》，已可看出學者們(men) 對此書(shu) 的推崇。稍後的朱熹在談到胡安國《春秋傳(chuan) 》時說：

可學因問：“左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個(ge) 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於(yu) 穩地，而不識道理，於(yu) 大倫(lun) 處皆錯……大抵《春秋》自是難看。今人說《春秋》，有九分九厘不是，何以知聖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chuan) 》語之。”

又，朱熹曾轉述他的老師李侗的話，說：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

羅仲素即李侗的老師羅從(cong) 彥，李侗認為(wei) 胡安國的《春秋傳(chuan) 》比羅從(cong) 彥的《春秋說》好，這是客觀的態度。朱熹盡管認為(wei) 胡安國說得不全符合聖人原意，但卻也從(cong) 總體(ti) 上肯定胡氏《春秋傳(chuan) 》超越了前人，而且所說“盡是正理”。

朱熹在當時就看出胡安國《春秋傳(chuan) 》不全符合聖人“原意”，但卻又非常肯定胡安國所說道理的正確性，這一點正是胡氏《春秋傳(chuan) 》的特點，而這個(ge) 特點的基礎就是胡安國有感於(yu) 金人入侵，華夷衝(chong) 突的社會(hui) 現實。

胡安國在其所著《春秋傳(chuan) 》中特別強調“華夷之辨”這個(ge) 所謂“春秋大義(yi) ”，原因就是胡安國“感激時事”，深恐中華禮義(yi) 文化遭到“夷狄”的毀滅。“華”即中原華夏民族，“夷”在這裏是指域外的非華夏族。胡安國認為(wei) ，《春秋》這部經書(shu) 的主旨就是“華夷之辨”：

韓愈氏言《春秋》謹嚴(yan) ，君子以為(wei) 深得其旨。所謂謹嚴(yan) 者，何謹乎？莫謹乎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

既然“華夷之辨”是《春秋》的主旨，那麽(me) ，“華”和“夷”到底有什麽(me) 區別呢？胡安國繼承以前說經者的傳(chuan) 統觀念，首先從(cong) 地域上來區分“華”和“夷”。他說：

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nei) 君子外小人為(wei) 泰，內(nei) 小人外君子為(wei) 否。《春秋》，聖人傾(qing) 否之書(shu) ，內(nei) 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道之體(ti) ；內(nei) 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在這裏，胡安國把“中國”與(yu) “夷狄”的關(guan) 係類比於(yu) “君子”與(yu) “小人”，並從(cong) 地域和親(qin) 疏程度上宣稱要“內(nei) 中國而外四夷”，這實際上是胡安國對公羊家說《春秋》觀點的承襲，顯得淺薄而片麵。

然而，胡安國說《春秋》“華夷之辨”，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旨，即文化保護和文化複興(xing) 。在胡安國看來，華夏之所以比“夷狄”優(you) 越，不是表現在人種和地域上，而是表現在文化上，而華夏文化的優(you) 越性就在於(yu) 有以君臣、父子等禮義(yi) 綱常為(wei) 核心內(nei) 容的倫(lun) 理道德體(ti) 係。他說：

《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yu) 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wei) 中國，以禮義(yi) 也。一失則為(wei) 夷狄，再失則為(wei) 禽獸(shou) ，人類滅矣。

中國之所以貴於(yu) 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qin) 、君臣之義(yi) 爾。

中國之為(wei) 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lun) 也。一失則為(wei) 夷狄矣。

很明確，在胡安國看來，華夏文化的優(you) 越性，就是因為(wei) 有君臣、父子這些綱常倫(lun) 理規範，這樣才會(hui) 上下有序，社會(hui) 和諧，這是華夏之貴、之高。而所謂的“夷狄”，其文化則是較下等的。所以君子謹於(yu) “華夷之辨”，其目的就是要保護高等的華夏文化不被低等的“夷狄”所毀滅，保護華夏民族的綱常倫(lun) 理不被“夷狄”所亂(luan) 。

因此，胡安國認為(wei) 《春秋》不是一部普通的史書(shu) ，而是一部寄寓著華夏禮義(yi) 內(nei) 容的經典著作，是“百王之法度，萬(wan) 世之準繩”。孔子刪述此書(shu) 也不僅(jin) 僅(jin) 是整理文化典籍，而是保存和複興(xing) 華夏禮義(yi) 文化。胡安國說：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chuan) 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wei) 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luan) 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wei) 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xing) 衰在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身處“禮崩樂(le) 壞”的時代，社會(hui) 動蕩，私欲橫流，周公以來建構起的儒家倫(lun) 理將遭滅絕。孔子以強烈的文化擔當意識，挑起保護和複興(xing) 儒家倫(lun) 理文化的重任。孔子的這種心態和精神，恰恰就是胡安國這一批理學家內(nei) 心的寫(xie) 照。金兵入侵，中原淪喪(sang) ，國破家亡，“夷狄”肆虐，再加之由來已久的佛老之學猖獗，胡安國“感激時事”，在“斯文將喪(sang) ”的民族文化危機時刻而研治《春秋》，創辦書(shu) 院，聚徒講學，以期喚起人們(men) 對自己優(you) 越的民族文化的認同和自豪感，使“斯文”後繼有人，不至喪(sang) 滅於(yu) “夷狄”之手。正是胡安國的這種由激烈的文化衝(chong) 突而導致的強烈的文化擔當意識，促使他帶領他的子弟和學生們(men) 創立了湖湘學派。

注：本文係作者在“首屆隱山論壇——湖湘學派與(yu) 湖湘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hui) ”上發表的論文。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