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我看可以從(cong) 廣義(yi) 和狹義(yi) 上理解。廣義(yi) 的國學是相對西學而言，指中華民族在幾千年傳(chuan) 統文化中創造出來、積澱下來的學術、學問、學說。狹義(yi) 的國學則是相對國族或國民而言，指民族文化的意義(yi) 係統及其論述。王國維說學無中西古今或新舊，是指前者而言，張之洞也許還可加上曾國藩等的“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則是指後者而言。由於(yu) 國學概念廣狹二義(yi) 之間有區別也有糾結，所以一直以來人們(men) 的相關(guan) 言說使用都比較模糊。一般來說，自由主義(yi) 者是普遍主義(yi) 者，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廣義(yi) 的角度理解國學，進而從(cong) 知識論出發貶抑排斥國學的價(jia) 值和地位；文化保守主義(yi) 者是曆史主義(yi) 者、“民族主義(yi) 者”，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狹義(yi) 角度理解國學，進而維護推崇國學的價(jia) 值和地位。

其實，王國維也是所謂文化保守主義(yi) 者，以後者為(wei) 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這樣一個(ge) 意義(yi) 的係統如果也可以用學來稱呼，其在西學的框架裏應該是對應於(yu) 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及其論述即神學。高旭《南社啟》說：“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將從(cong) 此亡矣！”又說：“然則國魂何寄？曰：寄於(yu) 國學，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這雖然出自晚清國粹派之口，但後麵的理論邏輯與(yu) “欲亡其國，先亡其史”一樣，可謂其來有自。如果這不難理解，那麽(me) ，“欲興(xing) 其國，先興(xing) 其史”――關(guan) 於(yu) 中華民族之自我表述自我期許的宏大敘事，是不是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立、合理？約瑟夫•奈的“軟力量”，可謂這一邏輯的反向注腳。

凝聚、建構進而發揮“軟力量”以實現目標，除開立足於(yu) 傳(chuan) 統，我們(men) 還能立足於(yu) 什麽(me) ？傳(chuan) 統中拋開儒學，我們(men) 又還能寄望於(yu) 什麽(me) ？我認為(wei)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儒學顯然構成國學的核心。梁啟超說：“……研究儒家哲學，就是研究中國文化，誠然儒家之外，還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學，不算中國文化全體(ti) ；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dong) 西了。”牟宗三說得更準確：“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國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個(ge) 生命方向與(yu) 形態。”這不僅(jin) 因為(wei) 事實上我們(men) 相當長時間內(nei) 都是以聖賢的教誨範導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為(wei) 這種影響雖然近代以降趨於(yu) 式微，但卻依然可說是綿綿若存，不絕如線。否則就不會(hui) 有國學名號之提出及其意義(yi) 之闡釋，就不會(hui) 有亨廷頓在其後冷戰時代的文明衝(chong) 突論的論述裏仍將中國表述為(wei) 儒教文明，就不會(hui) 有改革開放社會(hui) 重獲生機後被五四與(yu) 文革一再打倒的儒學、國學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水靜流深。這後麵的深刻動因或根據在於(yu) ，我們(men) 的國家社會(hui) 和民族在經曆一定發展階段後，自我意識開始覺醒或成熟――此前是在對富強的追尋中執著於(yu) “全盤西化”和“走俄國人的路”，現在“倉(cang) 廩實而知禮義(yi) ”，開始追問“我是誰？從(cong) 哪裏來？到哪裏去？”這樣一些所謂關(guan) 乎生命存在的意義(yi) 的問題，並且漸漸意識到答案的尋找必須另辟蹊徑。具體(ti) 說，民間的“讀經”活動是不滿足於(yu) 體(ti) 製教育重知識輕人文的偏失，使年輕一代在有知識的同時，也知道怎麽(me) 做人（在麥當勞、迪斯尼之外，也應該知道一點《三字經》《弟子規》），以維持身體(ti) 、心智與(yu) 精神的人格均衡；當局的推出“小康社會(hui) ”“和諧社會(hui)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等口號是在由革命黨(dang) 向執政黨(dang) 的轉變中對過去那種基於(yu) 所謂科學理論的意識形態話語進行調整以重建政治合法性基礎和社會(hui) 動員能力；所謂大陸新儒家的振興(xing) 儒學、重建儒教等訴求則是試圖對後冷戰、現代性或後現代社會(hui) 中的文化認同、身心安頓等問題作出自己的回應嚐試。這三者各有其出發點、目標以及資源依托和表現形式，但毫無疑問也存在共識和交集，屬於(yu) 同一個(ge) 大的趨勢。它們(men) 之間的良性互動，以及它們(men) 與(yu) 其它思想流派之間的良性互動是值得期待的，因為(wei) 那意味著我們(men) 的文化發展和民族生長的真正健康。

“心，永遠憧憬著未來，現實卻總是陰沉”。雖然不少人都曾向我問詢關(guan) 於(yu) 儒學和國學的問題，但我真的覺得自己對這一切實際上十分的隔膜。我創辦《原道》原本就是試圖推動這樣一種進程，但當時確乎更像是一種盲目的力量在後麵驅使，現在的狀況更是十分陌生。關(guan) 於(yu) 人大國學院我已經寫(xie) 過不少文字，現在看來真是大山分娩生出耗子：一開始高調宣揚國學的“意識形態”品質――我認為(wei) 某種意義(yi) 上文化乃是民族的意識形態，最後卻是以敦煌學、文獻學什麽(me) 的狸貓換太子收場。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的國學班或大師班，更屬於(yu) 搭順風車消費國學――這些事不是不可以幹，而是不適合這些重點名牌幹，至少是不適合這些重點名牌在這個(ge) 時候用這樣的方式幹。它們(men) 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表現出更高的趣味並胸懷更為(wei) 遠大的追求。北大、人大、武大如此，遑論其餘(yu) ？

相比之下還是民間社會(hui) 的讀經比較值得期待。在我眼裏，它們(men) 傳(chuan) 遞著更為(wei) 真實的信息，體(ti) 現著更為(wei) 真實的生命。國學熱的目標應該不在於(yu) 出現或誕生什麽(me) 國學大師，而在於(yu) 陶冶模塑國人的文化意識和文化認同。這本質上就是某種教化過程，它仿佛春雨潤物，是在不知不覺中發揮影響顯示效果的。我甚至認為(wei) 今年開始的傳(chuan) 統節日法定公假化就應該劃入這樣的國學熱潮或運動之內(nei) ，因為(wei) 它使得物理的時間獲得曆史的意義(yi) 、自然的生命獲得文化的蘊含。我欣賞這樣的說法：中國人就應該清明掃墓、中秋團圓、除夕守歲。伯林說，“人們(men) 稱為(wei) 迷信和偏見的東(dong) 西隻是風俗習(xi) 慣的外殼，通過它可以顯示證明一個(ge) 民族漫長生活過程的榮枯盛衰；丟(diu) 失了它們(men) 也就是失去了保護人們(men) 的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習(xi) 慣，民族性記憶和忠誠的盾牌。”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習(xi) 慣，民族性記憶和忠誠，不正是國學的內(nei) 涵和精魂麽(me) ？

古人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這裏所謂大者，應該就是指國學對於(yu) 國人生活生命的這樣一些意義(yi)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複興(xing) 國學，決(jue) 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也必須超越敝帚自珍的阿Q心態，而應該把它視為(wei) 一個(ge) 深化自我理解拓展生活世界的實踐和創造的活動和過程。它不僅(jin) 意味著傳(chuan) 承，同時也意味著發展。隻有在這一點上達成了澄澈的共識，廣義(yi) 、狹義(yi) 的國學及其複興(xing) 才是可談的、值得談的。譬如中醫地位的岌岌可危，這固然是因為(wei) 西醫日新月異衝(chong) 擊巨大，但也與(yu) 其自我更新不足，不能在人們(men) 的生活建康及其保障方麵發揮更加積極有效作用有關(guan) 。同樣的問題，儒教、儒學以及漢服等問題上也程度不同的存在，我個(ge) 人對此比較關(guan) 注，並且不敢樂(le) 觀。

“文化傳(chuan) 薪火，實幹創未來”，但願每個(ge) 人都盡自己的努力吧。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