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曆史——《中華曆史真精神》之一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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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廿九日癸未

           耶穌2016年12月27日

（一）六經皆史

文化與(yu) 曆史的關(guan) 係非常密切。錢穆說：“曆史是文化積累最具體(ti) 的事實”。關(guan) 於(yu) 道德、文化、文明和曆史的關(guan) 係，我有這樣一個(ge) 說法：

道德是文化的基本內(nei) 核，文明是文化的光明展示，曆史是文化的人事體(ti) 現。

《易經》說：“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龍是龍德，天德，君德。乾卦九二，龍現身於(yu) 田野之上，象征著道德的覺醒和展開，意味著文明的開始，有利於(yu) 大德君子的出現和成功。曆史就是文化不斷展開、文明不斷成長的過程。

文化和曆史關(guan) 係就是經史關(guan) 係。儒學是中華文化的主統，經學又是儒學的核心，經學和史學共同構成傳(chuan) 統學術的主體(ti) 。

關(guan) 於(yu) 經史關(guan) 係，明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意謂六經是借用曆史事實闡述道理，所謂即事言理。王世貞還具體(ti) 區分六經各文體(ti) ，有的是“史之正文”，有的是“史之變文”，有的是“史之用”，有的是“史之實”有的是“史之華”。

隋王通說：“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shu) 也，帝王之製備矣，故索然而皆獲；其述詩也，興(xing) 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yu) 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意謂尚書(shu) 、詩經、春秋經都出自於(yu) 史籍，側(ce) 重不同，不能混雜，所以聖人將它們(men) 分門別類。

王陽明說：“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經。事則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犧之史，書(shu) 是堯舜以下史，禮樂(le) 即三代史，五經亦即史。”（《傳(chuan) 習(xi) 錄》）宋陳傅良、元郝經、明宋濂王世貞李贄、清袁枚章學誠龔自珍等，都對經與(yu) 史之交集重疊關(guan) 係有所闡述，章學誠的《文史通義(yi) 》開宗明義(yi) ：“六經皆史也”。

對“六經皆史”這個(ge) 命題中的史，究竟何所指，曆來有多種看法。胡適認為(wei) 史指史料，“六經皆史”是把六經看成六種史料；錢穆認為(wei) “六經皆史”是針對宋明理學空談義(yi) 理和乾嘉考據脫離現實而提出一種實用的主張，因此這個(ge) 史實有經世濟用的含義(yi) 。倉(cang) 修良認為(wei) 以上兩(liang) 種含義(yi) 兼而有之。（倉(cang) 修良、葉建華《章學誠評傳(chuan) 》）。餘(yu) 英時認為(wei) ，“六經皆史”是針對戴震“經學即理學”的主張作出的反擊。

這些說法各有道理，都不正確，胡適最為(wei) 膚淺。其實，前麵“三王”王世貞、王通、王陽明都說得對。王陽明“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就是對“六經皆史”最好的解釋。

六經涉及各種曆史事件人物，然經史畢竟有別，經重在義(yi) 理闡說，史重在史實介紹，不能完全等同。春秋經更特殊，寄寓孔子的王道精義(yi) 和政治理想，是經非史，隻是借用了魯史框架及某些事件人物而已，不能視為(wei) 信史。

孔子對春秋時期242年根據“所見所聞所傳(chuan) 聞”分為(wei) 三世：據亂(luan) 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據亂(luan) 世是“內(nei) 其國外其夏”，升平世是“內(nei) 諸夏外夷狄”，太平世是“夷狄進至於(yu) 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當然，這是孔子“借史明義(yi) ”，寄寓政治理想。真實的春秋史並無升平可言，遑論太平！

也就是說，《春秋經》並非“真實客觀的記錄史實”，而是孔子理想中的整個(ge) 人類發展史。孔子述而不作，唯晚年作《春秋經》，旨在借史明義(yi) ，借春秋史實事跡闡明道德要旨政治大義(yi) 。因另有真實史料在，讀者不至於(yu) 把孔子《春秋經》視為(wei) 實錄，後來春秋實史毀於(yu) 秦火，非孔子所能逆料也。

（二）六經創史

在六經皆史的基礎上，我提出一個(ge) 新的觀點：六經創史。

文化創造文明，創造曆史，文明和曆史反過來不斷滋潤、完善文化。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主體(ti) 、主統和中華文明的主要締造者，也就是中國曆史的主要創造者。中國就是中道之國，六經是中道的載體(ti) 。

有人問，諸子百家和儒家佛家都屬於(yu) 中華文化，難道它們(men) 對中華文明和曆史就沒有功勞？佛道兩(liang) 家作為(wei) 中華文化的輔統，當然有功勞，諸子百家有正邪之別，其中正學也功不可沒者。但它們(men) 都是輔助性的，我這裏說的是文化主體(ti) 、主統和文明的主要創造者。

自堯舜至明清，除了暴秦尊秦法家，幾乎所有王朝都是尊儒和以儒立國的。堯舜禹夏商周，沒有儒家之名而有儒家之實。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意謂是繼承堯舜之道和文武之製。梁武帝和武則天特別尊佛，南北朝和元朝時佛道地位特高影響很大，但其時的政治和製度框架依然是儒家的。

換言之，堯舜以來，儒家文化始終是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是絕大多數王朝的主導思想和製度依據，相當於(yu) 憲法。諸子百家中唯法家曾占據過“國家級”意識形態地位，曇花一現而已，拜上帝教僅(jin) 僅(jin) 半壁江山十餘(yu) 載。其它百家從(cong) 無取代儒家主統地位者，即使影響較大而持久的佛道兩(liang) 家，也從(cong) 不曾據有憲位。

不僅(jin) 此也，諸子百家包括道家，無不源於(yu) 儒家六經。其中道家、雜家、名家、陰陽家、齊法家等，盡管思想偏離或違反了中道，因與(yu) 儒家淵源很深，相近相通處仍然不少，如齊法家管子強調“禮義(yi) 廉恥，國之四維”，康有為(wei) 說老子“偷得易經半部”。熟讀明辨，不難發現《周易》與(yu) 《道德經》有同有異，大同大異。《易經》言論圓滿，道理圓融，《道德經》則有不少偏激錯漏。

可以說，百家有的，儒家都有；儒家有的，它們(men) 沒有。沒有《管子》《老子》《莊子》，中國仍是中國；沒有《易經》和其它儒經，中國就非中國。

諸子百家中，良性學說是近儒而偏者，如老子管子；不良學說是偏得特別嚴(yan) 重者，如楊墨；惡性學說是叛儒者，如韓非李斯；一些專(zhuan) 業(ye) 性學說如兵家農(nong) 家，也有儒經淵源，兵學中的“古司馬法”，強調以仁為(wei) 本，以戰止戰，提醒好戰必亡，忘戰必危，堪稱兵法中的聖經，兵家吳起則是儒家叛徒，但其兵法中不乏儒家思想的殘遺。班固說：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yu) 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yu) 義(yi) ，敬之與(yu) 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yu) 流裔。”（《漢書(shu) 藝文誌》）

班固認為(wei) ，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nong) 家、小說家九家，歸根結底，無非“六經之支與(yu) 流裔”，都是六經的枝葉和末流。

班固說：“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從(cong) 源頭上可以這麽(me) 說，然複須知，經過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集大成工作之後，儒家就統合六經，代表中道，包括中道之道德和政治。堯舜禹夏商周之史官、羲和之官、理官、禮官、清廟之守、行人之官、議官、農(nong) 稷之官等等的職責和德行，都納入了儒家的範疇。儒家的職責不再僅(jin) 僅(jin) 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而已。

至於(yu) 佛家，源於(yu) 印度，因其心性論與(yu) 儒道兩(liang) 家不謀而合，進入中國後影響越來越大，但整體(ti) 上從(cong) 未淩駕於(yu) 儒家之上。熊十力先生仿佛教以《大般若》為(wei) 群經之王諸佛之母，也以《易經》為(wei) 群經之王和諸子百家之母。《易經》談本體(ti) ，形上形下內(nei) 聖外王一體(ti) 同仁，“空寂而有生化之神，虛靜而含剛健之德”，與(yu) 佛道兩(liang) 家顯異。比較而言，佛道所見不圓，不免耽空滯靜之弊。當然，這正是出世法的特征。

有人說：“自從(cong) 確立了帝製之後，中國最昌盛的漢唐兩(liang) 代，其奠基國策皆為(wei) 道家學說，而非儒學學說。”答：首先，在政治上，漢唐宋的主導思想和製度設置都是儒家的，某些君王尊信道家或佛教，不影響儒家主體(ti) 地位。其次，秦製非儒家帝製。儒家稱堯舜為(wei) 帝，堯舜之道為(wei) 帝道，堯舜之製才是帝製。

有一個(ge) 普遍的誤會(hui) ，認為(wei) 孔子以老子為(wei) 師，說明道家高於(yu) 儒家。殊不知，孔子是向老子學禮，不是學道，就像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問禮不是問道一樣。孔子編撰六經，集儒家之大成，即是集先秦文化之大成。孔子之前，詩書(shu) 禮易樂(le) 春秋諸書(shu) 皆王官學，收於(yu) 政府圖書(shu) 館，老子曾任館長。道家所尊之易即儒家六經之一，大易乾坤並建，儒家陰陽並重大中至正，老子偏於(yu) 坤陰，非象之全體(ti) 也。

作為(wei) 中華文化的最高代表，儒家當之無愧是中華文明的締造者、中國曆史的創造者和中華民族的保衛者。《史記》所載這個(ge) “詩書(shu) 辟難”的故事頗有象征意義(yi)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wei) 其守禮義(yi) ，為(wei) 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

這就是詩書(shu) 禮樂(le) 避劫免難的典型事例。漢王率天下之兵本要屠戮，但兵臨(lin) 城下，魯城“猶聞弦誦之聲”，遂改了念頭。魯城民善，故邀天佑，豈偶然哉。

儒家的詩書(shu) 禮樂(le) ，護佑著中華民族。也可以說，中國曆史就是由儒家寫(xie) 的。

（三）儒家寫(xie) 史

“曆史是由勝利者寫(xie) 的”。這是一個(ge) 頗為(wei) 流行而非常錯誤的觀點，昧於(yu) 曆史常識，充滿了權力狂妄和詐力迷信，以為(wei) 掌握了槍杆子和筆杆子，就可以為(wei) 所欲為(wei) 地篡改虛構偽(wei) 造曆史和強奸曆史了。

這是成王敗寇的盜賊邏輯，認為(wei) 曆史可以像麵團任勝利者拿捏。其實，是王是寇，是真是偽(wei) ，自有公論，不關(guan) 一時成敗。偽(wei) 史隻能欺人於(yu) 一時，終歸自欺耳。元仁宗說得好：“禦史台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wan) 世公論。”（《元史仁宗紀》）

古今中外無數亂(luan) 臣賊子暴君邪教，都曾經勝利一時並以勝利者自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沒有任何惡人惡勢力獲得過寫(xie) 史資格。從(cong) 秦始皇到斯大林，統統不行，統統被釘死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曆史對正義(yi) 和真相的執著有著萬(wan) 古不易的絕對性。

殷鑒不遠，各國馬家幫都喜歡自修其史，無非莊嚴(yan) 的笑料、堂皇的醜(chou) 劇而已，真相照樣明明白白。最典型的是前蘇聯的《聯共（布）黨(dang) 史》，被稱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的聖經”和“馬克思列寧主義(yi) 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shu) ”，從(cong) 1938年9月到1953年的15年裏共出版了67種文本，再版3百餘(yu) 次，總印數達4281.6萬(wan) 冊(ce) ，是蘇聯圖書(shu) 出版史上發行量最大的書(shu) 籍之一影響夠巨大、廣泛深遠的。

然而，偽(wei) 史是沒有生命力的，《聯共（布）黨(dang) 史》影響和“權威”建立在邪說、暴力和謊言的基礎上，經不起真相、真理和正義(yi) 的追問，很快就成了政治笑柄和文字垃圾，在曆史的長河中轉瞬間消失了蹤影。有一句名言說：“一個(ge) 人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人,也能在任何時間欺騙某一個(ge) 人，卻不可能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最“偉(wei) 大”的暴君也不可能。曆史更是無法欺騙的。

詐力有用也有限，任何詐力的、邪惡的勝利都是暫時性和泡沫性的，而且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jia) 。自古以來，不尊重曆史的政權，也得不到曆史的尊重，登不了曆史的大雅之堂。邪不勝正，假不勝真，這是曆史規律也是曆史事實。良知不滅，天行有常，暴力征服不了人心，邪說改變不了常道。盜賊即使大到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們(men) 的程度，在曆史的眼裏，仍然微不足道；其勝利即使“輝煌”一時，也是白駒過隙，最後無不以失敗告終。

如果一定要說“曆史是勝利者書(shu) 寫(xie) 的”，那麽(me) ，這個(ge) 勝利者不包括惡勢力。在曆史的雄偉(wei) 壯麗(li) 的畫卷中，任何暴君惡勢力都不過是侏儒、小醜(chou) 和笑料而已。任何惡勢力，無論曾經多麽(me) 猖獗和取得多大勝利，都不過曇花一現而已，都將成為(wei) 可恥的失敗者。別說惡人惡勢力之類，就是諸子百家中各種良性學派，也從(cong) 來沒有獲得過修史的資格。

劉少奇說，好在曆史是人民寫(xie) 的。如果人民指一般國民和民眾(zhong) ，就嫌空泛，並有民粹傾(qing) 向。何況在馬家政治框架中，人民是個(ge) 有特定內(nei) 涵的概念，指的是所謂的“革命人民”和“無產(chan) 階級”，這種人民恰恰是最沒有寫(xie) 史資格的，他們(men) 所寫(xie) 的隻能說偽(wei) 史和穢史。

孟子說：“民無恒產(chan) 則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wei) 己。”無產(chan) 者經過馬主義(yi) 、唯物主義(yi) 洗腦之後，更將變本加厲地放辟邪侈。權力落入這些人手裏，就像把大刀放在孩童手中，結果難免傷(shang) 人自傷(shang) 。我說過，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沒有贏家，既是資產(chan) 階級的災禍，也是無產(chan) 階級的劫難。大家鬥來鬥去，同歸於(yu) 窮，同歸於(yu) 苦；鬥到最後，惡性大發，你死我活，同歸於(yu) 盡。

事實上，曆史是由文化精英、道德精英書(shu) 寫(xie) 的，中西都一樣。（西方的文化道德精英，可以方便地成為(wei) 西儒。）自古中國的文化道德精英是儒家群體(ti) ，故曆史是由儒家書(shu) 寫(xie) 的。中國正史的作者都是儒家。正史指二十四史，從(cong) 第一部《史記》到最後一部《明史》，作者或作者團隊都是儒家，沒有例外。

儒家對待曆史的態度最為(wei) 嚴(yan) 肅，孔子和曆代儒家所編輯或傳(chuan) 述的史料，真實性和可信度最高。三代政治無儒家之名，卻有儒家之實，先秦官員包括史官，都是“六藝”教育培養(yang) 出來的信奉中道的儒者。文天祥《正氣歌》中寫(xie) 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齊國太史三兄弟和晉國太史董狐就是不畏權勢、秉筆直書(shu) 的典範，將尊重曆史、堅持真實、忠於(yu) 職守、生死不渝的精神體(ti) 現得淋漓盡致。《春秋左氏傳(chuan) 宣公二年》記載：“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shu) 法不隱。’”可見孔子的思想取向。

為(wei) 了保證史官能直書(shu) 國君功過善惡，禮製規定，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記的關(guan) 於(yu) 他的實錄。這個(ge) 規定唐太宗時還能遵守。《貞觀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記載，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wei) 諫議大夫兼記起居注。唐太宗問他起居注裏記些什麽(me) ，並且提出想看看內(nei) 容。褚遂良回答說，現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shu) ，庶幾人主不為(wei) 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自漢以後，“為(wei) 尊者諱，為(wei) 親(qin) 者諱，為(wei) 賢者諱。”被普遍視為(wei) 孔子編纂刪定《春秋》時的原則態度，進而被視為(wei) 曆代避諱的總原則。這是五四以來儒家受到批判最多而儒家最難反駁的一條罪行，是對儒家和孔子最嚴(yan) 重的誤會(hui) 之一。

根據儒家義(yi) 理，孔子不可能認同“三諱”為(wei) 修史原則和政治原則。《論語衛靈公篇》載：“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子盛讚衛國大夫史魚言行正直剛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樣，可見孔子是以“直”為(wei) 史官美德的。

其實“三諱”是公羊家對《春秋》的過度解讀，僅(jin) 是“托史寄義(yi) 、托事明義(yi) ”的《春秋經》的特征，非孔子說、非聖人說，有它特定的適用範圍，不能將它擴展為(wei) 修史原則甚至延伸為(wei) 政治原則。關(guan) 此，我在《儒家文化實踐史》一書(shu) 中有過詳細解釋。

中國正史也不存在“三諱”問題，因為(wei) 是“易代修史”，前一王朝史由後一個(ge) 王朝修定，“國亡史成”，後人沒有為(wei) 前朝“諱”的動機，既不會(hui) 故意誇大讚美也不至於(yu) 故意貶抑，因為(wei) 曆代統治者重視前朝史，旨在以史為(wei) 鑒，尋找治亂(luan) 興(xing) 衰的樞機，並借以為(wei) 新王朝繼統提供合法性。

五四後疑古風起，侮辱傳(chuan) 統文化、懷疑儒經及正史成了時髦。其實，論義(yi) 理的正確性和真理性，儒家經典至高無上無與(yu) 倫(lun) 比，君無戲言，經更無戲言。論所涉及史料文獻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十三經也是各派中最高的。

不僅(jin) 曆史是由儒家寫(xie) 的，從(cong) 根本上說，中國曆史就是儒家創造的。

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主統和中華文明的主要締造者，一部中國史，就是儒家文化的實踐史。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其大成，總名為(wei) 儒家。儒家就是六經，核心就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中道。諸子百家無不根源於(yu) 六經，除了儒家影響最大的道家，於(yu) 六經，隻不過“偷得《易經》半部”（康有為(wei) 語），其它各家就更不用說了。故可以說，儒家是百家之母。沒有儒家就沒有中華文化，更沒有中華文明。

良知不滅，儒家就不會(hui) 滅，無論遭受多麽(me) 嚴(yan) 重的摧殘，都將一陽來複。嬴政焚坑之後，儒家創造的是兩(liang) 千多年的輝煌；經過更為(wei) 深重的毛家之劫，寫(xie) 下的必將是更加輝煌的篇章。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