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主的民粹化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財經》2016年12月12日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十四日戊辰

          耶穌2016年12月12日

英國脫歐與(yu) 特朗普當選，英美係民主傲然於(yu) 世的代表理性受到普遍質疑，精英的政治責任倫(lun) 理搖搖欲墜。這種民主的大眾(zhong) 化及其政治後果已經引發了人們(men) 對“民主民粹化”的憤怒。脫歐之後，英國高院裁決(jue) 首相無權單獨啟動脫歐程序，需要尋求議會(hui) 投票表決(jue) 。司法代表政體(ti) 中的貴族製要素和審議理性。這一裁決(jue) 表麵上訴諸議會(hui) 主權與(yu) 行政權的關(guan) 係，實質觸及了英國憲製真正的要害：到底是議會(hui) 主權，還是人民主權。特朗普當選之後，加州等地爆發持續抗議甚至暴力行為(wei) ，政治精英、華爾街大佬、知識分子等紛紛表達不安，近期更有“暗殺陰謀論”和“特朗普做票”之輿論迭出，顯示出美國民主與(yu) 社會(hui) 消化“特朗普”的艱難曲折。歐陸選舉(ju) 周期將至，法國勒龐是否可能是歐版“特朗普”，再次考驗歐洲民主政治。

國內(nei) 知名學者許章潤教授認為(wei) 這是“疲憊帝國的政治回歸”，而劉擎則認為(wei) 民粹是民主“必要的惡”。可見，英美係民主高度成熟後的“大眾(zhong) 民主轉向”由於(yu) 發生於(yu) 民主發達地域而不是民主轉型地域，正引發知識界對“民粹”的重新理解和評估。

民粹不是發展中國家的專(zhuan) 利或特有病理，如今也發生於(yu) 英美體(ti) 係，可見其普遍性。如何理解這樣帶著民主外衣又常有顛覆民主不良記錄的大眾(zhong) 參政行為(wei) 呢？事實上，遠在希臘時期，大哲學家柏拉圖即在《理想國》中精彩勾勒了“民主政體(ti) ”的民粹化氣質與(yu) 潛能。柏拉圖確定了五種政體(ti) ：王製（貴族製）、榮譽政體(ti) 、寡頭政體(ti) 、民主政體(ti) 和僭主政體(ti) 。政體(ti) 分類以政治美德為(wei) 準據，最理想的是王製，以智慧為(wei) 本，由哲學王統治。最差的政體(ti) 是僭主政體(ti) ，僭主通體(ti) 都是欲望細胞，並致力於(yu) 腐蝕人民，追求極權和極欲。

柏拉圖正確認識到政體(ti) 的人性根基，同時將人性之靈魂區分為(wei) 理性、勇氣和欲望三個(ge) 要素，以其相互間的關(guan) 係確定政體(ti) 氣質與(yu) 類型。這樣看來，僭主政體(ti) 表征的就是集中於(yu) 個(ge) 體(ti) 的完全欲望，是對理性的極致顛覆。民主政體(ti) 則緊鄰僭主政體(ti) ，這讓信奉“民主是個(ge) 好東(dong) 西”的當代信眾(zhong) 們(men) 頗為(wei) 不滿。可是柏拉圖指出，民主政體(ti) 放縱自由平等，推崇一切趣味和存在方式平等，毀棄美德秩序和教化體(ti) 係，潛在地具有顛覆性。民粹式民主容易在社會(hui) 矛盾爆發期發生，並造就僭主式領袖，而後者是導致民主政體(ti) 滑向僭主政體(ti) 的中介力量。民主的民粹化如果是民主的“必要的惡”，那麽(me) 這種惡性就是大眾(zhong) 欲望的充分釋放，其摧毀力又往往同某個(ge) 魅力型領袖（潛在的僭主）相互承認和支持，形成對既有美德和秩序的結構性破壞。

民粹不來自別處，而是來自大眾(zhong) 欲望，就像僭主政體(ti) 來自個(ge) 體(ti) 欲望一樣。古典哲學家們(men) 普遍存在對民主的質疑和防範，而人類政治文明史的一個(ge) 連貫性主題就是尋求對“暴君”和“暴民”的雙重規訓。對暴君的規訓容易理解，所謂曼斯菲爾德的“馴化君主”即為(wei) 此義(yi) ，而有限政府和限製權力也很容易成為(wei) 社會(hui) 憲製共識。但對暴民的規訓則困難得多，不過從(cong) 希臘羅馬以來即有著不同層麵但大體(ti) 連貫的努力：其一，混合政體(ti) ，將民主因素予以結構化，以理性製衡大眾(zhong) 激情；其二，代表製民主，將直接民主限定於(yu) 選舉(ju) ，以代表理性呈現民主的審慎品質；其三，法治，以法官終身製和司法職業(ye) 技藝對衝(chong) 民主政治的激情周期效應，保護社會(hui) 美德、秩序與(yu) 財產(chan) 權；其四，公共教育和輿論，通過學校教育和知識分子，形成一種社會(hui) 公共領域及其文化網絡，使得社會(hui) 具有自主識別和淨化極端思潮的自衛能力。

無論是脫歐還是特朗普當選，事前毫無征兆，民調數據和知識分子分析均朝著相反方向進行，這表明歐美精英及其文化機製與(yu) 大眾(zhong) 存在嚴(yan) 重隔膜和疏離。留歐派在乎的是經濟利益和跨國紅利，希拉裏支持者在乎的是帝國榮耀和世界霸權收益，但這些主要分布並壟斷於(yu) 中上層精英圈的高大上觀念及其利益許諾與(yu) 普通大眾(zhong) 的生活感受及利益清單大相徑庭甚至相互對立。在上層精英相互承認和把控的政治正確文化規範之下，大眾(zhong) 或許喪(sang) 失了公共領域的話語權和利益表達權，成為(wei) “沉默的多數”，但這些人並沒有從(cong) 民主政治中消失，而是成為(wei) 選舉(ju) 或公投時刻的“憤怒的多數”，並以手中選票“懲罰”和反向規訓可能背叛其利益和趣味的精英，是對精英自私性的嘲諷與(yu) 批判。

民主政治承認這種“大眾(zhong) 懲罰”的正當性，而精英隻能展開自我批判和反思，默默消受這種懲罰。英國司法企圖重申傳(chuan) 統的英國“政治憲法”原則，標舉(ju) 議會(hui) 主權，但這是徒勞的，在人民主權麵前，議會(hui) 隻是更加高級和更接近人民的代理人而已。若英國議會(hui) 投票否決(jue) 公投結果，必然觸發憲製危機，法院亦不可能仰賴普通法權威而終結此種危機。特朗普固然不受精英待見，甚至得罪了傳(chuan) 媒和全球盟友，損害了某些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但如果其遭受暗殺或被以某種重新計票機製搞下台，美國民主政治將不堪其重。因為(wei) 此次特朗普之當選，代表了一種美國曆史中更為(wei) 悠久的本土主義(yi) 、民族主義(yi) 、反聯邦黨(dang) 人主義(yi) 的曆史回潮，固然有著不同於(yu) “聯邦黨(dang) 人理性”和美國憲法主流價(jia) 值的傾(qing) 向，但也長期內(nei) 在於(yu) 美國政體(ti) 並製約著美國政治生態的精神與(yu) 權力平衡。特朗普以“民主民粹化”的麵向，迎合了美國普通民眾(zhong) 希求製衡“美國帝國化”偏離本土利益的樸素的鄉(xiang) 土情懷與(yu) 利益感受。

事實上，英美的“民主民粹主義(yi) ”和非西方地域發生的“反美民粹主義(yi) ”（恐怖主義(yi) 是其變種之一）都以英美世界引領的“民主全球化”式的帝國戰略為(wei) 對象，前者是來自國內(nei) 民主過程的反思與(yu) 反向拉力，後者是來自受體(ti) 國家的文化保守主義(yi) 刺激反應。這種內(nei) 外拉力作用造成“民主全球化”的普遍性意義(yi) 挫折與(yu) 事業(ye) 中斷，這是包括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在內(nei) 的全球普遍主義(yi) 者共同的痛點和憂慮。不過，這種“民主全球化”動力驟減的現象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有不同：對發達國家，這是民主政治的“回歸”或“固本”，當然也包含著民粹化與(yu) 精英理性的艱難博弈和再平衡，但其製度體(ti) 格大致可以承受；對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尚未完成，而外部壓力消退，其民族主義(yi) 甚至威權民粹主義(yi) 可能高漲並大幅度抵消政治現代化的已有成果，而其文化保守主義(yi) 則可能加速轉化為(wei) 政治保守主義(yi) 並與(yu) 威權政治體(ti) 係結合，共同狙擊民主價(jia) 值及其製度化願景，導致總體(ti) 上的治理現代化的猶豫不決(jue) 甚至倒退。

這裏存在現代政治的辯證法，即就治理現代化的體(ti) 係而言，民主政治需要精英政治的限定和節製，否則成為(wei) 大眾(zhong) 欲望的脫韁野馬，而精英政治則需要民主政治的正當性賦予和監督，否則成為(wei) 特權和小圈子利益的紙牌遊戲。西方的民主民粹化反向要求精英政治的重建，而非西方的民族民粹化則反向要求繼續穩健推進民主政治進程。進程雖異，但理性政治傳(chuan) 統對“暴君”與(yu) “暴民”的共同規訓是共享的，是對專(zhuan) 製威權政治和失範民主政治的道德救贖和製度指引。我們(men) 不能止步於(yu) 隔岸觀火，我們(men) 都在路上。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