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時代之中

作者：黑女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九月三十日辛卯

           耶穌2015年11月11日

你遠在人類之中

——濟慈長詩《伊莎貝拉》

一個(ge) 周末的早晨，我穿過市場來到一處僻靜的小院。一位久習(xi) 傳(chuan) 統文化的朋友將在這裏收“弟子”，他覺得這樣更有助於(yu) 雙方的進步，學校的那種師生關(guan) 係已經無法承擔起他想承擔的責任。他請我做見證和主持。在向先師孔子行過禮之後，我對這個(ge) 學生說：從(cong) 今以後你們(men) 將情同父子，你不僅(jin) 要向他學習(xi) 傳(chuan) 統文化，更要通過這些學習(xi) 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培養(yang) 君子人格，你的老師也將負有這樣的責任……

再次穿過喧囂的市場返回時，看著紅黃紫的各色秋實，心裏無比愉快。這天早晨的事情是我第一次經曆，它更能矯正現代學校教育的缺失，而且帶給我們(men) 可貴的肅穆和莊嚴(yan) 。這種向傳(chuan) 統的“召喚”和我最近研讀杜甫和蘇軾有相似處。以前讀現代人寫(xie) 古典詩會(hui) 疑惑：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它還能表達當今的社會(hui) 、生活和思想嗎？現在這個(ge) 疑問被另一個(ge) 層麵的問題代替：在我深感杜甫和蘇軾的精神離我們(men) 很近，甚至比我們(men) 更人性化時，他們(men) 與(yu) 我們(men) 的寫(xie) 作還有什麽(me) 差別？劉小楓在《拯救與(yu) 逍遙》中有一個(ge) 結論：中國古代“士”的精神不可能再回來了，因為(wei) 現代社會(hui) “絕對精神甚至普世價(jia) 值的崩潰”。我們(men) 是不是可以套用一下：古典詩不可能再回來了，因為(wei) 現代社會(hui) 絕對精神甚至普世價(jia) 值的崩潰？因為(wei) 語言和詩藝並不能成為(wei) 一個(ge) 時代和另一個(ge) 時代的阻隔。如果可以這麽(me) 套用，那麽(me) 這是現代詩人的幸還是不幸？我想先從(cong) 杜甫和蘇軾說起。

1、 杜甫

他七歲便能“開口詠鳳凰”，可見立誌很早，而且自覺地繼承家風——“奉儒守官”，終身未變。他經常在詩中夫子自道：“老大意轉拙”，（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執著於(yu) 別務，不考慮自身利益。）“許身一何愚”，（將自身許於(yu) 社稷和百姓，這在別人眼中是多麽(me) 愚蠢）。而且，杜甫因耿介孤直、討厭奉迎，在官場不受歡迎，又因才高有個(ge) 性不討人喜歡。安史之亂(luan) 爆發，杜甫的後半生一直處於(yu) 饑一頓飽一頓的狀態。中唐詩人轉向寫(xie) 實，這也是一種必然，但是杜甫的寫(xie) 實更具本體(ti) 性和藝術性，因此才將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yi) 推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峰。

偉(wei) 大的詩人、作家必然是半個(ge) 哲學家，但在杜甫這裏，對生活的巨細描述成為(wei) 他呈現給我們(men) 的最顯著形象，加上“愛國主義(yi) 詩人”之類標簽化的概念，使我們(men) 很容易忽略詩人對生命、生活、詩藝的活潑潑的省察、選擇和堅持。

杜甫一生都在做自我省察，可以說一刻都沒有放鬆對完美人格的追求。李白是杜甫的好友，但絕非現代詩人說的“詩友”，他們(men) 更重要的是“道友”（這裏的道既是指他們(men) 向往的道家的逍遙精神，也指對人生之道的追求），因此李白在他那裏是作為(wei) 一個(ge) 文化符號而被思考和懷念的，李白的活法正是杜甫曾心向往之的程式，是他自己的另一麵人格。

在59年時光中，杜甫時時不忘拯救社稷，但又三次辭官不做，因為(wei) 那與(yu) 他端直、率性、熱愛自由的個(ge) 性格格不入。這也是中國文人最大的一個(ge) “二律背反”——最是愛國忠勇，卻最是報國無門；最是才識冠世，也最難容於(yu) 官場。

從(cong) 751年所作《兵車行》開始，詩人的儒者身份噴薄而出，直麵現實和社會(hui) ，同情百姓、抨擊現實使他的詩筆陡然增加了份量。氣格也從(cong) 抑製而變成沉重、憤激。“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這是一個(ge) 森嚴(yan) 和悲壯的場麵。“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yun) 霄！”鏡頭從(cong) 場麵拉到一個(ge) 具體(ti) 的焦點，通過形象和細節刻畫悲慘的場景。

杜詩中的“拙”字，一般見於(yu) 憤激和自謙時：“自然棄擲與(yu) 時異，況乃疏頑臨(lin) 事拙。”（751年作《投簡鹹華兩(liang) 縣諸子》）與(yu) 時局不合時宜，又不屑以機巧討人喜歡。752年，他寫(xie)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自非曠士懷，登茲(zi) 翻百憂”。他覺得自己既不能像某些人那樣圓滑有機巧，在仕途中節節高升，也做不到李白那樣放曠灑脫，因為(wei) 自己的血液中流淌著儒的基因，而且隨著國亂(luan) 家難，在巨大的現實麵前，已容不得再做神仙夢，自己的命運注定隻能緊緊地與(yu) 社稷和百姓係在一起：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yu) 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誌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nei) 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誌，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yun) 缺？葵藿傾(qing) 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wei) 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zi) 誤生理，獨恥事幹謁。兀兀遂至今，忍為(wei) 塵埃沒？終愧巢與(yu) 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上半首言誌，前後兩(liang) 次自問自答，充滿詩人的彷徨、憂慮、省察與(yu) 決(jue) 定。我們(men) 看出來詩人認清了三件事：其一是許身稷與(yu) 契，無論別人如何說論，自己意已至此。二是物性固莫奪。雖然早年向往和李白一道訪仙問道，但現在明白自己仍是儒家人，這是自己的“宿命”。其三是認清了官僚階層的荒淫和墮落，對百姓疾苦的麻木不仁。在他眼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己呢，“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nei) 熱”。生逢亂(luan) 世，一介布衣自身難保，心裏卻念念不忘國家和百姓，這不是正常人眼中的“愚”是什麽(me) ？

這是詩人對人生之路的選擇，是思考和實踐後的結果，此詩之後，杜甫再無需在人生觀、價(jia) 值觀上費思量。選擇一種人生之路也等於(yu) 是間接地選定了自己的寫(xie) 作風格。這種選擇成就了一代詩聖、詩史。正如丹納所說：“越是偉(wei) 大的藝術家，越是把他本民族的氣質表現得深刻：像詩人一樣，他不知不覺地給曆史提供內(nei) 容最豐(feng) 富的材料……”（《藝術哲學》第280頁）

杜甫流蕩一生，晚年萬(wan) 事皆哀，但這千萬(wan) 種哀其實始終是一種哀：國破家亡，百姓困苦。最能表現這種感情的是《茅屋為(wei) 秋風所破歌》。這首詩是杜甫“憂慮哲學”的典型代表——在最困苦、最堪擔憂自家處境的時候，卻總能想到天下興(xing) 亡和百姓安樂(le) 。這種天下同此一情的博愛精神是人類最高貴的感情，也是他迥然區別於(yu) 其他詩人之處。

“在奧斯維辛之後寫(xie) 詩是不道德的”，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杜甫的年代，與(yu) 他同時代的詩人在安史之亂(luan) 之後寫(xie) 作數量驟減，有些人失語，而杜甫卻在這個(ge) 特殊的時代找到了自己的表達方式，傑出地承擔起了“詩史”的責任。

2、 蘇軾

宋代是哲學的時代，儒釋道三家思想互通有無，達到曆史的最高峰。有人將宋代作為(wei) 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宋士子以求道為(wei) 樂(le) ，寫(xie) 詩與(yu) 求道就像體(ti) 用和本末一樣，不一不二。這種“道樂(le) ”深深地慰籍著晚年東(dong) 坡的心靈，在他身上體(ti) 現得淋漓盡致。

蘇軾是中國古代第一個(ge) 全才文人，他的詩、書(shu) 、畫足以為(wei) 世代人研究和學習(xi) ，然而他藝術的生活態度和深厚的哲學思想更能給後世人以深思和啟迪。這個(ge) 中國人靈魂的“工程師”，既是屈原、陶淵明、杜甫、李白等人格精神的集成體(ti) ，又是孔孟、老莊、釋迦牟尼等思想在一個(ge) 文人身上的升華。他是前人的優(you) 秀繼承者，因為(wei) 他在思想和藝術領域都做出了自己的拓發和創造，使一個(ge) 時代甚至一個(ge) 民族的許多個(ge) 世代都打上了他的烙印。然而蘇軾又是一個(ge) 複雜的人，“說不盡”的蘇軾端起於(yu) “烏(wu) 台詩案”。

蘇軾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和此後的命運頗有“戲劇性”：詩案前他認為(wei) 變法“過速”而反對，詩案後他落官被貶，在民間卻發現部分新法有益於(yu) 社稷百姓，於(yu) 是在反對派當權、盡廢新法時，他又變成了新法的維護者。然而不管持論如何，他都以“忘軀犯顏之士”自居。如在一份奏章中他寫(xie) 道：“今侍從(cong) 之中，受恩之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受恩深重，不敢自同眾(zhong) 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這是他內(nei) 心的真實表白。由此可見，蘇軾是一位“忠勇”而“忘身”的人，他一生的命運都與(yu) 堅持真理、自覺承擔維持正義(yi) 和造福社稷百姓的品格有關(guan) ，這是宋代“士”和“道”（這裏指儒家的道）精神或者說從(cong) 孔孟以來的精神傳(chuan) 統在他身上的體(ti) 現。

蘇軾和杜甫一樣，也是一生都在路上。然而他除了地理上的之外，更是內(nei) 心的——出入各家之道，博采眾(zhong) 長，苦苦探索人生的意義(yi) 。他的一生是在朝—外任—貶謫的兩(liang) 次大循環。從(cong) 下獄到第一次貶謫結束，曆時七年。紹聖元年八月，59歲的他再次被貶，先是惠州，然後是儋州，直到66歲，生命即將結束之時才收到赦信，踏上回歸路。

如果沒有“烏(wu) 台詩案”後的入獄和貶謫，蘇軾的生活也許會(hui) 少很多精彩，也不會(hui) 引起後人的反複研究和審美。作為(wei) 一個(ge) 文學大家和哲學家，他的思想因為(wei) 苦難而提升，對生存、生活、生命的意義(yi) 和方法做出了一個(ge) 智者獨特的探索和回答。雖然苦難並非我們(men) 期盼的上帝的“麵包”，然而我們(men) 也不能不說，是苦難給予了世界一個(ge) 更偉(wei) 大的蘇軾。

蘇軾的一生與(yu) 百姓生活緊密相聯。無論是自乞外任還是被貶異地，他從(cong) 沒有忘懷自己的這份責任和擔當。外放杭州時，水旱風災相繼，瘟疫流行，民不聊生，蘇軾請求免租，開倉(cang) 賑災。他籌款創置“病坊”方便百姓就醫，這成為(wei) 後世醫院的雛形。西湖的治理更使他名傳(chuan) 千秋；知潁州時，他賑災救饑，開發溝渠；知揚州時，為(wei) 民請命，放免積欠；在定州，整頓兵惰，為(wei) 練官兵，嚴(yan) 懲貪將。他禁止賭博飲酒，親(qin) 自檢閱操練。還恢複弓箭社，整編民兵武裝……晚年在貶地海南，他把自己比做箕子，要把中原文明帶到蠻荒之地。“莫作天涯萬(wan) 裏意，溪邊自有舞雩風。”又以海南的孔子自況。

淑世之情源自於(yu) 仁愛之心，這種對百姓的愛同時也拯救了困頓中的蘇軾，使他在狂放曠達的個(ge) 性中一直保有溫潤和煦的心地。“為(wei) 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蘇軾在民間別稱“活菩薩”，他的的許多奇聞逸事都與(yu) 行善有關(guan) ，典型的比如在杭州時幫人題字賣扇子；為(wei) 一個(ge) 不相識的老婆婆而撕掉已付過房錢的地契……

歸隱情結同樣伴隨蘇軾一生，一是受前輩文人大師的影響，他一生最愛陶淵明，而且在晚年更視為(wei) 同道，幾乎跨時空形影相隨。這種“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在唐代被大大地詩意化，成為(wei) 詩人們(men) 的“母題”之一。二是在官場傾(qing) 軋中，他對現實產(chan) 生了深深的失望，愛之切才憂之深，真性情的人無法忍受做一名沉默的看客。其三，蘇軾骨子裏本是一個(ge) 自由放曠的人，在朝時因為(wei) 公務繁忙，顧不上舒展自己的個(ge) 性和自由，但他對那種無拘無束的生活無時不在向往中。因此也有論者以為(wei) ，貶謫後的蘇軾才真正“實現”了自我。

蘇軾的道心首先體(ti) 現在堅貞不拔的氣節上。他一旦有了是非的判斷，必然忘身護“法”，這種衛道帶來的豪邁慷慨和心安理得天下無物能比。《聞子由為(wei) 郡僚所捃，恐當去官》詩中說：“少學不為(wei) 身，宿誌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古今抱此恨，有誌俯仰失。”這種無愧於(yu) 天地和生民的欣慰自然是快樂(le) 的前提。如他56歲時詩中所寫(xie)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複饑。昌詩如膏麵，為(wei) 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雲(yun) 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誌，誌一氣自隨。養(yang) 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

他先以身說詩，詩比身重要，然而寫(xie) 詩又不如養(yang) 氣，氣養(yang) 好了則老而不衰。但養(yang) 氣還不如養(yang) 誌，因為(wei) 誌隨於(yu) 氣，二者一起才能使人昂立於(yu) 天地之間。這裏說的正是孟子的“浩然之氣。”養(yang) 氣的關(guan) 鍵在於(yu) “忠義(yi) ”， 徐積在《蘇子瞻挽詞》中寫(xie) 道：直道謀身少，孤忠為(wei) 國多。黃庭堅在《跋東(dong) 坡墨跡》表揚老師：“文章妙天下，忠義(yi) 貫日月”；在《東(dong) 坡先生真讚》中評道：“東(dong) 坡之在天下，如太倉(cang) 之一稊米；至於(yu) 臨(lin) 大節而不可奪，則與(yu) 天地相終始。”他的弟弟蘇轍說，讀哥哥的過海詩後，覺“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後來王十朋亦稱其“萬(wan) 裏南遷，而氣不衰。”這正是巨大的人格力量喚起生生不息的浩然之氣對於(yu) 苦難的超越。

63歲時，漂泊海外的蘇軾用詩為(wei) 自己找到了“回歸路”：“萬(wan) 劫互起滅，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和陶和劉柴桑》）。再回顧他的《西塞風雨》：“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yun) 天真箬笠，旋收江海入蓑衣。”自33歲離開故鄉(xiang) 再未回歸的蘇軾最終為(wei) 自己找到了歸路——不是歸於(yu) 某一處，而是歸於(yu) 天下。

3、 他們(men)

這兩(liang) 個(ge) 人有很多共同特征：一生都在路上，而且逆鄉(xiang) 而行，為(wei) 生存和真理而四處奔泊；他們(men) 都是聰明人眼中的“傻子”，視真理為(wei) 命，不會(hui) “看風使舵”，而且一生放下不國事，憂國慮民，死而後已；他們(men) 的藝術都是在曆經苦難之後達到爐火純青的高度，詩寫(xie) 緊緊圍繞著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卻並不使我們(men) 覺得局促和自我；他們(men) 的苦難不僅(jin) 無損於(yu) 對生活的熱愛，反而會(hui) 因苦難而開創出更高的人生境界，他們(men) 不僅(jin) 是偉(wei) 大的詩人、作家，更為(wei) 後代中國人樹立了人格範式和生活榜樣……他們(men) 使我想到繁育萬(wan) 物的大地，它博大深厚、厚生愛物、品貌萬(wan) 端……這種大地性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即永恒。龐德概括自己的藝術追求：“重要的是一種能量，像電或放射性物質一樣，一種傳(chuan) 輸連接和統一的力量。”而這種大地性比這種能量更根本，更深廣。

這種大地性使我想到另一個(ge) 問題。現代詩人既向往特殊的靈感，又懼怕迷狂，詩人西川曾在一個(ge) 訪談中說到：“詩就像一個(ge) 黑洞，如果沒有足夠的定力，人可能會(hui) 被整個(ge) 兒(er) 吸進去……”。榮格曾經近距離地研究“通神”，結果是更警惕“對無意識的迷信”，他告誡我們(men) 那是危險的。從(cong) 某種角度來說，詩是具有通“神”的功能，也最易於(yu) 被“無意識的迷信”引導，而某些詩人以靠近和描述無意識領域（迷狂）為(wei) 榮，走出去便找不到回來的路……從(cong) 古詩詞來看，古代詩人似乎沒有麵臨(lin) 過這個(ge) 問題，我想這正得益於(yu) 他們(men) 身上的“大地性”特征。

“不合時宜”的人最早是屈原，然後是陶淵明、杜甫、李白、蘇軾……這個(ge) 名單中的詩人一直延續到世界各地，比如俄羅斯、德國或某個(ge) 時期的我們(men) ，甚至延續到到我們(men) 會(hui) 場中，無論程度深淺，由於(yu) 詩及詩人的特質，我想，我們(men) 都是這個(ge) 傳(chuan) 統的繼承人，“不合時宜”也許是詩人的另一個(ge) 名稱。

流亡是一個(ge) 老話題了，而且我們(men) 越來越認識到，流亡是詩人的命運，因為(wei) 詩總是對惡、平庸和虛無的對抗。它要求寫(xie) 詩的人更本體(ti) 性，更人性化，更勇敢和頑強，也更孤獨和失意。從(cong) 莎士比亞(ya) 悲劇《麥克白》中我們(men) 還發現，犯罪的人會(hui) 因心理扭曲而失去對周圍事物的感知力。這也幫助我們(men) 理解了，為(wei) 何優(you) 秀詩人都要求自己首先是一個(ge) 優(you) 秀的人，為(wei) 何中國古代詩人將寫(xie) 作與(yu) 做人看作一回事。

4、 我們(men)

當我們(men) 呼吸緊張時，會(hui) 感覺到空氣，時代就像空氣一樣，當我們(men) 思考它時，已經蘊含著不滿和審視。但有些思考並不指向反抗，而是被我們(men) 內(nei) 化成為(wei) 命運。這就是某些人所認為(wei) 的：詩人並不負起變革的責任，而是對時代的反映。可是，我們(men) 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反映是準確的、真實的？詩人作為(wei) 一個(ge) 時代的“天線”，應該具有怎樣的品質？

從(cong) 文與(yu) 道的關(guan) 係看，詩人在現時代中的角色更接近古代的“士”，然而古代的士人可以通過寫(xie) 文章做官，實現抱負和理想，現代詩人更近於(yu) 一無所有；士有百姓可憫，現代詩人繼承或自覺地賦予自己同樣的情懷，而此時的黎民、百姓（準確地應稱為(wei) 公民）已非那時的百姓，二者的位置和關(guan) 係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古代的士可歸田園居，現代詩人已無田可歸，更不可能創世般地留下一個(ge) 田園童話供世人品味和向往。他們(men) 在某種程度上是失蹤的人。士的精神已沒有土壤，詩人便再無豪言壯語；士人的淑世情懷成就他們(men) 多方麵功業(ye) （如立德、立功、立言），現代有良知的詩人或知識分子擁有最多的是孤獨的閱讀和沉思、不斷生成的困惑，和知識過快更新而湧現的無奈。

與(yu) 古代人求“道”相比，現代社會(hui) 更重於(yu) “器”，講究實用和功利，現代詩人有信仰似乎已經不錯了。信仰是一廂情願的信認，與(yu) 哲學和真理都相近而不能代替，它不講是非對錯。而“道”有高中低的區別，與(yu) 真理息息相關(guan)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現代寫(xie) 作是開放的“封閉”，而古代寫(xie) 作是封閉的“開放”。貌似客觀的現代詩寫(xie) ，也許正是主觀的，而古代詩人的寫(xie) 作反而更客觀。他們(men) 使人感到，偉(wei) 大的詩人是在自己的時代用自己的寫(xie) 作做出了自己的回應。這種回應一半是反映，一半是創造，即先於(yu) 時代，而又來自於(yu) 這個(ge) 時代的東(dong) 西，套用濟慈的話說，即“遠在時代之中”。

歌德說：“我和整個(ge) 時代是背道而弛的，因為(wei) 我們(men) 的時代全在主觀傾(qing) 向籠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卻是客觀世界。”（《歌德談話錄》）在“道”隱而不見的情況下，隻有通過與(yu) 世界的對話詩才可能發生。這可能是解決(jue) “絕對價(jia) 值崩潰”之後的最好方法。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