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儒學的新方向

——在儒家與(yu) 當代中國思想之創生暨“儒生文叢(cong) ”第二輯出版座談會(hui) 上的發言

張旭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

 編者按：西曆2013年11月24日下午，儒家與(yu) 當代中國思想之創生暨“儒生文叢(cong) ”第二輯出版座談會(hui) 在北京舉(ju) 行。會(hui) 議由弘道書(shu) 院主辦，弘道書(shu) 院學術部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任鋒副教授召集並主持。本次會(hui) 議采取了對話方式，一方是許章潤、高全喜、任劍濤、胡水君、程農(nong) 、張旭、張龑等來自政治學、法學和哲學等學科的學者，一方是陳明、姚中秋、梁濤、唐文明、慕朵生、任鋒等北京儒家學者以及張晚林、林桂榛和陳喬(qiao) 見三位“儒生文叢(cong) ”第二輯的作者代表，雙方圍繞儒家與(yu) 當代中國思想之創生會(hui) 議主題，在跨學科、論辯式的討論中展開激烈的思想交鋒，新見迭出，精彩紛呈。經與(yu) 會(hui) 者訂正，現將會(hui) 議發言紀錄公開發表，以饗讀者。

“儒生文叢(cong) ”兩(liang) 輯我拿到之後拜讀了一遍，令我比較感興(xing) 趣的是第一輯中的《儒教重建》和第二輯中的《政治儒學評論集》。從(cong) 這兩(liang) 本書(shu) 來看，整個(ge) “儒生文叢(cong) ”的立場基本上是圍繞蔣慶的“政治儒學”來組織的。不過在我們(men) 這次會(hui) 上，我卻感覺到蔣慶的政治儒學後來那種日趨閉塞的原教旨主義(yi) 的取向並不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今天在座的幾位學者許章潤、任劍濤、姚中秋、陳明等所表達的立場，都是比較開放和開明的立場，這也糾正了我對一些政治儒學學者從(cong) 文字中得到的模糊印象。

我首先要談的一個(ge) 問題是政治儒學中出現的兩(liang) 種取向，一種取向是“學院派”，另一種取向就是“力行派”。當然，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可能並不妥當，我權且簡單地借用這種區分，好接著前麵秋風的講法繼續講。“力行派”的立場可能出於(yu) 很多重因素，有的出於(yu) 儒教的宣講傳(chuan) 教的立場，有的出於(yu) 走向社會(hui) 儒學或民間儒學的實行行道的立場。我看到，很多政治儒學學者都傾(qing) 向於(yu) “力行派”立場，認為(wei) 在大學裏搞儒家的“學院派”在政治儒學上那是沒有指望的，他們(men) 不能理解政治儒學的抱負。政治儒學的生長點實際上在大學的學院之外，在民間，在社會(hui) 中。這種講法可以理解，但很成問題。前麵秋風講，儒家的根本還是在“儒學”，這個(ge) 講法與(yu) 他自己在書(shu) 中的一些表述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講儒家的根本在“儒學”，而不在於(yu) “儒教”或“力行”，並不是否定政治儒學在社會(hui) 實踐中的意義(yi) 。的確，“力行派”可以糾正“學院派”過於(yu) 哲學化和學科化的傾(qing) 向，在社會(hui) 實踐中，同時也在個(ge) 人的實行體(ti) 悟中，去深入理解儒家學說的工夫與(yu) 實踐因素以及儒家學說的社會(hui) 政治因素。但是，儒家的核心畢竟是“儒學”，是對儒家經典與(yu) 儒家文化的傳(chuan) 承與(yu) 創造性轉化，是嚐試從(cong) 儒家的教誨和立場以及儒家文明的視角去思考我們(men) 今天遇到的問題。儒家不是對神聖啟示救贖原罪的信仰，也不能提供什麽(me) “靈性複興(xing) 運動”的資源，儒家的工夫與(yu) 實行和宗教的信仰與(yu) 傳(chuan) 教有著本質的不同。儒家的根本和生命力在於(yu) “儒學”，在於(yu) 士大夫或者有傳(chuan) 統士大夫情懷的人們(men) 對社會(hui) 責任和文化使命的承擔，而不在於(yu) 所謂的“儒教”及其宗教活動。沒有“儒學”的複興(xing) 與(yu) 開拓，沒有“大儒”或儒家學者群體(ti) 的興(xing) 起，“力行”是沒有方向行之不遠的。儒家的複興(xing) 主要還在於(yu) “儒學”，在於(yu) 能不能把儒家在政治哲學上“極高明”的東(dong) 西講出來，講得比較令人信服，講得比西學的東(dong) 西更切合現代中國人的生活處境和現實處境，甚至講得比西學的東(dong) 西更深刻。不能用“反正我信了，你信不信由你”的態度自欺欺人。如果儒學講不出來什麽(me) 高明的東(dong) 西，講得也不能令人信服，光靠對儒教的信仰或文化自覺或“力行”實踐是不夠的。文化的自信力不是單憑對文化的信仰和良好願望就能確立起來的。儒家的根本還是在於(yu) “儒學”，當然，其中的政治儒學是儒學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而首先不在於(yu) “力行”或推行“儒教”信仰。這是關(guan) 於(yu) 政治儒學的一個(ge) 基本問題。

其次，我想要談的是政治儒學中的開放與(yu) 保守的心態問題。所謂的“心態問題”，一方麵是隨著儒學和西學在學問和體(ti) 認上的常年積累，逐漸產(chan) 生了中西學問力量對比情勢上的變化，一方麵是時代變遷的風雲(yun) 際會(hui) ，還有一個(ge) 方麵就是政治哲學場域中各種立場分化日趨明朗所導致的態度和心態的變化。前麵的幾位朋友也講過，從(cong) 上個(ge)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經過二十多年的曆練，“大陸新儒家”已經慢慢擺脫了上個(ge) 世紀八十年代對“港台新儒家”的學習(xi) 和依賴，從(cong) 無到有，從(cong) 一兩(liang) 個(ge) 人發展到幾個(ge) 群體(ti) 。這期間最重要的變化還是心態上的變化。港台新儒家及其學說都充滿了“悲情”的心態，這一方麵由於(yu) 他們(men) 痛失大陸的文化神州有關(guan) ，另一方麵和他們(men) 的“內(nei) 聖開出新外王”的綱領有關(guan) 。所謂“內(nei) 聖開出新外王”的綱領實際上是繼承了五四運動的基本取向，承認西方科學民主的新外王的優(you) 先性，要讓儒家在這個(ge) “新外王”的曆史挑戰麵前證明自己能與(yu) 新外王相容。正是這種委曲求全的取向導致了港台新儒家在中西衝(chong) 突中的“悲情”心態，不管如何奮起努力，心中實際早已全盤接受了儒家在西方現代性衝(chong) 擊下全麵潰敗的前提。“大陸新儒家”的興(xing) 起最重要的一個(ge) 事件就是上個(ge) 世紀九十年代蔣慶以公羊學的“政治儒學”批判牟宗三的“心性儒學”，起到了對港台新儒家進行清算的作用。沒有蔣慶提出的“政治儒學”的轉向，“大陸新儒家”恐怕一時還不能擺脫對港台新儒家的依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信心。今天“政治儒學”在大陸新儒家這裏已經發展得蔚為(wei) 大觀，蔣慶當初所做的工作居功至偉(wei) 。

然而令人頗感遺憾的是，蔣慶本人的“政治儒學”後來發展到以建立“儒教”、設計“三院製”、推動“王道政治”為(wei) 主的方向上去了。這個(ge) 取向在當下現實的語境中無疑是非常非常激進的。也正是這種激進主義(yi) 的實質，使得蔣慶的學說遭到了全麵的抵製，相應者寥寥。在《政治儒學評論集》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來自儒學內(nei) 部和外部以及中立立場三個(ge) 方麵對他的批判。對蔣慶的學說的抵製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men) 不願意接受蔣慶那種激進主義(yi) 的烏(wu) 托邦。這種烏(wu) 托邦背後多少仍然未能擺脫一種儒家處在末法時代的悲情心態。此外，這種不切實際的儒教重建和王道政治將很多同情儒家的人擋在門外，一方麵他的學說不能以理服人，一方麵他的立場心態又陷入到一種自說自話的閉塞狀態之中，全然不管儒學在麵對現實問題與(yu) 麵對各種學科知識的研究中所遭遇種種困難。這些困難既有學理和話語上的困難，還有處理現代社會(hui) 各種現實問題的困難。如果政治儒家能深切體(ti) 會(hui) 到儒學在自我表述和以理服人上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如果政治儒學學者能有一個(ge) 中道的、自信的、對左右兩(liang) 派開放的心態，而不必采取像蔣慶那種既極端保守與(yu) 又極端激進的姿態，或許對儒家事業(ye) 的開展會(hui) 更有利一些。蔣慶曾經推動了大陸新儒家的興(xing) 起，但是現在看來，他不再能推動政治儒學的健康發展了，他已成為(wei) 一個(ge) 必然要被超越的“路標”。

我接下來要談的第三個(ge) 問題就是，政治儒學現在出現了超越蔣慶的政治儒學方案的新方向。剛才任劍濤講大陸新儒家已經經曆了三代人，我覺得這個(ge) 講法中落下了一代，那就是比你更年輕的少壯派一代。這一代人現在做得風生水起的要數來自上海的一群學者，我們(men) 可以把他們(men) 稱作“海上新儒家”。目前這一“海上新儒家”群體(ti) 看起來代表了政治儒學的新方向，蔣慶的“儒教憲政”或者其他人的“儒家憲政”相比之下就像是一套過時的方案了。在“海上新儒家”群體(ti) 中，又以深受蔣慶的公羊學影響的曾亦和郭曉東(dong) 為(wei) 代表，他們(men) 的政治儒學是更有代表性的一種發展方向。

曾亦等“海上新儒家”的政治儒學與(yu) 蔣慶的政治儒學的根本區別何在呢？首先，他們(men) 在經學的大方向上推進了蔣慶的公羊學的研究，但他們(men) 的經學研究的路數又不局限於(yu) 公羊學，他們(men) 也會(hui) 旁及三禮之學以及經學的其它門類。蔣慶在《公羊學引論》之後在經學研究上就沒有什麽(me) 實質性的進展了，其結果就是，據稱是得到了“公羊學的精神”，其實並不一定符合公羊學的義(yi) 理。此外，盡管他們(men) 的側(ce) 重點在公羊學上，但是他們(men) 並不認同簡單將“政治儒學”就等同於(yu) 公羊學一脈正統單傳(chuan) 。顯然，蔣慶當初在“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之間做出區分時，並未充分考慮到這種政治儒學的觀念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已經限製住了和扭曲了儒家的政治哲學傳(chuan) 統。儒家的政治哲學或政治儒學不可能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公羊學一統獨尊。如果按照那種原教旨主義(yi) 的政治儒學，恐怕連餘(yu) 英時的《朱熹的曆史世界》都不能被當做政治儒學之作了，它不過是一種北宋政治文化史的實證研究之作而已。

其次，他們(men) 對儒家在製度建設上的理念與(yu) 蔣慶的政治儒學的理解與(yu) 闡釋模式有很大的不同，這一方麵涉及對儒教的態度，另一方麵涉及儒家製度建設的理念與(yu) 方案。我先講蔣慶的政治儒學的製度設計的爭(zheng) 議性，然後再談曾亦等人的新思路。

蔣慶的政治儒學有一個(ge) 根本性的焦慮，也就是所謂的“製度性焦慮”。就像餘(yu) 英時以及我的同事幹春鬆的研究所顯示的那樣，“製度化的儒家”以及儒家所依托的政治製度與(yu) 文教製度，統統都解體(ti) 了；儒家的主要承載者的儒生和士大夫，作為(wei) 一個(ge) 階級也已經解體(ti) 了。而且，在現代社會(hui) 的衝(chong) 擊之下，儒家的解體(ti) 比任何的宗教都更徹底。“製度化的儒家”已成了博物館的化石了，現在寄托在學院中的儒家成了不絕如線的一縷“遊魂”。儒家要想複興(xing) ，就要尋求製度性依托，這是大陸新儒家興(xing) 起以來最焦慮的事情。然而，最值得疑問的是，儒家的製度性支撐是否需要一種宗教的建製，即儒教；是否需要一種新的載體(ti) ，即儒教徒或儒教士，甚至還要賦予給這個(ge) 尚不存在的虛擬群體(ti) 以拯救儒家甚至是拯救儒家文明的使命。儒家的儒教化能否為(wei) 儒家找到製度性支持呢？人們(men) 不禁還要問，這套製度設計在何種程度還是“儒家”的？可以說，最早提出這套設計方案的是康有為(wei) ，他試圖效仿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壯舉(ju) ，建立儒教來實現保國保種保教的目標。蔣慶試圖重建儒教的動機也與(yu) 此相似。因此，我們(men) 可以將蔣慶的儒教重建的路數稱為(wei)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

我們(men) 且不談康有為(wei) 本人創設儒教的問題，這方麵曾亦、唐文明、幹春鬆等人的爭(zheng) 論已經把問題展開得相當充分了。蔣慶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其實是一套非常西方化的方案。從(cong) 根本上來說，蔣慶的“儒教憲政”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對“基督教憲政”的效顰。然而，“基督教憲政”這個(ge) 一度在中國學界非常流行的概念，是對西方政治思想一知半解空想的產(chan) 物，因此“儒教憲政”就顯得加倍的狂想了。第一，蔣慶的政治神學的思路是非常“不儒家”的。蔣慶早年曾受劉小楓之邀翻譯了一本基督教政治神學，這可能是他的政治神學隱秘的思想淵源。儒家會(hui) 像西方那樣單獨提出一種神聖的合法性的維度嗎？如果有天命所歸，那也是天子或君。至少儒家不會(hui) 講政治的神聖合法性的承擔者是儒生。第二，蔣慶的三院製的設計也是非常“不儒家”的。這可能與(yu) 蔣慶仍未擺脫其早年某種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yi) 理念有關(guan) 。儒教憲政的三院製設計堪稱是古今中外未曾一見的“理論怪胎”。試想，基督教教會(hui) 會(hui) 希望自己成為(wei) 議會(hui) 建製中獨立的一院嗎？再試想，儒家傳(chuan) 統政治製度及其理念中何曾有過這種如此荒唐的製度設計呢？這種深受基督教政治神學與(yu) 西方自由憲政影響的“理論怪胎”，我們(men) 翻遍《通典》，查遍公羊家著述，包括廖平和康有為(wei) 的著述，恐怕都找不到。第三，蔣慶的“儒教憲政”方案的前提還是“儒家的宗教化”，這條“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路線也是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它一方麵以基督教作為(wei) 假象敵人，一方麵為(wei) 了與(yu) 這個(ge) 假想敵人針鋒相對又不得不以基督教的教會(hui) 製度作為(wei) 自己的模板。基督教的教會(hui) 在西方存在近兩(liang) 千年了，而儒教自古以來就不曾有類似西方教會(hui) 式的建製，現在想要完全憑借人力去建設一種本是自發而非人力所能為(wei) 的“宗教”，其癡心妄想的程度可想而知。

像唐文明等人可能會(hui) 說，儒家的宗教將不同於(yu) 基督教的宗教，儒教本來就有自己的教，它的原則是“敷教在寬”等等。但是，這種觀點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立場與(yu) 蔣慶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認為(wei) 儒家應對的主要挑戰不是來自以科學與(yu) 民主為(wei) 核心的現代西方文明而是來自基督教，儒家的複興(xing) 在於(yu) 儒教而非儒學。前麵秋風也講過，他非常不同意把儒家進行儒教化，他認為(wei) 將儒家變成“儒教”，變成我們(men) 現有的五大宗教之外的“第六大宗教”，那不是把儒家發揚了，而是把儒家畫地為(wei) 牢地“做小”了。把儒家進行儒教化那是一種“小人儒”的儒家而非“君子儒”的儒家。搞不好把儒家弄成一種烏(wu) 煙瘴氣的半民間宗教和半官方宗教的雜交，或者弄出一個(ge) 不中不西、不古不今、非驢非馬的東(dong) 西，恐怕到時候那些“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者”就成了儒家的罪人而不是儒家的功臣了。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者，就像康有為(wei) 當年一樣，可能心裏麵極其羨慕基督教在西方社會(hui) 中或在現代性建設中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麵又對儒家在傳(chuan) 統中國中那種文化整合的強大功能不能忘懷，因此就有了他們(men) 的刻舟求劍的“儒教憲政”或儒家的儒教化的狂想。

實際上我們(men) 仔細考察一下就會(hui) 發現，秋風的“儒家憲政主義(yi) ”與(yu) 陳明的“儒家公民宗教說”都明確抵製蔣慶的“儒教憲政”方案。我們(men) 可以把秋風近兩(liang) 年在做的“儒家憲政主義(yi) ”稱之為(wei) “新梁啟超主義(yi) ”，以與(yu) 蔣慶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路數相比照。不過在此我不想對它做進一步的討論。我還是回到曾亦與(yu) 郭曉東(dong) 等人的政治儒學的取向，他們(men) 與(yu)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儒教憲政”或新梁啟超主義(yi) 的“儒家憲政”的取向都不同，顯然，無論是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還是新梁啟超主義(yi) ，這兩(liang) 種“憲政化”的路數都太西方化了，都是以西方的製度為(wei) 模板，都不是從(cong) 儒家自己的政教製度和政治觀念的傳(chuan) 統資源出發，探討當下語境中儒家的政治性關(guan) 切。他們(men) 都是為(wei) 了“憲政化”而犧牲了儒家自己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製度的傳(chuan) 統。在《何謂普世？誰之價(jia) 值？》一書(shu) 中，曾亦和郭曉東(dong) 等人是從(cong) 書(shu) 院製、科舉(ju) 製、宗族和家庭等角度探討儒家的製度建設問題，而根本沒討論“儒家憲政”或“儒教憲政”的問題。一言以蔽之，憲政的觀念本質上是以公民個(ge) 體(ti) 為(wei) 本位的，也就是以個(ge) 人自由為(wei) 本位，這是儒家的政治傳(chuan) 統中很難與(yu) 它接合之處。在他們(men) 看來，“儒家憲政”或“儒教憲政”這套路數，一方麵對西方政治製度和觀念的弊端估計不足，另一方麵對自己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認識不夠。因此曾亦在《君主與(yu) 共和》中提出，“人類社會(hui) 就其理想而言，必須限製自由，以便為(wei) 自然留下地盤”。

什麽(me) 是曾亦所講的“自然”呢？曾亦在書(shu) 中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討論了儒家政治中的“自然性”：一個(ge) 是君主製，一個(ge) 是宗族自治。這兩(liang) 種在現代社會(hui) 中根本不可能再恢複的製度，實際上是儒家的政治觀念的體(ti) 現和載體(ti) ，也曾在很大的程度上體(ti) 現了某種人類社會(hui) 普適的政治價(jia) 值。最近的確有一些學者，比如北大的海裔，頗為(wei) 中國在晚清民國之際錯失君主立憲製的機會(hui) 而無限惋惜。不過，曾亦並不認為(wei) 恢複君主立憲製還有任何可能。當然，重建宗族自治還是有一些指望的。他想要做的主要在於(yu) ，通過君主製與(yu) 共和製之爭(zheng) 以及宗族自治，來指出儒家的政治觀念是什麽(me) ，它的合理性、普適性，或者用他的話說，它的“自然性”是什麽(me) ，我們(men) 在現代社會(hui) 的建設中應該如何限製自由以便為(wei) 這些“自然”的要素留出足夠的地盤。正是基於(yu) 這種考慮，曾亦等人並不熱衷憲政化的方案，也沒有提出像蔣慶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那種激進主義(yi) 的烏(wu) 托邦設想，盡管看起來君主製與(yu) 宗族自治也已經是曆史了。

不過，曾亦等人在“夷夏之辯”的問題上倒是與(yu) 蔣慶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這一點能看出來他們(men) 深受蔣慶所推崇的公羊學的影響。曾亦等人不再糾纏於(yu) “中體(ti) 西用”或“西體(ti) 中用”或“互為(wei) 體(ti) 用”問題，也不接受看起來較為(wei) 現實的“馬克思主義(yi) 的儒家化”方案，而是直接提出要“辟異端，除雜草”。這裏所說的“異端”，不僅(jin) 是自由派和新左派這左右兩(liang) 派的異端，而且還有“港台新儒家”的異端。這個(ge) 立場倒是一反過去一個(ge) 世紀以來儒家那種防禦性的甚至是怨恨性的保守主義(yi) 姿態，搖身一變而成為(wei) 一種“戰鬥的文化保守主義(yi) ”。這種“戰鬥的文化保守主義(yi) ”不僅(jin) 是一種政治儒學的新姿態，而且也極有可能會(hui) 成為(wei) 未來政治儒學的新方向，成為(wei) “儒家與(yu) 當代中國思想的創生”的一個(ge) 生長點。

“儒生文叢(cong) ”第二輯 

學術指導：蔣慶 陳明 康曉光 餘(yu) 樟法 秋風 

主編：任重

出版社：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

書(shu) 目（七冊(ce) ）：

        壹．《儒家憲政主義(yi) 傳(chuan) 統》（姚中秋著）

        貳．《儒家文化實踐史（先秦部分）》（餘(yu) 東(dong) 海著）

        叁．《追望儒風》（米灣著）

        肆．《赫日自當中：一個(ge) 儒生的時代悲情》（張晚林著）

        伍．《“親(qin) 親(qin) 相隱”問題研究及其他》（林桂榛著）

        陸．《閑先賢之道》（陳喬(qiao) 見著）

        柒．《政治儒學評論集》（任重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