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誌”與(yu) 時代回應

作者：王子劍（華僑(qiao) 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發展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七月廿二日乙酉

          耶穌2025年9月13日

“誌”作為(wei) 中國哲學的重要範疇之一，在儒家傳(chuan) 統中占據著重要位置。它既是成學之本，亦為(wei) 成人之基，貫穿於(yu) 知識追求、人格養(yang) 成與(yu) 公共實踐的全過程。“誌”不僅(jin) 體(ti) 現為(wei) 個(ge) 體(ti) 內(nei) 在的主體(ti) 自覺與(yu) 精神定向，更構成了道德實踐和社會(hui) 參與(yu) 的動力源泉。在儒家視域下，“誌”遠非一般意義(yi) 上的願望或目標，而是一種植根於(yu) 心性、關(guan) 聯於(yu) 大道、落實於(yu) 行動的主體(ti) 性力量。在人工智能時代，外在的技術理性雖然拓展了人類能力的邊界，卻也潛藏著削弱內(nei) 在自覺與(yu) 價(jia) 值判斷的風險。在此背景下，重回儒家“誌”的傳(chuan) 統，或可為(wei) 我們(men) 在當代重建主體(ti) 性、涵養(yang) 心誌提供資源與(yu) 啟示。

誌於(yu) 道

在孔子的哲學體(ti) 係中，“誌”已呈現出顯著的主體(ti) 性特質。作為(wei) 心靈自主抉擇的體(ti) 現，“誌”是一種無法被外部力量褫奪的精神力量，正如孔子所言，“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這種源於(yu) 自主選擇的精神力量，構成了士階層積極向外探尋知識、克製私欲以複歸周禮，並致力於(yu) 實現天下大同的內(nei) 在根基。

孔子所謂“誌”首先與(yu) “學”緊密關(guan) 聯，“吾十有五而誌於(yu) 學”（《論語·為(wei) 政第二》）。在孔子時代，禮崩樂(le) 壞不僅(jin) 表征著既有社會(hui) 結構與(yu) 價(jia) 值秩序的瓦解，同時也意味著舊有的權力獲取機製的鬆動——孔子及其弟子所代表的士階層於(yu) 血緣宗法之外獲得了新的執政路徑可能。這一路徑便是自覺學習(xi) 固有的禮樂(le) 體(ti) 係，並借此約束自我，以成就個(ge) 體(ti) 德才。當然，在孔子的觀念中，這種“學”的自覺性並非根源於(yu) 對權力的欲望，而是基於(yu) 個(ge) 體(ti) 自我成長與(yu) 價(jia) 值實現的必然需求。

於(yu) 孔子而言，研習(xi) 禮樂(le) 也並非終極目標，個(ge) 體(ti) 層麵的獨善其身亦非其願望，其終極旨歸在於(yu) 達成“大同”的社會(hui) 理想，即所謂“誌於(yu) 道”。一旦將“道”確立為(wei) 最終誌向，個(ge) 人的困窮遭際皆不足道，“士誌於(yu) 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yu) 議也”（《裏仁第四》）。正基於(yu) 此，孔子才會(hui) 發出“朝聞道，夕死可矣”（同上）的慨歎。在此語境下，“誌”成為(wei) 聯結個(ge) 體(ti) 與(yu) 理想、內(nei) 在心性與(yu) 外在秩序的核心紐帶。“誌於(yu) 道”表征著個(ge) 體(ti) 對自身社會(hui) 身份的認同以及對社會(hui) 責任的主動擔當。“君子”之所以為(wei) “君子”，恰在於(yu) 其能夠主動以“道”為(wei) 誌向，將個(ge) 體(ti) 的自我實現融於(yu) 群體(ti) 秩序的建構之中，即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從(cong) 現代學術視域考量，“誌”在孔子哲學體(ti) 係中呈現為(wei) 一種近乎“價(jia) 值理性”的自覺樣態，其賦予行為(wei) 以明確的目的性與(yu) 深刻的意義(yi) 內(nei) 涵，而非單純追求工具理性層麵的效率最大化。正因如此，若要確保“誌”的主體(ti) 性特質，就需在知識獲取與(yu) 道德修養(yang) 進程中始終保持高度自覺，並且將此自覺意識與(yu) 社會(hui) 治理、他人安頓緊密相連。孔子關(guan) 於(yu) “誌”的論述雖未形成係統架構，卻為(wei) 後世儒家的心性論與(yu) 工夫論奠定了基本格調。

誌氣相動

孟子對“誌”的闡發，標誌著儒家心性論在戰國時期的深化與(yu) 轉折。麵對禮樂(le) 秩序進一步崩壞的曆史現實，孟子已經意識到得君行道、仁王天下的可能性愈發降低。在大爭(zheng) 之世與(yu) 新型君臣關(guan) 係中，保持士君子的尊嚴(yan) 反而顯得愈發緊迫。為(wei) 此，孟子一方麵肩負著孔子“誌於(yu) 道”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麵卻自覺地向內(nei) 在的心性結構中尋求個(ge) 體(ti) 尊嚴(yan) 與(yu) 道德之根源，並借此尋求獲得個(ge) 體(ti) 尊嚴(yan) 、成就自身德行的主體(ti) 性力量。“誌氣互動”說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這一命題的提出，無疑再次強化了儒家成德之學的內(nei) 在動力和自主性特征。

“誌”作為(wei) “心”的方向，一方麵指向外在的王道理想，另一方麵則向內(nei) 關(guan) 聯於(yu) 天賦四端。正是在此意義(yi) 上，孟子的仁政哲學與(yu) 性善論被天然地貫通起來。對於(yu) 士君子來說，隻有將內(nei) 在四端不斷涵養(yang) 擴充、成就自身德才，才能通過施行仁政的方式實現家國治理，甚至最終達到“仁覆天下”的王道境界。通過對“誌”的深入開掘，孟子不僅(jin) 為(wei) 孔子之“道”找到了內(nei) 在的德性基礎，也為(wei) 士君子踐行仁政提供了主動性保障。

由於(yu) 德性與(yu) 王道之間的一致性，“誌”必然趨向於(yu) 外在實現，也必然與(yu) “氣”發生交涉。在孟子看來，“誌”所具有的強大定向性與(yu) 主宰力首先體(ti) 現在對“氣”——生理、情感與(yu) 能動力量——的統攝與(yu) 引領，“夫誌，氣之帥也；氣，體(ti) 之充也。夫誌至焉，氣次焉。”（《孟子·公孫醜(chou) 上》）“誌”定則“氣”隨，“誌”移則“氣”動，二者構成一種動態的交互關(guan) 係，共同保證了個(ge) 體(ti) 的道德踐履與(yu) 生命實踐。

然而，正由於(yu) “氣”的存在，“誌”的完全貫通並非必然。孟子並未對“氣”持簡單否定的態度，而是認識到“氣”作為(wei) “誌”的正向輔助力量的重要價(jia) 值：通過“集義(yi) ”培育“浩然之氣”，進而以“浩然之氣”“配義(yi) 與(yu) 道”。唯有在“浩然之氣”的支撐下，心誌方能堅定，個(ge) 體(ti) 才能夠憑借道德自信超越政治地位的外在差距，保持人格獨立，堅守王道理想。

孟子通過“誌—氣”關(guan) 係的建構，不僅(jin) 回應了時代性的價(jia) 值危機，也完成了儒家道德主體(ti) 哲學的一次關(guan) 鍵推進。他將孔子外向型的“誌於(yu) 道”，轉化為(wei) 內(nei) 向型的“立誌養(yang) 氣”，為(wei) 個(ge) 體(ti) 在亂(luan) 世中安頓自我、實踐理想提供了切實的心性依據。

致良知

王陽明的“誌”論，在繼承孔孟的基礎上，通過“心即理”“知行合一”與(yu) “致良知”等命題，實現了對“誌”的本體(ti) 論深化與(yu) 實踐性強化。

王陽明明確提出，“夫學莫先於(yu) 立誌，誌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蓋終身學問之功，隻是立得誌而已”（《傳(chuan) 習(xi) 錄·示弟立誌說》）。此“誌”指向人人與(yu) 生俱來的天理與(yu) “良知”，“隻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誌，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yu) 美大聖神，亦隻從(cong) 此一念存養(yang) 擴充去耳”（《傳(chuan) 習(xi) 錄》上卷二）。從(cong) 這一點看，他直接繼承了孟子的性善說，且有所深化。

“知行合一”作為(wei) 陽明早期學說的核心命題，“誌”已貫穿其中。它不僅(jin) 保證著“知”的方向，也規範著“行”的目的。陽明強調：“學者一念為(wei) 善之誌，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隻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誌貴專(zhuan) 一。”（《傳(chuan) 習(xi) 錄》上卷三）誌動則意動，意動則事成，心體(ti) 、誌向與(yu) 行為(wei) 在知行合一的過程中達成了貫通。

到了晚年，“知行合一”與(yu) “格物致知”等學說被進一步凝練為(wei) “致良知”，其本質仍不外乎“誌”的充分擴充與(yu) 真切落實。在這一框架中，“誌”承擔著雙重角色：一方麵，它是良知自覺的起點；另一方麵，它是在克治私欲、回複心體(ti) 本然之明的過程中不斷遭受錘煉與(yu) 驗證的客體(ti) 。這一“立誌—致知—踐行”的工夫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持續不斷、反複深入的過程。陽明以“磨鏡”為(wei) 喻，惟有常常用力、勿忘勿助，才能複其心體(ti) 之本明，使誌愈發純粹，良知愈發朗現。也正因如此，“誌”在陽明學中不僅(jin) 是成德的基礎，更是成己成物、參讚天地之化育的根本保證。

王陽明對於(yu) “誌”的探討，既回應了明代中期以降士人精神內(nei) 在化及主體(ti) 性增強的思想訴求，亦達成了儒家自孔子提出“誌於(yu) 道”、孟子倡導“養(yang) 氣持誌”以來道德主體(ti) 性哲學的體(ti) 係化構建。他讓“誌”全然植根於(yu) 心性本體(ti) ，且賦予其清晰的實踐導向與(yu) 具體(ti) 路徑，為(wei) 儒家的理想人格塑造與(yu) 社會(hui) 改造提供了穩固的心性根基。

在人工智能日益滲透人類決(jue) 策與(yu) 認知過程的時代，儒家關(guan) 於(yu) “誌”的論述為(wei) 捍衛與(yu) 激發人的主體(ti) 性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參照。孔子提出“誌於(yu) 道”，強調人應主動定向於(yu) 社會(hui) 理想與(yu) 價(jia) 值自覺，而非被動響應外在環境；孟子主張“以誌帥氣”，突出心誌對身體(ti) 、情感與(yu) 行動的主導能力，倡導通過“養(yang) 氣”與(yu) “集義(yi) ”維護內(nei) 在決(jue) 定之自由；王陽明則融“誌”於(yu) “致良知”之中，將“立誌”視為(wei) 知行的本原動力，強調在實事中磨礪本心、恢複明覺。三者共同指向一種具有價(jia) 值定向、心誌自主與(yu) 實踐動力的主體(ti) 性模式。麵對人工智能的輔助甚至替代，人更需“先立乎其大”，明確道德意圖與(yu) 人生的根本目標，以“誌”統技術應用而非被工具理性反噬。唯有如此，才能在算法推薦與(yu) 外部決(jue) 策框架中保持人的判斷力、責任感與(yu) 價(jia) 值的最終決(jue) 定權。誌在，則人仍在——這或許正是數字時代儒家思想對人類文明存續發展的核心貢獻。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