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學派的“理財”觀探析

作者：朱紅（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講師，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南宋浙學的轉型與(yu) 市民社會(hui) 的形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閏六月十八日壬子

          耶穌2025年8月11日

南宋時期，社會(hui) 局勢錯綜複雜，“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偏安江南，與(yu) 北方的金、蒙等政權長期對峙，戰亂(luan) 頻繁，軍(jun) 費與(yu) 歲幣等開支浩大。同時，大量農(nong) 民失去土地，政府為(wei) 維持龐大的財政支出，不斷增加賦稅，導致社會(hui) 矛盾日益尖銳，經濟發展受到阻礙。傳(chuan) 統的財政思想和措施已難以應對當時的社會(hui) 危機，亟須新的財政理念和策略來挽救危局。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在浙東(dong) 永嘉（今浙江溫州）地區形成的永嘉學派，以“經世致用”為(wei) 旗幟，將目光聚焦於(yu) 國家治理的現實需求，構建了獨具特色的事功之學。其財政管理思想圍繞“國用”與(yu) “民生”的辯證關(guan) 係展開，形成了“理財乃立國之本”“生財乃理財之本”“養(yang) 民乃理財之用”的完整邏輯鏈條。周行己、薛季宣、鄭伯熊、陳傅良、葉適等一批永嘉學者通過深刻思考，提出一係列兼顧理論深度與(yu) 實踐價(jia) 值的思想主張，為(wei) 傳(chuan) 統儒家經濟思想注入了務實精神。

理財乃立國之本

傳(chuan) 統儒家受“重義(yi) 輕利”思想影響，主張“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論語・裏仁》），罕言利甚至恥於(yu) 言利。與(yu) 之不同，永嘉學派直麵國家治理現實問題，提出“理財乃立國之本”觀念，突破傳(chuan) 統重農(nong) 抑商政策，將經濟治理、財富管理提至關(guan) 係國家存亡的高度。

作為(wei) 永嘉學派先驅，周行己最早係統論證理財的基礎性地位。早在北宋時期，他在《上皇帝書(shu) 》中就直言：“臣讀《易》，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wei) 非曰義(yi) 。’……聚人莫先於(yu) 經國用，此誠陛下今日之所留意而已行之矣。”（《周行己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頁）他引述《周易》的理財觀念，勸說宋徽宗重視理財以“經國用”。圍繞理財之道給出六條“經國用”之法，第一條就是“修錢貨之法”。當時，一當十、夾錫、陝西鐵錢三種貨幣在流通中弊端叢(cong) 生，周行己指出應因地製宜、區別對待，以保障貨幣順暢流通。例如，他建議“今以所收大錢樁留諸路……其法既行，則鐵錢必等，而國家常有三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為(wei) 三分之用，此修夾錫、鐵錢之法也”（《周行己集》，第7頁）。宋代發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紙幣，而周行己提出的“常居其一”的貨幣管理之法，可視作世界上最早的“準備金”製度構想。

永嘉學派另一重要代表人物鄭伯熊更是強調理財對於(yu) 國家正常運行的重要性。他撰寫(xie) 《議財論》三篇，旗幟鮮明地將“財”提升到立國之本的高度，稱“故財者，有國之司命；理財者，非可緩之務；議財者，非不急之談”“一日非財，百事瓦解”（《二鄭集》，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頁）。他還認為(wei) “財出於(yu) 民”，主張君王應“一聽於(yu) 民”而“反其本”，這種“民本”觀念在當時實屬難能可貴。鄭伯熊強調豐(feng) 財寬民，即國家應通過合理政策促進財富增長，減輕民眾(zhong) 負擔，讓百姓安居樂(le) 業(ye) ，進而實現國家財政的穩固，其中的財產(chan) 與(yu) 權利互動的觀點，一定程度上具有近代政治經濟學的啟蒙意蘊。

其他永嘉學者亦有類似觀點，如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認為(wei) ，“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wei) 聖君賢臣者也”，“財用，今日大事也”（《葉適集》，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658頁、第770頁），同樣把理財視為(wei) 國家大事。可見，永嘉學派將理財視為(wei) 立國的根本前提，其核心邏輯在於(yu) ：財富是國家治理的物質基礎，是推行政策、保障民生、鞏固國防的必要條件。這一思想突破了傳(chuan) 統儒家的義(yi) 利觀，為(wei) 宋代財政改革提供了理論合法性。

生財乃理財之本

永嘉學派不僅(jin) 肯定理財的正當性，更深入探討理財的核心方法，提出“生財乃理財之本”觀念。他們(men) 嚴(yan) 格區分“生財”與(yu) “聚斂”的差異，主張通過發展生產(chan) 、加強流通、優(you) 化資源配置實現財富總量增長，構建了“開源”與(yu) “節流”並重的理財體(ti) 係。

薛季宣廣涉關(guan) 乎國計民生的經製之學，在解《大學》“生財之大道”時說：“《易》稱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國用所出，其可緩乎。雖然為(wei) 國務民之義(yi) 而已……務民之義(yi) ，則天下一家，而財不可勝用，藏之於(yu) 下猶在君也。”（《薛季宣集》，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頁）他強調生財的目的是“務民”，君視民為(wei) 一家，藏富於(yu) 民等於(yu) 藏富於(yu) 君。在具體(ti) 措施上，主張通過發展生產(chan) 、輕賦薄斂和規範製度來增加民眾(zhong) 財富。首先，鼓勵農(nong) 耕，“立法勸耕，開剗請之製，蠲耕牛之稅，徠四遠之民”。其次，免除苛稅，“用省無名之賦，以寬小民，以惠貧下”。再次，規範賦稅，要求州縣科折租賦先期“明出榜示”，丁絹入納製鈔與(yu) 飛子，“省追催重疊之患”（《薛季宣集》，第193～199頁）。這些主張以發展生產(chan) 為(wei) 基，以減輕賦稅與(yu) 規範製度為(wei) 輔，追求財富增長與(yu) 民生改善相統一。

鄭伯熊從(cong) “開源”與(yu) “節流”的辯證關(guan) 係論述生財之法。他認為(wei) ：“夫財安從(cong) 出哉，弊去矣而不知養(yang) 其源，吾未觀其可也。”主張優(you) 先通過發展生產(chan) “開源”，“製其常產(chan) ，與(yu) 之相生養(yang) 之道”；同時“抑兼並之家”以保證民眾(zhong) 生產(chan) 生活，強調君王不要與(yu) 民爭(zheng) 利，以此“節流”，則“上革其弊，下養(yang) 其源”（《二鄭集》，第50~52頁）。

與(yu) 鄭伯熊等人相呼應，葉適對“以為(wei) 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的觀念進行了批評。他作《財計》三篇專(zhuan) 論“理財”，對“生財”與(yu) “聚斂”作了深刻區分，“理財與(yu) 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明確提出“上有餘(yu) 而下不困，斯其為(wei) 理財而已矣”（《葉適集》，第657~658頁）。“理民之財”的核心是通過保護民眾(zhong) 生產(chan) 積極性，給民眾(zhong) 以自由交易的空間，讓社會(hui) 財富自然增長。

永嘉學派的“生財”思想以“民富則國裕”為(wei) 核心邏輯：通過鼓勵生產(chan) 、減輕賦稅、開放市場等措施激發民間生產(chan) 與(yu) 交易的活力，實現社會(hui) 財富總量增長，最終形成“民有餘(yu) 財而國用自足”的良性局麵。這種思想突出“取之於(yu) 民”的思維，構建了更可持續的財政增長模式，對南宋經濟政策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養(yang) 民乃理財之用

永嘉學派強調生財、理財的終極目的在於(yu) “養(yang) 民”，即通過合理的財富分配與(yu) 公共服務，保障民眾(zhong) 的生存與(yu) 發展，實現“民富”與(yu) “國強”共存。這一思想將“民生”作為(wei) 理財的價(jia) 值歸宿，體(ti) 現了鮮明的民本主義(yi) 色彩。

鄭伯熊深刻闡釋了“財”與(yu) “民”的關(guan) 係，將養(yang) 民視為(wei) 理財的倫(lun) 理準則。他指出：“蓋先王之於(yu) 民，愛之也，厚之也，予之也，散之也，而猶懼其或傷(shang) 焉。夫財出於(yu) 民，而愛之、厚之、予之、散之，是豐(feng) 其本之術也。”（《二鄭集》，第49頁）他列舉(ju) 先王愛民、厚民的例子，強調厚待民眾(zhong) ，財取之於(yu) 民，還要用之於(yu) 民，這是使江山永固的根本。其堂弟鄭伯謙也曾作《養(yang) 民》篇專(zhuan) 論養(yang) 民之事。

陳傅良是永嘉學派承前啟後的學者，他在《民論》《收民心策》等篇中專(zhuan) 論民生與(yu) 養(yang) 民之事，告誡民心向背是決(jue) 定存亡的力量。在給光宗的奏折中，他提到北宋的滅亡，最主要的原因在於(yu) 內(nei) 政的腐敗，主張“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宜以救民窮為(wei) 己任”（《陳傅良先生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4頁）。宋時的稅負早期尚輕，後來卻層層加碼。陳傅良從(cong) “民生”與(yu) “稅源”的關(guan) 係論證了養(yang) 民的必要性，認為(wei) 減少稅賦可以藏富於(yu) 民，而隻有保障民眾(zhong) 的生產(chan) 生活，才能獲得穩定稅源。

葉適更明確提出“養(yang) 民”是理財的終極目標。在《民事》篇中，他勸諫當世之君王要效仿古代聖君養(yang) 民、教民，“古者君既養(yang) 民，又教民，然後治民，而其力常有餘(yu) ”（《葉適集》，第651頁），民眾(zhong) 是國之根本，因此應將財政支出更多用於(yu) 民生保障，如“修水利、興(xing) 學校、備災荒”，認為(wei) “此非費財，乃養(yang) 民之資也”。可見，永嘉學派的“養(yang) 民”思想打破了“國與(yu) 民爭(zheng) 利”的思維，構建了更為(wei) 可持續的財政治理模式。

總之，永嘉學派從(cong) 南宋的現實狀況出發，將財政管理升華為(wei) “治理手段”，強調其服務於(yu) 民生與(yu) 發展的終極目標；將經濟治理的重心從(cong) “分配”轉向“生產(chan) ”，注重通過激發社會(hui) 活力實現財富增長；突破了傳(chuan) 統儒家“諱言財利”的傳(chuan) 統，將國家利益與(yu) 民眾(zhong) 利益視為(wei) 共生關(guan) 係，主張通過合理的製度設計實現民富國強的雙贏。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高度評價(jia) 葉適等永嘉學人“以利和義(yi) ”的經濟倫(lun) 理，稱其“教人就事上理會(hui) ，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黃宗羲全集》第5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頁）。永嘉之學的根本是“經世致用”，提倡“講實事、究實理、求實效、謀實功”，其理財思想不僅(jin) 為(wei) 南宋財政改革提供了重要指導，也為(wei)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注入了務實精神，對明清實學等亦產(chan) 生了啟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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