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居宋”的時間和重要意義(yi)

作者：高培華（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西曆2024年12月7日

筆者曾撰文指出：《禮記·儒行》記載孔子“少居魯、長居宋”為(wei) 真實履曆，孔子“居宋”地點，是其先祖宋國孔氏的世襲封地栗邑，即今豫東(dong) 夏邑縣。與(yu) 此相左的記載或誤或偽(wei) ，均不可信（《孔子“居宋”新說》，2020年5月2日《光明日報·國學》版）。本文探討其“居宋”的時間和重要意義(yi) 。

孔子離魯“居宋”的原因與(yu) 起訖時間

據《史記·孔子世家》：孔丘十六歲母親(qin) 去世，爾後，他得知“季氏饗士”乃“要絰”前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陽虎是魯國“陪臣執國命”（《論語·季氏》）期間大權在握之人，其語表明：曲阜當政者對孔丘“士”的身份，持質疑和否定態度，已經將這位青年後生排斥於(yu) 貴族陣營之外。當孔丘忍辱含悲、默然而退之際，不能不意識到：繼續留在曲阜是沒有出路的。這就是他選擇離魯至宋、歸依栗邑孔氏這個(ge) 宋國宗室貴族，以尋求支持和出路的原因。此事約發生於(yu) 孔丘十七歲之年。從(cong) 他赴宴受阻，經過一番思考後開始與(yu) 栗邑孔氏聯係，進而提出投奔之要求，到栗邑孔氏家族長輩商定接納，為(wei) 期當不會(hui) 超過一年。因此可以判定：孔子“居宋”大約始於(yu) 18歲之年。

知此，則探明孔子重返魯國是哪一年，其“居宋”的時間也就清楚了。但查遍有關(guan) 典籍，均無具體(ti) 記載，隻能依據相近的記載加以推測。最為(wei) 相近的記載，見於(yu) 《左傳(chuan) ·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yu) 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yun) 紀，故為(wei) 雲(yun) 師而雲(yun) 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wei) 火師以火名……”仲尼聞之，見於(yu) 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昭公十七年，孔子27歲，已經身在曲阜；不然則難以“聞之”，更難以“見於(yu) 郯子而學之”。據《禮記·儒行》，孔子晚年對魯哀公問，說自己“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這都是入鄉(xiang) 隨俗養(yang) 成的習(xi) 慣，並非刻意穿戴“儒服”。“長居宋”既然能夠與(yu) 長達十六七年的“少居魯”相提並論，可知時間不會(hui) 短，故可斷言：孔子弱冠之年以後，“居宋”最少有3年以上的時間，否則難以養(yang) 成終身戴“章甫之冠”而未改的積習(xi) 。也就是說：在23歲之年，孔子仍然居住在宋國。那麽(me) ，取其23歲到27歲的中間年份，將其重返曲阜的時間定於(yu) 25歲之年，當為(wei) 合理推斷。如此說來，青年孔子“居宋”，在18歲到25歲之間，有7年左右。這相當於(yu) 現代學子讀本科與(yu) 碩士研究生階段，其意義(yi) 不可低估。

“居宋”的大致經曆和重要意義(yi)

作家柳青曾講：“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隻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創業(ye) 史》第15章）青年孔子“居宋”，也是其人生“緊要處”。他19歲娶宋國並官氏之女為(wei) 妻，婚後一年生下兒(er) 子孔鯉，舉(ju) 行冠禮並取字仲尼，從(cong) 此以成人姿態步入社會(hui) 等人生大事，都發生在“居宋”期間。循此可見，孔子“居宋”有特殊重要的意義(yi) 如下：

一是有效維護了其“士”的身份地位，化解了成長道路上的障礙，改變了前途和命運。春秋時代仍以周王為(wei) 天下共主，是一個(ge) 以宗法血緣關(guan) 係為(wei) 紐帶的政治共同體(ti) 。各諸侯國的每一家貴族，都屬於(yu) 同一個(ge) 共同體(ti) 。其貴族成員的身份地位，是互相承認、通力維護的。這是維係貴族社會(hui) 的根本法則。在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中，宋、魯同屬於(yu) 最高等級的公國，其宗室貴族是地位尊貴的老牌貴族。既然有栗邑孔氏這個(ge) 老牌貴族的接納，青年孔子士的身份，成為(wei) 毋庸置疑的事實，魯國的質疑隨之煙消雲(yun) 散。後來孔子重返魯國，曲阜貴族陣營便向他敞開了大門：季氏家任其為(wei) “委吏”“乘田”（《孟子·萬(wan) 章下》），意味著其士的身份得到了魯國貴族陣營的普遍承認。此後，隨著孔子開辦私學聲名鵲起，得到了魯大夫臧孫紇、孟僖子高度讚賞：稱之為(wei) “聖人之後”、將來“達者”。這些均與(yu) “居宋”有很大關(guan) 係。知此，看到孟僖子將死而留遺囑，稱道孔子曆述其宋國祖上榮光，不惜繞了那麽(me) 大一個(ge) 彎子（《左傳(chuan) ·昭公七年》），就不奇怪了。

二是獲得係統的貴族教育，即“六藝”知識和技能。雖然《論語·為(wei) 政》孔子自謂“十五而誌於(yu) 學”，《史記·孔子世家》記其“為(wei) 兒(er) 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早已表現出對禮的喜好；但是以其所處年齡段，以及被歧視的環境條件，所能學到的知識技能是比較有限的。孔子係統地習(xi) 得“六藝”，隻能是在“居宋”期間。在栗邑孔氏家族的關(guan) 懷培養(yang) 下，在家族教育、社會(hui) 實踐和環境的熏陶下，曾經青澀的孔丘，順利完成了向“六藝”嫻熟仲尼的蛻變。在由單身而為(wei) 人夫、為(wei) 人父的成長過程中，在躬行婚禮、冠禮、鄉(xiang) 射禮、鄉(xiang) 飲酒禮、祭祀禮等活動中，青年孔子對於(yu) 禮、樂(le) 的修習(xi) 由一般的聞見之學，發展為(wei) 親(qin) 身參與(yu) 和實際操作，他對各項禮儀(yi) 的繁瑣程序、豐(feng) 富內(nei) 涵、具體(ti) 操作、社會(hui) 意義(yi) 等有了切身體(ti) 驗和深入認識，不僅(jin) 係統掌握了“禮、樂(le) 、書(shu) 、數”等文化知識技能，也熟練掌握了“射、禦”等執幹戈以衛社稷的軍(jun) 事知識技能。這些都是當時為(wei) 士的基本功，也是他後來開創私學教育的基本功。

三是廣泛接受王官文化的熏陶，基本養(yang) 成了“好古，敏以求之”（《論語·述而》）的學風，初步奠定了他後來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所必須具備的曆史文化基礎。我們(men) 知道：宋國奉殷先祀，殷遺民較多地聚集生活於(yu) 此，殷禮殷文化也較多地保存於(yu) 此，這使得孔子學習(xi) 禮樂(le) ，具有一定曆史厚度和縱向比較的條件。栗邑孔氏家族的底蘊堪稱厚重，據《左傳(chuan) ·昭公七年》，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zi) 益恭。故其《鼎銘》雲(yun) ：‘一命而僂(lou) ，再命而傴(yu)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餘(yu) 敢侮。饘於(yu) 是，鬻於(yu) 是，以餬餘(yu) 口。’”（《左傳(chuan) ·昭公七年》）《國語·魯語下》記“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yu) 周大史，以《那》為(wei) 首。其輯之‘亂(luan) ’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既有溫恭勤恪之美德，還是《詩經·商頌》十二篇的輯成者。也有史籍說他“作《商頌》十二篇”（《後漢書(shu) ·曹褒傳(chuan) 》“考父詠殷”注文），直接視之為(wei) 《詩經·商頌》的作者。《商頌》12篇，有7篇在孔子之前已經亡佚，今存5篇，其《玄鳥》雲(yun)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武》雲(yun) ：“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詠歌殷商曆史，讚頌殷人祖先的功德，洋溢著對殷商盛世的懷念以及殷人的民族自豪感。今就《鼎銘》《商頌》及其所輯之“亂(luan) ”文觀之，詞語簡潔、典雅、富於(yu) 神韻，所遺傳(chuan) 的孔氏家風亦可想而知。凡此種種，對於(yu) 青年孔子較早涉及先周古禮、古文化，比較廣泛地涉獵夏、商、周三代王官文化，養(yang) 成“好古，敏以求之”的學風和文化性格，無疑是個(ge) 不可多得的條件。

四是在宋地沐浴“儒”風，習(xi) 得“儒術”，基本確定了“為(wei) 君子儒”（《論語·雍也》）的人生目標和職業(ye) 取向。許慎《說文解字》釋“儒”為(wei) “術士之稱”。章太炎《國故論衡·原儒》提出儒之“三名”：廣義(yi) 的“達名之儒”泛指術士；狹義(yi) 的“私名之儒”專(zhuan) 指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介於(yu) 這兩(liang) 者之間的“類名之儒”，是指一種以治喪(sang) 相禮等宗教事務為(wei) 職事的古老行業(ye) 。在孔子開創儒家學派之前，儒還是一種行業(ye) ，此行業(ye) 之人，似有約定俗成的職業(ye) 裝。孔子對魯哀公問，說自己戴章甫之冠隻是入鄉(xiang) 隨俗；但魯哀公疑為(wei) “儒服”，也是事出有因。《論語·先進》記載公西華言誌：“宗廟之事，如會(hui) 同，端章甫，願為(wei) 小相焉。”可見章甫之冠正是從(cong) 事相禮者所戴之儒冠。宋國多存殷禮遺風，以儒為(wei) 業(ye) 者眾(zhong) ，故儒冠成俗。此行業(ye) 之儒被孔子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既有君子之位，又有君子之德的“君子儒”；另一類是沒有君子之位，也不能苛求其有君子之德的民間儒士，即“小人儒”。孔子所樹立的人生目標是“為(wei) 君子儒”。後來具有民間儒士家庭背景的弟子卜商拜師入孔門，“子謂子夏曰：‘女為(wei) 君子儒，無為(wei) 小人儒’”。顯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表現（《“君子儒”與(yu) “小人儒”新詮》，2012年第4期《河南大學學報》。以往論者釋“君子”皆二分法：有德者、有位者。這在邏輯上不周延，忽略了第三種情況：孔門所謂君子，是既有德、又有位者）。張秉楠作《孔子傳(chuan) 》，其第二章第四節的標題為(wei) “以相禮助喪(sang) 為(wei) 職業(ye) 的青年儒者”（張秉楠：《孔子傳(chuan) 》，吉林文史出版社）可謂醒目而中肯；但是囿於(yu) 學界“孔子生於(yu) 魯長於(yu) 魯”的成見，隻是根據孔子夫人是宋人，而推測其“婚前不久去過宋國考察殷禮”。現在，我們(men) 既知孔子“居宋”長達七年，耳濡目染殷禮殷俗天長日久，這就遠非一兩(liang) 次考察可比了。長年累月沐浴儒風，歲歲年年修習(xi) 儒術，不僅(jin) 使孔子養(yang) 成終身戴章甫之冠的積習(xi) ，還使其具備了終身為(wei) 儒的職業(ye) 素養(yang) ，並且樹立起“為(wei) 君子儒”的人生目標。這應該是孔子“居宋”最重要的收益。

厘清孔子“居宋”履曆的學術史意義(yi)

弄清孔子“居宋”的時間和意義(yi) ，對於(yu) 孔學史上其他相關(guan) 問題的認識，也將得以更新或深化。具體(ti) 而言至少有以下幾點：

一是孔子擔任季氏“委吏”“乘田”的時間，以往論者多認為(wei) 始於(yu) 20歲之年。現在看，應順延至25或26歲。還有《論語·八佾》“子入太廟，每事問”章、“子謂季氏‘八佾舞於(yu) 庭’”章、“三家者以《雍》徹”等諸章之係年，也要酌情向後順延。

二是對於(yu) “季氏饗士”孔子受阻事件，以往多未深究，視作偶然事件，或以為(wei) 隻是陽虎個(ge) 人行為(wei) 。如今看來陽虎的態度，其實代表了曲阜當政者的看法。孔子士的身份既不被承認，其享受已故陬邑大夫福利蔭庇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這從(cong) 《論語·子罕》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可以得到佐證。由此反思孔丘的少年生活和身份地位，不難發現：無論在曲阜當政者眼中，還是在事實上，居宋之前的孔丘，隻是生活於(yu) 社會(hui) 底層的庶人，並不屬於(yu) 貴族士階層。這樣的履曆對其思想情感與(yu) 學說體(ti) 係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三是對於(yu) 孔子自謂“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的解釋，不僅(jin) 古代學者，近現代如錢穆、馮(feng) 友蘭(lan) 、周予同等不少前輩，也將“鄙事”釋為(wei) 任“委吏”“乘田”所從(cong) 事的事務性工作（錢穆《孔子傳(chuan) 》；《十家論孔·馮(feng) 友蘭(lan) 論孔子》；《十家論孔·周予同論孔子》）而不是生產(chan) 勞動。其實，“委吏”“乘田”所從(cong) 事的會(hui) 計、畜牧管理等，是具有“士”身份才能夠從(cong) 事的基層管理工作。“吾少也賤”多能之“鄙事”，隻能是平民稼穡等體(ti) 力勞動。正因為(wei) 孔子曾親(qin) 曆稼穡等艱辛，其政治哲學才會(hui) 具有如此濃厚的民本主義(yi)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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