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從(cong) 道德哲學到行為(wei) 準則

作者：張婷婷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初十日丙午

          耶穌2025年4月7日

“誠”，是中國傳(chuan) 統道德哲學思想中一個(ge) 極其重要的概念。《說文解字》解釋說：“誠，信也。從(cong) 言，成聲。”乃誠信、誠實、守信之意。其起源於(yu) 甲骨文的“成”，形如同斧鉞斬物，意為(wei) “完成”“成就”，本義(yi) 與(yu) 戰爭(zheng) 征伐有關(guan) ，是在祭祀儀(yi) 式上經常使用的禮兵器。《周易》有言“修辭立其誠”，指君子要注重自己的文化教養(yang) ，做到立身誠實，強調言行一致、真實無妄。又說：“閑邪存其誠”，認為(wei) 君子應該防範邪念，保持內(nei) 心的真誠。之後，“誠”的語義(yi) 範疇不斷拓展，不僅(jin) 被賦予了愈來愈豐(feng) 富的精神內(nei) 涵，而且深入到社會(hui) 文化各個(ge) 層麵，成為(wei) 中國古代一種理解世界的道德哲學範式和行為(wei) 準則。

作為(wei) 中國儒家思想中一個(ge) 重要的道德哲學範疇，“誠”在戰國時期開始得到儒家學者的係統詮釋與(yu) 論述，成為(wei) 聯結天道與(yu) 人道的橋梁。《中庸》認為(wei) ，“誠”是上天的原則，追求誠、恪守誠是做人的原則。在孟子看來，誠是自然的法則，追求誠是做人的道理。一個(ge) 人如果極其真誠卻無法打動他人，這樣的事從(cong) 未有過；反過來，不真誠的人，也永遠無法打動別人。這個(ge) 觀點將誠信倫(lun) 理內(nei) 化為(wei) 心性修養(yang) ，特別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wei) 通過反省做到真誠不自欺，是人生最大的快樂(le) 。這裏也強調了君子要修身養(yang) 性，“誠”是最好的辦法。另外，《大學》提出：古代那些想要在天下彰顯光明德行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想要治理好國家，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想要管理好家庭，必須先修養(yang) 自身品德；想要修養(yang) 品德，必須先端正自己的內(nei) 心；想要端正內(nei) 心，必須先使意念真誠；想要使意念真誠，必須先獲得知識；而獲得知識的方法就在於(yu) 推究事物的原理。從(cong) 這個(ge) 觀點出發，誠實實際上是士大夫能夠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終極目標過程的基礎和必經環節。總之，在先秦儒家學者及其所著儒家經典的闡釋下，“誠”成為(wei) 聯結天道與(yu) 人道的橋梁，人隻要修身以誠，即可實現與(yu) 社會(hui) 、自然及宇宙的高度統一，從(cong) 而構建起一套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哲學體(ti) 係。

宋明時期，隨著儒家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宋代理學一派將儒家心性倫(lun) 理與(yu) 心性哲學合為(wei) 一體(ti) ，以闡釋義(yi) 理、談論性命為(wei) 使命。“誠”的概念在這一大背景下再次得到深入的理論詮釋。北宋的周敦頤認為(wei) 乾元的變化、萬(wan) 物的產(chan) 生皆是作為(wei) 本源的“誠”在發揮作用，並進而提出“誠”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的主張。程頤認為(wei) “誠”既是人道之本，亦是天道的體(ti) 現，是宇宙間的根本法則。南宋的朱熹進一步闡釋：誠，就是真實而沒有虛妄的意思，它是自然法則的本質屬性。強調“誠”是一種真實無妄的狀態，是宇宙根本規律的本來體(ti) 現。可見，兩(liang) 宋理學家皆把“誠”與(yu) 自然法則相結合進行詮釋，從(cong) 而將“誠”從(cong) 道德規範升華為(wei) 宇宙本體(ti) 的高度，而人隻要通過不斷修身養(yang) 性，即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至明代，王陽明在吸收前代學者心學思想基礎上完成了陽明心學的哲學體(ti) 係建構，在《傳(chuan) 習(xi) 錄》中提出，“誠”是人心最本來的狀態，與(yu) 天理相通，但在各種外界幹擾下人心往往會(hui) 偏離本來狀態，欲恢複本來狀態，必須通過思考與(yu) 踐行“誠”來實現。

在儒家學者的不斷詮釋下，“誠”的概念逐漸深入社會(hui) 文化的各個(ge) 層麵，一方麵成為(wei) 政治領域製度化的道德準則，另一方麵內(nei) 化為(wei) 商業(ye) 領域獨特的誠信體(ti) 係。

在政治倫(lun) 理方麵，“誠”作為(wei) 政治道德的準則，一直備受曆代當政者重視，被其應用於(yu) 治國理政實踐。在荀子看來，誠，是君子應當堅守的品德，也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漢武帝時期，察舉(ju) 製確以“德行高妙，誌節清白”為(wei) 首要科目，元朔元年下詔強化舉(ju) 孝廉，強調忠信品德要求。三國時期蜀國丞相諸葛亮“開誠心、布公道”，使蜀國雖然刑政嚴(yan) 苛但百姓無怨。唐太宗李世民也崇尚誠信治國。《貞觀政要》中記載了這樣一個(ge) 故事：貞觀初年，有官員上疏請求處理奸佞之臣，但是唐太宗不知誰人為(wei) 奸佞，便有官員提議讓唐太宗佯裝發怒來測試群臣，如果有人能夠不畏君威、直言進諫則是正人君子，如果阿諛奉承則是奸佞小人。對於(yu) 這一提議，唐太宗極不讚同，他說：我希望讓誠信普遍推行於(yu) 天下，而不想用欺詐的手段來引導社會(hui) 風氣。而這一時期的著名諫臣魏徵亦曾上疏說：治理國家的根基，必須依靠道德禮教；君主用來保障國家的，唯有堅守誠信。誠信樹立起來，百姓就不會(hui) 有二心；道德禮教彰顯推行，遠方的人就會(hui) 前來歸附。道德禮教與(yu) 誠信，是國家的根本綱領。在魏徵的觀念中，誠信是治國理政的根本原則之一。明代的庶吉士製度在對高級文官儲(chu) 才進行培養(yang) 時，同樣特別注意與(yu) “誠”相關(guan) 的道德心性考察，比如嘉靖年間和隆慶年間即以《大學》中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分別設置考試題目《慎獨齋銘》與(yu) 《勿自欺說》，讓高級文官儲(chu) 才闡發見解，提升自身的道德修養(yang) 。

在商業(ye) 倫(lun) 理方麵，誠信經營、童叟無欺是經商之人必須遵守的行為(wei) 準則。《管子》說：不誠信的商人，不能在商業(ye) 領域立足謀生。《孟子》對善治的社會(hui) 也曾有一個(ge) 具象化的描述：即使讓年幼的孩童到市場去，也沒有人會(hui) 欺騙他。這就是“童叟無欺”的理想社會(hui) ，也就是人們(men) 講究“誠”的社會(hui) 。明清時期，商業(ye) 經濟獲得迅速發展，作為(wei) 北方最大商幫的晉商始終將“誠”作為(wei) 經商的基本理念，奉行誠信為(wei) 本、以義(yi) 製利。明代山西商人王現“賈而好儒”。史料描述他：與(yu) 人交往時，誠信道義(yi) 如秋霜般高潔；在利益分配上能明察秋毫，因此人們(men) 樂(le) 於(yu) 接受他的資助；又善於(yu) 審時度勢、靈活應對，所以終身不會(hui) 陷入困境。《清朝續文獻通考》對晉商有“所立票號，法至精密，人尤敦樸，信用最著”的評價(jia) 。在南方，徽州商人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亦以誠信為(wei) 經商之本，徽商許憲說：隻要用真誠對待他人，別人自然會(hui) 內(nei) 心歸附；若使用權謀手段來管理事務，人們(men) 最終不會(hui) 親(qin) 近你。徽商商訓中亦有規定：作為(wei) 商人，不應把眼前的利益當作真正的利益，而是把誠信視為(wei) 最大的利益。徽州當地契約文書(shu) 中也經常有“自議之後，各不許悔，如悔者甘罰白銀五兩(liang) 公用，仍依此文為(wei) 準”的約定，要求契約雙方必須嚴(yan) 格堅守誠信，如若違約需要承擔相應懲罰。

“誠”是中國傳(chuan) 統儒家哲學思想中理解世界的一種基本範式，亦是推動中國古代社會(hui) 發展的道德基因，它的內(nei) 涵雖然不斷演變升華，但是始終保持了“天人相通”與(yu) “言行一致”的核心特質，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智慧，並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ge) 領域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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