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儒學，從(cong) “遊魂”到“歸魂”——儒學傳(chuan) 承發展三十年（1991—2021）
作者：祝安順（濟南幼兒(er) 師範高等專(zhuan) 科學校、深圳大學國學院）
來源：原載《國際儒學》2025年第1期

本文作者祝安順教授

摘要：1991年至2021年，民間讀經現象、經典誦讀行動和經典教育實驗三股儒學傳(chuan) 承發展形式相續湧現。在學術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多方推動、參與(yu) 和激烈爭(zheng) 論下，以儒學經典為(wei) 主的教育實踐在民間社會(hui) 形成備受關(guan) 注的“讀經現象”，在各級各類學校實施“經典誦讀行動”和開展“傳(chuan) 統文化課程體(ti) 係建設”。此三十年間儒學複興(xing) 達到了1900年以來的巔峰，民間讀經的理念成果和實踐經驗，各級各類學校開展經典誦讀和經典教育的成功案例，為(wei) 儒學回歸中國社會(hui) 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仔細梳理這三十年儒學經典傳(chuan) 承發展的緣起、過程、論爭(zheng) 、轉變、緣由、經驗和趨勢，可以展現儒學如何回歸中國教育的實踐過程和思潮變遷，清醒認識到21世紀儒學正從(cong) “遊魂”走向“歸魂”。

關(guan) 鍵詞：遊魂說；儒家經典；經典誦讀；經典教育；讀經教育


1995年餘(yu) 英時在《中國文化》刊發《現代儒學的回顧與(yu) 展望——從(cong) 明清思想基調的轉換看儒學的現代發展》長文，其中說道：“盡管舊建製崩潰了，儒學已變成遊魂，但這個(ge) 遊魂，由於(yu) 有兩(liang) 千多年的憑借，取精用宏，一時是不會(hui) 散盡的。它一直在中國大地上遊蕩。”由此，儒學“遊魂說”成為(wei) 流傳(chuan) 很廣、影響極大的學術話語。但令餘(yu) 先生始料未及的，儒學不僅(jin) 不會(hui) 很快散盡，而且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會(hui) 猛烈地歸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熱、蒙學熱、中醫熱、漢服熱、文字熱、國學熱、經典熱……一波熱潮接續一波熱潮，陳陳相因，遂成為(wei) 一股上下結合、海內(nei) 外共同發力的以儒家經典為(wei) 主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運動。民間讀經運動在華人文化圈內(nei) 蓬勃發展，經典誦讀之聲在中國大地和全球回響，經典教育也在大中小學各級各類學校持續深入開展中。以儒家經典為(wei) 主的中華經典正邁著堅定的步伐，通過民間讀經、經典誦讀和經典教育這三條大道，大踏步歸來。如何細致梳理這一段曆史時期的儒家經典在教育領域的創造性傳(chuan) 承和創新性發展，對於(yu) 理解儒學“遊魂”如何歸來以及對於(yu) 如何更好構建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教育的傳(chuan) 承發展體(ti) 係都極為(wei) 重要。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第3版刊登了《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xing) 起》，其中有一句話說出了當時的文化發展動態，那就是：“打出‘國學’二字是很大的勇氣！”雖需要勇氣才能提倡國學，但國學經典的傳(chuan) 承發展已經蓄勢待發。1994年，王財貴編寫(xie) 《兒(er) 童讀經教育宣傳(chuan) 手冊(ce) 》，廣為(wei) 流傳(chuan) ，王財貴也開始到台灣各地進行演講。1995年3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八屆三次會(hui) 議提交了《建立幼年古典學校的緊急呼籲》第016號提案，提案者是趙樸初、冰心、曹禺、夏衍、葉至善、啟功、吳冷西、陳荒煤、張誌公等9人，這批老人和這個(ge) 提案才將一場經典傳(chuan) 承發展的大幕徐徐打開，為(wei) 中華經典教育傳(chuan) 承發展打開了天窗。

在提案中，九位老人指出承載中華源遠流長文化的典籍將麵臨(lin) 著後繼無人的艱險局麵，麵臨(lin) 兩(liang) 難的抉擇。“構成我們(men) 民族文化的這一方麵是我們(men) 的民族智慧、民族心靈的龐大載體(ti) ，是我們(men) 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基，也是幾千年來維護我民族屢經重大災難而始終不解體(ti) 的堅強紐帶；如果不及時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遺產(chan) 在下一代消失，我們(men) 將成為(wei) 曆史罪人、民族罪人。同時，我們(men) 也應認識到：隨著人類的進化，知識結構、時代生活、社會(hui) 環境、教育體(ti) 係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我們(men) 不可能像前人那樣終身埋首於(yu) 古代的經、史、子、集之中；對多數人而言，這一方麵研究的拋棄、這一方麵知識的萎縮又是不可避免的”。

提案直麵真實的現實問題，在矛盾中折中提出解決(jue) 問題的思路：古典學習(xi) 是少數人從(cong) 幼小必須接受訓練的民族任務。謹慎而真誠地提出建立幼年古典學校的建議：仿照其他技藝傳(chuan) 承和訓練的成熟做法，“可依托兩(liang) 三座力量較強的師範大學的中文係、曆史係、哲學係，成立幼年古典學校，也可以就在師範大學的附屬小學、附屬中學設立古典班，使入學學生除接受一般教育外，重點接受古典學科的基本訓練，而教學工作在目前即可由三係的師生兼任”。采用適合古典學的教學方法、課程設置、教材建設和教學訓練。“在此幼年古典學校或古典班中，適當采取傳(chuan) 統的教學方法，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都要背誦，不必分科，因為(wei) 古典學科在打基礎階段是無法分科的，例如古典文學的閱讀與(yu) 創作就必須有深厚的其他古典學科的基礎。除背誦相當數量的曆代名篇外，還要指導學生從(cong) 事古文、駢文、詩、詞、曲的寫(xie) 作實踐”。先試點，積累經驗後再推廣，但保持適度。“此幼年古典學校或幼年班可先在大城市中設立兩(liang) 三個(ge) ，作為(wei) 試點，以後也不必遍地開花，在我們(men) 這樣一個(ge) 古國、大國中，這方麵的人才必不可少，但培養(yang) 的數量也不必過多”。成建製地解決(jue) 學生的出路。“幼年學校或幼年班的學生將來升入相當於(yu) 中學的古典專(zhuan) 科學校或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內(nei) 的古典班，最後升入大學的中文係、曆史係、哲學係，這批人畢業(ye) 後或進入各級學校從(cong) 事教育工作；或分別進入文學、曆史、哲學研究所及部分大學的古籍研究所從(cong) 事研究工作，而有關(guan) 部門則為(wei) 其提供終身從(cong) 事專(zhuan) 業(ye) 的必要條件和生活保障，使這支由少數人從(cong) 小接受培養(yang) 而形成的專(zhuan) 業(ye) 隊伍不致流失”。緊迫感極其強烈。“上述建議，希望盡快組織討論，付諸實施，我們(men) 必須正視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僅(jin) 就師資而言，目前能擔負起古典學科教學工作的人已經不多了，而且多年逾花甲、甚至更老。現在采取行動，尚可集中一部分力量勉強對付，再過十年八年，恐怕這樣的古典專(zhuan) 科學校，想辦也辦不起來了”。

當時媒體(ti) 紛紛跟進，社會(hui) 各界極其關(guan) 注。1998年1月5日，趙樸初給國家領導人寫(xie) 信說：“我已是年過九旬的老人，唯有一事長係於(yu) 心……此事曾為(wei) 海內(nei) 外媒體(ti) 廣泛報道，得到海內(nei) 外眾(zhong) 多人士的讚同……這是一項不能再拖延的工作。我們(men) 寄厚望於(yu) 國家教委能及時訂出實施方案，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以致我民族的固有文化真能永不衰替、永不消失。”

二、自發的民間讀經與自覺的經典誦讀

《中華古詩文讀本》

蔣慶是21世紀初有影響的讀經倡導者之一，2004年他編撰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收錄了從《詩經》《孝經》到王陽明的《傳習錄》共19部儒家經典，15萬字；設計為12冊，並給文章的每個字都加注了拚音，為的是使小學6年12個學期裏，“每天誦讀一課，每學期誦讀一冊”。但由於蔣慶濃厚的政治儒學思想，其讀經理念和經典編寫讀本遭到學界的廣泛質疑，並未得到大範圍實施。

經典名著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優美文字和思想的結合體。誦讀經典既是學習語言文字的過程，也在傳承中華文化、推進素質教育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從2007年開始，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在學校和全社會開展以“雅言傳承文明，經典浸潤人生”為主題的中華經典誦讀行動，開展了中華誦經典誦讀大賽、規範漢字書寫大賽、詩詞創作大賽、中華經典誦讀夏令營、傳統文化節日晚會等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與教學，不斷將中華經典誦讀推向縱深發展。2009年，教育部辦公廳下發《關於在教育係統做好“中華誦”經典誦讀工作的意見（教語用廳〔2009〕2號）》，要求全國各級各類學校重視和開展經典誦讀類活動；2010年，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下發《關於在學校開展“中華誦·經典誦讀行動”試點工作的通知（教語用函〔2010〕6號）》，開展誦讀、書法、寫作、演講等全國性係列活動，2011年召開了中華誦·經典誦讀行動的經驗交流會；2013年，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開始建設中華經典資源庫和中小學語文示範誦讀庫，2015年中華經典資源庫一期結束並對外展示；隨後，定期舉辦經典誦寫講骨幹教師培訓；又開展“書法名家進校園”專題活動，研究製定“中華通韻”，聯合中央電視台舉辦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成語大會和中國詩詞大會等原創品牌節目。2018年9月，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印發《中華經典誦讀工程實施方案》，該工程從2019年到2021年持續開展了經典誦讀大賽、詩文創作大賽、“祖國印記”學生篆刻大賽、“迦陵杯·詩教中國”詩詞講解大賽等活動，將經典誦讀從試點活動轉變為日常活動。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持續到21世紀的海峽兩岸的“讀經現象”，持續時間長，社會關注度高，爭論激烈，影響深遠。讀經現象即一場有語文工作者、媒體工作者、文化批評家、教師、出版商、教育基金會以及學生和家長們多方參與，有思潮、有綱領，也有爭論和批評，自下而上，有一定規模和影響的活動。呈現出四個特征：需求熱，有共識；實踐多，分歧大；課程化，有難度；有政策，正深化。但這次讀經運動的後期，逐步演化為民間以私塾、學堂和書院為主體的讀經教育，和以各級各類學校為主體開展的經典誦讀行動。前者在民間悲壯地開展，在發展中逐步暴露出各種問題，不斷受到社會部分媒體的批評；後者由各級各類學校開展，從個別試點走向了普遍實施，造就了以儒家經典為主的中華經典傳承發展史上最為壯闊的活動課高潮，並逐步升級為以課程和教材體係建設為主體的經典教育開展。

胡曉明編《讀經：啟蒙還是蒙昧？——來自民間的聲音》

三、“讀經”在論爭中分化升級

在民間讀經和經典誦讀轟轟烈烈開展的同時，社會上關於兒童讀經的批判也是如火如荼。針對2004年蔣慶編撰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出版，時為耶魯大學博士候選人的薛湧在南方周末發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斥當代“大儒”蔣慶》，對蔣慶編撰的《誦本》和誦經的做法提出了強烈的質疑，給予了激烈的批評。薛湧讚同蔡元培廢除讀經是“英明之舉”，反對現在還讓孩子們讀經，反對“強迫孩子在3—12歲期間背15萬字自己並不懂的東西”。他視蔣慶為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認為這種思潮如果在國內占據主導地位，社會將有“回到蒙昧之虞”。薛湧的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南方周末》，立即在全國知識界引起廣泛關注。隨後秋風發表《現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義》反駁薛湧，薛湧以《什麽是蒙昧——再論讀經，兼答秋風》作答。隨後不斷有學者發表爭論的文章，如楊東平《讀經之辨：回到常識和現實》、許紀霖《讀經的困境》、袁偉時《評讀經：中國人何須為儒家文化殉葬》、方克立《關於當前大陸新儒學問題的三封信》等。

蔣慶

就這次論爭的整體而言，提倡推動一方以王財貴、南懷瑾、郭齊家、蔣慶等為主，他們被稱為“倡導兒童讀經的四君子”，此外還有趙樸初等的極力提議；反對方以方克立、薛湧、劉曉東、柯小剛等為主，而中間派更多，比如徐勇、胡曉明、於述勝、劉鐵芳、沈立，等等。就一般而言，大多數學者認為讀經是對當下教育的有益補充，如李世宏認為，當前“讀經熱”的興起是一種正常的教育現象，不過也應該根據當代教學理論和教育心理學原理，采取多種不同形式的教學方法，不要把讀經變成應試的附庸！徐梓在分析了朱熹編著的《小學》教材後，指出“我們不反對讀經，但不主張兒童過早讀經，特別是狹義的儒家經典。現在讀經名義下的所謂經典……最主要的是儒家經典，特別是‘四書五經’。這是兒童所不能接受、尤其是沒有興趣接受的內容。在舊時行不通，在現代社會實行起來困難更大”。李山認為這一兩回關於讀經爭論質量不濟，不能指望爭論出建設性意見；認為“茲事體大”，讀經典應有現代人的自主性。健康的讀經需要多方麵學術的合作，需要古典學問與現代知識兩翼的並展。“不關未來的讀經，容易成為新的禁錮；不尊重傳統，也難以真正開出文化的新局”。

對民間讀經和經典誦讀進行深度反思並提出前瞻性建議，將經典從誦讀轉變到教育，明確提出此觀點的學者之一是沈立。他認為，兒童讀經實質上是一種經典文化教育，不僅強調經典文化的學習，還強調各種經典藝術的學習；經典教育除了東方文化與藝術經典以外，還可以包括西方文化與藝術經典，是一種可以麵向21世紀的中國博雅教育。反觀當下的讀經運動，兒童讀經的教材一開始都是“四書五經”，這種做法不符合中國傳統教育的教育規律與教學程序；教學方式不隻是跟著讀，還有吟誦以及書空、影寫、描紅、摹寫和默寫等，小學階段一定要開始以字意與故事為主的講解而不是不講解，兒童讀經應該接近於新傳統教育流派的範疇。兒童讀經是擺脫當前教育困境的一種自然選擇。當下的教育犯了兩種病——“以變為常”和“以本為末”。兒童讀經運動發展到今天，已經到達一個十字路口，經過適當的調整與改善，就可能會進入一個健康持續的發展階段——經典教育階段。沈立提出在中小學推行從校園環境與視覺形象著手，深入到理念與行為層麵，逐漸建立一個基於傳統文化的學校形象識別係統。再由表及裏，循序漸進，逐步開設以《三字經》與《千字文》為代表的蒙學課程、以《聲律啟蒙》與《說文解字》為代表的“小學”課程以及以《大學》與《論語》為代表的“大學”課程。其實就是已經提出了經典誦讀轉變到經典教育的初步設計和實踐方案，盡管這個方案的傳統痕跡和誦讀影響還是很濃厚。

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之下，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印發了《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第一次全麵就推動和落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指導原則、各階段內容和教學目標、保障措施等給出了指導，特別強調要對全體學生的學習全流程進行全麵的傳統文化內容的融入。2016年9月，山東省教育廳製定了首個貫穿小學、初中和高中的《山東省中小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指導綱要（試行）》，就課程的定位、原則、內容、目標、教材編寫要求、考評和保障等給出了具體的要求。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了到2025年要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係，教育普及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體係，屆時要構建貫穿國民教育體係始終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和教材體係。2019年12月，中國教育學會研製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指導標準（試用本）》發布。2021年，教育部頒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中小學課程教材指南》。從中可以看出，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和教材體係，是一以貫之的國家意誌和行為，標誌著中華經典從“誦讀”到“教育”的轉變。

山東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小學一年級課本

四、為什麽是儒學回歸？

民間讀經、經典誦讀和經典教育，前後接續，為何說這次傳統文化教育傳承發展曆程是儒學“遊魂”的回歸呢？除了國際思潮變遷、國內政治經濟等快速發展以及“新經學”學術研究的興起等眾多因素之外，這裏主要從近百年中華經典傳承發展的內容主體來作一細致分析。

（一）曆代學者對讀經對象的討論，始終將儒學經典納入到大眾傳播的主體內容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梁啟超、胡適、錢穆乃至魯迅都開列過關於國學經典的青年讀書書目，其中梁啟超說：“今再為擬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記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種。”又說：“《論語》為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頭，《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亦與相埒。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學者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略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以《四書》為首的儒家經典是梁啟超學者看重和首推的，是20世紀中國大多數學者在麵對大眾時所達成的共識。錢穆的中國人必讀九部書，《四書》在其中；朱自清的《經典常談》，不僅看重經典，也如實指出了“四書五經”的重要地位；當代學者樓宇烈的“三玄四書五經”的推薦書目，儒家經典更是占據絕對地位。

梁啟超著《飲冰室書話》

（二）儒家經典是當代經典教育中的首選內容和首要內容，是各界的共識

從當代學者認可的經典讀物來看，牟鍾鑒提出，“要打破傳統的經學框架”，“經典”指的是“文化要典”，“學校中的經典教育可以根據青少年的年齡和文化程度分階段由淺入深地實施，四書、五經、老、莊、荀、韓逐步列入，或設立國學課，或由道德文學、曆史、哲學課分別承擔，要組織專家編寫課本，但應以解說原典為主”。教育學者郭齊家指出，所謂“文化經典”，則是對於某個文化傳統而言的最具權威性的著作，這在我們中國文化中就是指儒家的四書五經（或《十三經》），道家的《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墨家的《墨子》，兵家的《孫子》，法家的《韓非子》，醫家的《黃帝內經》，佛家的《心經》《金剛經》《壇經》，史家的《史記》等等。教育學者劉良華認為，倘若讀經，宜以“四書五經”為主，因為“四書五經”長期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也需要輔之以《老子》《莊子》《黃帝內經》《金剛經》《心經》《壇經》《管子》《商君書》《韓非子》《史記》《資治通鑒》《近思錄》《傳習錄》、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歐美文化經典。在時間和精力有限的前提下，還不得不考慮主課和副課的關係，還是需要以“四書五經”為其主課或核心課程。傳統文化教育研究專家徐梓提出，小學學段應以傳統蒙書和古典詩詞為主要學習內容。在初中學段，可以選讀“四書”和諸子。在高中學段，可以選讀“五經”與曆代文學作品中的名篇。

徐梓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十五講》

（三）儒家經典是民間讀經、經典誦讀和經典教育的主體內容

隨著20世紀90年代國學熱興起，經典的遴選範圍又迎來了一次全新而具體的討論。中國的經典著作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儒家的經典著作，二是優秀的古詩文，三是廣泛流傳的古代蒙學讀本。上述經典對象逐漸擺脫“常常被看作聖人的所言所著”的經典，如《大學》《中庸》《老子》《論語》等，將其進一步擴展到《三字經》《弟子規》《史記》、唐詩宋詞、四大名著，甚至推展到中國武術、茶道、書法、漢字和民俗等範疇。然而就民間讀經、經典誦讀和經典教育開展的主體內容而言，儒家經典仍然是核心內容。如王財貴認為經典指“永垂不朽的著作”，經典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是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第二個層次是《周易》《詩經》《老子》《莊子》；第三個層次是文藝作品，古文、唐詩、宋詞、元曲；第四個層次是蒙學讀物，《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幼學瓊林》等。王財貴認為隻有第一、第二層才是真正的經典。而蔣慶認為，“所謂‘經’，就是最初由孔子整理編定的、繼而由諸大儒闡發撰述的、在中國曆史文化中逐漸形成的、體現‘常理’‘常道’的、被曆代中國人公認享有神聖性與權威性的、具有人生理想教育功能並在中國曆史上長期作為課本教材的儒家諸經典”。其主編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包含《孝經》《詩經》《書經》《禮記》《易經》《春秋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荀子》《春秋繁露》《中說》《通書》《近思錄》《二程遺書》《象山全集》《朱子語要》《朱子全集》《傳習錄》《陽明全集》，除《孝經》外均為節選本，總共約十萬字。蔣慶對經的範圍界定明顯比晚清學製擴大了，內容幾乎貫穿了整個儒家思想史，但又比王財貴認為的經典範圍小。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出版了《中華古詩文讀本》分12冊出版，這12冊讀本中每冊都有《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的選篇。就經典誦讀而言，舉一個特殊的例子就可以刊出儒家經典的主體地位。在甘肅某所伏羲學校裏，“一年級為《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聲律啟蒙》，唐詩、宋詞、元曲。二年級為《幼學瓊林》《孝經》《詩經》節選；三年級為《論語》，四年級為《大學》《中庸》《禮記》（節選）、《尚書》（節選）、《周易·係辭上》《左傳》（節選）、《孟子》（節選）；五年級為《道德經》《莊子·內篇》《列子·湯問》《管子·弟子職》《孫子兵法》（節選）、《墨子》（節選）、《荀子》（節選）、《韓非子》（節選）等，六年級為《中華美文》先秦到隋37篇，唐到清39篇”。在傳統文化地方必修課程方麵，2016年山東省教育廳公布的《山東省中小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指導綱要（試行）》為代表，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作為一門獨立的地方課程來開展。在課程設計方麵，本課程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為主要教學內容。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內容的選取以儒家文化經典為主；在儒家文化經典的選取中，以“四書五經”為主。對格言、章句，要有精準的注釋、翻譯；對選讀的書目，需有精辟的導讀、必要的注釋。在格言、章句、書目選讀之外，輔之以相關的人物、事件、故事等。學段課程內容方麵，小學階段以儒家經典及蒙學經典中的格言、章句誦讀為主；初中階段課程要重視儒家文化的係統性，讓學生初步係統感知中華傳統美德。在內容體係上，以仁義禮智信“五常”，或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為道德綱目；高中階段課程要對優秀傳統文化經典進行係統研讀、反思。

由此可見，當代人對“經典”的理解，跳出了“舊經學”的範圍，擴大了對象，增加了新的內容，成為一種共識，不過，就上述各類專家學者或者教育實踐者認可的經典範圍來說，“四書五經”又是普遍認可的最基本的經典文本。

《論語》

五、儒學為什麽會回歸？

儒學經典回歸中國教育的意義是多方麵的，徐梓關於傳統經典教育“彌補百年來激烈反傳統造成的文化斷裂”，“增強和煥發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的信心和活力”，“尋求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社會階層團結奮鬥的最大公約數”，這三句話從曆史發展、全球視野和社會發展的宏觀角度做出了恰當的論述。而儒學回歸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如文化多樣性的需求、文明交流的互補性、經濟發展的伴隨性等等，本文主要從曆史大視野和對人的主體價值維護兩個角度來分析。

（一）儒學回歸是中西、古今之爭在當下的持續

清朝前期以康熙皇帝與羅馬教皇的“禮儀之爭”以及乾隆時期的“馬戛爾尼使團”事件為標誌，中西之爭已經難以避免。當下的民間讀經、經典誦讀和經典教育，也是中西、古今之爭在教育領域的突出呈現。“在中國不僅僅是自身傳統文化和經典著作的斷裂和重續，我們還有近現代國運背景下，啟蒙和救亡過程中現代性介入和嫁接及其背後的西學因素”，所以，“中國的經典教育中體現的不僅僅是自身的古今之爭，也是中西之爭，以及西學背後的現代道路之爭和西方古今之爭”。“中國傳統文化和經典名著在全球化、現代化、西方化背景下如何與其他文化和文明相處並體現在教育中？這是一個新問題，但也是一個重要而核心的老問題”。雖然有學者認為“在21世紀的今天，國學經典教育的發展既要發揚傳統，又要發展創新，要充分借鑒現代教育學、心理學、信息技術的研究成果”，但中西、古今之爭卻不可逾越。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西方文明的本質可以概括為一個‘爭’，中華文明的本質可以概括為一個‘和’字”，那麽，更為棘手的問題就是一個“食肉動物”的族群與一個“食草動物”的族群如何和平共處的問題，一直是擺在中華民族麵前的生存極限挑戰問題，處理得好，是中華民族的智慧勝利，處理不好，則會淪為曆史的罪人。另外一個棘手問題就是中西文化在明清以來尤其是近代以來的相互交流中，存在著文化交流的誤區，最典型的就是中國“龍”翻譯成西方的“dragon”，其造成的錯誤感知可能在短期內無法抹平，所以中西文化在交流融合的過程中，還必須深度進行不斷地糾錯。

馬戛爾尼像

（二）儒學回歸是當代中國對走出現代性困擾的一次實踐探索

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表達了中西文明互補，甚至以中補西的希望：“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有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係統；第四步，把這個係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一百年過去了，今天重新思考梁氏的建議，其實，我們第一步可能就沒有走好。

梁啟超

隨著中國近現代全麵進入現代社會，現代人要革傳統文化的“命”，讓經驗的、精神的和心理思維的文化傳承整個阻斷，以凸顯現代性的要素。但追求同質性的現代性文化廣布之後，文化認同的需要同樣強烈，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文化傳承發展的內在動力。“文化認同”已成全球性的話題，中國的“現代性焦慮”有所消退，“文化認同”的焦慮則日漸強烈。“國學熱”和“傳統文化熱”，民間和官方“祭孔”，似乎有利於儒學的傳播，卻遭遇消費社會下已被“現代性”所編碼的中國人的心理結構的挑戰。這一挑戰來自人們的存在方式——“無我化生存”。“無我化生存”的人是高度社會化和物質化的人，傾向於把一切都化為消費與時尚的狂歡，這使儒學的傳播陷入了困境。同時，大眾化消費時代的到來也是“去經典化”的開始。語文教材的去經典化，Q版教材的熱銷就是一個實證。教育界最終沒有接受這種輕便化、娛樂化的教材，因為“對一個社會、一個民族而言，缺乏某些一致的價值觀念與某種共同的精神，就失去了維係這個社會或民族的精神支柱。缺乏向心力的社會與民族是一盤散沙，無法凝聚民心與民力”。即使麵對大眾閱讀需求的轉變，經典越來越邊緣化，其實“對經典造成真正挑戰與威脅的則是來自於新時期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去經典的文化，受其影響所形成的大眾閱讀，對經典形成了嚴重挑戰……從文化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大眾文化其實乃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所以，經典教育必須有效化解商品化、娛樂化的誘惑，這是經典教育在市場經濟下遇到的現實挑戰。

現代性的困擾在教育領域也集中呈現，由於大眾化消費已成時尚，文化認同遭到威脅，人生意義被物化，信息科技更是加重了人的虛化，“成人”問題層出不窮。“教育能否‘成人’，依賴於在社會成員那裏是否發生了‘為人’的自覺及其覺悟程度，‘自覺’和‘覺悟’都是無法教的，而經典恰恰蘊含著這種無形的力量，同時具備發人深省的客觀作用。”但“‘覺悟’這個東西跟‘瀟灑’一樣，越故作越遠離。”被形式綁架的經典教育效果是大打折扣的，經典教育需要在潛移默化中達成，大張旗鼓並不妥當，教育者與教育對象在恰當氛圍中的融和就顯得極為重要。而自發的民間讀經、自覺的經典誦讀和理性的經典教育實施，是中國社會對現代性困擾帶來的精神困頓的一次有益突破探索，是重建中國人的精神家園走出現代性迷茫的社會實踐運動。

孔子像

六、儒學回歸的曆史經驗

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交接之際，在中國人文教育領域裏，儒學教育、讀經教育、人文教育、通識教育、全人教育、古典教育、傳統文化教育、國學教育、經典教育等教育思潮先後湧現，相互激蕩。上述教育思潮立足於“人”的主體性、整體性、精神性而展開，其實是人文教育在科學教育麵前的多樣化探索。在這些教育思潮背景之下，儒學從“遊魂”到“歸魂”轉變的經驗總結就主要體現在教育方麵。

（一）儒學在教育領域的突破性進展是儒學歸來的集中體現，是中國主體思想的再一次紮根

儒學教育、讀經教育、傳統文化教育、經典教育偏向於本民族文化在教育中的滲透，人文教育、通識教育、全人教育、古典教育是歐美教育發展過程中出現而後引進到中國教育中的，但兩者都是中西方學者站在現代社會的立場，在當代教育快速發展並在普及教育基本實現之後的一種教育反思，其主題就是如何成就一個完整的“人”，盡管名稱不一致，出現的時間點也有先後，但都是當代教育對作為“人”的教育的不斷反思和總結。由於中國教育中缺乏宗教教育的背景，上述教育思潮總會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地衝擊著中國當代大中小學教育的神經，但沒有哪一種教育思潮能較好地完成中國當代教育中人文教育的不足，這是我們首先必須坦然麵對的中國當下人文教育的現實和困境所在。中國當代教育有中國自己的傳統和特色，會有自己的問題，從中國教育傳統和文化傳統來看，經學傳統影響下的經典教育應該成為中國教育的核心部分，是“人”的教育的基礎，盡管這種發源於經學教育的經典教育還需要深入挖掘，重新闡發，重新設計。儒學“遊魂”歸來就是在這樣的大教育思潮背景下的結果，標誌著中國教育思潮發展史上一次大轉折，預示著傳統儒學思想在當代教育領域的再一次紮根，再一次傳承，再一次發展。

本文作者著《中華經典教育三十年》

（二）儒學歸來是對現有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思，是中國教育學成長的前奏和源泉

教育學者認為，專業教育就是學科分化後的帶有職業準備的現代教育主體部分，壟斷了高等教育的全部，在中小學表現為各類學科課程的設置，專業教育都是極其必要而高效的人才培養模式，但是，過度的專業教育卻對“人”的教育構成威脅，需要通識教育的補充。經典把握的是永恒，專業不過是因於時代精神而生。經典教育要先於專業教育，意味著經典教育在時間上要先於專業教育。“全人”概念是基於“半人”概念提出的，也是專業教育走向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相結合的產物。更有學者指出，古典教育與技能教育之間的矛盾是貫穿整個西方教育製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一對基本矛盾。文藝複興以來，古典教育模式受到了現代性即教育的大眾化和實利化的挑戰。教育，作為一種以傳承知識、訓練技能、訓練道德、人格養成的製度化的社會活動，始終與人的養成相始終，始終脫離不了培養什麽人的目標。“教育究其實質乃是一種文化的傳承與創造的活動，經典教育無疑是文化傳承與創造的典型教育範式”；“無論素質教育、人文教育，還是自由教育、通識教育、博雅教育，或者高校的國學班，民間的讀經運動，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通過經典來進行教育”。從教育的核心載體來說，經典才是這一類以“人”為教育目的的不可或缺的、具有豐富性和具有啟迪性的恒久而偉大的教育讀本；為豐富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從傳承民族傳統特有的思想文化角度來說，有效的方式也是深入理解和活化傳承經典。而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儒家經典是在曆史和現實發展中形成的經典內容遴選的最大公約數，是教育底線的選擇，是民族文化的共識。在發展中國教育學成為當代教育學界的共識之時，中國教育學界提出的培育“有中國心的世界公民”和“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覺”的教育主張，就特別值得中國思想界的高度重視。因為如何培育全球化時代公民的“中國心”，急切地需要儒家思想的滋養，那就是要通過訓練民族思維、確立價值取向和養成人格理想來塑造中國學生的“中國心”；如何“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覺”，更需要儒學“天地人三才之道”和心性功夫論思想的灌注。

張之光國畫《讀經》

七、儒學回歸的曆程和趨勢

20世紀50年代起，中國台灣地區進行了一輪以《四書》為主體的經典教材建設和實踐的探索，但隨著台灣地區民進黨推行“去中國化”之後，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體係的重任已經毫無爭議地從台灣地區轉到大陸地區。1995年趙樸初等九老聯名提交的《提案》，開創了少年兒童學習中華民族經典的破冰之旅。進入21世紀以後，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密集的政策文件，極大地推動了經典誦讀和經典教育的發展，將群眾性自發的民間讀經和自覺的經典誦讀活動階段推向麵向全體學生的中華文化課程體係構建的製度化建設階段。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持續到21世紀的海峽兩岸讀經現象，以2010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期：2010年之前，民間讀經蓬勃開展，各級各類學校經典誦讀漸熱，是經典誦讀的早期興起和積累階段；2010年之後，以校本教材、地方教材為主體的經典教育逐步形成，其教育內容、方式、目標、課時、教材、師資等正式提上日程，各類關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論研究和教材建設逐步加強，已經進入一個相對理性探索的階段。這種轉變是整個中國近現代社會整體轉變的一個縮影，其核心是人文社會學科、課程和教材建設的民族化問題，是如何從西方“拿來”到融合中外乃至重建中國特色的人文社會學科、課程和教材，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精神和話語從邊緣到重新回歸、重建的具體呈現。

配圖來自“獨立精神”微信公眾(zhong) 號，編輯：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