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鄉(xiang) 賢祠祀的教化指向

作者：張會(hui) 會(hui) （遼寧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講師）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五月初七日丁未

          耶穌2024年6月12日

鄉(xiang) 賢祠祀是明代地方教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代首次將鄉(xiang) 賢從(cong) 先賢群體(ti) 中抽離出來並專(zhuan) 祠而祀，逐漸納入地方廟學祀典之中，以此作為(wei) 表彰先賢往哲、激勵地方士民的重要教化形式。嘉靖朝更正祀典以後，鄉(xiang) 賢與(yu) 名宦分祠而祀，祭祀對象變得更加清晰，祭祀地點、祭祀規製也完全固定下來，實現了鄉(xiang) 賢祠祀的製度化。因此，明代的鄉(xiang) 賢祠祀較之前代，其國家的主導性更強，教化指向與(yu) 教化意圖也更為(wei) 明顯。

鄉(xiang) 賢祠祀的曆史因革

鄉(xiang) 賢祭祀古已有之，《禮記·祭義(yi) 》中即有“祠先賢於(yu) 西學”的記載，而後具體(ti) 到“鄉(xiang) ”這一地理範疇之內(nei) ，“以一國一鄉(xiang) 論之各有先賢鄉(xiang) 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xiang) 國之所當祀矣”。漢代的時候出現了祭祀“闕裏之先賢”的情形，但此時的鄉(xiang) 裏賢者是先賢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並沒有“鄉(xiang) 籍”這一概念。到了唐代，地方之賢的概念逐漸清晰，出現了專(zhuan) 門崇祀鄉(xiang) 裏賢者的先賢祠堂。宋元時期是鄉(xiang) 賢祭祀發展的一個(ge) 重要時期，地方士人祭祀本鄉(xiang) 之“賢”的意念更加地突出，“賢”與(yu) “鄉(xiang) ”的結合也更加緊密，出現了“郡祀之在畿內(nei) 者，若土域、山海、湖江之神；若先賢往哲有道有德之祭”。此時的鄉(xiang) 裏先賢往哲作為(wei) “人神”與(yu) 其他畿內(nei) 諸神一起被視為(wei) 地方祭祀的對象。

與(yu) 此同時，“群祀”成為(wei) 祭祀地方先賢的主要形式並得以迅速普及。這一時期已經不限於(yu) 對個(ge) 別或少數幾個(ge) 地方先賢的祭祀，而是聚合區域範圍內(nei) 的“有道有德”者，對他們(men) 進行集體(ti) 的崇祀拜祭。南宋乾道四年（1168），紹興(xing) 知府史浩在鏡湖之上設立先賢祠，“聚會(hui) 稽先儒高士”。宋元時期，祭祀先賢的場所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現象，通常包括寺院、道觀、祠廟、學校、官府、書(shu) 院等地，官學祭祀漸漸成為(wei) 一種趨勢，這也為(wei) 明代鄉(xiang) 賢祭祀步入廟學奠定了基礎。

明代鄉(xiang) 賢祠祀的變化與(yu) 發展

明初即把鄉(xiang) 賢祭祀納入國家祭祀體(ti) 係之中，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詔令天下學校，“各建先賢祠，左祀賢牧守令，右祀鄉(xiang) 賢”，以此提倡文教，規訓士民，而後明朝曆代君主也都遵循這一“祖製”，不斷對地方的鄉(xiang) 賢祭祀進行規範與(yu) 調整。

明代鄉(xiang) 賢祠祀的發展主要經曆了兩(liang) 個(ge) 階段，在時間上以嘉靖朝更正祀典為(wei) 節點。一是鄉(xiang) 賢祠的創設調整期，即是在嘉靖更正祀典以前。這一時期主要是針對鄉(xiang) 賢祠祀的建置，表現為(wei) 在國家政令的倡導號召之下，有府縣開始創設或改造已有的鄉(xiang) 賢祠，並逐漸向地方的廟學進行遷移，即鄉(xiang) 賢祭祀從(cong) 前代的先賢祭祀中剝離出來。以江浙為(wei) 例，如浙江的金華府、衢州府，溫州府的平陽縣，嘉興(xing) 府的崇德縣、桐鄉(xiang) 縣，徽州府的休寧縣，應天府的江浦縣等皆是在這一時期創建的鄉(xiang) 賢祠。常州府的江陰縣也是在此時響應朝廷號召，改建已有先賢祠並遷入廟學。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這一時期的鄉(xiang) 賢祠建祠數量有所增長，但由於(yu) 地理位置偏礙、地方守牧官不作為(wei) 、建祠資金短缺等，嘉靖更正祀典以前仍呈現出區域間的不平衡性，諸多府縣並未付諸實踐。

二是鄉(xiang) 賢祠的普及完善期，主要表現為(wei) 嘉靖朝更正祀典，在國家廟學改革的政令推動下，鄉(xiang) 賢祠與(yu) 名宦祠相對立於(yu) 學宮，並作為(wei) 廟學祭祀體(ti) 係的一部分被重新規範完善。嘉靖九年（1530）以後鄉(xiang) 賢祠的調整是在孔廟祭祀體(ti) 係一體(ti) 化下完成的，不僅(jin) 涉及鄉(xiang) 賢祠祭品、祭儀(yi) 的更正，另外還確定了鄉(xiang) 賢祠在廟學空間中的位置。“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xiang) 賢之祠遺者增之，嚴(yan) 不在祀法者汰之”，明朝政府進一步要求各地方，未設有鄉(xiang) 賢祠的需要補建，已設有鄉(xiang) 賢祠的如果建祠位置、祭祀禮儀(yi) 規製等不符合禮法要求則需要進行改建裁汰。湖州府的安吉州“祠舊夾文廟戟門而立，規製淺陋，歲久湮廢”，這種情況顯然不符合禮法的要求，在廟學改革的進程之下，鄉(xiang) 賢祠被遷移至學宮儀(yi) 門旁邊的空地，於(yu) 是左邊崇祀鄉(xiang) 賢，右邊崇祀名宦，祭品、祭儀(yi) 悉備，完成了與(yu) 廟學的一體(ti) 化祠祀。明代鄉(xiang) 賢祠在廟學中空間位置的最終確立使其所蘊含的儒學意義(yi) 更為(wei) 明顯，國家的教化深意也變得更加清晰。

明代嘉靖更正祀典改變了前代鄉(xiang) 賢祭祀場所多樣化、零散分散的狀態，使鄉(xiang) 賢祭祀作為(wei) 春秋常祀固定於(yu) 學宮之中，祀典、祀儀(yi) 也都具有了廟學祭祀體(ti) 係的特征，並實現了製度上的保障。與(yu) 此同時，鄉(xiang) 賢祠祀的廟學化與(yu) 製度化也體(ti) 現了明代中央對地方社會(hui) 的有效管理，進一步增強了對地方士民的教化實施。

“分而化之”的教化精髓

至嘉靖中後期，在國家祀典改革的強力推動下，各地府縣的鄉(xiang) 賢祠基本建立起來，規製也相應完備，實現了鄉(xiang) 賢祠祀的廟學化與(yu) 製度化。而明代鄉(xiang) 賢祠祀附於(yu) 廟學以及鄉(xiang) 賢、名宦的分祠除了製度上的變革以外，也充分體(ti) 現著明代統治者的意誌與(yu) 教化指向。

首先，鄉(xiang) 賢祠祀與(yu) 地方廟學的融合是明代對儒學正統的重申。鄉(xiang) 賢祠附於(yu) 廟學的一體(ti) 化祭祀，不僅(jin) 使祭祀地點固定於(yu) 廟學之中，還進一步加強了鄉(xiang) 賢祭祀的儒學內(nei) 涵：“二祀不建於(yu) 他所何為(wei) 乎？並建於(yu) 學宮曰：其躋祀於(yu) 廟廡者，非紹明聖人之精微，則羽翼聖人之經傳(chuan) ，至二祠所祀者居聖門政事、德行二科，是亦聖人之徒也。”鄉(xiang) 賢祠入廟學以後，從(cong) 鄉(xiang) 賢的選拔到規製的設定必須要符合“扶植教化、羽翼正道”的儒家祀典標準，這代表著明代統治者的意誌。從(cong) 而，“祀鄉(xiang) 賢”成為(wei) 明政府褒表忠臣的一種新形式，它與(yu) 賜祭葬、賜米、恩蔭等鼓勵措施並行，既完成對“忠義(yi) ”之士的追思，又起到以身邊之“賢”影響民眾(zhong) 的作用，明代以此種褒獎形式向地方的民眾(zhong) 傳(chuan) 達“忠義(yi) ”的具體(ti) 內(nei) 涵。隨著鄉(xiang) 賢祠祀的廟學化與(yu) 製度化，褒表忠臣、激勵後進已經成為(wei) 鄉(xiang) 賢祭祀所承載的重要內(nei) 容。

其次，鄉(xiang) 賢與(yu) 名宦的分祠而祀體(ti) 現了明代“分而化之”的教化指向。明代鄉(xiang) 賢、名宦的分祀，一方麵是出於(yu) 合乎禮法需要進行的祀典調整，更為(wei) 重要的一個(ge) 方麵則是明代統治者“分而化之”的教化用意。正所謂“庶官於(yu) 斯者政有所持，循生於(yu) 斯者學有所興(xing) 起”。鄉(xiang) 賢與(yu) 名宦的不同身份決(jue) 定了他們(men) 的教化對象不同，明代有感於(yu) 前代鄉(xiang) 賢、名宦“混祀”出現的教化邊界的模糊，既而對鄉(xiang) 賢名宦實行了分祠而祀。以使其教化的指向性更為(wei) 清晰，著重強調受祀“鄉(xiang) 賢”的籍貫與(yu) 身份，這些人是本地士民學習(xi) 的榜樣，“鄉(xiang) 賢”的教化對象是同樣具有鄉(xiang) 籍的鄉(xiang) 裏後學們(men) ，後之君子感慕鄉(xiang) 賢德行而競相模仿、學習(xi) ，繼而振奮興(xing) 起，才是真正的“發動人心”。如此的循環往複，士風、學風就會(hui) 井然有序，社會(hui) 也可長治安寧，“上下俱得其道，是以國家可坐而理也”。

“鄉(xiang) 賢”概念的內(nei) 涵自宋元以來經曆了逐漸明晰的過程，至明代“鄉(xiang) 賢”祭祀群體(ti) 從(cong) 先賢混祀中剝離出來，最終確立了以籍貫認定“鄉(xiang) 賢”的原則。不僅(jin) 如此，明代鄉(xiang) 賢祭祀的場所和規製也在前代的基礎上實現了廟學化與(yu) 製度化的發展，既而成為(wei) 明代地方教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嘉靖朝“更正祀典”推動了鄉(xiang) 賢祭祀廟學化和製度化的進一步完善，尤其是鄉(xiang) 賢、名宦的“分祠而祀”則更加明確了明代類型化的教化意圖，其教化指向性較前代更為(wei) 明顯。它的實施與(yu) 推進具有非常明顯的國家主導性，體(ti) 現了明代強調儒家正統，以“忠孝”為(wei) 基調的國家意誌。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代浙直地區的鄉(xiang) 賢祀傳(chuan) 研究”（21FZSB062）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