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題跋的閱讀方法

——以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題跋為(wei) 例

作者：程章燦

來源：《社會(hui) 科學戰線》2022年第10期

程章燦，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

一、作為(wei) 閱讀衍生文本的題跋

題跋既是一種文體(ti) （文類）形式，也是一種文獻類型。無論從(cong) 哪一個(ge) 視角來看，題跋都是因閱讀而衍生的文本。明代文體(ti) 學家徐師曾對題跋的曆史及其特性有過如下論述：“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chuan) 子史、詩文圖書(shu) 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複撰詞以綴於(yu) 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shu) 某，四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yi) 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shu) 者，書(shu) 其語。讀者，因於(yu) 讀也。題、讀始於(yu) 唐，跋、書(shu) 起於(yu) 宋。曰題跋者，舉(ju) 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戒，各有所為(wei) ，而專(zhuan) 以簡勁為(wei) 主，故與(yu) 序引不同。”在概念界定的基礎上，他進一步將題跋分成四類：題、跋、書(shu) 、讀。析言之，四類之名目及其側(ce) 重點各有不同，渾言之，則四類皆附於(yu) 簡編之後，皆因“覽”“讀”而生，都是因閱讀而衍生的作品。對於(yu) 閱讀史研究，題跋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關(guan) 於(yu) 題跋的起源，徐師曾提出，“題、讀始於(yu) 唐，跋、書(shu) 起於(yu) 宋”。明代文體(ti) 學家賀複征繼之，提出更為(wei) 準確的說法：“題跋之體(ti) ，始自歐、曾。”此處所謂歐、曾，指的是北宋學者歐陽修、曾鞏。歐陽修為(wei) 收藏的金石拓本撰寫(xie) 了許多跋尾，匯編為(wei) 《集古錄跋尾》一書(shu) ，其文集中還設有“雜題跋”一卷，所收多為(wei) 詩文、書(shu) 畫作品題跋，如《讀裴寂傳(chuan) 》《書(shu) 梅聖俞河豚魚詩後》《跋晏元獻公書(shu) 》《題薛公期畫》等，徐師曾所謂“題”“跋”“書(shu) ”“讀”四類，歐集應有盡有。曾鞏與(yu) 歐陽修同有金石之好，文集中有“金石錄跋尾”一卷，與(yu)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恰成桴鼓相應之勢。此外，曾鞏還撰有《書(shu) 唐歐陽詹集》，亦屬於(yu) 題跋。從(cong) 歐、曾二集看來，題跋之體(ti) 由附庸而為(wei) 大宗，是由北宋士大夫之金石書(shu) 畫收藏風氣以及金石學興(xing) 起促成的。題跋文字既可以施之金石，又可以施之書(shu) 畫，還可以施之典籍收藏，既可以為(wei) 收藏金石法帖書(shu) 物題寫(xie) 感言，又可以“因人之請求”“考古證今，釋疑訂謬”，其用途越來越廣，創作越來越繁盛，遂成為(wei) 中國古代文獻的一個(ge) 重要類型。

石刻題跋是題跋之大宗，亦是正宗。在中國傳(chuan) 統石刻研究中，題跋又稱為(wei) 跋尾。除了用“題跋”作為(wei) 書(shu) 名，很多金石家也習(xi) 慣以“跋尾”冠其書(shu) 名，如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清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當然，還有一些金石學家在命名其題跋集之時，徑將“題跋”或“跋尾”簡稱為(wei) “跋”，如清人武億(yi) 有《授堂金石三跋》。 石刻題跋、跋尾與(yu) 跋，名異而實同，皆是石刻文獻的一種衍生形態，其存世數量極為(wei) 可觀，可謂汗牛充棟。

石刻題跋主要有三種產(chan) 生方式，其存在形態也各有不同：少數題跋是直接書(shu) 鐫於(yu) 石刻之上的，例如漢代《西嶽華山廟碑》，其篆額處“左右有唐大和中李德裕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feng) 中王子文題”。後代人將此類題跋連同原刻一起拓印下來，題跋也成為(wei) 後代拓本的組成部分，前刻後跋融合為(wei) 一，此其一。絕大多數題跋是題寫(xie) 於(yu) 石刻拓本之上，先有拓本，再有題跋，此類例子甚多，不勝枚舉(ju) 。經過重新裝裱，這種題跋文字也成為(wei) 新的拓本的一部分，古刻新跋，圖文並茂，此其二。還有一些題跋是在閱讀石刻或拓本之後“因感而有得”，落筆成文，寫(xie) 於(yu) 另紙之上。這類題跋既可以獨立存在，也便於(yu) 被匯輯整合，再與(yu) 拓本一起重新裝裱。例如清人劉喜海（燕庭）向英和出示其珍藏之《西嶽華山廟碑》善拓，並邀請其題跋，英和謙稱“劣劄惡詩，未敢書(shu) 於(yu) 冊(ce) 末，另紙報命而已”，但此跋最終還是被裱入拓本冊(ce) 之中。至於(yu) 這類題跋的文字，或被收入作者文集之中，或被輯入斷代或通代金石集之中，更能體(ti) 現其可散可整、靈活機動的特點，此其三。從(cong) 表麵來看，這三種題跋的生產(chan) 方式與(yu) 存在形態明顯不同，但從(cong) 本質上看，它們(men) 都是對石刻文獻進行閱讀的結果。而且，從(cong) 閱讀史的視角來看，這些題跋不僅(jin) 可以說是閱讀的結果，也可以說是閱讀過程的生動記錄。

好書(shu) 不厭百回讀，好的石刻亦不例外。歐陽修對其珍藏的石刻愛不釋手，經常摩挲把玩，反複研讀，留下不止一篇題跋。在《集古錄跋尾》中，《後漢樊毅華嶽廟碑》《北齊常山義(yi) 七級碑》《隋龍藏寺碑》等碑刻，皆有兩(liang) 篇題跋。至於(yu) 一件石刻，經由同一時代乃至不同時代的眾(zhong) 多學者先後閱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留下多篇題跋，更是司空見慣的事。因此，前人研究石刻之學，不僅(jin) 重視訪求遺刻，廣收善拓，而且十分重視搜集和研讀各家石刻題跋或跋尾。廣泛搜集石刻及其諸家題跋，將其刊刻出版，從(cong) 而為(wei) 研讀者提供方便，曆來被視為(wei) 學術史上功德無量的善舉(ju) 。清人王昶編撰《金石萃編》，既廣錄曆代石刻文字，又匯集古今各家題跋，金石學者莫不稱便，此書(shu) 遂成為(wei) 乾嘉時代金石學史上具有集大成貢獻的名著。在後來的金石學者中，重視匯輯一件石刻的各家題跋，並將其作為(wei) 石刻文獻重要研讀方法者，亦不乏其人，其中較為(wei) 突出者為(wei) 容媛和楊殿珣。容媛撰有《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遷表頌集釋》《漢郎中鄭固碑集釋》，又專(zhuan) 門輯錄秦漢石刻各家題跋，撰成《秦漢石刻題跋輯錄》，影響頗大。楊殿珣為(wei) 元以前石刻編製題跋索引，分門別類，編年排列，撰成《石刻題跋索引》，嘉惠學林，流傳(chuan) 甚廣。要之，石刻題跋雖然不是石刻研究的原始文獻，卻可以說是石刻研究的基礎文獻，是石刻研究中一份不可忽視的學術積累。

前賢致力於(yu) 石刻題跋的搜集匯輯，功不可沒，許多學者據此開展對題跋的比對閱讀，訂訛補缺，發掘題跋的文獻價(jia) 值，貢獻之多，難以縷述。但是，石刻題跋作為(wei) 石刻閱讀史的生動記錄，尚未引起學界的注視，遑論重視。這不僅(jin) 辜負了一千年來積累的豐(feng) 富的石刻題跋文獻資源，也辜負了閱讀史給我們(men) 提供的富有參照價(jia) 值的理論視野。具體(ti) 說來，石刻題跋中所體(ti) 現的閱讀者的身份、閱讀特點與(yu) 目的、不同閱讀眼光的交互等議題，都有待深入探討。這是本文研究的緣起，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

二、《宋拓蜀石經》及其題跋

劉體(ti) 乾，字健之，安徽廬江人，曾收藏有《宋拓蜀石經》，因自號蜀石經齋。“丙寅（1926）四月，廬江劉健之以自藏本付印，發行處上海北河南路圖南裏本宅，定價(jia) 銀幣陸拾元。”此書(shu) 題為(wei) 《蜀石經殘本》，版權頁上還鈐有“蜀石經齋”之印，並標注“版權所有，不許複製”。本文選擇以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題跋為(wei) 中心，從(cong) 閱讀史的視角展開研究，主要基於(yu) 如下三個(ge) 方麵的原因。

第一，石經作為(wei) 石刻文獻的特殊性。

所謂石經，即石刻的經典。廣義(yi) 的石經，包括石刻的儒、道、釋三教經典，而狹義(yi) 的石經，則專(zhuan) 指石刻的儒家經典。本文所謂石經，指的就是狹義(yi) 的石經。“儒家經典由春秋戰國以至秦漢，言語南北，意義(yi) 異轍，篆隸興(xing) 替，文字歧出，一源十流，天水違行。漢武帝儒術獨尊、經典政治化之後，需要有統一文本，作為(wei) 穩固政治的施政、教育和銓選之基礎。經籍由書(shu) 於(yu) 竹帛到鐫於(yu) 碑石，多是基於(yu) 文本歧異和政治需要兩(liang) 個(ge) 要素，熹平石經如此，正始石經如此，開成和嘉祐石經亦是如此，而廣政、紹興(xing) 、乾隆石經或多或少亦與(yu) 此相關(guan) 。”縱觀國史，儒家經典先後七次被刻石立碑，依次為(wei) 東(dong) 漢熹平石經、三國魏正始石經、唐代開成石經、後蜀廣政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紹興(xing) 石經、清代乾隆石經，如果將北宋、南宋分別而論，亦不妨稱之為(wei) “七朝石經”。

上述七次石經刊刻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故皆須由政府組織投入，其屬於(yu) 官方行為(wei) ，並為(wei) 官方的政治目的服務，是顯而易見的。至其所選經目與(yu) 所據版本，更明確體(ti) 現了官方意識形態與(yu) 文化意圖。另一方麵，石經與(yu) 其他類型的石刻又有明顯的不同。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將古今石刻分為(wei) 墓碑、墓誌、刻經、造像、題名題字、詩詞、雜刻等七類，石經列於(yu) 刻經一類，此類石刻與(yu) 典籍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而直接。其他諸類石刻所刻皆為(wei) 單篇或斷句，唯石經所刻是整部典籍，而且是對中國傳(chuan) 統国际1946伟德文化具有特殊重要意義(yi) 的儒家經典。作為(wei) 官方認定的經典權威讀本，石經在中國書(shu)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豐(feng) 富了中國文獻文化史的內(nei) 涵。

第二， 《蜀石經》的特殊性。

盧芳玉曾將《蜀石經》的特色概括為(wei) 如下五點：一是內(nei) 容上“經注並刻”，形式上“行款類宋版古書(shu) ”；二是規模上“字逾百萬(wan) ，石逾千數，宏工巨製，空前絕後”； 三是刊刻時間上“長達一百八十七年”，曆時最久；四是藝術上字跡“專(zhuan) 精”，“書(shu) 法精美”，五是時空上“出自一個(ge) 地方割據政權，在我國曆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除此之外，我還想補充一點：在七次石經刊刻序列中，蜀石經恰好居於(yu) 中位。這個(ge) 中位既是指時間序列上的，又是指書(shu) 籍史序列上的。就時間序列而言，蜀石經與(yu) 後蜀王朝之間的政治聯係，最為(wei) 引人注目。後蜀作為(wei) 一個(ge) 分裂割據時代裏偏安西南一隅的政權，其君相卻能尊經崇儒，致力於(yu) 如此大規模的石經刊刻，尤其值得表彰。後蜀宰相毋昭裔作為(wei) 蜀石經刊刻的主持人，對於(yu) “刊書(shu) 刻經”有著非同尋常的熱忱，與(yu) 其為(wei) 人好學而早年貧苦的經曆有關(guan) 。“毋昭裔少年家貧，向人借《文選》《初學記》，人家有難色，他發奮曰：‘他年若能顯達，願刻版印此兩(liang) 書(shu) ，以便學子。’毋昭裔做了蜀相後，不忘早年心願，出資雇工匠刻印《文選》《初學記》兩(liang) 書(shu) ，並主持了著名的孟蜀石經的鐫刻，刻成，立於(yu) 成都學宮 ”，以便利天下士子抄錄研讀。

就書(shu) 籍史序列而言，蜀石經正好處於(yu) 從(cong) 抄本時代向刻本時代過渡的時間點上。自晚唐五代下至兩(liang) 宋，成都一直是文獻生產(chan) 中心，這一地理背景也同樣值得重視。早在晚唐時代，成都就在雕版印刷史上脫穎而出。宋人朱翌言“唐末益州始有墨板”，葉夢得則引《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嚐閱書(shu) 肆，雲(yun) ‘字書(shu) 、小學，率雕板印紙’”。已知的唐代印刷品實物，絕大多數刊印於(yu) 成都。這為(wei) 蜀石經刊刻奠定了文獻和文化的基礎。

蜀石經的刊刻大部分完成於(yu) 後蜀廣政（938—965）年間，故通常被稱為(wei) “廣政石經”。實際上，蜀石經中的《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三經的刊刻完成於(yu) 北宋皇祐元年（1049），出於(yu) 蜀帥田況之手，《孟子》刊刻完成於(yu) 宣和五年（1123），成於(yu) 益州太守席貢之手，而最晚刻成的《石經考異》和古文《尚書(shu) 》，則遲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完成於(yu) 著名學者和藏書(shu) 家晁公武之手，由後蜀至南宋，前後持續230多年。如果考慮到蜀石經所據底本是毋昭裔校訂過的唐代雍都舊本（大和本）九經，那麽(me) 它完全可以說是融合唐、後蜀、宋（包括北宋和南宋）三朝經學的文化成果。從(cong) 這個(ge) 視角來看，稱其為(wei) “蜀石經”應該比“廣政石經”更為(wei) 準確，也更加合理。這是蜀石經與(yu) 眾(zhong) 不同、特別引人注目的一點。

宋人於(yu) 蜀石經貢獻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宋代學者眼中，蜀石經幾乎可以看作一部本朝人完成的石經，有一種當代經典的親(qin) 切感。對於(yu) 後人來說，蜀石經就更顯珍貴，“得一部宋板書(shu) 籍，即視為(wei) 善本，珍若拱璧，蜀石經乃五代十國時所刊，比宋板書(shu) 籍還早，就此一兩(liang) 片殘石上的文字和宋板書(shu) 籍比較，已經有好幾處比宋板書(shu) 籍好得多，可見蜀石經的價(jia) 值”。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中的諸多題跋，都致力於(yu) 爬梳宋人續刻、題詠和引用蜀石經的史實，以突顯蜀石經在宋代文化史中的醒目存在。因此，將書(shu) 籍史的視角擴展到文獻史的視角，有助於(yu) 論定《蜀石經》殘本及其題跋的特殊文化價(jia) 值。

圖1   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周禮》殘本

圖2  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左傳(chuan) 》殘本題箋

圖3  王樹枏為(wei) 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左傳(chuan) 》殘本所作題跋

圖4  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左傳(chuan) 》殘本

第三， 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題跋的特殊性。

蜀石經“拓本宋以後流傳(chuan) 甚少，雖至明內(nei) 閣尚有全帙，然清乾隆之後唯《詩經》《周禮》《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等殘本流傳(chuan) 於(yu) 各家之手。民國初，劉體(ti) 乾致力搜集，得《周禮》卷九、卷十、卷十二，《左傳(chuan) 》卷十五、卷二十，《公羊傳(chuan) 》卷二，《穀梁傳(chuan) 》卷六、卷八、卷九等殘卷，並於(yu) 1926年影印出版，成《蜀石經殘本》八冊(ce) 。後劉氏藏本於(yu) 1965年由北京圖書(shu) 館自香港輾轉購回”。自茲(zi) 以後，劉體(ti) 乾藏本一直弆於(yu) 北京圖書(shu) 館，北京圖書(shu) 館後來改稱國家圖書(shu) 館，劉體(ti) 乾藏本仍珍藏於(yu) 該館。2021年，盧芳玉整理之《國家圖書(shu) 館未刊石刻題跋輯錄》在鳳凰出版社出版，其中據劉體(ti) 乾藏本輯錄之“劉體(ti) 乾舊藏宋拓《廣政石經》”，從(cong) 第92頁至第221頁，首尾計130頁，占據全書(shu) 將近一半的篇幅，可謂蔚為(wei) 大觀矣。

據盧芳玉介紹，劉氏藏本《蜀石經》“共九冊(ce) ，包括宋拓《蜀石經》七冊(ce) ，《蜀石經題跋姓氏錄》一冊(ce) ，陳氏木刻《蜀石經》一冊(ce) 。采訪號為(wei) 225001，1970年8月10日登記入藏”。這段介紹稱《蜀石經》共九冊(ce) ，需要作一點辯證。1926年劉體(ti) 乾將自藏《蜀石經殘本》影印出版，分裝八冊(ce) 。2020年湖南美術出版社“據劉體(ti) 乾輯民國本原大原色影印，分為(wei) 四輯，精裝八冊(ce) 。第一輯《周禮殘本》上中下三冊(ce) ，第二輯《春秋左氏傳(chuan) 殘本》上中下三冊(ce) ，第三輯《春秋公羊傳(chuan) 殘本》一冊(ce) ，第四輯《春秋穀梁傳(chuan) 殘本》一冊(ce) ”。湖南美術出版社影印出版時，除了將原書(shu) 名《蜀石經殘本》改為(wei) 《宋拓蜀石經》之外，其他“未做整理，一如其舊”。從(cong) 其四輯八冊(ce) 的分冊(ce) 題名仍存“殘本”二字之中，仍可看到1926年影印版的舊跡。1926年之後，劉體(ti) 乾仍然不斷玩賞、整理自藏《蜀石經殘本》，編撰了《蜀石經題跋姓氏錄》，而且繼續邀請友人為(wei) 之題詩作跋，如1928年王樹枏為(wei) 題五律一首。以上一錄一詩，皆不見於(yu) 1926年八冊(ce) 本《蜀石經殘本》和2020年八冊(ce) 本《宋拓蜀石經》。事實上，國圖藏九冊(ce) 本比民國刊八冊(ce) 本已多出一冊(ce) ，內(nei) 容、題跋數皆有所增加。有鑒於(yu) 此，本文引錄題跋文本，概以《國家圖書(shu) 館未刊石刻題跋輯錄》為(wei) 據（見表1，省略）。

國家圖書(shu) 館藏有各類石刻拓本，“名家題跋累累，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jia) 值”，其中題跋最多的是劉體(ti) 乾舊藏《蜀石經》。據盧芳玉統計，其“繪畫題跋達147款之多”。另有一種統計則稱劉體(ti) 乾藏本“全篇題跋竟達三百數十首”，不知有何根據。據筆者統計，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各家題跋總計225條，其中包括題簽26條，觀款29條，以及其他各體(ti) 題詠題跋170條，涉及人物超過100人，其時間跨度從(cong) 乾隆五十二年（1787）到1928年，長達141年。係年未詳者隻有47條，約占20%。這些題跋為(wei) 研究宋拓《蜀石經》的閱讀史提供了一個(ge) 資料豐(feng) 富而個(ge) 性鮮明的案例。

無獨有偶。羅聘《鬼趣圖卷》南海霍氏珍藏本亦有清人題跋大約120段，其年代始於(yu)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終於(yu) 1918年戊午，橫跨152年，其中包括古近體(ti) 詩、詞、文等各種文類。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題跋集與(yu) 此同類，也由題耑、觀款、駢散記文、古近體(ti) 詩以及詞體(ti) 等各種題跋文字構成。按照中國傳(chuan) 統文獻分類，這兩(liang) 冊(ce) 題跋集都可以歸入集部總集類，是圍繞同一主題題跋而形成的各體(ti) 詩文總集。這是對傳(chuan) 統集部總集類的拓展，也是對中國古代文獻文化的弘揚和發展。

三、石刻題跋與(yu) 閱讀者的被閱讀

一件傳(chuan) 承有序的名刻拓本，往往都有漫長的閱讀史，在對這樣的拓本進行閱讀之前，難免要對前代閱讀史有所回顧。在劉體(ti) 乾舊藏《蜀石經》題跋集中，很多題跋者（讀者）回顧並梳理了前代的《蜀石經》閱讀史。在頻頻的回顧中，前代的閱讀者成為(wei) 後代的被閱讀者，而《蜀石經》的閱讀史線索也被梳理得越來越清晰。例如，錢大昕在其增訂本題跋中提出：“南宋時，《蜀石經》完好無恙。曾宏父、趙希弁輩述之甚詳，而元、明儒者絕無一言及之，殆亡於(yu) 嘉熙、淳祐以後。”直到1923年，馮(feng) 煦仍稱《蜀石經》“曆宋元明，具無著錄”。一開始，劉體(ti) 乾對“《蜀石經》未見於(yu) 元明著錄”之說也信以為(wei) 真，直到1921年他偶然發現明人徐�《紅雨樓題跋》中有《石經左氏傳(chuan) 》一則，欣喜不已，“亟錄於(yu) 此冊(ce) ，足征《蜀石經》拓本在明代已為(wei) 珍貴矣”。至於(yu) 1926年王國維等人考定明代內(nei) 閣藏有《蜀石經》全拓，則更在其後了。總之，這些題跋中既有對前代閱讀史的回顧，也隱含著相互交錯的古今兩(liang) 條閱讀史的線索。

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六日，翁方綱為(wei) 《蜀石經·左傳(chuan) 》殘卷拓本撰寫(xie) 題跋，並係以七古詩一篇。其時，此殘卷尚在陳芳林手中，百餘(yu) 年後才轉歸劉體(ti) 乾收藏。這段題跋是這部題跋集中年代最早的。道光（1821—1850）中，陳芳林藏本轉歸梁章钜所藏，梁章钜之子逢辰特地“步覃溪先生韻”，題寫(xie) 七古詩一首。如果說翁方綱題詩標誌著清人以詩體(ti) 題跋《蜀石經》的開端，那麽(me) ，梁逢辰的步韻題詩就是有意將自己的題跋與(yu) 本朝前賢的題跋傳(chuan) 統相連接。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梁逢辰步翁方綱詩韻，也是一次對前代閱讀史的回顧。後來的王樹枏步黃庭堅詩韻，與(yu) 梁逢辰步翁方綱詩韻可謂殊途而同歸。

1928年，王樹枏第三次為(wei) 劉體(ti) 乾藏本《宋拓蜀石經》題跋。該題跋含有一次對更遙遠的閱讀史的回望。從(cong) 文體(ti) 形式上看，這次題跋實際上是一篇書(shu) 信，後附五律一首，書(shu) 信亦可視為(wei) 五律詩之序：

健之仁兄道席：

屢奉惠書(shu) ，隻以老朽頹唐，懶於(yu) 執筆，加以《清史》功課忙迫，急待成書(shu) ，有日不暇給之勢。昨又惠我諸公題跋，已照指示各節編訂矣。頃讀山穀《效進士作觀成都石經》五律一首，謹次其韻，賦呈我公一閱。身處危城，藉此消遣，不敢雲(yun) 詩也。至屬考訂《嘉祐石經》，則仍閣筆也。匆匆，不宣。

曩年訪經石，風雨蜀宮寒。漢魏傳(chuan) 遺法，龜龍煥大觀。丹文出灰劫，墨寶豈叢(cong) 殘。物已聚所好，心猶樂(le) 不盤（揚子雲(yun) 《逐貧賦》：“宗室之宴，為(wei) 樂(le) 不盤。”《東(dong) 都賦》：“樂(le) 不極盤。”）窮搜到嘉祐，愉快勝居官（《論衡》：“玩揚子雲(yun) 之篇，樂(le) 於(yu) 居千石之官。”）

弟王樹枏頓複，戊辰三月二十五日

黃庭堅《效進士作觀成都石經詩》全詩原文如下：“成都九經石，歲久麝煤寒。字畫參工拙，文章可鑒觀。危邦猶勸講，相國校雕刊。群盜煙塵後，諸生竹帛殘。王春尊孔氏，乙夜詔甘盤。願比求諸野，成書(shu) 上學官。”對比上引王樹枏題詩，可知王樹枏次韻詩少錄“刊”韻兩(liang) 句。《效進士作觀成都石經詩》作於(yu) 元祐三年（1088），其時黃庭堅“在秘書(shu) 省兼史局”。所謂《成都石經》即《蜀石經》，可見彼時秘書(shu) 省和史局藏有蜀石經拓本，而且方便閱讀。史容注此詩，引《成都記》雲(yun) ：“孟蜀時，偽(wei) 宰相母昭裔以俸金刻九經於(yu) 石，其《毛詩》《儀(yi) 禮》《禮記》，皆秘書(shu) 郎張紹文書(shu) ；《周禮》，校書(shu) 郎孫朋古書(shu) ；《周易》，國子博士孫逢吉書(shu) ；《尚書(shu) 》，校書(shu) 郎周徳政書(shu) ；《爾雅》，簡州平泉令張徳昭書(shu) 。題雲(yun) ‘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所鐫。惟三傳(chuan) 至皇祐元年方畢工，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名。”可見對於(yu) 蜀石經的相關(guan) 情況，南宋初年人還是相當了解的。王樹枏題詩含蓄而巧妙地拈出黃庭堅閱讀《蜀石經》這一曆史事實，宋代閱讀者黃庭堅成為(wei) 清代閱讀者王樹枏的閱讀對象，古今兩(liang) 段閱讀史線索相互交錯，王樹枏之閱讀也增益了深廣的時空與(yu) 意義(yi) 內(nei) 涵。

每一次嚴(yan) 肅的石刻閱讀，都含有對既往閱讀史的回顧，有時候，這類曆史回顧是充滿深情的。例如，王樹枏在戊午年（1918）所作題跋《蜀石經齋記》中，深情回憶昔年閱讀蜀石經的經曆：

往者餘(yu) 宰青神，門人陳萼卿示餘(yu) 《蜀石經·尚書(shu) 》，凡三十六字。後曆八年之久，究搜博訪，求片石殘文，卒不可得。及餘(yu) 改官甘肅，以事至蘭(lan) 州，偶見葉菊裳學使座上有以《蜀石經·左傳(chuan) 》一大巨冊(ce) 求售者，索價(jia) 甚高，菊裳既堅持之，餘(yu) 亦匆匆返中衛而去。戊子（午）之秋，廬江劉君健之為(wei) 餘(yu) 言，伊手藏《蜀石經·左傳(chuan) 》《周禮》《公羊》《穀梁》殘卷，都經注四萬(wan) 六千餘(yu) 言，翌日出行篋中《左傳(chuan) 》相示，則蘭(lan) 州所見故物也……《莊子》曰：去國期年，“見似人者而喜”，況夫處今之世，而猶有拳拳服膺此事如健之者，其為(wei) 喜不更可知乎？

王樹枏這段回憶的重點是其與(yu) 《蜀石經》的因緣，也就是其往時閱讀《蜀石經》的經曆，連帶著提到其門人陳萼卿以及其友人晚清著名金石家葉昌熾。1902至1906年間，葉昌熾在陝甘學使任上，曾與(yu) 《蜀石經·左傳(chuan) 》有一麵之緣，但最終失之交臂。多年以後，當王樹枏重見此冊(ce) ，其欣喜激動之情是難以抑製的。

石刻及其拓本都具有物質的屬性，因此閱讀石刻及其拓本，與(yu) 古物相對，容易喚起人們(men) 物是人非的感歎。很多《蜀石經》宋拓本的閱讀者都選擇以詩詞或駢文等文體(ti) 形式，來表達自己閱讀之時的各種感慨。詩體(ti) 形式包括七絕、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以七古最為(wei) 常見，其中包括七古的一種特殊體(ti) 式柏梁體(ti) 。詞則有《齊天樂(le) 》《瑤華》《八聲甘州》《高陽台》等詞牌，皆為(wei) 長調。這些詩詞文題跋作品敘遞藏、講掌故、考經史，考據、辭章、情思兼而有之，展示了不同的閱讀姿態。詩詞駢文講究辭章，其例甚多，不煩更舉(ju) 。詩詞駢文中雜入經史考證，往往以自注方式出之，如周貞亮所題五古詩自注，就插入不少閱讀史的考證：“宋乾道中，晁公武取《蜀石經》校唐版本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刻石”，“朱子《論語集注》引石經者，即謂《蜀石經》”。更引人注目的是，王樹枏先後三次為(wei) 此卷題跋，依次在戊午（1918）、乙醜(chou) （1925）和戊辰（1928），分別為(wei) 散體(ti) 的《蜀石經齋記》、駢體(ti) 的《蜀石經序》以及五律詩並序一首。三篇題跋采用三種不同的文體(ti) 形式，顯然是王樹枏有意為(wei) 之。不同的文體(ti) ，既是不同的表達方式，也是不同的閱讀視角，王樹枏有意通過文體(ti) 選擇，力圖透過不同的文體(ti) 視角來表達自己的閱讀感受。

對於(yu) 名刻珍拓，一次閱讀顯然是不夠的。上述提到歐陽修對珍藏的石刻拓本，如《後漢樊毅華嶽廟碑》《北齊常山義(yi) 七級碑》《隋龍藏寺碑》等，多次研讀，留下不止一篇題跋。每次閱讀都可能有新的發現，每篇新的題跋也都可能有提升。丙辰（1916）十月，劉體(ti) 乾為(wei) 自家珍藏《宋拓蜀石經》作跋，詳細敘述宋拓蜀石經流傳(chuan) 的經過以及最終匯聚劉氏蜀石經齋的艱辛曆程，自述甘苦，頗有價(jia) 值。此跋後來改題為(wei) 《宋拓蜀石經跋》，刊載於(yu) 《四存月刊》1921年第5期。比對題跋集與(yu) 《四存月刊》兩(liang) 個(ge) 版本，可以發現多處文字不同。如原題跋稱唐開成石經“多為(wei) 後人剜改”，而《四存月刊》改作“多為(wei) 後人補鑿”；原題跋稱魏三體(ti) 石經光緒中葉山東(dong) 丁氏曾得片石，《四存月刊》“丁氏”改作“黃氏”；原題跋稱蜀石經《孟子》由席旦補刻，而《四存月刊》“席旦”改作“席益”，1923年劉體(ti) 乾再作跋語，又以為(wei) 當作席旦。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是劉體(ti) 乾題跋的兩(liang) 個(ge) 升級版，體(ti) 現了從(cong) 1916年到1923年劉體(ti) 乾對蜀石經的閱讀的深化和提升。版本升級的過程，就是閱讀提升的過程。

閱讀的過程，有時候像牛吃草，初次閱讀，過目時間有限，往往來不及細細琢磨，隻能將草先吞咽下去，過後重檢典籍，細加考索，有如牛之反芻，能給身體(ti) 提供更多更好的營養(yang) 。劉體(ti) 乾藏宋拓《蜀石經》題跋集中有一個(ge) 典型的例子。丙寅年（1926）仲夏之日，旅居析津（北平）的王國維有緣閱讀到劉體(ti) 乾藏本宋拓《蜀石經》，並根據拓本上所見“東(dong) 宮書(shu) 府”之印，結合傳(chuan) 世典籍《南唐二主詞》“阮郎歸”詞亦有此印，考定此印“自是汴宋之物”，“蜀石經並有此印，當是北宋拓本矣”。其後不久，王國維再次反芻消化這次閱讀收獲的史料，並重點對蜀石經在元明時代的著錄與(yu) 流傳(chuan) 作了考索，提出“內(nei) 閣蜀十三經均係北宋末舊拓”，“蜀石經一線之傳(chuan) ，皆出於(yu) 明內(nei) 閣也”的重要觀點。其論證以《蜀石經殘拓本跋》為(wei) 題，刊載於(yu) 《實學》1927年第7期。此文不但發揮、充實了王國維本人前一題跋的論點，也超越了並世同儕(chai) 的閱讀心得，為(wei) 後續深入研讀《蜀石經》打開了一扇新的視窗。同時，這兩(liang) 種版本的題跋，還勾勒了王國維個(ge) 人《蜀石經》閱讀史的痕跡。

四、石刻題跋與(yu) 閱讀現場的重現

石刻是一種特殊的閱讀對象，其閱讀方式主要有現場、拓本、文字三種，各具特色。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題跋集顯然屬於(yu) 拓本閱讀。作為(wei) 同一拓本共讀過程的記錄與(yu) 展示，這部題跋集重現了《蜀石經》拓本的閱讀現場。

這個(ge) 閱讀現場是由不同時代的不同閱讀交遊圈構成的。劉體(ti) 乾跋《蜀石經題跋姓氏錄》冊(ce) 尾雲(yun) ：“《蜀石經》六冊(ce) ，舊有覃溪諸公題跋、觀款四十四人。辛亥以後，餘(yu) 自乞瞿文慎諸君題跋、觀款又數十人，因考其爵裏、著作為(wei) 姓氏錄。”這些題跋可大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蜀石經》歸劉體(ti) 乾收藏之前已有的以覃溪（翁方綱）為(wei) 代表的各家題跋，一類是歸劉體(ti) 乾收藏之後新增的以瞿鴻禨（瞿文慎）為(wei) 代表的各家題跋。前者所勾畫的是劉體(ti) 乾之前的石刻閱讀交遊圈，後者所勾畫的是以劉體(ti) 乾為(wei) 中心的石刻閱讀交遊圈。這兩(liang) 個(ge) 閱讀交遊圈的人員並不重疊交叉，但在這一部題跋集中，卻構成了同一空間的齊肩並列和重疊交叉，而後來的閱讀題跋者，也可以通過此一空間向前輩致敬、對話。

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包括《左傳(chuan) 》《周禮》《穀梁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等多種殘本，原來分藏於(yu) 諸家之手。例如，其中的《左傳(chuan) 》卷二十原為(wei) 元和陳芳林舊藏，後歸長樂(le) 梁章钜所有，所以今本題跋集中既有翁方綱、段玉裁、錢大昕、瞿中溶等人為(wei) 陳芳林藏本所題諸跋，又有梁章钜、朱綬、朱珔、梁逢辰等人為(wei) 梁章钜藏本所題諸跋。後來《蜀石經》殘本諸卷延津劍合，統歸劉體(ti) 乾收藏，前後各家題跋匯歸一處，不同時代的閱讀者匯聚於(yu) 一個(ge) 紙本平台之上，象征著不同的閱讀交遊圈的會(hui) 合。這是拓本閱讀史上一個(ge) 有趣的現象，屢見不鮮。當收藏家邀請友朋同好觀覽賞讀所藏拓本之時，他的身份與(yu) 其說是好古博雅之士，不如說是一場主題讀書(shu) 會(hui) 的熱心組織者和參加者。

劉體(ti) 乾就是這樣一位熱心的組織者和參加者。為(wei) 了使這場以《蜀石經殘本》為(wei) 主題的讀書(shu) 會(hui) 活動更有規模、更具戲劇性，劉體(ti) 乾不僅(jin) 熱心地邀請同好，還別出心裁地搜集未見於(yu) 此部題跋集中的前人題跋，將其抄錄裝裱拚接，使前人的題跋與(yu) 今人的題跋比肩並列，出現在同一文獻空間之上。嘉慶七年（1802），錢大昕曾有緣觀覽陳芳林舊藏拓本，並為(wei) 此本撰寫(xie) 題跋，文中統計此“殘本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可見其閱讀之細。其後此跋收入錢大昕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文字有所修訂，修訂本更完整地體(ti) 現了錢大昕的閱讀心得。有鑒於(yu) 此，劉體(ti) 乾於(yu) 1925年又據《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過錄一遍。於(yu) 是，今見劉體(ti) 乾藏本之上，版本不同的兩(liang) 篇錢大昕題跋便先後出現，赫然在目。此外，他還過錄清人錢泳、曹元弼二家之題跋。錢泳是金石學家，其跋原出於(yu) 《履園叢(cong) 話》，原是為(wei) 梁章钜藏本所題。曹元弼是經學家，其跋原是其回複劉體(ti) 乾信，討論有關(guan) 蜀石經本《周禮》的經學問題。對劉體(ti) 乾來說，錢大昕、錢泳是前代名賢，相隔百數十年，曹元弼雖是同時友好，但也有空間懸隔。通過移錄題跋這種方式，他們(men) 都加入了由劉體(ti) 乾主持的這場宋拓《蜀石經》會(hui) 讀活動，這場主題閱讀會(hui) 也因此變得更加充實，更加熱鬧了。

這部題跋集中共有十二幅同題《蜀石經齋圖》的繪畫，出自吳昌碩、蕭愻、顧麟士、林紓等名家之手（見表2，省略）。劉體(ti) 乾自號蜀石經齋，此齋不僅(jin) 是其珍藏宋拓《蜀石經》殘本之所，也是其閱讀蜀石經之地。這十二幅《蜀石經圖》透過十二位畫家的想象，重現了劉體(ti) 乾賞讀《蜀石經》的情形。吳學廉、卞綍昌皆在其題詩中，將劉體(ti) 乾與(yu) 北魏劉芳相比，稱讚其為(wei) 當代“劉石經”。這些《蜀石經齋圖》與(yu) 題跋詩文相配合，共同塑造劉體(ti) 乾好古博雅的當代“劉石經”形象。換句話說，圖文配合也是這部題跋集重現閱讀現場的一種方式。

除了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外，國家圖書(shu) 館同時收藏《沈樹鏞舊藏〈嘉祐石經·周禮〉》及《丁晏舊藏明拓〈嘉祐石經〉》，這兩(liang) 冊(ce) 題跋也已整理出版。據筆者統計，丁晏舊藏明拓《嘉祐石經》共有約70條題跋，其中有吳昌碩、何維樸、薑筠、吳士鑒、沈曾植、羅振玉、楊守敬、繆荃孫、馮(feng) 煦、楊鍾羲、葉名澧、王式通、王闓運、清道人、鄭孝胥諸家。值得注意的是，丁晏的年代略早於(yu) 劉體(ti) 乾，但是在丁晏舊藏明拓《嘉祐石經》上題跋的諸家，往往也出現在劉體(ti) 乾舊藏宋拓《蜀石經》題跋集之上。這兩(liang) 個(ge) 重疊的石刻閱讀圈，就是晚清時代石刻閱讀圈以題跋為(wei) 形式的展現。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ge) 圈子裏有大量的清遺民，如陳寶琛、沈曾植、鄭孝胥、李瑞清、王國維等人，他們(men) 在1911年以後仍然堅持使用宣統年號，或者以其他方式表達自己對清王朝的忠誠。1919年劉體(ti) 乾蒙宣統皇帝賞賜禦書(shu) “世載其德”匾額，次年又蒙賞賜禦書(shu) “孟蜀石經”四字，1921年又蒙賜“蜀石經齋”匾額，圍繞著這三次宸翰頒賜事件，掀起了新一輪以尊經頌聖為(wei) 主題的題跋熱潮。劉體(ti) 乾本人題詩曰：“先臣曾有賜書(shu) 樓，此冊(ce) 應居最上頭。獨抱遺經重太息，時人原不解春秋。”從(cong) 這些題跋中窺見的，不僅(jin) 有閱讀這部宋拓《蜀石經》的具體(ti) 現場，更有儒家經典閱讀所麵對的時代大現場。

“五季僭竊多無文，吳蜀獨含文字芬。江南小腆尚詞筆，寧及蜀主宗典墳。堂堂宰相毋昭裔，成都琢石天下聞。”癸醜(chou) （1913）七月既望，當林紓在北京宣南春覺齋為(wei) 劉體(ti) 乾繪就《蜀石經齋圖》並題詩之時，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主要考試內(nei) 容的科舉(ju) 考試製度已被廢止，讀經在中國教育和學術文化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林紓內(nei) 心充滿了懷古的歎惋。林紓後來被定位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但是，他的歎惋並非特例。回首五代十國那個(ge) 紛亂(luan) 的時代，對照後蜀規模空前的石經刊刻，像林紓這樣深沉的歎惋，在這部題跋集中比比皆是。

幾年後，“五四”新文化運動興(xing) 起，伴隨著“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經學日漸式微，讀經日益邊緣化。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中，劉體(ti) 乾仍然煞費苦心，收集蜀石經殘本，邀人題跋，自費刊印，明顯表達了他的文化立場和文化關(guan) 懷。這部題跋集作為(wei) 劉體(ti) 乾所組織的蜀石經專(zhuan) 題讀書(shu) 會(hui) ，不僅(jin) 記錄了讀者的眾(zhong) 聲喧嘩，也實現了由經學閱讀而驅動的文獻生長。題跋作為(wei) 文獻生長的重要動力，使《蜀石經》在曆史舞台上有了一次短暫而閃亮的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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