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的流傳(chuan) 、研究及其代表作

作者：龍淵（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古籍”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臘月初三日壬子

          耶穌2022年12月25日

《禮記》是戴聖編選，故又名《小戴禮記》，成書(shu) 以後，便流行於(yu) 世。戴聖用其教授弟子，劉歆議事時，加以征引，影響逐漸擴大。西漢以來，學者對《禮記》的研習(xi) 就沒有中斷。《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雲(yun) “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橋仁是戴聖的弟子。橋仁繼承其師之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以廣其傳(chuan) ，這是目前知道的最早研究《禮記》的著作。

東(dong) 漢時期傳(chuan) 習(xi) 《禮記》者，有慶普弟子曹褒和馬融、盧植、鄭玄等人，馬融、盧植、鄭玄等均為(wei) 《禮記》作注。鄭玄《禮記注》，是完整保存到今天的第一部箋釋《禮記》的專(zhuan) 著。

三國時期，《禮記》在研究和流傳(chuan) 中，最可稱道者是《禮記》被列於(yu) 學官，設置博士，成為(wei) 《五經》之一，地位超過《儀(yi) 禮》，傳(chuan) 承不絕。某一部文獻欲成為(wei) 儒家之“經”，必須滿足一個(ge) 條件，就是該書(shu) 被統治政府“法定”，具體(ti) 程序是朝廷為(wei) 該書(shu) 立博士，或曰“列於(yu) 學官”。《三國誌》卷十三《魏書(shu) ·鍾繇華歆王朗傳(chuan)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hui) 同異，為(wei) 《尚書(shu) 》《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chuan) 》，皆列於(yu) 學官。”（《三國誌》第2冊(ce) 419頁,中華書(shu) 局1998年）可見，王肅（195—256）之《禮記注》一完成，就列於(yu) 學官。《魏書(shu) ·三少帝紀》齊王芳正始七年（244）：“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yu) 辟雍，以顏淵配。”時曹芳年十四歲。高貴鄉(xiang) 公曹髦於(yu) 甘露元年（256）夏四月幸太學，先後問《易》《尚書(shu) 》《禮記》之義(yi) 於(yu) 諸儒，《易》博士淳於(yu) 俊、《書(shu) 》博士庾峻、《禮記》博士馬照應對，時曹髦年十五歲。以此而觀，三國曹魏時期，已立《禮記》博士，馬照是文獻記載的第一個(ge) 《禮記》博士。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對《禮記》的研究和傳(chuan) 承，異常活躍。東(dong) 晉時期，《禮記》地位甚至超過《儀(yi) 禮》，多數皇子親(qin) 習(xi) 《禮記》，諸大臣在討論禮製時，經常征引《禮記》。據《經典釋文敘錄》《晉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隋書(shu) ·經籍誌》的記載，範宣、徐邈等有《禮記音》等著作。

南朝宋文帝劉義(yi) 隆元嘉十五年（438），征雷次宗到雞籠山開館講儒學，次宗精《三禮》，後又於(yu) 鍾山築招隱館，請其為(wei) 皇太子講《喪(sang) 服》。南朝齊武帝蕭賾永明二年（484）製定新禮時，王儉(jian) 具體(ti) 負責，在有關(guan) 郊祀、明堂、雩祭、廟祭等禮儀(yi) 製定中，王儉(jian) 、何佟之常征引《禮記》討論。南朝梁武帝蕭衍天監四年（505）設立國子學，設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明山賓、沈峻、賀瑒等皆為(wei) 博士，他們(men) 和何胤、皇侃等人，皆精通《三禮》。

沈峻、沈文阿父子、賀瑒及兒(er) 子賀革、賀季，皆兩(liang) 代研讀《三禮》，並製定當朝禮製，開館講授《禮記》等，聽者甚眾(zhong) 。南朝陳傳(chuan) 習(xi) 《三禮》者有沈文阿、沈洙、劉文紹、宋懷方、戚袞、鄭灼、賀德基等，大多為(wei) 國子博士。據《隋書(shu) ·經籍誌》等記載，整個(ge) 南朝，庾蔚之、蕭衍、何佟之、何胤、皇侃、戚袞、鄭灼等皆有研究《禮記》的專(zhuan) 著問世。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便以經術為(wei) 先，立太學，設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yu) 人。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中，黃門李鬱講說《禮記》。北周時期，《三禮》研究者，並出徐遵明之門。徐傳(chuan) 業(ye) 於(yu) 李鉉、田元鳳、馮(feng) 偉(wei) 、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chuan) 授刁柔、張買(mai) 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熊安生又傳(chuan) 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徳、劉焯、劉炫等。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熊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yu) 《周》《儀(yi) 禮》兼通者十二三焉。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登門拜訪熊安生，“親(qin) 執其手，引與(yu) 同坐。……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並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yu) 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yu) 。”（《北史》第9冊(ce) 第2744—2745頁）熊安生學為(wei) 儒宗，專(zhuan) 以《三禮》教授弟子，撰《禮記義(yi) 疏》30卷。

南北朝時期，受佛教影響，對儒家經典尤其是《三禮》的研究，極為(wei) 重視。改朝換代，製作新禮，均以《三禮》為(wei) 依據，而最重《禮記》。凡研究《三禮》者，皆通《禮記》，而兼通《周禮》《儀(yi) 禮》者，僅(jin) 十之二三。據筆者粗略統計，南北朝時期研究《三禮》的經學著作，《周禮》有15種，《儀(yi) 禮》有72種，《禮記》有32種，總論《三禮》的著作有9種，通論禮學者50種，總計接近180種（《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增訂本），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遠遠超過對其它經典的研究。《三禮》中，尤其重視對《禮記》的研究，《禮記》在經書(shu) 中的地位，已經取代《儀(yi) 禮》而居《五經》之一。皇侃、熊安生之《禮記義(yi) 疏》，就是該時期《禮記》研究的代表作。

陸德明《經典釋文》中之《禮記釋文》4卷，既總結兩(liang) 晉南北朝為(wei) 《禮記》注音的成績，又羅列《禮記》傳(chuan) 本之異文，為(wei) 後人研究《禮記》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隋唐五代時期，政府對《禮記》十分重視。隋朝的房暉、馬光、劉焯、劉炫、褚暉、牛弘等，皆明《三禮》，為(wei) 世所重。唐朝傳(chuan) 習(xi) 《禮記》的學者眾(zhong) 多，徐文遠、張士衡、孔穎達、賈公彥、王恭、李玄植、許叔牙、王元感、王方慶、褚無量、韋逌、高仲舒、韋叔夏等，皆精通《三禮》。徐文遠曾為(wei) 漢王諒講《禮記》；王恭為(wei) 太學博士，講論《三禮》，別立義(yi) 證，甚為(wei) 精博。

唐朝繼承並極大地發展了隋代創置的科舉(ju) 製度，將考試科目分為(wei) 常科和製科，常科每年舉(ju) 行，科目有秀才、明經等五十多種，明經又細分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chuan) 》、史科等。《新唐書(shu) ·選舉(ju) 誌》曰：

凡《禮記》《春秋左氏傳(chuan) 》為(wei) 大經，《詩》《周禮》《儀(yi) 禮》為(wei) 中經，《易》《尚書(shu) 》《春秋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為(wei) 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yu) 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shu)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yi) 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chuan) 》各三歲。……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yi) 十條，答時務策三道。（《新唐書(shu) 》第4冊(ce) 第1160—1161頁，中華書(shu) 局1975年）

這些規定，影響中國文化一千多年，為(wei) 學子研讀傳(chuan) 承儒家經典《禮記》等，提供途徑。唐代分大、中、小經，乃依據經書(shu) 字數。《禮記》《左傳(chuan) 》是大經，但就字數而言，《禮記》是《左傳(chuan) 》的一半，故研習(xi) 者多。學子若需通二經、三經或五經，必須選大經一部，故選《禮記》者多，選《左傳(chuan) 》者少。中經是《詩經》《周禮》《禮記》，但《周禮》《儀(yi) 禮》顯然比《詩經》枯燥乏味，故研習(xi) 者少。所以，《禮記》地位逐漸高於(yu) 《儀(yi) 禮》，此亦一重要原因。

顏師古專(zhuan) 門考定《禮記》文字，孔穎達主持撰寫(xie) 《禮記正義(yi) 》70卷，並列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定本。如果說鄭玄《禮記注》初步奠定了《禮記》的地位，《禮記正義(yi) 》就進一步加強了《禮記》在學術界的權威性，並使《禮記》正式進入《五經》。

五代後周時期，又將《禮記》等儒家經書(shu) 付之棗梨，雕版印刷，為(wei) 《禮記》的進一步流傳(chuan) ，奠定了堅實基礎。文獻的雕版印刷流傳(chuan) ，具有劃時代的意義(yi) 。此後，《禮記》的流傳(chuan) 就主要形式而言，進入了印刷傳(chuan) 播的時代。問學之士，無筆劄之勞，得獲觀《禮記》全書(shu) 。

兩(liang) 宋時期《禮記》的研究，主要表現在《禮記注》《禮記正義(yi) 》《禮記釋文》的刊刻和匯印，對《大學》《中庸》《儒行》等單篇的看重和翻刻，衛湜《禮記集說》的撰寫(xie) 等，這是與(yu) 兩(liang) 宋重視儒家經典、書(shu) 院教育分不開的。聶崇義(yi) 、邢昺、孔維、李覺、王安石、王昭禹、易袚、葉時、李如圭、張淳、陳祥道、宋申、朱熹、黃幹、衛湜、黃震等皆好《三禮》。如邢昺，嚐在東(dong) 宮及內(nei) 廷，為(wei) 宋太宗講《禮記》等經典。孔維、李覺曾為(wei) 《禮記》博士。衛湜《禮記集說》是該時期《禮記》研究的代表作。

唐代韓愈、李翱以維護儒家之道自居，韓愈《原道》、李翱《複性書(shu) 》，提倡尊崇儒學，排斥佛教，認為(wei) 《大學》《中庸》是與(yu) 《周易》《尚書(shu) 》《詩經》等同等重要的儒家經典。《大學》中“正、誠、修、齊、治、平”等修養(yang) 德性之程序和《中庸》之“中庸之至德”的思想，對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影響甚大。朱熹撰《四書(shu) 章句集注》《四書(shu) 或問》《中庸輯略》等，將《大學》和《中庸》抬高到與(yu) 經同等的地位，成為(wei) 讀經的“入門書(shu) ”和“階梯”。對《大學》和《中庸》的重視，也極大地提高了《禮記》地位，擴大了《禮記》的影響。在倡導自修的宋代，對《儒行》也非常重視。宋太宗於(yu) 淳化三年（992）下詔刻《儒行》篇賜於(yu) 近臣和進士。

元代科舉(ju) 考試，《禮記》用鄭玄《注》和孔穎達《疏》。郝經、趙複、許衡、劉因、許謙、吳澄、陳澔、陳櫟等，皆元代著名之經學家，吳澄《禮記纂言》和陳澔《禮記集說》都是《禮記》研究的代表作。

明代對《禮記大全》30卷的刊刻，提高了《禮記》的地位。明朝研究《禮記》的學者有戴冠、黃乾行、宗周、聞人德行、徐師曾、王覺、徐養(yang) 相、王圻、李天植、柯尚遷、馬時敏、姚舜牧、林兆珂、陳與(yu) 郊、孫礦、沈一中、湯三才、湯道衡、郝敬、餘(yu) 心純、劉宗周、秦繼宗、陳有元、楊梧、朱泰禎、陳鴻恩、童維岩、許士柔、黃道周、許兆金、楊鼎熙、朱朝瑛等，他們(men) 都有《禮記》研究的著作問世。

在《禮記》的傳(chuan) 播史上，明代是非常重要的時期。這不僅(jin) 表現在政府的重視和學者的研究，還表現在大量研究《禮記》著作的刊印流傳(chuan) 。《禮記》經文、注、疏和釋文之匯刻，始於(yu) 南宋，但《十三經》各經、注、疏全部匯刻，可考知者，始明嘉靖時李元陽《十三經注疏》，其中有《附釋音禮記注疏》63卷。萬(wan) 曆時，北京國子監據李元陽本重雕《十三經注疏》。崇禎時，毛晉汲古閣又刊刻《十三經注疏》。以上三本，分別稱嘉靖本、萬(wan) 曆本、崇禎本。明代將《十三經注疏》匯集刊刻，不僅(jin) 為(wei) 學者研究經學提供了方便，也有利於(yu) 《十三經》的流傳(chuan) ，《禮記》也不例外。

《禮記》在清代的流傳(chuan) ，大致從(cong) 政府開“三禮館”並組織學者注釋《三禮》、大量學者投身《三禮》研究、收藏並刊印前代和當代《禮記》研究成果等方麵，可觀察到概貌。

乾隆元年（1736），清高宗鑒於(yu) 其祖父聖祖為(wei) 《周易》《尚書(shu) 》《詩經》《春秋》等四經編纂“義(yi) 疏”，惟《三禮》獨缺，乃開“三禮館”，任命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甘汝來為(wei) 總裁，方苞、李清植、任啟運等為(wei) 副總裁，一時精於(yu) 《三禮》之學者褚錦、恵士奇、杭世駿、蔡德晉、吳廷華、薑兆錫等任纂修之職，修纂《三禮義(yi) 疏》。《日講禮記義(yi) 疏》64卷、《欽定禮記義(yi) 疏》82卷的修纂印行，不僅(jin) 對清代初期以前研究《禮記》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總結，更重要者，表明了清代統治者對《禮記》等禮書(shu) 的態度。這種表態，無疑促長了清代學者研究《三禮》的熱情，其導向領航作用，決(jue) 不可低估。

清代研究《三禮》之學者，有張爾岐、徐乾學、萬(wan) 斯大、蔡德晉、毛奇齡、盛世佐、李光地、李光坡、方苞、吳廷華、金曰追、沈彤、褚寅亮、秦蕙田、江永、恵士奇、惠棟、戴震、金榜、阮元、顧廣圻、程瑤田、孫希旦、朱彬、淩廷勘、任大椿、孔廣森、張惠言、胡匡衷、胡培翬、邵懿辰、黃以周、孫詒讓等。就《禮記》研究的著作而言，除前述外，以孫希旦《禮記集解》和朱彬《禮記訓纂》最為(wei) 有名。

就經學而言，清人匯刻經學研究叢(cong) 書(shu) ，總結清代以前和清代學者研究經學的成果，最為(wei) 著名者有《通誌堂經解》《十三經注疏》《四庫全書(shu) ·經部》《清經解》、《清經解續編》等叢(cong) 書(shu) 的編纂。而《禮記》的流傳(chuan) ，與(yu) 這些叢(cong) 書(shu) 的編纂，密切相關(guan) 。

《禮記》白文經的刊刻於(yu) 石碑者，有唐代“開成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南宋石經”、清“乾隆石經”四次，其中“嘉祐石經”“南宋石經”已經損毀。

近百年的《禮記》研究，體(ti) 現在五個(ge) 方麵：一是大量《禮記》研究的傳(chuan) 世著作，以購藏、捐贈等不同形式，分別收藏於(yu) 國家、省、市圖書(shu) 館、博物館和大學圖書(shu) 館。二是攝影、印刷、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出版界對傳(chuan) 世《禮記》研究著作不斷影印出版，供讀者研究和閱讀；三是伴隨古籍整理事業(ye) 的發展，出版了一批對《禮記》進行“今注今譯”的著作，迅速擴大了《禮記》在學術界的傳(chuan) 播；四是利用《禮記》記載，研究先秦時期的曆史和名物製度；五是整理《禮記》研究的代表作，編著《禮記》研究論著目錄。

為(wei) 研究和初學《禮記》的方便，我們(men) 介紹幾種《禮記》研究的代表作：

1.《禮記注》20卷，漢鄭玄撰。《禮記》在鄭玄以前，已有馬融、盧植、高誘等人為(wei) 之作注，且所據之本互有不同。鄭玄《禮記注》是一部箋釋《小戴禮記》的專(zhuan) 著，其注解《禮記》的特點是注釋經文，簡潔明了；校勘精審，保存異文；多言聲訓，擇善而從(cong) 。《禮記注》流行以來，深受學者推崇，傳(chuan) 抄刊刻，代而有之，故其版本甚多。宋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注》20卷《釋文》4卷，今藏國家圖書(shu) 館，《古逸叢(cong) 書(shu) 三編》《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此本。南宋孝宗時期（1163-1189）餘(yu) 仁仲本《禮記注》20卷，是目前所知《纂圖互注禮記》20卷、元十行本《禮記注疏》63卷中經、注和釋文之源頭，《中華再造善本》《國學基本典籍叢(cong) 刊》影印此本。

2.《禮記正義(yi) 》70卷，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yi) 。《禮記正義(yi) 》是孔穎達與(yu) 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範義(yi) 頵、張權等共撰，貞觀十六年（642），又與(yu) 前修疏人及周玄達、趙君讚、王士雄等修改定稿，最後由趙弘智審定。此書(shu) 專(zhuan) 門疏解鄭玄《禮記注》，主要依據南朝梁皇侃《禮記義(yi) 疏》，參考北周熊安生之書(shu) ，吸收他們(men) 的義(yi) 疏成果，修撰而成。該書(shu) 確立“疏不破注”的原則，對鄭《注》或疏證，或補闕，或考鄭《注》之所據，對於(yu) 皇侃、熊安生等人之異說，多加駁斥；全書(shu) 引證繁富，尤其注意利用《三禮》經文及有關(guan) 鄭《注》互證，考證比較詳博；為(wei) 醒目考慮，每篇之中還分節統釋段落大意。征引所及，保存了不少佚書(shu) 材料。《禮記正義(yi) 》單疏本的版本，今可考見者有古卷子抄本《禮記正義(yi) ·曲禮》殘卷，《四部叢(cong) 刊三編》據以影印。敦煌遺書(shu) 中有S.1057《禮記正義(yi) ·禮運》殘片、P.3106B《禮記正義(yi) ·郊特牲》殘卷、S.6070《禮記正義(yi) ·郊特牲》殘片等三件。（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中華書(shu) 局2006年）刻本有北宋刊殘本《禮記正義(yi) 》殘存8卷（63—70），今藏日本享延文庫，《四部叢(cong) 刊三編》據以影印。八行本《禮記正義(yi) 》70卷於(yu) 南宋紹熙三年（1192）刊刻問世，此本將《禮記》經、注、疏匯刻於(yu) 一起，今收藏在國家圖書(shu) 館；民國年間董康和潘宗周將其影印，《中華再造善本》亦影印此書(shu)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附釋音禮記注疏》63卷，曾是最為(wei) 通行的版本。2008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呂友仁先生整理的《禮記正義(yi) 》上、中、下三冊(ce) ，該書(shu) 以八行本為(wei) 底本，以宋淳熙本《禮記注》、宋本《纂圖互注禮記》、阮元《十三經注疏》本《附釋音禮記注疏》等為(wei) 參校本，並吸收阮元、王引之、張敦仁、孫希旦、俞樾、王國維、黃侃等人的校勘成果，這是目前最為(wei) 通行的《禮記正義(yi) 》整理本。呂友仁先生整理的《儒藏》本《禮記正義(yi)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與(yu) 上古本比較，後出轉精，值得重視。

3.《禮記集說》160卷，宋衛湜撰。衛湜，字正叔，號櫟齋，宋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官至寶謨閣直學士，學者稱櫟齋先生。是書(shu) 采摭群言，最為(wei) 賅博，自鄭玄《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shu) 涉及《禮記》者，所采錄者尚不在此數，而這些書(shu) ，自鄭玄《注》及孔穎達《正義(yi) 》外，原書(shu) 多無存者。此書(shu) 采摭最為(wei) 繁富，有不知其書(shu) 與(yu) 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shu) 以傳(chuan) ，真乃禮學之淵藪也。版本有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齋樸之叔刻本，今藏國家圖書(shu) 館，另有《四庫全書(shu) 》本。

4.《禮記集說》16卷，元陳澔撰。陳澔（1261—1341），字可大，號雲(yun) 莊，元都昌縣（今屬江西九江）人。朱熹四傳(chuan) 弟子，曾長期隱居，後為(wei) 黃梅縣教諭、白鹿洞經師，著《禮記集說》16卷。《禮記集說序》曰：“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yi) ，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為(wei) 議論而卑示訓詁之辭也。”《四庫全書(shu) 總目》曰：“澔所短者，在不知禮製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如注《孝經》《論語》之法。故用為(wei) 蒙訓則有餘(yu) ，求以經術則不足。朱彝尊《經義(yi) 考》以‘兔園冊(ce) 子’詆之，固為(wei) 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四庫館臣的評價(jia) 較為(wei) 公允，與(yu)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yi) 》、衛湜《集說》相比，是書(shu) 確為(wei) 淺顯，但其簡便易學，故深受人們(men) 青睞。是書(shu) 之版本，最早為(wei) 十六卷，明弘治間，書(shu) 坊射利，合並為(wei) 十卷刊行，錯誤甚多，故於(yu) 嘉靖間，福建地方政府發布公告，令各地依照官版刊行，不得另行改刊，否則，將治重罪，故分為(wei) 三十卷印行。所以，《禮記集說》分卷有十六卷、十卷、三十卷之別，但內(nei) 容相同，有清以來，十卷本最為(wei) 流行，極易查找，不再羅列。

5.《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孫希旦（1736—1784），字紹周，浙江瑞安人。乾隆戊戌（1778），以一甲第三賜進士及第。曾參與(yu) 纂修《四庫全書(shu) 》。著有《禮記集解》61卷。孫詒讓說：“先生獨辟途徑，研精《三禮》。博考精思，於(yu) 禮經製度，參互研核，致多心得。其釋戴《記》，兼綜漢、唐、宋諸儒，及近代顧炎武、戴震之說，擇善而從(cong) ，無所偏主。……其學求之近代，當於(yu) 張稷若、江慎修相頡頏。”（清孫詒讓撰，潘猛補校補《溫州經籍誌》上冊(ce) 第135頁，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孫希旦曆時十多年，參考鄭玄、孔穎達、呂大臨(lin) 等人之說，漢宋兼采，箋釋經文，訓詁名物，闡釋禮義(yi) ，對《禮記》進行了全麵注解。《禮記集解》在孫希旦生前並未刊行，後經項幾山、孫鏘鳴、孫衣言等三人整理謄清，於(yu) 鹹豐(feng) 十年（1860）六月，由孫氏兄弟開始雕版，同治七年（1868）三月，全書(shu) 才刻印完成，即盤古草堂刻本，前後經曆八年。《禮記集解》最通行的版本是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三冊(ce) ，中華書(shu) 局1989年2月出版，1995年5月重印，台灣文史哲出版社於(yu) 1990年8月據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重印。

6.《禮記訓纂》49卷，清朱彬撰。朱彬（1753—1834），字武曹，號鬱甫，清揚州府寶應縣（今江蘇省揚州市寶應縣）人。該書(shu) 參考漢至清代學者九十多人的研究成果，征引非常廣博。對前人注解，仔細斟酌，擇取精義(yi) ，保存舊說，箋釋簡明，然乏己見。《禮記訓纂》最早由朱士達於(yu) 鹹豐(feng) 元年（1851）刊刻於(yu) 宜祿堂。1996年10月，中華書(shu) 局出版饒欽農(nong) 點校本，此本以鹹豐(feng) 元年宜祿堂校刻本為(wei) 底本，用《四部叢(cong) 刊》影宋本《纂圖互注禮記》、阮元刻《十三經注疏》中之《禮記注疏》《四部備要》本《禮記訓纂》校勘，是目前最為(wei) 通行的版本。

7.《禮記譯注》，楊天宇先生撰。《禮記譯注》書(shu) 前有“《禮記》簡述”“譯注說明”。“《禮記》簡述”分關(guan) 於(yu) 《禮記》的來源與(yu) 編纂、關(guan) 於(yu) 《禮記》的內(nei) 容和分類、《禮記》在漢代的傳(chuan) 本與(yu) 鄭注《禮記》、漢以後的《禮記》學、怎樣讀《禮記》等五部分，討論《禮記》相關(guan) 問題。“譯注說明”是注譯之凡例。該書(shu) 以中華書(shu) 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為(wei) 底本，依照原書(shu) 分為(wei) 四十九篇，每篇包括解題、原文、注解、譯文和小結五個(ge) 部分。解題主要說明該篇的命題之義(yi) 、主要內(nei) 容，部分解題探討了該篇的寫(xie) 作年代和作者。注釋對各種名物和禮儀(yi) 製度進行著重解釋。譯文以直譯為(wei) 主。小結概括該節大意，兼附前人對該節的考辨文字。此書(shu) 注釋詳盡，征引豐(feng) 贍；解題簡明，譯文清晰。書(shu) 後附“主要引用書(shu) 目”。該書(shu) 於(yu)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繁體(ti) 字本，2004年7月出版了簡體(ti) 字本。

8.《禮記全譯》，呂友仁先生撰。該書(shu) 前有“前言”，分關(guan) 於(yu) 《禮記》的書(shu) 名、《禮記》四十九篇的編者和作者、《禮記》的內(nei) 容與(yu) 《禮記》地位的日益提高、《禮記》的鄭注和孔疏、有關(guan) 譯注工作的交代等五個(ge) 部分，探討相關(guan) 問題。該書(shu) 經文以八行本《禮記正義(yi) 》為(wei) 主，分為(wei) 四十九篇，每篇包括題解、原文、注釋、譯文四部分。該書(shu) 的注譯方法，正如作者所說：“在注解時，腦子裏始終存在著顏師古注《漢書(shu) 》時的幾句話：‘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ju) ，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若泛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為(wei) 煩冗，祗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嚐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我們(men) 也知道這樣有點懸的太高，自不量力；但我們(men) 還知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的道理。所以我們(men) 隻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不自欺，不欺人。”書(shu) 後附錄主要參考書(shu) 。該書(shu) 於(yu) 難解禮製，詳為(wei) 解說；注釋簡明，譯文流暢。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9.《禮記譯解》，王文錦先生撰。該書(shu) 前有“前言”，簡單介紹《禮記》概況和譯解原則。王文錦先生說：“黃侃先生批校的《禮記》較精，本書(shu) 的《禮記》正文即采用黃先生的校本，另施新式標點，並調整了段落。本書(shu) 的注，僅(jin) 在標出原文某些字的標準讀音和選錄一些重要的校勘。注音仿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chuan) 注》例，用同音字來標音。《禮記》正文有訛誤處，即出校指出，譯文依校文，而正文仍然保持原貌，不敢擅動。本書(shu) 有譯有解，故名譯解：凡平文大意，即采用直譯方式，譯文僅(jin) 隨原文，亦步亦趨；而遇到簡奧、艱澀或涉及名物製度的語句而直譯不足以明原旨者，就酌予申釋疏解。不論是譯還是解，都本著傳(chuan) 統理解去表述，不曾刻意求新。”全書(shu) 以黃侃先生的《手批白文十三經》本之《禮記》為(wei) 底本，每篇分原文、注音和譯解三部分。注音采用直音法，注釋極略，譯文詳明，對難解之名物製度，於(yu) 譯文解說，甚便閱讀。中華書(shu) 局2001年9月出版。

10.《〈禮記〉成書(shu) 考》，王鍔撰。是書(shu) 分“春秋末期至戰國前期的文獻”“戰國中期的文獻”“戰國中晚期和晚期的文獻”“《禮記》的成書(shu) 及其在東(dong) 漢的流傳(chuan) ”等四章，考辨《禮記》四十六篇的成篇年代和編纂者、編纂年代。我們(men) 認為(wei) ，《禮記》是一部孔子弟子、門人及此後學者論述先秦禮製的論文集。先秦時期，《禮記》四十六篇，或單篇流傳(chuan) ，或收錄在某一弟子的著作中，或被編選在儒家弟子傳(chuan) 授的不同“記”文中，作者並非一人，寫(xie) 作年代前後不一。《禮記》中春秋末期至戰國前期的文獻有《哀公問》等十四篇，戰國中期的文獻有《奔喪(sang) 》等十九篇，戰國中晚期和晚期的文獻有《深衣》等十三篇。《禮記》由西漢《禮》今文學博士戴聖所編纂，其成書(shu) 的時間在西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以後，漢成帝陽朔四年（前21）以前的三十年中。《禮記》編選的資料來源有古文《記》百三十一篇等五種和其他如《曾子》《子思子》等儒家文獻。目前所知最早研究《禮記》的著作是戴聖弟子橋仁的《禮記章句》篇。東(dong) 漢馬融、盧植曾經對《禮記》進行過“去其繁重”的整理工作。鄭玄作《禮記注》時，就是依據馬融整理的“定本”。《禮記注》是目前所知完整保存到今天的《禮記》最早注本。《禮記》四十六篇在傳(chuan) 抄流傳(chuan) 過程中，《王製》《郊特牲》《鄉(xiang) 飲酒義(yi) 》《燕義(yi) 》等個(ge) 別文獻，有秦漢人增加的文字，但其主體(ti) 部分，是先秦之作。四十六篇都是春秋末期和戰國時期孔子及其學生、後學之作。不能因《禮記》是西漢人戴聖編纂，就把《禮記》四十六篇認為(wei) 是漢代的著作。中華書(shu) 局2007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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