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學就是文化史之學

作者：景燦濤（武漢大學曆史學院）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五月初十日壬辰

          耶穌2022年6月8日

近年來，禮學研究整體(ti) 上顯示出複興(xing) ，乃至轉盛的跡象，但尚存在不少問題。最近《古禮再研》《中國禮學研究概覽》先後出版，這兩(liang) 部由武漢大學楊華教授著述和主編的新作與(yu) 以往的禮學專(zhuan) 論有所不同。

錢穆先生曾指出，“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可以說，禮是認識和理解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基礎，禮學就是文化史之學。20世紀初，科舉(ju) 被廢，禮學由顯學淪為(wei) 絕學，僅(jin) 存一息，不絕若線。近年來，禮學研究整體(ti) 上顯示出複興(xing) ，乃至轉盛的跡象，但尚存在不少問題：第一，各時段的研究有詳有略，極不平衡；第二，關(guan) 於(yu) “禮”的內(nei) 涵外延理解各異，禮文化本身應有的研究內(nei) 容不夠完整；第三，沒有處理好“禮”與(yu) “俗”的關(guan) 係；第四，相較於(yu) 微觀研究，關(guan) 於(yu) 禮文化的理論問題思考不夠充分。

最近，武漢大學楊華教授的新著《古禮再研》（以下簡稱《再研》）和他主編的《中國禮學研究概覽》（以下簡稱《概覽》）先後出版。兩(liang) 本著作貫通體(ti) 用，概覽古今，對以上問題做了較好的回答。

理論貫通是楊教授兩(liang) 本著作的顯著特點。相較於(yu) 其舊著《古禮新研》，《再研》的十九篇文章討論的範圍更廣，時段更長，從(cong) 先秦延伸至明清。其開篇《中國何以成為(wei) “禮儀(yi) 之邦”？》，就考察了中國成為(wei) “禮儀(yi) 之邦”的內(nei) 在機製和曆史過程。除了中國人對禮儀(yi) 的自我文化認同之外，該文還梳理了域外視野中的中國禮儀(yi) 。作者指出，正是在與(yu) 西方禮儀(yi) 的衝(chong) 突中，中國傳(chuan) 統禮儀(yi) 愈加凸顯，“禮儀(yi) 之邦”的形象才得以固定和強化。《“禮崩樂(le) 壞”新論——兼論中國禮樂(le) 傳(chuan) 統的連續性》則指出，從(cong) 先秦至明清，曆代都存在所謂“禮崩樂(le) 壞”的說法，這是儒家學說中的一個(ge) 基本話語，也是曆代統治者和士大夫的常見感歎。每立新朝，則又開始製禮作樂(le) ，反映了曆代統治者對於(yu) 中國禮樂(le) 傳(chuan) 統連續性的維護，是中華禮樂(le) 文脈得以延續和傳(chuan) 承的文化基礎。

在這兩(liang) 本著作中，其研究題目涉及中國曆史的各個(ge) 時段。最早的一篇討論了葉家山西周早期墓葬，關(guan) 於(yu) 秦漢時期則討論了秦簡法律問題和帝國的神權統一問題，涉及中古時期的則有慶氏禮學傳(chuan) 承問題、漢唐孝道問題和唐代《開元禮》問題，涉及宋代的則有家禮問題和朱熹製禮問題，涉及明清的則討論了酬世文獻問題，涉及晚清的則討論了理雅各《禮記》翻譯問題。對以上問題，他都用自己的眼光予以整體(ti) 研究，將各個(ge) 時段的禮學問題視為(wei) 連續而未中斷的文化史現象。

《概覽》也是如此，全書(shu) 共分十一章，除了禮學通史和通論，還分別介紹了先秦至晚清民國時期各時段的禮學研究概況。由於(yu) 相關(guan) 研究在各個(ge) 時段存在著失衡和割裂，因此《概覽》在篇章結構上注重綴續古今，分段並重。對於(yu) 研究較為(wei) 薄弱的時段，如三國兩(liang) 晉南北朝、遼夏金元、晚清民國，在第三、五、六、九章專(zhuan) 門加以概覽評述，使禮學研究的介紹有所連續。該書(shu) 第十、十一章為(wei) 日本和西方漢學界的禮學研究介紹，對於(yu) 從(cong) 業(ye) 者大有裨益。英文學界特別重視理論思考，例如關(guan) 於(yu) “禮儀(yi) 空間”的討論，就反映了西方人類學和宗教學領域的理論傳(chuan) 統，殊為(wei) 難得。

楊教授特別強調廣義(yi) 的禮學研究，即接近於(yu) 文化史範疇的“大禮學”。一般認為(wei) ，禮學就是“三禮”文獻之學。他認為(wei) ，禮學應當包括禮典、禮義(yi) 、禮論、禮俗、禮法、禮樂(le) 、禮教等多個(ge) 側(ce) 麵。在現代人文學的體(ti) 係中，這些內(nei) 容分屬於(yu) 文獻學、哲學、曆史學、考古學、民俗學、法學等多個(ge) 學科。不少學者都指出，應當進行跨學科的禮學研究，但長期的學科壁壘，使其言易而行難。例如，《再研》中收錄了兩(liang) 篇關(guan) 於(yu) 鄉(xiang) 飲酒禮的文章，即《僎的“複古”與(yu) 鄉(xiang) 飲酒禮流變》和《朱熹與(yu) 宋代的鄉(xiang) 飲酒禮變革——兼論禮製對宋代地方官僚政治的回應》。但它們(men) 不是常見的朱熹禮學文獻研究或朱熹禮學思想研究，而試圖通過鄉(xiang) 飲酒禮儀(yi) 式的變遷，揭示禮學史波浪式流變的規律，又通過宋代的禮製設計來觀察當時官僚製度的人事變革，把禮學史與(yu) 製度史融合起來。他通過對理雅各英譯《禮記》的研究，認為(wei) 理氏的翻譯局限於(yu) 他在清代所見到的一般性科舉(ju) 文本，而未采用當時水平最高的研究文獻；理氏傳(chuan) 教士的身份所導致的文化差異和基督教視角，使其翻譯並不能完全達意。這已經突破了一般翻譯史和國際漢學的視野，將禮學、文獻學、翻譯學等多個(ge) 領域的知識熔於(yu) 一爐，研究起來絕非易事。

楊教授的研究十分注意新材料，其《再研》中有兩(liang) 類材料引人注目。一是出土文獻。他利用青銅銘文和考古實物，指出葉家山曾侯墓葬中的豐(feng) 碑、毀兵、族墓和都城、族徽、助喪(sang) 等禮儀(yi) ，都與(yu) 春秋戰國時期的《儀(yi) 禮》等文獻可以對證，顯示出商周時期南北各地的禮製共性。《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第25-28號補說》一文，則指出秦朝《祠令》的存在，後來公布的嶽麓秦簡印證並豐(feng) 富了他的相關(guan) 認識。《“大行”與(yu) “行器”——關(guan) 於(yu) 上古喪(sang) 葬禮製的一個(ge) 新考察》一文，結合楚簡材料和商周青銅銘文，證明傳(chuan) 世文獻中的“行”和“大行”都與(yu) 喪(sang) 禮有關(guan) ，是死亡的諱稱，青銅“行器”也可視為(wei) 隨葬的“遣器”，從(cong) 而修正了曆代文獻中的誤解。《秦漢帝國的神權統一——出土簡帛與(yu) 〈封禪書(shu) 〉〈郊祀誌〉的對比考察》，則利用簡帛材料，分析了從(cong) 秦皇漢武到西漢末年的神權統一進程，認為(wei) 秦漢帝國的國家祭祀重心不斷向東(dong) 向南轉移，這與(yu) 秦、楚、晉、齊等祭祀圈被逐漸整合成為(wei) 國家“大一統”祭祀體(ti) 係，幾乎處於(yu) 同步的曆史進程。

二是酬世文獻。《再研》中的《〈酬世錦囊〉與(yu) 民間日用禮書(shu) 》一文，以《酬世錦囊》等為(wei) 線索，考察“民間日用禮書(shu) ”的出現原因、編纂體(ti) 例等，將其流行歸因於(yu) 清代社會(hui) 廣泛的禮儀(yi) 需求和重視日用應酬的禮學文化。有學者評價(jia) 此文“開啟了中國近世民間社會(hui) 以‘日用應酬’為(wei) 突出特點的禮儀(yi) 文化研究的端緒”（《楚學論叢(cong) 》第十輯，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94頁）。這些都反映了作者對新出材料的重視。

作者還非常重視打通“禮”與(yu) “俗”的關(guan) 係。《中國古代的家禮撰作及其當代價(jia) 值》認為(wei) ，宋代以來家禮的製作正是由禮入俗的表現，推動了中國古代禮製“下移”的進程。在《概覽》中敘述每個(ge) 時代的禮學研究時，都設有禮俗的專(zhuan) 節、專(zhuan) 目，以考察當時的日常生活和民間信仰。作者認為(wei) ，曆代平民的衣食住行、婚喪(sang) 嫁娶、時令節慶、器用雜物，莫不透露著禮製的痕跡。

誠然，作者的研究還存在不少有待完善之處，比如關(guan) 於(yu) 禮學的外延界定問題，關(guan) 於(yu) 某些考證的細節問題，都有待進一步討論。但總體(ti) 而言，《再研》和《概覽》反映了作者的學術追求。一是明確的問題意識，即所有選題都試圖回應“中國何以成為(wei) 禮儀(yi) 之邦”這一問題；二是廣義(yi) 的禮學研究對象，即奉行錢玄先生所謂“三禮之學，實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學”，將禮義(yi) 、禮典、禮法、禮儀(yi) 、禮教、禮俗等問題綜匯起來進行跨學科的研究；三是時代貫通的研究範圍，即不限於(yu) 某一時段，而將從(cong) 上古到晚清的禮學問題都納入自己的學術視野；四是新鮮的禮學材料，即在傳(chuan) 世文獻之外，將金文、簡帛等出土文獻和晚近酬世類民間文獻都納入禮學研究的範疇。

由是，這兩(liang) 部新著與(yu) 以往的禮學專(zhuan) 論有所不同，值得向讀者推薦。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