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尚書(shu) ’源於(yu) 禮儀(yi) ”說

作者：王一凡（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大學曆史學院考古係）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四月初九日壬戌

          耶穌2022年5月9日

相對於(yu) 其後的斷代史研究，先秦史研究有一個(ge) 顯著特點，那就是流傳(chuan) 至今的材料較少。盡管近些年出土了一批先秦文獻，例如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和部分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等，但史料匱乏的局麵仍然沒有根本改觀。這就使得先秦史研究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不過也為(wei) 創立各種學術主張、由已知探求未知提供了條件。中國先秦史學會(hui) 理事、河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張懷通在其專(zhuan) 著《〈尚書(shu) 〉新研》（中華書(shu) 局2021年版）中，提出了“‘尚書(shu) ’源於(yu) 禮儀(yi) ”說，可以說是不斷延續的學術鏈條中的一個(ge) 新環節。

“‘尚書(shu) ’源於(yu) 禮儀(yi) ”說將“尚書(shu) ”即《尚書(shu) 》《逸周書(shu) 》和清華簡“書(shu) ”篇，分為(wei) 記言、記事、綱領、稽古四種類型，認為(wei) 《世俘》是按照西周早期的獻俘典禮儀(yi) 節來安排篇章結構；《康誥》節選自記錄封建康叔典禮的原始檔案；《祭公》《高宗肜日》是惇史，《堯典》中有惇史，而惇史產(chan) 生於(yu) 源遠流長的養(yang) 老禮；《召誥》《洛誥》中出現在正禮內(nei) 的周公與(yu) 召公的對話、周公與(yu) 成王的對話，原本是一對一的形式，現在以人物為(wei) 中心各自集中編排，是原始檔案的形態；《梓材》《多士》《多方》都是由周公發布的性質相近的兩(liang) 篇誥命編聯合成；《洪範》的“五事”章之“貌、言、視、聽、思”，其性質是各類典禮中行禮者應該努力展現的禮容。

《尚書(shu) 》與(yu) 禮儀(yi) 有較大關(guan) 係，古今學者都有論述，但大多從(cong) “六經”總體(ti) 著眼，例如東(dong) 漢班固說：“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le) 之用為(wei) 急。”僅(jin) 有少數學者專(zhuan) 論《尚書(shu) 》，例如清末民國的曹元弼說：“《書(shu) 》者，聖人以禮治天下之實政也。”前者指出“六經”的根本是禮樂(le) ，後者強調《尚書(shu) 》的內(nei) 容是禮儀(yi) ，而禮儀(yi) 的性質是行為(wei) 規則。二者看重的都是《尚書(shu) 》的教化功能，與(yu) “‘尚書(shu) ’源於(yu) 禮儀(yi) ”即“書(shu) ”篇脫胎於(yu) 禮儀(yi) 名同實異。當代學者以這些論述為(wei) 基礎，倡導“六經皆禮”。至於(yu) 《尚書(shu) 》篇章與(yu) 禮儀(yi) 關(guan) 係的論述，往往隻是將相關(guan) 記載與(yu) 一些典禮作簡單類比，而對二者之間關(guan) 係的認識還不夠真切。張懷通提出的“‘尚書(shu) ’源於(yu) 禮儀(yi) ”說跳出了儒家經學範圍，從(cong) 上古文化生態的整體(ti) 環境中探求“尚書(shu) ”的形成問題，在《尚書(shu) 》《逸周書(shu) 》和清華簡“書(shu) ”篇的互相對照中，將《康誥》諸篇與(yu) 封建禮、冊(ce) 命禮、獻俘禮、養(yang) 老禮等禮儀(yi) 的內(nei) 在聯係解釋清楚，從(cong) 而將相關(guan) 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張懷通多年來致力於(yu) “尚書(shu) ”研究，先後發表《小盂鼎與(yu) 〈世俘〉新證》（《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商周禮容考論》（《古代文明》2016年第2期）、《大盂鼎與(yu) 〈康誥〉體(ti) 例》（朱鳳瀚主編：《青銅器與(yu) 金文》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大克鼎與(yu) 〈多方〉體(ti) 例研究》（王誌東(dong) 主編：《東(dong) 夷文化論叢(cong) 》第1輯，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堯典〉中的惇史》（侯慧明主編：《晉學研究》第1輯，商務印書(shu) 館2021年版）等專(zhuan) 題論文，並出版了專(zhuan) 著《〈逸周書(shu) 〉新研》（中華書(shu) 局2013年版），從(cong) 而為(wei) 他在《〈尚書(shu) 〉新研》一書(shu) 中提出“‘尚書(shu) ’源於(yu) 禮儀(yi) ”說打下了堅實基礎。

張懷通的“尚書(shu) ”研究，采取了多學科互相交叉、綜合運用的方法。首先，將商周甲骨文、青銅器銘文與(yu) “尚書(shu) ”篇章參校對讀。“尚書(shu) ”作為(wei) 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獻，其同時代的材料就是甲骨文和金文。因此，甲骨文和金文中蘊含了能夠解開“尚書(shu) ”篇章形成方式的鑰匙。例如小臣牆刻辭，不僅(jin) 證明商代末期有程序完整、儀(yi) 式繁複的獻俘禮，而且證明商代末期可以條理清晰地記敘重大事件，形成較為(wei) 完備的典冊(ce) 。再如盠方彝，不僅(jin) 證明《祭公》《召誥》《洛誥》中的對話形式是西周文獻的原初體(ti) 例，而且證明這些文獻對於(yu) 相關(guan) 典禮的記敘是按照禮儀(yi) 節奏一段一段地逐步進行的。其次，借鑒了口頭詩學、文化人類學的新成果。自戰國兩(liang) 漢以來，學者都認為(wei) 《康誥》是封建康叔的誥命，但近代史學產(chan) 生後，這個(ge) 主張需要經過實證才能成立。張懷通從(cong) 文化人類學的套語與(yu) 儀(yi) 式緊密相連這一觀點出發，廣泛搜集、整理了傳(chuan) 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相同或類似的語句，證明《康誥》第二個(ge) “王若曰”領起的一段話是套語，而這個(ge) 套語與(yu) 西周封建典禮的最後一個(ge) 儀(yi) 節“授民”相連，進而證明整篇《康誥》都是封建康叔的誥命。如此一來，就把《康誥》與(yu) 封建典禮的關(guan) 係完全坐實了。

既然證明了《康誥》等篇章源於(yu) 獻俘、封建等典禮，也就為(wei) 探討《堯典》《皋陶謨》等篇的形成以及所載古史的來源奠定了基礎。《堯典》《皋陶謨》等篇雖名為(wei) 虞夏書(shu) ，但其形成卻在戰國時代。那麽(me) ，其作者據以編纂的材料來自哪裏呢？張懷通認為(wei) 惇史是來源之一。他以養(yang) 老禮為(wei) 線索，從(cong) 《堯典》《皋陶謨》中辨析出產(chan) 生於(yu) 養(yang) 老禮的惇史資料。這樣的研究，一方麵，將證明古史係統真偽(wei) 的問題轉換為(wei) 證明記載古史的材料是否有其淵源的問題，使得研究有了較大的回旋餘(yu) 地；另一方麵，用禮製將虞夏商周的曆史貫穿起來，為(wei) 探索傳(chuan) 說時代的曆史、重建上古史體(ti) 係，開啟了一條新思路。

2020年底刊布的清華簡《四告》，形成於(yu) 周公、伯禽、穆王、召伯祭祀皋陶和賓任等神靈的典禮，而且由其中的第一部分可知，《立政》是周公在祭祀皋陶典禮上的講話。這表明“‘尚書(shu) ’源於(yu) 禮儀(yi) ”說能夠經受住史料的檢驗。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新時代命題的不斷提出，“‘尚書(shu) ’源於(yu) 禮儀(yi) ”說的今後發展或可大有作為(wei) 。

毋庸諱言，該書(shu) 仍存在一些有待解決(jue) 的問題，主要有：第一，對於(yu) 《堯典》等虞夏書(shu) 的研究還較為(wei) 薄弱，目前探討的隻是其中的養(yang) 老禮，其他禮製也應該抉發。第二，吸收古文字學成果時，要注意最新的研究進展。如第二章第三節中對“鬲”字的考證，沒能將“鬲”與(yu) “讚”進行仔細分辨。第三，有的地方未能將考古材料置放於(yu) 考古出土情境之中。如《世俘》記錄的是獻俘典禮，能否與(yu) 豐(feng) 鎬、周原考古中發現的一些高等級祭祀遺存對讀？第四，對國外學者研究《尚書(shu) 》的成果缺少關(guan) 注，如瑞典學者高本漢、美國學者艾蘭(lan) 、日本學者橋本增吉，以及近年美歐學者柯馬丁、麥笛等的《尚書(shu) 》研究，都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應該充分吸收到《尚書(shu) 》新研究之中。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