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shu) 序》製作與(yu) 孔子刪《書(shu) 》說新證

作者：高中正（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辛醜(chou) 臘月十七日壬申

          耶穌2022年1月19日

《尚書(shu) 》有《書(shu) 序》一篇，約在漢武帝或更早時期，隨同古文《尚書(shu) 》一起出現。《書(shu) 序》稱“序”，其實是理解孔子“刪《書(shu) 》”之說的一把鑰匙，然而前人卻多有誤解。唐代孔穎達認為(wei) “序，所以為(wei) 作者之意”，至今還有受眾(zhong) 。如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金縢》一篇，因末簡背麵有“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誌”十四字，與(yu) 今本《金縢》之《序》相近，而被有的學者認為(wei) 是“序言”。這類意見，用來定義(yi) 中古以後個(ge) 人文學作品中的“序”體(ti) ，自然合適。但是否可以解釋先秦之“序”，則要打個(ge) 問號。今人如果以此立論，認為(wei) “序”最重要之處在於(yu) 強調“所以為(wei) 作者之意”，那麽(me) 顯然忽視了作為(wei) 文體(ti) 之“序”的早期功用和形態。

早期文體(ti) 之“序”

“序”在先秦多表“次序”，與(yu) “敘”音義(yi) 接近，常可通用。《說文》攴部以為(wei) “敘，次弟也”。作為(wei) 文體(ti) 的“序”得名也應當與(yu) “次序”之義(yi) 有關(guan) 。日本學者池田秀三已注意到《文心雕龍·論說》在分析諸多文體(ti) 內(nei) 涵時，認為(wei) “序”是“次事”。從(cong) 《書(shu) 序》《詩序》篇目看，這種以《詩》《書(shu) 》“本事”為(wei) 順序來編次篇目的形式較為(wei) 明晰。今天見到的《書(shu) 序》以《堯典》為(wei) 首，次以《舜典》《汩作》等，終以《秦誓》，其間大致依時間先後為(wei) 序，以虞、夏、商、周為(wei) 類，間或以人物（如伊尹、周公）相屬。

因此，早期的“序”本就是對文獻進行編選或固定其篇次的副產(chan) 品。先秦時期文獻的載體(ti) ——竹、帛等的物理特質，決(jue) 定了一部文獻的結構是以篇、卷為(wei) 單位。“序”的出現及撮述文意的序文，則有確定次序、指示篇旨的功用。在此情況下，述說作者之義(yi) 及篇題，不僅(jin) 便於(yu) 經師授學，也利於(yu) 收藏者辨別諸篇。因此“序”的早期形態均是獨立成卷。應當說，在西漢以前，獨立的一句或幾句說明篇目內(nei) 容或作者的文字，並不能稱作“序”。此外，《書(shu) 序》的價(jia) 值不僅(jin) 僅(jin) 如一些學者所言，在於(yu) 說明內(nei) 容、作意，或者提供一份目錄。它的形成，應當建立在當時儒生將存世的眾(zhong) 多《尚書(shu) 》類文獻進行編選的基礎之上。《書(shu) 序》所反映的對《尚書(shu) 》的編選意義(yi) ，遠大於(yu) 一書(shu) 目錄。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說它是一份《尚書(shu) 》類文獻的選集之目似乎更準確。而真正現代意義(yi) 上作為(wei) 敘述作意的序，根據學者研究，大概要到東(dong) 漢之時。詩人自擬的敘事之序，則可能“在晉代開始流行”，而兩(liang) 漢不少詩、賦之序，真實性都“尚待考究”。可見，這種單獨列於(yu) 詩、賦前的序要晚出得多。孔穎達所代表的觀念，可能也是此種“序”體(ti) 興(xing) 起以後形成的。

《書(shu) 序》所反映的戰國時書(shu) 類文獻的編纂意義(yi) ，要遠大於(yu) 它的次序、編排功能。可以想見，在當時的儒家內(nei) 部，書(shu) 類文獻編選可能也會(hui) 產(chan) 生其他類似之“序”。這或許也與(yu) 孔子刪《書(shu) 》、孔子作《書(shu) 序》之說的出現有關(guan) 。

孔子刪《書(shu) 》說

孔子對書(shu) 類文獻進行編纂之事，至遲在戰國中期就有流傳(chuan)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記載有“聖人”對《詩》《書(shu) 》等進行“論會(hui) ”“逆順”的工作，當與(yu) 整理《詩》《書(shu) 》有關(guan) 。學者已注意到此篇簡34—35“喜斯慆”段與(yu) 《禮記·檀弓下》子遊語“人喜則斯陶”一段文句相類。《性自命出》中此句可能是對子遊話語的摘抄。這與(yu) 春秋戰國間“剿說”“言公”的著述行為(wei) 相合。《性自命出》的整體(ti) 成篇年代，定為(wei) 子遊之後不久，應當不至大謬。

此外，上博簡《君子為(wei) 禮》簡15—16記子貢說“禹治天下之川，子治《詩》《書(shu) 》”。將孔子治《詩》《書(shu) 》的功績與(yu) 聖人治水相論，也可想見戰國以降儒生對孔子整理《詩》《書(shu) 》功績的推崇。研究者過去多就《論語》中孔子雅言“《詩》、《書(shu) 》、執禮”（《述而》），自衛反魯後，曾“樂(le) 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認為(wei) 他曾整理《詩》《書(shu)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編次三代之事“上紀唐虞、下至秦穆”，類似說法還見於(yu) 《三代世表》《儒林列傳(chuan) 》等。這些材料，過去被作為(wei) 孔子作《書(shu) 序》的證據，《史記探源》已有辨析。揚雄《法言·問神》“古之說《書(shu) 》者為(wei) 《序》也”“若《書(shu) 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兩(liang) 句，徑以《書(shu) 序》為(wei) 漢以前說解《書(shu) 》之人所作，並未明言與(yu) 孔子的關(guan) 係。

約與(yu) 揚雄同時代的劉歆所作《七略》則不同：“《書(shu) 》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yu) 堯，下訖於(yu) 秦，凡百篇，而為(wei) 之序，言其作意。”相比《孔子世家》語義(yi) 的含混，劉歆似乎明確《書(shu) 序》為(wei) 孔子作，而且共計百篇，有意將孔子與(yu) 當時的古文《尚書(shu) 》加以牽合。到了東(dong) 漢時，鄭玄《書(shu) 論》依《尚書(shu) 緯》認為(wei) 孔子求《書(shu) 》三千餘(yu) 而“以百二篇為(wei) 《尚書(shu) 》”，孔子作《序》之說愈發“清晰”。陳夢家判斷“以《書(shu) 序》為(wei) 孔子所作，創自劉氏父子，馬、鄭、王述其義(yi) ”，大概可信。

後學損益與(yu) 《書(shu) 序》製作

從(cong) 今古文《尚書(shu) 》篇目差異來看，孔子以後的儒生可能對孔子的編選有過損益。即就後學編輯的《論語》而論，《堯曰》所錄《湯誓》片段，為(wei) 商湯禳旱之禱辭，與(yu) 今本《湯誓》非為(wei) 同篇，前者先秦古書(shu) 曾多次引用，當符合孔子或後學的選錄標準。此外，還有一些未著篇名的稱《書(shu) 》，散見於(yu) 《為(wei) 政》《堯曰》等篇。這些篇目如果為(wei) 孔子摒棄，後學將其編入《論語》，恐怕也難以說通。至於(yu) 後來儒家文獻中所引溢出《書(shu) 序》的篇目，亦有不少。

還可為(wei) 佐證的是正考父校正《詩經·商頌》十二篇，今本《詩經》僅(jin) 存五篇。鄭玄在《商頌·那》的《小序》下解釋說“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可見篇籍隨時間推移而流散、淘汰實屬必然。以此類推，到《書(shu) 序》時期，書(shu) 類文獻的篇目也應經曆了減損（不排除有增加）甚至改換的動態過程。

《詩》《書(shu) 》等經典為(wei) 春秋戰國時期的公共知識資源，到了戰國末，鄒魯之地的儒生“多能明之”（《莊子·天下》）。可以想見，約在戰國晚期，魯地的《書(shu) 序》作者應當就是在孔子及以後曆代儒生“斷遠取近”的編選及解說基礎上，依照他們(men) 心中可為(wei) 世法的選取原則，按順序編排《書(shu) 》篇，簡述篇義(yi) 、說明作者，最終形成了今天我們(men) 見到的百篇《書(shu) 序》的初始版本。如果《史記》所說孔子擇取《書(shu) 》篇時代為(wei) 堯舜至秦穆的記載屬實的話，當時的部分核心篇目可能已經較為(wei) 穩定，因而才會(hui) 被今古文《尚書(shu) 》選本繼承。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