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姿態和朱熹地位的上升：陳朱書(shu) 信中的“抱膝”和《抱膝吟》

作者：黎江南（亞(ya) 利桑那州立大學 ）

來源：《朱子學與(yu) 朱子後學》，商務印書(shu) 館，2021年6月

朱熹（1130-1200）和陳亮（1143-1194）兩(liang) 位南宋儒者之間的通信和辯論在學界已經有過較為(wei) 充分的研究。[1]在前人的基礎上，本文旨在重構在陳朱通信中的一個(ge) 瑣碎但卻重要的插曲——陳亮曾經請求朱熹為(wei) 他作《抱膝吟》兩(liang) 首，但是朱熹始終沒有將此詩完成。相比於(yu) 陳朱在思想上的交鋒，雖然此事看似意義(yi) 不大，但它實際上向我們(men) 展示了社交和修辭的因素如何影響了辯論本身以及牽涉其中的觀點。

在開始正式的討論之前，作為(wei) 討論展開的背景，我需要在此強調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問題。其一是陳朱通信在當時學者群體(ti) 中公開流傳(chuan) 的問題，現代學術對這一點的強調似乎尚有不足。實際上，不論是陳亮還是朱熹應該都對這一點有著清楚的認識。他們(men) 知道他們(men) 的辯論，乃至通信，是在一個(ge) 相對公共的空間裏進行的。更為(wei) 具體(ti) 地說，這個(ge) 公共空間是指一個(ge) 學者社群。田浩（Hoyt C.Tillman）將這一社群歸納為(wei) 一種“fellowship”。[2]換言之，朱熹和陳亮並不僅(jin) 僅(jin) 是在說服對方，他們(men) 也在爭(zheng) 取在這一個(ge) （或者多個(ge) ）學者社群中的其他學者。這種清楚的認識可以在他們(men) 自己的文字中得到證實。淳熙十二年（1185）秋，辯論進行到了高潮。在送出給朱熹的回信之後，陳亮又給他的好友陳傅良（1141-1203）寫(xie) 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重申了自己對朱熹意見的反駁並且責怪陳傅良不信任自己。這封信寫(xie) 道：“更錄元晦答書(shu) 與(yu) 亮前日再與(yu) 渠書(shu) ，更為(wei) 詳複一看，莫更伸理前說？若其論終不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3]據此，陳亮很明顯不是第一次將自己和朱熹的書(shu) 信送與(yu) 陳傅良閱覽。陳亮不僅(jin) 謄錄了自己的書(shu) 信，還轉錄了朱熹的書(shu) 信。這一舉(ju) 動或可以說明在當時學者們(men) 約定俗成地允許轉錄書(shu) 信與(yu) 他人。陳亮甚至在未得到朱熹許可的情況下，也將朱熹的書(shu) 信轉錄與(yu) 其他學者。與(yu) 此同時，朱熹也在做類似的事情。淳熙十二年晚春，在將反駁陳亮的書(shu) 信送出後，朱熹給浙東(dong) 學者、已故呂祖謙（1137-1181）的弟弟呂祖儉(jian) 寫(xie) 了一封信，並將給陳亮的回信也附在其中。[4]在相對公開的書(shu) 信流傳(chuan) 的情況下，陳、朱是如何改變和運用自己的社交姿態來達到說服的目的的？我想這是《抱膝吟》可以幫助我們(men) 說明的問題之一。

第二個(ge) 問題關(guan) 乎朱熹文集的版本。通常認為(wei) ，朱熹文集更為(wei) 通行的版本是由朱熹的季子朱在編寫(xie) 的，已知的最早版本則少被用於(yu) 研究陳朱通信的研究。鑒於(yu) 這一更早版本的編纂時間，將其稱為(wei) “淳熙—紹熙本”似乎更為(wei) 妥帖。[5]朱在所編版本能夠流行是有原因的。該本是在朱熹身後最終編排和確定的版本，[6]自然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對朱熹一生的總結乃至朱熹本人的遺誌。然而，淳熙—紹熙本則有其獨特的文獻價(jia) 值，因為(wei) 這一版本成書(shu) 於(yu) 朱熹尚且在世的時候。盡管該本很有可能是當時的“盜版書(shu) ”，學者們(men) 仍然強調其對校對和補充現在通行文集的價(jia) 值。關(guan) 於(yu) 陳朱通信，郭齊和尹波曾指出該本中有朱熹在淳熙十一、十二年給陳亮的回信，而這些書(shu) 信不存於(yu) 通行本中。[7]這些補充性的部分之後也被收入了《全宋文》。[8]但是，現有的研究尚未給予這些“新”材料以充分的曆史學和文學方麵的解釋。本文試圖利用這些材料的一部分，就《抱膝吟》一事做一些詮釋，希望能有助於(yu) 對於(yu) 陳亮和朱熹的研究。

陳朱之辯前陳亮對諸葛亮的評價(jia)

《抱膝吟》一事與(yu) 陳、朱對諸葛亮的評價(jia) 密切相關(guan) 。陳、朱討論的“抱膝”一詞大抵是從(cong) 諸葛亮的習(xi) 慣而來，因為(wei) 諸葛亮“每晨夜從(cong) 容，常抱膝長嘯”。[9]故而，在敘述這一事件之前，我將在此簡略討論陳、朱在辯論前對諸葛亮的看法。

陳亮在其著作中持續地表達出對諸葛亮的稱許。在他十八歲時，陳亮作《酌古論》。其中，他將諸葛亮和與(yu) 其同時的司馬懿（179-251）做了對比：

故仲達以奸，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10]

如田浩言，陳亮這裏的側(ce) 重不是在於(yu) 貶低謀略或詭計，而是在於(yu) ，諸葛亮盡管精通謀略，但卻選擇了道德和自律而非詭計來達到戰勝司馬懿的目的。[11]除此之外，陳亮將兩(liang) 個(ge) 如此不同的人物並置，使得他們(men) 之間的區別最大化。諸葛亮被描繪成了一個(ge) 具有聖人氣質的人物，而司馬懿，作為(wei) 諸葛亮的邪惡對手，成為(wei) 了諸葛亮完美道德的襯托。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陳亮反駁了一些同時代的學者們(men) 。他們(men) 將張良（公元前250-185）、賈誼（公元前200-168）、諸葛亮和魏征（580-643）作為(wei) 與(yu) 儒家道統相對的異端。為(wei) 了表明他的不同意見，陳亮寫(xie) 道：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xing) ……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尚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shu) ，以與(yu) 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yu) 三代之賢比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12]

這裏，陳亮似乎意在強調“聖人之道”在諸葛亮等人的時代已經散失，而不是去糾結諸葛亮等人思想中的“異端”成分。借此，文章的重點變成了張良和諸葛亮所具有的成為(wei) 聖人的潛力。陳亮並不覺得他們(men) 沒有向學之心。缺乏被正確解釋的六經之學是擺在諸葛亮等人麵前最大的困難。總之，陳亮的著作中所表現出的，基本上是他對諸葛亮的敬仰和回護。

陳朱之辯前後朱熹對諸葛亮的評價(jia)

與(yu) 陳亮相比，朱熹對諸葛亮的評價(jia) 則更加複雜。大約在陳朱通信七年之前的淳熙二年（1175），《近思錄》由呂祖謙和朱熹共同編纂完成。這本著作至少可以代表當時呂祖謙和朱熹共同認可的一些觀點。其中，有三段是從(cong) 程頤（1033-1107）著作中摘引出來的關(guan) 於(yu) 諸葛亮的文字。表示讚許的兩(liang) 段是“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和“孔明庶幾禮樂(le) ”。第三段則對諸葛亮頗有微詞：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yi) 而得天下不為(wei) 。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wei) 也。若劉表子琮，將為(wei) 曹公所並，取而興(xing) 劉氏可也。[13]

呂祖謙和朱熹將關(guan) 於(yu) 諸葛亮的文字放在了《總論聖賢》一章。相比於(yu) 儒學造詣，諸葛亮更以他的政治和軍(jun) 事成就知名。此章中其他聖賢則與(yu) 他相反。因而，田浩指出這可能是含蓄地將諸葛亮提升至“儒將”的地位。[14]在此，呂、朱對諸葛亮的批評主要在於(yu) 其“道”，且反映在諸葛亮對劉璋采取的軍(jun) 事行動。呂、朱對“義(yi) ”的容忍限度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對他們(men) 來說，攻取劉璋是不義(yi) 的，且於(yu) “道”不合。然而，接管劉琮的勢力則是可以接受的。這是因為(wei) 曹操在當時即將吞並劉琮，而他是一個(ge) 更加不義(yi) 的勢力。所以，呂、朱的批評實際上是針對諸葛亮對“義(yi) ”的界限的跨越。

朱熹在其晚年，也許是在淳熙十五年（1188）之後，[15]似乎修改了他對諸葛亮的批評。根據《朱子語類》的記載，他說道：

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cong) 。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cong) 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yi) ，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cong) 先主之招，傾(qing) 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16]

在此，朱熹認為(wei) 劉璋是一個(ge) 得民心的州牧。與(yu) 此前的觀點相比，朱熹似乎拓展了“義(yi) ”的界限。隻要聲明劉璋的罪過和己方的“義(yi) ”，劉備和諸葛亮是可以攻取劉璋的。隻是他們(men) 並沒有這樣做。另一個(ge)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通過提供更為(wei) 正確的路徑，朱熹似乎在這兩(liang) 段文字中都表達了對諸葛亮的惋惜。綜上所述，朱熹似乎對諸葛亮抱有一種矛盾的心態。他一方麵承認諸葛亮有“王佐之心”和“儒者氣象”，但在另外一方麵否認諸葛亮已經獲得了聖賢之道。

盡管如此，在與(yu) 陳亮辯論之前和之後，朱熹對諸葛亮是抱有相當的敬意的。在淳熙七年（1180），與(yu) 陳亮開始通信的兩(liang) 年前，朱熹捐出了部分俸祿來修複廬山之上的臥龍庵，並且繪製了諸葛亮的畫像置於(yu) 庵中。[17]此外，他還賦詩一首以描繪他與(yu) 諸葛亮的“神交”。以下是此詩的節選：

英姿儼(yan) 繪事，凜若九原[18]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歩慘不樂(le) 。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19]

節選的開頭是在形容朱熹所繪的諸葛亮畫像。畫像栩栩如生，好似諸葛亮從(cong) 陰間複生。下一聯描繪了修繕一新的臥龍庵。“寒藻”和“飛泉”被擬人化了，好似它們(men) 在自主地供奉諸葛亮。緊接著這一聯，朱熹想象諸葛亮在“顧歩”並且“不樂(le) ”。但是我並不清楚朱熹在此的用意。它可以是諸葛亮“不樂(le) ”朱熹的修繕，抑或是其它。如果這是指朱熹的修繕，那麽(me) 此處可能是指朱熹謹慎而用心的修繕並不符合諸葛亮質樸的性格，因為(wei) 諸葛亮是一個(ge) “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yu) 亂(luan) 世，不求聞達於(yu) 諸侯”[20]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最後一聯轉而描寫(xie) 朱熹自己。消解這種“不樂(le) ”的方法是模仿諸葛亮的“抱膝長吟”。也許，通過這樣的姿態，朱熹可以真正地與(yu) 諸葛亮“神交”。盡管我們(men) 無法揣測朱熹的真實意圖，至少有兩(liang) 點是可以肯定的。其一，朱熹展示了他對供奉諸葛亮的意願，並認為(wei) 諸葛亮是值得尊敬的。其二，他也願意想象自己可以通過“抱膝長吟”與(yu) 諸葛亮“神交”。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後者更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陳朱通信中的《抱膝吟》。

陳朱通信中的《抱膝吟》

“抱膝”和《抱膝吟》在陳、朱的通信和辯論中成為(wei) 了一個(ge) 較為(wei) 明顯的枝節問題。在他們(men) 共同的好友呂祖謙去世之後，朱熹和陳亮這兩(liang) 位素未謀麵的學者方才見麵。淳熙九年（1182），他們(men) 一同遊覽了衢州和婺州，曆時超過十天。這使得他們(men) 建立了私人的友誼。[21]在此之後，陳、朱開始通信。陳亮不僅(jin) 在第一封信中表達了朱熹是他唯一可以“賴以強人意”的朋友，而且將他兒(er) 子出生的消息告知了朱熹。與(yu) 此同時，因為(wei) 自己相對於(yu) 朱熹更低的社會(hui) 地位，陳亮在信中表現得十分謙恭。他寫(xie) 道：“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22]盡管如此，陳亮始終試圖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且小心地宣示著自己對當時儒者的不滿。他寫(xie) 道：

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輳合而行乎……若隻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鬬飣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23]

此段文字的重點在於(yu) 攻擊當時的一些儒者缺乏實際的行動和更大的圖景，而僅(jin) 僅(jin) 坐而論道。盡管陳亮沒有說明哪些人是他所批評的儒者，但他的目標在此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朱熹似乎將“抱膝”用來明確自己與(yu) 陳亮的不同。在回信中，朱熹寫(xie) 道：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24]

作為(wei) 一個(ge) 設計精巧的回駁，這段話有兩(liang) 層意思。一是在社群和私交層麵上切斷陳亮與(yu) 已故的呂祖謙的聯係。這段文字先是誇獎呂祖謙未完之作，但緊接著表示陳亮恐怕不是讀這類書(shu) 的人。因此，這段話可能會(hui) 造成陳、呂之間隔閡不淺的印象。陳亮當然不會(hui) 同意。他曾寫(xie) 過《祭呂東(dong) 萊文》[25]祭奠自己與(yu) 呂祖謙深厚的交情和思想共鳴，甚至以伯牙的故事對此加以類比。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陳亮會(hui) 在後來的通信中強調“伯恭晚歲於(yu) 亮尤好”[26]的原因之一。

第二層意思在於(yu) 明確朱熹自己的社群與(yu) 陳亮的截然不同。“抱膝長嘯”和“俗生鄙儒”的對比在表麵上貶低朱熹和呂祖謙，抬高陳亮，但卻在將己方陣營和他方陣營劃分得清清楚楚。“俗生鄙儒”不僅(jin) 是指呂祖謙，也是指朱熹和他的門人。這是因為(wei) 朱熹是《古易》的最終編排和發行者，而他的門人也當然與(yu) 他共享一些思想上的旨趣。這段話嚴(yan) 格來講是在努力將陳亮從(cong) 朱熹乃至呂祖謙的社群中“異化”（alienate）出去。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借以“異化”陳亮的工具是“抱膝長嘯”，盡管大約在兩(liang) 年之前他也曾經“抱膝長嘯”過。

這一主題繼續在後續的通信中困擾著陳亮和朱熹。淳熙十一年（1184）春，有人指控陳亮在一場鄉(xiang) 宴上毒殺鄰桌的一位賓客。陳亮因此入獄。[27]在當年夏天陳亮出獄時，朱熹寫(xie) 了另一封信。這封信不僅(jin) 意在問候，也試圖勸誡。在結尾處，朱熹告誡陳亮“絀去義(yi) 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28]一方麵，這封信觸怒了陳亮，以至於(yu) 他在回信中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另一方麵，陳亮仍小心地維護著他與(yu) 朱熹之間的關(guan) 係。

淳熙十二年春，陳亮在一封反駁朱熹的信中，將自己正在整治園圃的消息知會(hui) 朱熹。他給自己新建的三座亭子取名“抱膝”，並且已經邀請葉適（1150-1223）和陳傅良（1141-1203）兩(liang) 位好友作《抱膝吟》。在信中，他請求朱熹也作《抱膝吟》兩(liang) 首。陳亮寫(xie) 道：

葉正則為(wei) 作《抱膝吟》二首，[29]君舉(ju) 作一首，[30]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hui) 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shu) 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為(wei) 亮[31]作兩(liang) 吟：其一為(wei) 和平之音，其一為(wei) 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仆已別齎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wan) 便為(wei) 一作。至懇至懇……亮並欲求“抱膝”、“燕座”、“小憩”六大字，幹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shu) 室自斥寫(xie) 之良妙。胸中所懷千萬(wan) ，而一見終未可期。[32]

在此，陳亮並不完全滿意葉適和陳傅良的創作。在稱許他們(men) 的“詞語”之後，陳亮強調他們(men) 二人並不能完滿地表達“抱膝”的意思。這似乎是由於(yu) 葉適和陳傅良的抱怨太多，並不符合“抱膝”瀟灑的本意。那麽(me) ，葉適和陳傅良究竟寫(xie) 了什麽(me) ？這裏我以陳傅良《抱膝吟》為(wei) 例略作說明。以下是該詩的節選：

讀書(shu) 果何罪，須髪又半白。此意太勞勞，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33]

節選的第一、二聯是在感歎“讀書(shu) ”之辛勞與(yu) 詩人年華的流逝。然而，諸葛亮的“抱膝”帶有一種“從(cong) 容”的氣質。“勞意”的“讀書(shu) ”與(yu) “從(cong) 容”的抱膝之間有著天然的張力。因此，這給詩人造成了一種困境，以至於(yu) 他有“出門更何適”之感。

那為(wei) 何陳亮會(hui) 說“周公且不能學得”呢？我的推測是這與(yu) 當時儒者的關(guan) 懷有關(guan) 。在韓愈（768-824）的推崇之後，周公成為(wei) 儒家道統的重要一環。[34]據餘(yu) 英時的觀察，回到“三代”是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潮流和政治追求。借此，士大夫們(men) 希望獲得參與(yu) 治理帝國的權力。宋儒接受並發展了韓愈的道統，對道統譜係中的人物有所增減。更為(wei) 重要的是，他們(men) 中一部分希望實踐“道”，並以此影響政治。[35]如果我們(men) 接受這個(ge) 比較政治的解讀，陳傅良“此身長抑抑”的原因則可能是他的“讀書(shu) ”並不能轉化為(wei) 他所期待的政治地位的回報。陳亮的抱怨則可以理解為(wei) 陳傅良的壯誌未酬並不能貼合抱膝的“從(cong) 容”。

換言之，陳亮希望朱熹創作的《抱膝吟》不僅(jin) 有其名，也得有其實。朱熹對此完整的回信存於(yu) 淳熙-紹熙本中。其中，他寫(xie) 道：

“樓台側(ce) 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隻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mu) 抱膝長嘯底氣象。卻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yu) 平日議論同一關(guan) 鍵也。所需惡劄一一納去，但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qing) 補敗，叢(cong) 冗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台池之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俟旦夕有意思卻為(wei) 作，附便以往也。[36]

這段第一句中的引文源自晏殊（991-1055）的兩(liang) 句詩。朱熹在此引用這兩(liang) 句詩的原因是陳亮在前一封信中談及自己對園圃的整治時，說道：“樓台側(ce) 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可隻作富貴者之事業(ye) 乎？”[37]在這兩(liang) 句詩的背後，有一則軼事，見載於(yu) 《青箱雜記》：

晏元獻公雖起田裏而文章富貴，出於(yu) 天然。嚐覽李慶孫《富貴曲》雲(yun) ：“軸裝曲譜金書(shu) 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er) 相，未嚐諳富貴者。”故公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唯說其氣象，若“樓台側(ce) 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er) 有這景致也無?”[38]

在這一則故事中，晏殊低看李慶孫所作《富貴曲》。他認為(wei) “氣象”更能夠表達富貴的含義(yi) ，而不是實體(ti) 的物件。陳亮的疑問則在於(yu) 是否隻有富貴者才能享有這樣的氛圍，並借此合理化他自己對園圃的整治，因為(wei) 陳亮自己既不富也不貴。朱熹通過兩(liang) 方麵反駁了陳亮的質疑。第一方麵是源自《論語》中“沂水舞雩”。因為(wei) 這與(yu) 本文關(guan) 係有限，在此按下不表。第二方麵則是諸葛亮的“躬耕隴畝(mu) 抱膝長嘯”。富貴的氣象自然與(yu) 諸葛亮的質樸顯得不甚搭配。更為(wei) 嚴(yan) 重的是，朱熹在此質疑了陳亮對諸葛亮的理解，並將這作為(wei) 陳亮“病根”的反映。在朱熹看來，陳亮功利主義(yi) （utilitarianism）的傾(qing) 向使得他將富貴與(yu) “抱膝長嘯”等同，而這正與(yu) 陳、朱的辯論“同一關(guan) 鍵”。如田浩言，“從(cong) 爭(zheng) 論一開始，朱熹就明確聲稱道具有永恒不變的性質。按照他的看法，後代英主的政治功業(ye) 無法表明個(ge) 人仁義(yi) 或天理之正，此1500年間的學者皆以成敗論是非。”[39]換言之，朱熹在此是借富貴和抱膝之間的矛盾來攻擊陳亮強調功利而非“道”的傾(qing) 向。回信中剩餘(yu) 的部分也值得我們(men) 的注意。朱熹將自己的“修整破屋”與(yu) 陳亮的精美的園圃作比，把自己的修整視作“扶傾(qing) 補敗”但同樣耗時耗力，並借此推遲了《抱膝吟》的創作。

針對朱熹的批評，陳亮是如此回複的：

“樓台側(ce) 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為(wei) “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為(wei) “可隻作富貴者之事業(ye) 。”而來諭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40]

陳亮覺得當時人已經認為(wei) 貧富差距所造成的“氣象”上的差異是無法被彌補的。緊接著，他試圖澄清自己用這兩(liang) 句詩的意圖——表明自己窮困的現狀，而這種景致是自己無法企及的，所以隻是“富貴者之事業(ye) ”。除此之外，陳亮似乎也無法理解朱熹為(wei) 何要揪著這一點小細節不放。

朱熹很快給陳亮回了信，寫(xie) 道：

《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下，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yu) 此不疑，則前所雲(yun) 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41]

朱熹在寫(xie) 這封信時，他與(yu) 陳亮之間的辯論已經到了高潮。我所引用的這段僅(jin) 僅(jin) 是朱熹長篇回信中的一段。這篇長回信主要是和陳亮爭(zheng) 辯三代和漢唐的評價(jia) 問題。在如此的背景下，朱熹此處的措辭便迎刃而解。他認為(wei) 由於(yu) 自己與(yu) 陳亮在思想上的衝(chong) 突，這兩(liang) 首詩不寫(xie) 也罷。如果陳亮強迫自己完成《抱膝吟》，那麽(me) 這兩(liang) 首詩不會(hui) 和陳亮在思想上有什麽(me) 共鳴。盡管朱熹禮貌地回絕了陳亮，但是根據信的上下文，他與(yu) 陳亮在思想上劃清界限的舉(ju) 動是十分明顯的。

在此之後，陳、朱之間還有數封關(guan) 於(yu) 《抱膝吟》的通信。不過，正如葉寘在《愛日齋叢(cong) 抄》中的記載：“自淳熙乙巳（1185）有請，迨紹熙癸醜(chou) （1195）幾十年，訖不許。”[42]

如果我們(men) 將“抱膝”和《抱膝吟》一事置於(yu) 陳、朱的思想變化和學者社群中去考慮，或許收獲會(hui) 更大。敘事的重點也因此需要放在朱熹身上，因為(wei) 陳亮對諸葛亮的態度在前後是比較一致的。盡管朱熹對諸葛亮有著比較矛盾的心態，在陳、朱之辯前，他仍舊願意為(wei) 諸葛亮修繕臥龍庵，並用“抱膝長吟”作詩懷念。陳、朱的通信和辯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將朱熹對諸葛亮和“抱膝長吟”容忍限度推向了一個(ge) 極端。他抓住陳亮對諸葛亮和“抱膝”的喜愛，後退一步，宣稱自己並不屬於(yu) 這一類人。借此，朱熹將自己和陳亮的社群分開，並或多或少“異化”了陳亮。隨著辯論的深入，朱熹用陳亮整治園圃並要求自己作《抱膝吟》的契機，表達了對陳亮建“抱膝亭”的不同意見。這些意見的不同則根植於(yu) 他們(men) 思想的差異。

由此可見，陳、朱間逐漸加深的鴻溝似乎推動著朱熹，使得他比之前在思想上走得更遠。為(wei) 了說服陳亮和社群中的其他人，朱熹似乎在辯論中修改了自己之前對“抱膝”的態度。鑒於(yu) 陳、朱的通信流傳(chuan) 在相對公共的空間裏，而朱熹在呂祖謙去世後又逐漸獲得社群領導者的地位，我們(men) 可以將朱熹的思想變動視作一種社交姿態——即通過種種細節明示或暗示陳亮並不屬於(yu) 朱熹的社群。換言之，不論朱熹是否有意為(wei) 之，這類細節的積累都會(hui) 將陳亮“異化”，並自動地激活朱熹更為(wei) 根深蒂固的社交和官場關(guan) 係來與(yu) 陳亮為(wei) 敵。這也是陳亮後來遭受到來自朱熹社群壓力的原因之一。[43]也許，這可以從(cong) 另外一方麵幫助我們(men) 了解朱熹地位的上升。

尾注
 
[1]學界關於陳亮的研究可以參見吳春山：《陳同甫的思想》，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71年；Hoyt C.Tillman,Utilitarian Confucianism: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Cambridge:Harvard Asian Center,1982)；鄧廣銘：《陳龍川傳》，收於《鄧廣銘全集》第2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2]Hoyt C.Tillman,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is’s Ascendanc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2.
 
[3]陳亮：《陳亮集》卷29《與陳君舉》，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391頁。
 
[4]朱傑人編：《朱子全書》第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99頁。
 
[5]朱在所編的一直被曆代的學者作為最權威的版本。在傳統目錄學的敘述中，朱熹的《行狀》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都將朱在視作朱熹文集的編纂者。參見黃幹（1152-1221）：《勉齋黃文肅公集》卷3《朝奉大夫華文閣待製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紀昀（1724-1805）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95頁；Wing-tsit China,“Hui-an hsien-sheng Chu Wen Kung wen-chi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or Hui-an chi晦庵集,”in A Sung Bibliography,ed.Yves Hervou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8),420.
 
1982年，台北故宮博物院重印了淳熙—紹熙本。昌彼得在後序中有三點觀察。一，該本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發行於在淳熙十五年（1188）二月到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之間，第二部分則發行於淳熙十六年的三月。二，該本很有可能不是朱熹自己授意發行的，而是坊間的“盜版”。三，該本中有不存於朱在所編本中的文獻。經過仔細的對比，束景南同意昌彼得對該本第一部分的係年，但認為第二部分的發行時間應該是紹熙三年（1193）。之後郭齊和尹波再次確認了束景南的意見。參見昌彼得：《跋宋刊本晦庵先生文集》，《故宮季刊》1982年第4期，第3-5頁；束景南：《宋槧〈晦庵先生文集〉考》，《古籍整理研究》，1992年第1期，第21頁；郭齊、尹波：《論宋淳熙、紹熙槧本〈晦庵先生文集〉》，《文獻》，1998年第3期，第164-167頁。
 
[6]尹波、郭齊：《朱熹文集版本源流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第448頁。
 
[7]郭齊、尹波：《朱熹答陳亮書補遺二則》，收於《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輯）》，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第335-338頁。
 
[8]朱熹：《答陳同甫》，收於《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316-320頁。
 
[9]此句是裴鬆之（372-451）的注，出自《魏略》。陳壽（233-297）：《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11頁。
 
[10]《陳亮集》卷6《酌古論·孔明上》，第61-62頁。
 
[11]Hoyt C.Tillman,“Som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Sources of the Sanguo yanyi:Sima Guang and Chen Liang on Zhuge Liang,”In 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edited by Kimberly Besio(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59-61.
 
[12]《陳亮集》卷11《子房賈生孔明魏征何以學異端》，第127頁。
 
[13]朱熹、呂祖謙撰，張京華輯校，《近思錄集釋》卷14，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第974頁。英文翻譯見Wing-tsit Chan trans.,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lied by Chu Hsi and LüZuqi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296-97。
 
[14]Hoyt C.Tillman,“Ho Ch'ü-fei and Chu Hsi on Chu-ko Liang as a Scholar-General,”Journal of Sung and Yuan Studies,25(1995):85.
 
[15]《朱子語類》中的每一段話一般都有一個記錄者。我們可以利用他們推測這些段落大概的記錄時間。葉味道是這一段的記錄者。他大約在朱熹去世九年前（1191）跟隨朱熹。另一段表達了相似意見的段落是由黃㽦（1150-1212）記錄的。他分別在淳熙十五年（1188）和紹熙四年（1193）記錄了一些段落。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36，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236頁；陳榮捷：《朱子門人》，台北：學生書局，1982年，第262-263，280頁。
 
[16]《朱子語類》卷136，第3236頁。
 
[17]朱熹：《臥龍庵記》，收於《朱子全書》第24冊，第3758頁。
 
[18]“九原”一詞大約源自《禮記》，指晉國卿大夫的墓地。原文稱：“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見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卷10《檀弓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77頁。
 
[19]朱熹：《臥龍庵武侯祠》，收於《朱子全書》第20冊，第485頁。
 
[20]《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第920頁。
 
[21]《陳龍川傳》，收於《鄧廣銘全集》第2冊，第643頁。
 
[22]《陳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書》，第332頁。
 
[23]同上，第333頁。田浩曾指出此處可能與陳亮對朱熹恢複井田製觀點的批評有關。Hoyt C.Tillman,Ch’en Liang on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Law(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49-52.
 
[24]《陳亮集》卷28，第357頁。
 
[25]《陳亮集》卷32《祭呂東萊文》，第426-427頁。
 
[26]《陳亮集》卷28《又甲辰秋書》，第338頁。
 
[27]鄧廣銘：《陳龍川獄事考》，收於《鄧廣銘全集》第2冊，第712-725頁；Utilitarian Confucianism: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110.
 
[28]《陳亮集》卷28，第359頁。
 
[29]見葉適：《葉適集》卷6《陳同甫抱膝齋二首》，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37頁。
 
[30]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2，四部叢刊本。
 
[31]“亮”在此處可能是雙關語，既指陳亮也也指諸葛亮。
 
[32]《陳亮集》卷28《又乙巳春書之一》，第342-343頁。
 
[33]《止齋先生文集》卷2。
 
[34]韓愈言：“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佛老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見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1《原道》，第18頁。
 
[35]餘英時用“共治”來敘述該潮流，但王曾瑜對這一用法有不同意見。他強調當時的政治運作仍是置於皇帝的掌控之下的，士大夫的普遍追求仍是謀求一官半職以求己利。筆者認為盡管現實和紙麵上的理想有不少差距，我們依舊需要關注宋代士大夫的“理想”以及它們可能留給後世的遺產。見餘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第184-210頁；王曾瑜：《宋朝的的貢舉兼評士大夫群體精英論》，《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36]朱熹：《答陳同甫》，收於《全宋文》第2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9頁。
 
[37]《陳亮集》卷28《又乙巳春書之一》，第343頁。
 
[38]吳處厚：《青箱雜記》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6-47頁。
 
[39]見Utilitarian Confucianism: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160-61；中譯本見薑長蘇譯：《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4頁。
 
[40]《陳亮集》卷28《又乙巳春書之二》，第350頁。
 
[41]《陳亮集》卷28，第369頁。
 
[42]葉寘：《愛日齋叢抄》卷3，北京：中華書局，第72頁。
 
[43]陳亮在後來給朱熹信件中說道：“比見陳一之國錄，說張體仁太傅為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發衝冠，以為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為怪人，輒社區不與共坐。”見《陳亮集》卷28《丙午複朱元晦秘書》，第3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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