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敗的可能性很大時

作者：布拉德 • 伊斯特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本文談論作家溫德爾 • 拜瑞（Wendell Berry）的保守性激進主義(yi) 。

喬(qiao) 治 • 斯夏拉巴（George Scialabba）不是令人厭煩的作家。遠非如此，他長達四十年的文學和政治批評就證明了他的道德水平和想象力深度，正是這些讓他始終能將同情、慈悲和耐心運用到複雜觀念和同樣艱深的作家身上。對斯夏拉巴來說，這種思想美德不是批評的替代品而是前提。他尋求表達的是帶著人文關(guan) 懷的社會(hui) 主義(yi) ，這是我們(men) 政治經濟的最佳選擇，也是社會(hui) 明確追求的烏(wu) 托邦理想，並以此來衡量當今製度的相對正義(yi) 性。斯夏拉巴雖然從(cong) 來沒有切碎這樣的詞匯，很少屈服於(yu) 狂怒，從(cong) 來沒有表現出仇恨。他的寫(xie) 作都是出於(yu) 愛。

雖然如此，我仍然對他去年在《異見者》（the Baffler）元月期上發表的文章感到惱火。斯夏拉巴是在評論美國經典文庫中的溫德爾 • 拜瑞（Wendell Berry）兩(liang) 卷本文集。拜瑞是肯塔基農(nong) 場主，出版詩歌、隨筆和小說（到今年夏天已經達到87本），是我們(men) 文化中最持久但也始終處於(yu) 最邊緣地位的群體(ti) ---美國農(nong) 民作家的最有影響力和最受推崇的成員之一。斯夏拉巴的書(shu) 評是對拜瑞思想的開放性展示，接觸不熟悉的東(dong) 西為(wei) 的是理解並以自己的方式再現作者的思想。像從(cong) 前一樣，欣賞並不妨礙他做出判斷。與(yu) 他對其他惹人喜愛的、懷舊感傷(shang) 的反現代主義(yi) 者---拉什（Lasch）和伊裏奇（Illich）、萊謝克 • 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和麥金泰爾（MacIntyre）、莫裏斯（Morris）和羅斯金（Ruskin）的評價(jia) 一致，斯夏拉巴對拜瑞的公民觀的評價(jia) 或許可以簡潔地總結為(wei) ：很接近，但還不完全。

就社會(hui) 問題的解決(jue) 辦法而言，斯夏拉巴尤其不失敬意地堅決(jue) 拒絕拜瑞本質上私人的、個(ge) 人的因而是無關(guan) 政治的途徑。他引用了拜瑞最著名、也最常被人引用的隨筆之一“小思考”：

這個(ge) 國家的大部分曆史上，我們(men) 或明說或暗示的格言都一直都是大思考。現在，更好的和根本的格言是小思考。這意味著思考和感受的必要改變，暗示必要的工作。大思考一直引導我們(men) 進入當今時代兩(liang) 個(ge) 最宏大和最廉價(jia) 的政治騙術：製定計劃和製定法律。這個(ge) 時代貪圖享樂(le) 的人就是在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大思考實踐者。一旦有人認識到問題，政府中人就能找到計劃和法律。很多時候的結果是問題依然存在，政府卻得以不斷擴大和大發橫財。

但是思想的紀律不是概括而是細節，是個(ge) 人行為(wei) 。雖然政府在“研究”，在資助和組織其宏大思想，但什麽(me) 也沒有幹成。但是，那些願意進行小思考，接受這個(ge) 紀律，並按自己的方式默默前行的人已經在解決(jue) 問題了。

對此，斯夏拉巴簡潔地回答說“這段散文寫(xie) 得很精彩，但這個(ge) 建議是災難性的。”他接著列舉(ju) 了這種“個(ge) 人責任”倫(lun) 理學作為(wei) 解決(jue) 當今種種挑戰的戰略可能到達即死的種種方式。在全球層次的生態災難要求全球做出回應，國家層麵的寡頭統治要求全國性運動。簡而言之，雖然大眾(zhong) 社會(hui) 或許因為(wei) 其去人性化的效果合理地引誘我們(men) 悶悶不樂(le) 或懊悔不已，但我們(men) 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這就是我們(men) 擁有的現實。要進行任何改變，其實，如果我們(men) 渴望成為(wei) 能繼續思考的“我們(men) ”的話，我們(men) 就必須進行大思考。

教訓：“在自己的花園裏勞作或學習(xi) 我們(men) 已經忘記的美德並不足以挽救這個(ge) 世界。”斯夏拉巴在這點上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我認為(wei) 他對拜瑞的看法是錯誤的，這是開啟更大問題大門的方式。那些問題涉及到公共正義(yi) 和私人美德的聯係---換句話說，正義(yi) 究竟是公共美德還是私人美德。而且，它們(men) 提出了麵對當今世界上眾(zhong) 多派別和社會(hui) 運動的議題：也就是說，在人們(men) 相信或支持的事業(ye) 可能失敗時，有沒有可能誠信地更不要提沒有任何良心不安地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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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夏拉巴解讀拜瑞的方式並不稀奇。就像對那些思想難以劃歸政治地圖中確切位置的人那樣，我們(men) 往往假設他們(men) 肯定在提出另一種地圖。在此觀點看來，拜瑞的小思考建議肯定是用來實現更美好世界的戰略。因此，我們(men) 看到大思考和小思考的二元對立，就好像改造世界的替代性理論：不是那個(ge) 方法而是這個(ge) 方法。要是我們(men) 能實施這個(ge) 必要的理論就好了，被理解為(wei) 實現社會(hui) 進步的手段，我們(men) 將觀察到值得向往的結果的出現。我們(men) 一直在拉錯誤的杠杆。法律的、文化的、環境的改變均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發生的。

拜瑞對技術官僚的衝(chong) 動感到不快的確是真實的。他駁斥那種就像從(cong) 軌道上調查這個(ge) 星球的觀念，我們(men) 已經知道答案是什麽(me) ；剩下的問題是並非實質性的後勤問題（如何將這個(ge) 解決(jue) 方案付諸實施？）因此，人類繁榮的唯一障礙就是人類自身的微小障礙，正如人們(men) 毫無例外的倔強和愚昧。在1991年的隨筆“從(cong) 你的轎車裏出來，從(cong) 你的馬背上下來”，他詳細辨認出他所理解的自上而下解決(jue) 辦法的問題：

我熟悉的所有機構都采取了產(chan) 業(ye) 公司的組織模式和定量評價(jia) 標準。其結果是，生態辯論的雙方的論述都抽象得令人吃驚。但是，抽象當然是出現錯誤的地方，正如產(chan) 業(ye) 經濟學的抽象能夠毀掉世界一樣，可持續性的抽象能夠毀掉這個(ge) 世界。就像“征服世界”的人那樣，本地生活可能受到“拯救星球”的人很大破壞而陷入危險中。

他得出結論：“為(wei) 了更好地認識這個(ge) 星球的生態利益，你必須更好地認識本地的生態利益。你不可能依靠全球性思考采取地方性行動。”對肯塔基州皇家港（Port Royal）合理的東(dong) 西，對得克薩斯州的阿比林未必合理，更不要說曼哈頓、內(nei) 羅畢或者貝魯特了。一個(ge) 尺寸未必適合一切，隻是在你詳細衡量之後，你才知道這個(ge) 尺寸是否適合。

拜瑞在1977年的書(shu) 《美國的不安》中對抽象描述進行了詳細說明，寫(xie) 到“作為(wei) 社會(hui) 和經濟目標，宏大是極權主義(yi) ；它確立了一種朝向最大的必然趨勢”。正如英國小說家詩人和隨筆作家保羅 • 金斯諾斯（Paul Kingsnorth）這個(ge) 來自大洋對岸的新拜瑞主義(yi) 者所說，“如果宏大觀念就是問題的一部分？如果事實上，大本身就是問題，會(hui) 怎麽(me) 樣呢？”

在拜瑞看來，產(chan) 業(ye) 經濟因此是技術專(zhuan) 家治國被理解為(wei) 大思考的一般應用程序的範式，從(cong) 無處到任何地方到每個(ge) 地方。這樣的“思考”根本沒有任何思考：它是思想的棄絕，適當地在實際個(ge) 人和促成其生活可能的具體(ti) 對象和環境的特定互動中成型---就是他說的“我們(men) 唯一的世界”。技術專(zhuan) 家治國就是“機器思維。”有人預設了技術專(zhuan) 家治國問題的解決(jue) 辦法必須是相同的，隻不過是好的類別而不是壞的類別。拜瑞提出反對意見，這樣的技術專(zhuan) 家治國是偏離正軌的思考和行動模式，我們(men) 需要替代選擇。它不能拯救自己，它是讓我們(men) 陷入糟糕處境的罪魁禍首。

但是，這個(ge) 反對意見不是拜瑞在小思考中表達的觀點的核心。其核心是：正義(yi) 不是在公與(yu) 私、全球與(yu) 地方、他們(men) 與(yu) 我之間的二元對立；就像所有美德一樣，正義(yi) 是一種生活方式，因而是目的本身。任何將這些元素割裂開來或者對待一方就好像它可以脫離對方而存在的嚐試都是將目標貶低為(wei) 單純的手段---總之，在沒有正義(yi) 之人的情況下去實現公平正義(yi) 的社會(hui) ---不僅(jin) 從(cong) 美德上說是錯誤的，而且是注定要失敗的。

拜瑞是在1970年寫(xie) 這篇文章的。開始是對一係列運動的描述：“首先出現的是民權運動，接著是戰爭(zheng) ，現在是環境。”作為(wei) 關(guan) 心這三大事業(ye) 的人，他希望這些運動都取得成功，但他感到擔憂。他考察了思維習(xi) 慣，在他看來，這些運動注定讓人陷入疲憊不堪和失望的境地。原因之一是缺乏整體(ti) 性，類似於(yu) 生態女權主義(yi) 者蘇珊 • 格裏芬（Susan Griffin）的先驅性工作，他主張一種尚未封號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avant la lettre），那僅(jin) 僅(jin) 是一種事業(ye) 不是身份。所有正在應對的問題都有同樣的源頭：“貪婪和剝削心態”。不是說具體(ti) 的組織或者運動能同時戰勝一切。危險在於(yu) 它們(men) 的運行有跨越邊界的目的，應對的是症狀而不是疾病本身，更糟糕的是，作為(wei) 當今的時髦潮流興(xing) 盛起來，即使枯萎了，下一場時髦活動隨即上場。

這種思維習(xi) 慣背後是第二個(ge) 也是更加嚴(yan) 重得多的威脅。拜瑞觀察到，我們(men) 受到誘惑去相信問題存在於(yu) “外麵某個(ge) 地方”而不是在這裏，我生活之地---我的生活中。我們(men) 必須從(cong) 根本上全麵抗拒這種誘惑。因為(wei) “根本不存在無私人危機的公共危機。”他舉(ju) 例子說，“那些北方人在黑人嚐試搬進他們(men) 鄰近社區之前，都認定種族主義(yi) 是南方才有的現象。”結果發現，重大社會(hui) 問題的事業(ye) 或者後果都不能被限製在與(yu) “私生活”相對應的某種被稱為(wei) “公共”生活的東(dong) 西上。

這裏就是關(guan) 鍵要點：盡管我們(men) 可能努力嚐試，如果成員都是種族主義(yi) 者，我們(men) 將不會(hui) 擁有種族公平正義(yi) 的社會(hui) ；或者如果社會(hui) 成員都是充滿暴力的人，這個(ge) 社會(hui) 不可能和平的，或者社會(hui) 上都是到處丟(diu) 垃圾和每天汙染地球的人，這個(ge) 社會(hui) 不可能是環保上的健康社會(hui) 。我們(men) 必須成為(wei) 某種人才能獲得包括正義(yi) 在內(nei) 的某些美德。兩(liang) 者密不可分。

應該說明的是，這個(ge) 主張無關(guan) 順序，有時候政策先於(yu) 個(ge) 人行為(wei) ，通過輕推、規範和法律影響個(ge) 人行為(wei) 。不，拜瑞的主張是有關(guan) 人類生活和共同生活的統一性。這既是現實問題也是道德問題。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生態學是來闡明私生活和公共主張密不可分的非常有用的隱喻。在概述了他在肯塔基州首府法蘭(lan) 克福的抗議和申訴目標之後，拜瑞觀察到“即使最善於(yu) 表達的公共抗議也是不夠的，”因為(wei) “環境危機的根源在我們(men) 的生活中。同樣道理，環境健康的根源也在我們(men) 的生活中。”政治不是遠離塵世的或專(zhuan) 門留給貴族或天使去做的事。政治，至少在民主政治中，就是我們(men) 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普通協商藝術，如何共享利益，共同應對惡魔。如果這是我們(men) 的生活，那就包括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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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me) ，在一個(ge) 不變的世界裏，變化了的生活是什麽(me) 樣子？拜瑞雖然總是急脾氣的，有時候發怒的作家，但他並沒有將處方栓在成功前景上。這是真的。他是某種充滿希望的悲觀主義(yi) 者。他的建議也是如此，正如斯夏拉巴所說，不是要贏得勝利的戰略，可以被描述為(wei) 提供一種誠實生活的前景，無論贏還是不贏。這意味著，如果更犀利地說，這是一種生活畫像，在失敗的可能性很大時也不感到絕望。因為(wei) 隻有在價(jia) 值---鄰居的善意或者海灣在落日時分的美景來自後果而不是來自事物本身的情況下，失敗的可能性才是不可忍受的。

半個(ge) 世紀以來，拜瑞的詩歌和散文常常引發惱火、憤怒和義(yi) 憤。但它總是缺少斯夏拉巴希望他從(cong) 中發現的東(dong) 西，我覺得---絕望。從(cong) 拜瑞的視角看，沒有絕望並不是沒有認識到處境的嚴(yan) 峻性。他也沒有推薦私人美德作為(wei) 解決(jue) 辦法。他的立場更像是一種紮根於(yu) 既認識世界又在接受自身位置的前提下做出相應回應的清醒決(jue) 定。認識世界的天賦在我們(men) 之前就存在而且圍在我們(men) 身邊，這也是瑪麗(li) 蓮 • 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說的“事物的給予”---接受自己在這個(ge) 體(ti) 係中的位置的對應的回應。這樣的謙卑和感恩立場並非可靠的其他選擇之一。這個(ge) 世界需要我們(men) 來產(chan) 生。沒有它，我們(men) 就迷路了。

拜瑞生涯初期的兩(liang) 首短詩體(ti) 現了在麵對或許被稱為(wei) 絕望環境中的這個(ge) 立場。第一首名字是“1968年2月2日”

在月亮的黑暗中，在飛揚的雪花中，在冬天的死寂中，

戰爭(zheng) 在蔓延，家人瀕臨(lin) 死亡，世界陷入危險中

我走在亂(luan) 石林立的山坡上，撒播紅花草的種子。

第二首“瘋狂農(nong) 夫的情歌”出現在幾年之後：

啊，當世界和平

人人自由

我下去尋找我的愛情

啊，在此之前，

我要走下去很多次。

這些詩歌籠罩著一種悲傷(shang) 和哀歎，還有與(yu) 這個(ge) 悲催的世界的團結，拜瑞也是從(cong) 此積蓄能量。（和“1968年2月2日”在同一詩集中的一首痛苦詩歌包含下麵這幾句：早上的新聞讓頭腦中睡意全無/在夜晚，無用和恐懼抓住了眼睛/向著黑暗睜開。）詩人哀歎“我對人類物種的同謀關(guan) 係感到惡心。”）但是，雖然他知道罪惡就漂浮在這個(ge) 世界上---公然反抗這些東(dong) 西---即使在自由與(yu) 和平降臨(lin) 在新一天之前，如果它們(men) 降臨(lin) 的話，拜瑞還要繼續在黑暗中撒播紅花草的種子，繼續下來尋找愛情。

雖然這個(ge) 世界並沒有顯示支持希望的跡象，但正是這種在人的生活中具體(ti) 化的經過磨練的希望讓很多讀者在拜瑞的作品中發現了吸引人的甚至美的東(dong) 西。無論他的生活還是他的作品都展現出斯坦利 • 豪爾沃斯（Stanley Hauerwas）所說的“生活在失控中”的謹慎。因為(wei) 如果在勤勉認真的個(ge) 人生活的美德、快樂(le) 或者幸福依靠世界運行正常和曆史運行正常的信心，那麽(me) ，唯一合理的回應就是痛苦、絕望甚至自殺，因為(wei) 那種信心超越了我們(men) 的能力範圍，需要為(wei) 其背書(shu) 的權力可能被腐化也會(hui) 腐化人心。這樣一種體(ti) 麵生活的標準是為(wei) 其他生物準備的，即便是為(wei) 我們(men) 準備的，那也是在這個(ge) 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

要認識到這些局限性，要承認沒有任何東(dong) 西能夠足以將我們(men) 從(cong) 中拯救出來---我們(men) 在徒勞地等待，更少能力去建造---解圍之神/意外出現的救星---在拜瑞看來，不是放棄政治。用慈悲激活它，移去其難以成承受的重擔是政治創立的前提。因為(wei) 關(guan) 注是思想紀律的條件，思考小的手段，包括其他東(dong) 西，關(guan) 注就在我們(men) 眼前的東(dong) 西。你需要做的事更多而不是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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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充滿信心地說斯夏拉巴對拜瑞的不滿全部來自誤解還是基於(yu) 原則。如果是後者，是否因為(wei) 斯夏拉巴的馬克思主義(yi) 最終讓他對拜瑞的地方主義(yi) 感到不滿？或者是因為(wei) 信仰問題---拜瑞毫不掩飾的基督教信仰和斯夏拉巴堅決(jue) 拒絕這種信仰。正如斯夏拉巴所寫(xie) ：

我很遺憾拜瑞堅持給農(nong) 人心態一種宗教框架，將人的繁榮放置在“大經濟”的框架內(nei) ，他的意思不是“地球”而是“上帝的王國”。結果，對我們(men) 這些感覺到我們(men) 的文明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誤入歧途，相信至少傳(chuan) 統智慧的某些內(nei) 容的確是智慧的人，但不相信這個(ge) 宇宙是基督教上帝或者任何別的上帝創造的結果的人來說，他的言論喪(sang) 失了本來應該有的說服力。

斯夏拉巴相反勸告“虔誠的異教徒”紮根於(yu) 理性和科學，但是對所有進步主張包括科學提出的進步保持懷疑態度。但是，如果基督教教導或者籠統的傳(chuan) 統宗教是恢複地球的管理者和維持一個(ge) 可居住的世界是必要的，“那我們(men) 可能就迷路了。人們(men) 不可能隨意信仰。”

一方麵，那似乎是個(ge) 沒必要那麽(me) 悲慘的結論。世界大部分地區仍然相信這種或那種‘宗教’，大部分人屬於(yu) 某種亞(ya) 伯拉罕傳(chuan) 統。而且，沒有理由假設曆史趨勢是必然走向無法解釋的幻滅。西方人處於(yu) 那種特別的情節線中間，除非我們(men) 傲慢地想象自己要麽(me) 處於(yu) 文化演變的高峰要麽(me) 處於(yu) 曆史的終結點，否則，我們(men) 並不知道前麵等待我們(men) 的是什麽(me) 。進步意味著世俗主義(yi) 的假設本身就是一種信念，對其產(chan) 生懷疑不是沒有道理的。

另一方麵，如果理解正確的話，拜瑞的宗教應該是加上引號的，按斯夏拉巴自己的標準，這種觀點是可以接受的。雖然他多年的寫(xie) 作顯示某些顯著的模糊不清，但在我看來，斯夏拉巴---或者至少是斯夏拉巴這個(ge) 傾(qing) 向的人---有很好的理由接受拜瑞的建議。

這種模糊性體(ti) 現在斯夏拉巴對理查德 • 羅蒂（Richard Rorty）實用主義(yi) 的持久欣賞。這種欣賞是認識論的也是政治性的。羅蒂駁斥無所不在的融合私人和公共生活邊界的欲望，或者共享的人類本質或超驗性目的。政治秩序創造了讓私人製造意義(yi) 的條件；它沒有提供那個(ge) 意義(yi) 本身，因為(wei) 其偶然性排除了成為(wei) 所有人的所有東(dong) 西的可能性。在自由派的公共生活規範和私生活中的自主選擇等價(jia) 值觀之間這樣嚴(yan) 格劃界或許是解放性的：社會(hui) 的健康不再綁定在對真理的探索上，更不會(hui) 綁在真理的發現上。

雖然風險在於(yu) 一種沒有任何意義(yi) 的真理政治。在一篇文章中，斯夏拉巴確認“實用主義(yi) 者的答案”真理不過是“持久的共識”，不多不少。在其他地方，他表達了對“列寧、托洛茨基、真理報主筆考而措夫（Koltzov）和科伯恩（Cockburn）和”的一致意見，真理就是能夠為(wei) 革命服務的任何東(dong) 西。雖然他允許它們(men) 在實際中可能是錯誤的，但它們(men) “在原則上是正確的：為(wei) 了人類的解放當然值得撒謊或謀殺，如果這些能被顯示（雖然我懷疑）是實現這個(ge) 目標的最好方式。”溫和地說，這樣的革命功利主義(yi) 與(yu) 拜瑞的私立和公立生活美德的倫(lun) 理學大相徑庭。在拜瑞看來，寧願作為(wei) 殉道者為(wei) 了真理而犧牲性命也比撒謊說利益可能到來更好些。

但是，這種將認識論簡化為(wei) 社會(hui) 正義(yi) 的假設代表了斯夏拉巴經過考慮的立場嗎？對此，我有些懷疑。在為(wei) 喬(qiao) 納森 • 海特（Jonathan Haidt）的著作寫(xie) 的書(shu) 評中，斯夏拉巴反對純粹工具性信仰觀如“上帝的意誌”或“聖經的不可出錯性”---無論我們(men) 是否希望它們(men) 為(wei) 真，無論他們(men) 是否導致更公平正義(yi) 的世界。為(wei) 什麽(me) ？他說，因為(wei) 它們(men) 是錯誤的，“我們(men) 不能接受這些幻覺，我們(men) 不能要求他人接受這些---即使這可能讓他們(men) 的行為(wei) 改善---當然我們(men) 必須生活在有其他想法的人中間，與(yu) 這些人達成妥協。”若用政治術語，這意味著必須“設計出推動並不依靠幻覺來保持穩定性和團結的方式。”總之，政治必須紮根於(yu) 真理，即使團結意味著一種反對“自上而下的計劃”的預設，因為(wei) “自上而下的任何東(dong) 西都不民主。”

當然，我們(men) 處在肯塔基州皇家港（或者拜瑞的小說中的背景，威廉港口）歡呼的距離，但是看到拜瑞和斯夏拉巴之間達成和解的可能性的最好地方是在1985年有關(guan) 這個(ge) 世紀中期的意大利作家尼古拉 • 恰羅蒙特（Nicola Chiaromonte）的隨筆。作為(wei) 痊愈的馬克思主義(yi) 者，恰羅蒙特對世界大戰之間的種種事件感到幻滅。他看到共產(chan) 主義(yi) 者宣揚的烏(wu) 托邦福音是虛假的，正如斯夏拉巴所說，因為(wei) “完美無缺是烏(wu) 托邦的前提，”這個(ge) 前提是“從(cong) 實證性上被法西斯主義(yi) 、斯大林主義(yi) 和機械化的全球戰爭(zheng) 證明是錯的。”恰羅蒙特對1968年的法國學生騷亂(luan) 的冷靜呼籲，這個(ge) 呼籲與(yu) 拜瑞的某些主題形成共鳴（勸告人們(men) “人人學會(hui) 首先管理自己和正確對待他人的生活”）。在引用了這個(ge) 呼籲之後，斯夏拉巴觀察到“這是讓人懷疑的聲音，但並非玩世不恭。20世紀的現實傷(shang) 害了恰羅蒙特，使其遁入形而上學，但沒有令其絕望，更少進入冷酷的沙文主義(yi) 。”就像加繆一樣，恰羅蒙特嚐試

從(cong) 藝術中延伸出對政治批評，並對這個(ge) 世界看似無法解釋的曆史進行一番解釋。這意味著不是將政治重新拉回藝術，而是一種為(wei) 政治投入藝術價(jia) 值觀的願望：思想的超脫、情感的真實和豐(feng) 富的想象力。那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激進工程。

說到另一個(ge) 從(cong) 前的馬克思主義(yi) 者德懷特 • 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斯夏拉巴曾經寫(xie) 到雖然麥克唐納“對政治感到絕望”，但他“仍然是典範的業(ye) 餘(yu) 愛好者”，因為(wei) 他“尋求用思想手藝人的嚴(yan) 格批評標準評價(jia) 我們(men) 的現實政治和文化---這個(ge) 標準既是深刻的保守性又有深刻的顛覆性。”這最後一個(ge) 術語涵蓋了一種可能性，即認定斯夏拉巴本人的觀點和拜瑞等人---這個(ge) 群體(ti) 包括作者本人，至少從(cong) 遙遠的理想目標看---的觀點之間最終不可調和的判斷似乎過於(yu) 武斷。最後，讓我惱火的不是他誤讀或者沒有能同情地理解拜瑞的著作，而是他錯過了將拜瑞看作是或可能是為(wei) 了共同工程的即便不是同誌至少可以成為(wei) 夥(huo) 伴的可能性。斯夏拉巴能在“受傷(shang) 進入”幻滅或流放的從(cong) 前的共產(chan) 主義(yi) 者身上清晰地看到這一點；他也應該在拜瑞身上看到這一點。

當然，拜瑞是基督徒，是保守派，但正因為(wei) 如此，他也是斯夏拉巴改善世界目標的某種朋友。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是，誰能找到那樣的朋友呢？考慮到當今政治協商的桌子已經被掀翻的狀況，人們(men) 盡一切辦法能抓到什麽(me) 就抓什麽(me) ，就更是如此了。如果拜瑞的藝術就像恰羅蒙特的藝術或麥克唐納的藝術，避免道德主義(yi) 將政治簡化為(wei) 個(ge) 人責任，相反，體(ti) 現了拒絕將本來在一起的東(dong) 西分開：真理和正義(yi) 、藝術和積極行動主義(yi) 、私生活和公共生活。這種拒絕在他們(men) 那個(ge) 時代是激進思想，在當今仍然是激進思想。

譯自：When Losing Is Likely by Brad East 
https://thepointmag.com/criticism/when-losing-is-likely/ 
 
作者簡介：
 
布拉德 • 伊斯特（），美國得克薩斯州西北部阿比林基督教大學副教授，在聖經學院講授神學。編著《羅伯特詹森的三位一體故事：聖經文集》(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9)，著有《聖經教義》，在《現代神學》、《國際係統神學雜誌》、《蘇格蘭神學雜誌》、《聖公會神學評論》、《基督教世紀》、《評論》、《公益》、《洛杉磯書評》等期刊發表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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