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shu) ·五行誌》體(ti) 例覆覈

作者：程蘇東(dong)

來源：《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簡介：程蘇東(dong) （1986-），男，江蘇東(dong) 台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長聘副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漢唐經學史、先秦兩(liang) 漢文學。

摘要：《漢書(shu) ·五行誌》旨在纂合董仲舒、京房、劉向、劉歆諸人的災異學著作，建立起一個(ge) 新的儒學災異論體(ti) 係，其中尤以向、歆父子所纂的兩(liang) 部《洪範五行傳(chuan) 論》最為(wei) 班固所倚重。不過，這兩(liang) 部《傳(chuan) 論》所據《洪範五行傳(chuan) 》版本存在重要差異，而向、歆父子對於(yu) 多種災異現象的定性亦複不同。《漢書(shu) ·五行誌》在纂合二書(shu) 時，以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作為(wei) 其陳述五行學理論的主要依據，而以劉歆《洪範五行傳(chuan) 論》作為(wei) 其災異事例分類的主要依據。這種編纂方式使得《漢書(shu) ·五行誌》的體(ti) 例頗顯混亂(luan) ，但通過對向、歆父子《洪範》五行學體(ti) 係之異同的分析，在此基礎上觀察班固如何在二者之間加以擇取，並融合董、京及時人異說，仍可梳理出《漢書(shu) ·五行誌》的基本體(ti) 例。

關(guan) 鍵詞：《漢書(shu) ·五行誌》；劉向；劉歆；班固

《漢書(shu) ·五行誌》以《洪範五行傳(chuan) 》為(wei) 框架，纂輯董仲舒、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劉向、穀永、李尋、劉歆等經師的災異說解，是西漢五行災異學說的總匯，也是我們(men) 了解西漢經學史與(yu) 思想史的一把鑰匙。此外，該誌保存了大量先秦至西漢的天文、地質、氣象、物候資料，為(wei) 自然科技史的研究也提供了豐(feng) 富的文獻依據。近年來，《漢書(shu) ·五行誌》的學術價(jia) 值越來越多地受到學者的關(guan) 注，出現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①]。但是，與(yu) 《漢書(shu) 》其它各誌相比，《五行誌》的研究在整體(ti) 上還比較薄弱，該誌中大量富有價(jia) 值的經傳(chuan) 說解仍未得到學界的充分利用，而導致這一情況的原因之一，就是《五行誌》自身複雜的體(ti) 例問題。劉知幾在《史通》中言：“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②]體(ti) 例的嚴(yan) 整與(yu) 否，是判斷一部史書(shu) 優(you) 劣的重要標準，而《漢書(shu) ·五行誌》在這方麵則頗給人混亂(luan) 之感，例如其征引諸家說解，或明示出處，或概言“一曰”，至於(yu) 災異效驗，則或言或否，妖祥事理，亦語默不一，甚至有同一災異事例前後重見者，故《史通》專(zhuan) 辟《漢書(shu) 五行誌錯誤》和《五行誌雜駁》兩(liang) 篇，譏其“抵牾者多”“蕪累尤甚”[③]。至清儒王鳴盛乃為(wei) 其厘定體(ti) 例[④]，他將誌文分為(wei) （一）“經曰”領起的《尚書(shu) ·洪範》文、（二）“傳(chuan) 曰”領起的伏生《洪範五行傳(chuan) 》、（三）“說曰”領起的歐陽、大小夏侯博士經說、（四）曆引《春秋》及漢事以證之的諸儒說解四個(ge) 部分，發凡起例，影響頗巨，王先謙、貝克（Beck）、王愛和等皆據以為(wei) 說[⑤]。然繆鳳林認為(wei) 此說“缺偽(wei) 尚多”[⑥]，乃更撰《漢書(shu) 五行誌凡例》，考定《五行誌》體(ti) 例凡七條，其所舉(ju) 《洪範五行傳(chuan) 》非必出自伏生、“說曰”所引非盡博士經說、“一曰”所引為(wei) 班固有意存諸家異說等觀點，皆涉及《五行誌》研究中的關(guan) 鍵問題，已成為(wei) 學者探討《五行誌》的基礎。近年來，黃啟書(shu) 、蘇德昌等圍繞對“說曰”部分的史料來源、《五行誌》的體(ti) 例來源等問題又提出了新的看法[⑦]，均值得注意。

應該說，經過二百年來學者的持續努力，《五行誌》的體(ti) 例已基本得以廓清，但據筆者管見，有關(guan) 該誌體(ti) 例與(yu) 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之關(guan) 係、“說曰”所引說解的性質、“一曰”所引說解的來源、災異事例的分類方法及其依據等問題，目前的討論仍有不同程度的偏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學者對於(yu) 《漢書(shu) ·五行誌》體(ti) 例的研究大多立足於(yu) 該誌文本內(nei) 部展開，而作為(wei) 一篇典型的“衍生型文本”[⑧]，這部誌書(shu) 並非班固自出機杼之作，其體(ti) 例設計之核心，乃在於(yu) 如何兼存董仲舒、夏侯勝、京房、劉向、劉歆諸人之異說，從(cong) 而構成一集大成的係統。隻是上述諸公災異學說的差異不僅(jin) 表現為(wei) 對具體(ti) 災異事例的說解角度有所不同，更在於(yu) 他們(men) 所依托的災異學理論已存在根本性差異，更具體(ti) 地說，就是董、京、向、歆諸人所撰災異學著作的自身體(ti) 例完全不同，這一根本性問題不僅(jin) 構成班固編纂《五行誌》時所麵臨(lin) 的最大難題，也成為(wei) 後人閱讀《五行誌》的最大障礙。換言之，若不明董、京、向、歆諸人災異學體(ti) 係之差異，以及班固對此諸說之取舍，實難以把握《五行誌》之體(ti) 例以及班固著史之用意，對誌文所載董、京、向、歆諸人災異學思想的總結也難免失之偏頗。

有鑒於(yu) 此，對於(yu) 《漢書(shu) ·五行誌》體(ti) 例的研究不應局限於(yu) 誌文本身，而應首先盡量考知董、京、向、歆所撰災異學著作之原貌，在此基礎上再討論班固如何對這些著作加以整合。在上舉(ju) 諸說中，董、京、歆三人之論著有少量佚文存世，劉向《傳(chuan) 論》的佚文更是頗賴《續漢書(shu) ·五行誌》《魏書(shu) ·靈征誌》《南齊書(shu) ·五行誌》《隋書(shu) ·五行誌》《開元占經》等中古文獻而獲存，通過對這些佚文的勾稽[⑨]，不僅(jin) 《漢書(shu) ·五行誌》的體(ti) 例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廓清，誌文內(nei) 部的違戾、“失控”之處也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可以成為(wei) 我們(men) 略窺班誌具體(ti) 撰述過程的管徑。以下即略述筆者所考《漢書(shu) ·五行誌》（下文簡稱《五行誌》）體(ti) 例凡八條，謹就教於(yu) 方家。

（一）《漢書(shu) •五行誌》自敘論而下，包括經、傳(chuan) 、說、例四個(ge) 層次。第一層次為(wei) “經曰”引起之《洪範》經文；第二層次為(wei) “傳(chuan) 曰”引起之《洪範五行傳(chuan) 》；第三層次為(wei) 《傳(chuan) 》文之說解，係據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增刪而成，間有以《京房易傳(chuan) 》相關(guan) 論說附從(cong) 者，時以“說曰”引起，時則無；第四層次為(wei) 先秦至西漢之災異事例，並附董仲舒、夏侯勝、眭孟、京房、劉向、劉歆、李尋等諸家之說解，多存異說。

《五行誌》自篇首“《易》曰”至“以傅《春秋》，著於(yu) 篇”為(wei) 敘論，總論《五行誌》之宗旨與(yu) 基本體(ti) 例，其後自“經曰”以下分為(wei) 經、傳(chuan) 、說、例四個(ge) 層次。“經曰”共兩(liang) 節，其一為(wei) 《洪範》“五行”部分，統攝其下《五行傳(chuan) 》五行失性之文；其二則綴合《洪範》“五事”與(yu) “庶征”部分的休、咎二征而成，下列《五行傳(chuan) 》五事有失之文；至“皇之不極”部分則未引經文，徑列《傳(chuan) 》文。

值得注意的是，《五行誌》雖然呈現出以“傳(chuan) ”解“經”的形式，但細繹傳(chuan) 文，可知其與(yu) 經文之關(guan) 係實較疏離。以五行部分而言，經文之序為(wei) 水、火、木、金、土，但傳(chuan) 文之序卻是木、火、土、金、水[⑩]；在五事部分，傳(chuan) 文所涉除五事、庶征二疇以外，還有第九疇的“六極”部分，但傳(chuan) 文“六極”之序亦與(yu) 經文不同；至於(yu) “皇極”部分，則傳(chuan) 文除截取“皇極”二字以外，與(yu) 經文所論實毫無關(guan) 聯，故《五行誌》在這一部分亦不引“經曰”；如果再考慮到《五行傳(chuan) 》還有大段涉及祈禳之術的內(nei) 容與(yu) 經文全無關(guan) 聯，亦未被《五行誌》所取，則可以確知，《五行傳(chuan) 》本非解經、訓詁之傳(chuan) ，而是采擷經文字句，並援引其它知識，建立起一套新的思想體(ti) 係，與(yu) 《韓詩外傳(chuan) 》《京氏易傳(chuan) 》等同屬“外傳(chuan) ”之學。從(cong) 體(ti) 例上說，《傳(chuan) 》文本身必不先引“經曰”，以“傳(chuan) 曰”附於(yu) “經曰”之下的體(ti) 例當為(wei) 班固所立，其目的則在於(yu) “以經馭傳(chuan) ”，強化《五行誌》的經學色彩。關(guan) 於(yu) 這一點，筆者另有專(zhuan) 文論述，此不贅言。

至於(yu) “傳(chuan) 曰”與(yu) “說曰”的關(guan) 係則不同。以“木不曲直”部分為(wei) 例，“說曰”先總釋木行方位、卦象及“木性”[11]，其後“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xing) 繇役以奪民時，作為(wei) 奸詐以傷(shang) 民財”數句，與(yu) 傳(chuan) 文“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nong) 時，及有奸謀”逐字對應，可知“說曰”主旨全在闡釋《傳(chuan) 》文，與(yu) 經文之關(guan) 係則甚為(wei) 疏略，王鳴盛以“說曰”為(wei) 博士經說的看法顯然是難以成立的。

不過，《五行誌》說解部分的體(ti) 例並不統一，自“言之不從(cong) ”以下，“傳(chuan) 曰”之下再無“說曰”作為(wei) 引語，但“傳(chuan) 曰”之下的一段文字仍旨在對其所言咎由、災異進行解釋，與(yu) 前文“說曰”所引者性質完全相同，故仍以一例視之。

有關(guan) 說解部分的具體(ti) 出處，筆者在《流動的文本：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佚文考辨》一文中已有專(zhuan) 門討論。簡言之，通過與(yu) 劉向《傳(chuan) 論》佚文的比勘，可知這些說解大多取自劉向《傳(chuan) 論》，但班固亦不乏改筆之處，如以四正卦說解釋恒雨、恒陽、恒奧、恒寒之罰、以《說卦》係統解釋“六禍”之生成等，均非劉向《傳(chuan) 論》之言。此外，在“水不潤下”“視之不明”“聽之不聰”部分，說解還援引《京房易傳(chuan) 》，隻是後者自成體(ti) 係，本非解釋《五行傳(chuan) 》之文，當是班固為(wei) 顯示《五行誌》作為(wei) 儒學災異論的集大成之作而刻意加以勾連者。

（二）西漢所傳(ch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版本有二，其一為(wei) 許商、劉向所據通行本，其二為(wei) 劉歆所據別本。《漢書(shu) •五行誌》於(yu) “傳(chuan) 曰”部分僅(jin) 錄許商、劉向所據本傳(chuan) 文，而於(yu) 說解部分兼錄劉歆所據本之異文。明此二本之異同，乃窺《五行誌》體(ti) 例之關(guan) 鍵。

班固在交代許商、劉向、劉歆三家《五行傳(chuan) 》之說不同時指出：

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chuan) 》，以傳(chuan) 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chuan) 與(yu) 劉向同，唯劉歆傳(chuan) 獨異。[12]

此言看似指夏侯始昌所傳(chuan) 師學與(yu) 劉向《傳(chuan) 論》說解相同，唯劉歆《傳(chuan) 論》與(yu) 諸家相異[13]，但通讀全誌可知，此處“唯劉歆傳(chuan) 獨異”並非指劉歆《傳(chuan) 論》之說解與(yu) 許、劉相異，而是指其所據《洪範五行傳(chuan) 》版本與(yu) 許、向不同。《漢書(shu) ·五行誌》“傳(chuan) 曰”部分僅(jin) 錄許、向所據本傳(chuan) 文，在說解部分乃以“劉歆×傳(chuan) 曰”引起歆所據本之異文及其說解，如“貌之不恭”節：

劉歆“貌”《傳(chuan) 》曰有鱗蟲之孽，羊禍，鼻痾。說以為(wei) 於(yu) 天文東(dong) 方辰為(wei) 龍星，故為(wei) 鱗蟲；於(yu) 《易》《兌(dui) 》為(wei) 羊，木為(wei) 金所病，故致羊禍，與(yu) 常雨同應。[14]

許商、劉向所據本與(yu) 劉歆所據本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五事、皇極部分的孽、禍與(yu) 屙：

自夏侯始昌以《五行傳(chuan) 》傳(chuan) 於(yu) 族子夏侯勝，複經周堪而傳(chuan) 至許商，後者乃撰《五行傳(chuan) 記》，將師說著於(yu) 竹帛。這一師學譜係清晰可靠，故許商所據本《五行傳(chuan) 》來源也是比較清楚的[15]。至於(yu) 劉向所據本，《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載其於(yu) 校書(shu) 時獲見《洪範五行傳(chuan) 》，故據以編撰《洪範五行傳(chuan) 論》，可知其所據本即中秘藏本，或即為(wei) 夏侯勝所獻者，故與(yu) 許商本相合。《續漢書(shu) ·五行誌》劉昭注大量抄錄了鄭玄《洪範五行傳(chuan) 》的注文，從(cong) 其“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龜蟲之生於(yu) 水而遊於(yu) 春者，屬木”等注文可知[16]，鄭玄所據本《五行傳(chuan) 》亦與(yu) 許商、劉向所據本相同，故此本當為(wei) 兩(liang) 漢通行本。至於(yu) 劉歆所據本，在劉歆之前從(cong) 未見稱引，故未知其所出，或係其據《月令》等文獻改定之本，尚難具知。

我們(men) 知道，《五行誌》的基本結構是由《五行傳(chuan) 》中五行失性、五事之失和皇之不極所導致的各種災異支撐起來的，向、歆父子所據《五行傳(chuan) 》的版本既然不同，其《洪範》五行學體(ti) 係自然存在極大差異，加之向、歆父子對於(yu) 部分災異的咎由、效驗、禳除等方麵亦存異說，故向、歆父子所撰雖同為(wei) 《洪範五行傳(chuan) 論》，但其結構、立意實大相徑庭。班固欲將二者整合為(wei) 一個(ge) 體(ti) 係，其難度可想而知。後世所稱《五行傳(chuan) 》體(ti) 例之弊，蓋亦多本於(yu) 此。

（三）《漢書(shu) ·五行誌》所錄災異事例，皆據《洪範五行傳(chuan) 》所言災異條目分類編排，雖董仲舒、眭孟、京房等據別家理論所說災異，亦歸入《五行傳(chuan) 》災異條目之下。

西漢儒學災異論發達而多元，董仲舒推陰陽而說《春秋》災異，眭孟據陰陽推漢世災異，京房亦據《周易》而建立起一整套災異學說，這些理論皆各成體(ti) 係，方枘圓鑿，本難以貫通，但班固在編纂此誌時不以《災異誌》為(wei) 名，而稱《五行誌》，且在載錄災異事例時放棄最便捷的編年體(ti) ，不避繁難地遵從(cong) 《洪範五行傳(chuan) 》所言災異條目，這些都顯示出班固撰誌之用意，絕不僅(jin) 止於(yu) 著錄災異事例，而是如其敘論所言，要“㩜仲舒，別向、歆，傳(chuan) 載眭孟、夏侯勝、京房、穀永、李尋之徒”[17]，從(cong) 而在理論層麵將西漢駁雜的儒學災異論整合為(wei) 一集大成的新係統。在這一宗旨指導下，班固乃將董、眭、京諸家原有的災異學體(ti) 係完全打破，僅(jin) 在“水不潤下”等三處說解部分援引《京房易傳(chuan) 》之災異理論，而將其它可擇取者依《五行傳(chuan) 》體(ti) 係散入各災異事例的說解之中，如眭孟之說分別見於(yu) “言之不從(cong) —白祥”條孝昭元鳳三年“大石自立”事和“視之不明—草妖”條昭帝時“大柳樹斷”事下，而董仲舒、京房之說更是大量附見於(yu) 各種災異事例的說解之中，不必贅舉(ju) 。

（四）《漢書(shu) ·五行誌》載錄災異事例，多據劉向、劉歆之說為(wei) 其分類，至向、歆父子存異說者，則取劉歆分類法為(wei) 據，故所錄事例與(yu) “傳(chuan) 曰”所言災異條目頗多扞格。

根據《五行傳(chuan) 》，《五行誌》將所有災異分為(wei) 五行之失、五事之失與(yu) 皇之不極等十一大類，在五事、皇極類又分出罰、極、妖、孽、禍、痾、眚、祥、沴等不同條目，《五行誌》載錄災異事例，就是按照這些條目分類編排，而其分類之準則，自然值得注意。由於(yu) 誌中所載災異以出於(yu) 《春秋》者為(wei) 大宗，而夏侯始昌所傳(chuan) 師法似乎並未對《春秋》災異作係統的分類和說解，因此，誌文在分類上主要依據劉向、劉歆父子的兩(liang) 部《洪範五行傳(chuan) 論》。具體(ti) 來說，可分為(wei) 四種情況：

第一，劉向、劉歆分類相同，則《五行誌》從(cong) 二人分類，此不必說。

第二，僅(jin) 存劉向或劉歆某一人分類，則各從(cong) 其說。例如“晦”，劉向據《穀梁傳(chuan) 》以“晦”為(wei) 晝暝，故定為(wei) “思心之不䜭—脂夜之妖”，劉歆據《左傳(chuan) 》而以“晦”為(wei) 史官記晦日之例，並非災異，故無說，而班固從(cong) 向說而將其歸入“脂夜之妖”條下。又如魚異，劉向定為(wei) “聽之不聰—魚孽”，蛇異，劉向定為(wei) “皇之不極—龍蛇之孽”，劉歆所據本既無魚孽、龍蛇之孽的條目，他對於(yu) 魚異、蛇異也未舉(ju) 出事例，故班固從(cong) 向說。至於(yu) 如雞異，劉向定為(wei) “貌之不恭—雞禍”[18]，鼠異，劉向定為(wei) “貌之不恭—青祥”，“宋有生女子赤而毛”[19]，劉向定為(wei) “視之不明—赤眚”，劉歆所據本中雖然也有雞禍、青祥、赤眚等條目，但至少從(cong) 《五行誌》來看，其並未舉(ju) 出具體(ti) 事例，故班固載錄這些事例時也依據向說。這種情況有一個(ge) 特例需要說明，即自文公十一年“敗狄於(yu) 鹹”以下的11件人異。關(guan) 於(yu) 文公年間的長人之異，劉向以為(wei) 屬“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屙”[20]，而說解中班固稱“劉歆以為(wei) 人變屬黃祥”，似乎劉歆對此事亦有說解，但細讀此事，可知長狄兄弟“身橫九畮”之異事僅(jin) 見於(yu) 公、穀二傳(chuan) ，不見於(yu) 《春秋》經文和《左傳(chuan) 》，故劉歆據《春秋》《左傳(chuan) 》說災異，對此事恐怕並無說解，其“人變屬黃祥”之語當係《傳(chuan) 論》理論部分解釋“黃祥”之語，非專(zhuan) 為(wei) 此事而作，故班固仍據向說，將人異皆歸入“皇之不極”。

第三，劉向、劉歆皆未言及，則自為(wei) 分類。在貌不恭、言不從(cong) 、詩妖、金沴木等條目下，向、歆父子似乎均未舉(ju) 出事例，故班固乃據《傳(chuan) 》文自行確定分類。這些分類大多合理可從(cong) ，唯“聽之不聰—魚孽”條有“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yu) 蝦蟇群鬥”一事[21]，此事未見向、歆說解，此分類當為(wei) 班固所定，但將蛙與(yu) 蛤蟆定為(wei) “魚孽”，似顯牽強，若據其色歸入青祥，或據其類屬歸入蠃蟲之孽，似更為(wei) 合理。

第四，劉向、劉歆存在異說，則皆從(cong) 劉歆分類法。向、歆父子所據《五行傳(chuan) 》版本有所不同，二者對於(yu) 災異的定性又常常存在差異，例如莊公二十四年“大水”[22]，劉向定為(wei) “貌之不恭—恒雨之罰”，故其分析乃此入手，認為(wei) “夫不敬其君，不從(cong) 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23]，又認為(wei) “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陰氣稸積盛強，生水雨之災也。”[24]莊公不能禁哀薑之淫，故為(wei) 大臣所賤，致陰氣勝，乃連續發生洪災。至於(yu) 劉歆，則認為(wei) “大水”屬於(yu) “水不潤下”，根據《五行傳(chuan) 》，“簡宗廟”則水不潤下，[25]故莊公水災是由其過飾宗廟以誇夫人所致，與(yu) 君臣關(guan) 係並無關(guan) 聯。

可見，不同的災異定性導致不同的災異說解，而這些定性的基本表現形式，就是在編排災異事例時將其歸於(yu) 何種條目之下。劉向認為(wei) “大水”屬“恒雨”，則其《傳(chuan) 論》自然將此事編於(yu) “五事—貌之不恭—恒雨之罰”條下，而劉歆認為(wei) 其屬“水不潤下”，則其《傳(chuan) 論》自然將其編於(yu) “五行—水不潤下—簡宗廟”條下。一事而在向、歆書(shu) 中所處的位置完全不同，若分別觀之，自各有條理，而一旦要將此二書(shu) 纂為(wei) 一體(ti) ，則必然麵臨(lin) 如何協調二書(shu) 結構的問題。

從(cong) 《五行誌》來看，雖然班固在《五行傳(chuan) 》版本、說解的選擇方麵以劉向《傳(chuan) 論》為(wei) 主，但在災異事例的分類上，卻多據劉歆之說。相關(guan) 事例可參下表：

上表所列為(wei) 向、歆父子針對同類災異作出的不同定性，其中例11、15是由於(yu) 二人所據《洪範五行傳(chuan) 》版本不同，故雖然均定為(wei) 介蟲之孽、蠃蟲之孽，但歸咎於(yu) 不同的“五事”，其它各項則都是因為(wei) 定性角度不同而產(chan) 生分歧，如例2“石言”，劉向據其色而定為(wei) 白祥，劉歆則以金屬礦物多藏於(yu) 石，金、石同類，故列為(wei) 金不從(cong) 革。又如例13蝝災，劉向以蝝是“螟”之幼蟲，故定為(wei) 蠃蟲之孽；而劉歆則據其色而定為(wei) 黑眚。班固在麵對上述16種異說時，均取劉歆說為(wei) 據，而以董仲舒、劉向諸人之說相附從(cong) ，例如“大水”條，《五行誌》共載例11事，均編於(yu) “水不潤下”之下，而“貌之不恭—恒雨罰”之下則僅(jin) 有劉歆認為(wei) 屬災異而劉向認為(wei) 並非災異的“大雨”，再無“大水”之例。

班固於(yu) 《五行誌》“傳(chuan) 曰”部分抄錄劉向本《傳(chuan) 》文，至於(yu) 其下災異事例的編次，則頗取劉歆《傳(chuan) 論》為(wei) 據，這一體(ti) 例設計背後自然有其特定的考量，本無可厚非，但若僅(jin) 就史誌編纂的角度來說，理論部分與(yu) 事例部分所主學說不同，這必然導致《五行誌》糟糕的閱讀體(ti) 驗。同時，由於(yu) 誌文的理論部分以劉向《傳(chuan) 論》為(wei) 主，這很容易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即《五行誌》的基本體(ti) 例來自劉向《傳(chuan) 論》，進而根據《五行誌》的編次方式對劉向《傳(chuan) 論》進行評價(jia) ，而我們(men) 了解《五行誌》的編纂體(ti) 例後，就可以知道，《五行誌》的體(ti) 例對於(yu) 劉向《傳(chuan) 論》的原有體(ti) 係實造成極大的破壞，具體(ti) 而言有四點可述：

第一，對某類災異的理論分析與(yu) 其事例前後懸隔。按劉向《傳(chuan) 論》的原有體(ti) 例，所有的災異事例均處於(yu) 某一類目之下，而他對於(yu) 每類災異的形成都有一個(ge) 整體(ti) 的理論分析，或見於(yu) 對《傳(chuan) 》的說解之中，例如前引“夫不敬其君，不從(cong) 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或見於(yu) 具體(ti) 的條目之上，例如“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陰氣稸積盛強，生水雨之災也。”隻要看某次災異被係於(yu) 哪個(ge) 條目之下，就可以大致了解其咎由，其係統性非常清晰。但是，在《五行誌》中，劉向對某類災異的理論分析與(yu) 其所舉(ju) 事例常常被拆分入不同的災異條目之中。仍以“大水”事為(wei) 例，劉向對於(yu) 這類災異的理論說解見於(yu) “貌之不恭—恒雨罰”，而其事例則遵從(cong) 劉歆之說而被編於(yu) “水不潤下”部分，二者懸遠而不能呼應。陳侃理曾據《漢書(shu) ·五行誌》認為(wei) “劉向解釋五行與(yu) 五事之災異多有重合，同一種災異有時被分別安排入兩(liang) 個(ge) 不同的類別”“（劉向）常常不按傳(chuan) 文設定的人事與(yu) 災異關(guan) 係解說災異行事”，所舉(ju) 例據正為(wei) “大水”[26]，足見《五行誌》對劉向《傳(chuan) 論》體(ti) 係的破碎確實影響了學者對於(yu) 劉向《洪範》五行學體(ti) 係的認知。

第二，同類災異散見於(yu) 各處，不成體(ti) 係。劉向《傳(chuan) 論》的基本體(ti) 例是“比類相從(cong) ，各有條目”，通過同類事例的排比，自然顯出其背後的整體(ti) 咎由。但經過班固的處理後，原先前後連綴的事例往往進入了不同的災異條目中。以“恒雨”為(wei) 例，在劉向《傳(chuan) 論》中，該罰係君權暗弱，臣下輕暴所致，與(yu) 西漢元成時期的政治現狀十分接近，故深為(wei) 劉向所重，《春秋》中木冰、大水、大雨雪、未當雨雪而雨雪、大雨雹、隕霜殺菽等災異均被其納入“恒雨”條，篇幅之巨，令人矚目。但在《五行誌》中，根據劉歆分類法，木冰被列入“貌之不恭”，“大水”被列入“水不潤下”，雨雪、大雨雹、隕霜殺菽被列入“聽之不聰—恒寒”，相互之間缺少呼應，原有的體(ti) 係也就此湮沒。

第三，個(ge) 別災異孤懸一處，不倫(lun) 不類。如果《五行誌》所錄事例均兼見向、歆之異說，則其分類時以歆說為(wei) 據，而以向說附從(cong) ，似乎也還無可非議，但事實上，《五行誌》中有不少事例隻有劉向或者董仲舒等某一人的說解，並無劉歆說解，在這種情況下，其編次就會(hui) 顯得頗為(wei) 突兀。例如“視之不明”部分景帝三年“有白頸烏(wu) 與(yu) 黑烏(wu) 群鬥楚國呂縣”事，《五行誌》載“劉向以為(wei) 近白黑祥也”[27]，但“視之不明”所致者應為(wei) 赤祥，此異既屬“白黑祥”，則自應置於(yu) “言之不從(cong) —白祥”條或“聽之不聰—黑祥”條，班固此處仍據劉歆體(ti) 係，以鳥異均列入“視之不明—羽蟲之孽”條，這無疑會(hui) 令不了解《五行誌》體(ti) 例的讀者感到困惑。

第四，劉向《傳(chuan) 論》中還有一些災異，如狼異、天雨土、地陷、地生毛、天裂、日抱珥重光、日黑、日傍有氣、日月並出等，不見於(yu) 《五行傳(chuan) 》本文，應是劉向對《五行傳(chuan) 》災異體(ti) 係的擴充與(yu) 細化，但這些似乎未被劉歆《傳(chuan) 論》采納，而班固《五行誌》既取劉歆災異分類法為(wei) 基礎，故劉向所增補的這些災異類目自然也就不見於(yu) 《五行誌》了。

總之，班誌旨在“別向、歆”，故將二人說解並列於(yu) 同一事例之下，但其實向、歆之“別”的根本並不在那些具體(ti) 的災異說解，而在於(yu) 二者《洪範》五行學整體(ti) 結構之差異，故班固以打破劉向體(ti) 係的方式“別向、歆”，反而湮滅了二人之間的根本差別，《五行誌》的這一體(ti) 例設計似有南轅北轍之憾。

（五）《漢書(shu) ·五行誌》編次事例，於(yu) 各災異條目下均以時間為(wei) 序，然若某條目又可分為(wei) 若幹子目，則先據子目再次分類，複以時間為(wei) 序。

王先謙較早注意到《五行誌》編纂災異事例的次序問題，其於(yu) “五事”“皇極”諸災異事例之後皆一一注明“以上貌不恭”“以上恒雨”等[28]，提示《五行誌》“比類相從(cong) ”之體(ti) 例，同時，王先謙還注意到，班固在某些災異條目中還根據其具體(ti) 形態分為(wei) 若幹子目，例如“聽之不聰—恒寒”條，王先謙在陽朔四年“雨雪，燕雀死”事下注“以上雪”，在元帝永光元年“隕霜殺桑”事下注“以上霜”，在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事下注“以上雹，總曰恒寒”[29]，顯示《五行誌》於(yu) “恒寒”條中首先分出雨雪、隕霜和雨雹三個(ge) 子目，而在各個(ge) 子目內(nei) 再按照時間先後順序進行排列。應該說，這一觀察是非常準確的。

不過，王氏對於(yu) 這一體(ti) 例的把握尚不夠完整。事實上，將某些災異條目細分為(wei) 若幹子目，再於(yu) 各子目內(nei) 按時間排序的體(ti) 例不僅(jin) 見於(yu) 恒寒之罰，還見於(yu) 以下七個(ge) 條目中：

1.“言之不從(cong) —恒陽”條。劉向將《春秋》大旱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是“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一是“不傷(shang) 二穀，謂之不雨”[30]。《五行誌》循此將《春秋》旱災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子目：自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至定公十年“九月，大雩”為(wei) 夏伏旱；自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至文公十三年“自正月不雨”為(wei) 冬春旱。我們(men) 知道，“大旱”“大雩”和“不雨”雖均為(wei) 旱災，但在《春秋》學體(ti) 係內(nei) 具有不同的性質，前者屬“災”，後者屬“異”，而在《洪範》五行學體(ti) 係內(nei) ，二者均屬“恒陽”，本已無別，但《五行誌》仍將其分別編次，可見其雖以《洪範五行傳(chuan) 》為(wei) 框架，但仍充分注意到《春秋》災異學的內(nei) 在體(ti) 係。自惠帝五年“夏，大旱”以下為(wei) 漢人所載旱災，已無《春秋》義(yi) 例，故不再區分子目。

2.“言之不從(cong) —白祥”條。《五行誌》分為(wei) 石異和“天雨白物”兩(liang) 個(ge) 子目，故“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事置於(yu) 孝昭元鳳三年泰山“大石自立”事之後。

3.“視之不明—草妖”條。分為(wei) “隕霜不殺草”、草木異生和天雨草三個(ge) 子目，故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事置於(yu) 《書(shu) 序》“伊涉相太戊”事之前，而元帝永光二年“天雨草”事置於(yu)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事之後。

4.“聽之不聰—鼓妖”條。分為(wei) 異響和雷異兩(liang) 個(ge) 子目，前者所舉(ju) 《左傳(chuan) 》“柩有聲如牛”和哀帝建平二年“有大聲如鍾鳴”事均為(wei) 聲源不明者，後者所舉(ju) 秦二世元年“天無雲(yun) 而雷”事則是知其聲源而不知其成因，故兩(liang) 個(ge) 子目分別編年，後者事雖在哀帝之前，但仍居“鼓妖”之末。王先謙認為(wei) “此條應在《左傳(chuan) 》後，哀帝前，蓋誤倒”[31]，實為(wei) 未明《五行誌》體(ti) 例所致。

5.“思心之不䜭—金木水火沴土”條。以哀公三年地震為(wei) 界，分為(wei) 地震、山崩兩(liang) 個(ge) 子目，各依時間排序。

6.“皇之不極—龍蛇之孽”條。以惠帝二年“有兩(liang) 龍見於(yu) 蘭(lan) 陵”為(wei) 界，分為(wei) 龍異、蛇異兩(liang) 個(ge) 子目，各依時間排序。

7.“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屙”條。共分六個(ge) 子目：文公十一年“敗狄於(yu) 鹹”與(yu)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為(wei) 長人、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wei) 丈夫”及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wei) 女子”為(wei) 變性、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方與(yu) 女子田無嗇生子”及平帝元始元年“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為(wei) 複生、同年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er) ”為(wei) 怪胎、景帝二年“膠東(dong) 下密人年七十餘(yu) ”為(wei) 人生角、成帝建始三年“京師相驚”以下三事為(wei) 民驚走。這部分子目雖然複雜，但各依時間為(wei) 序，前後相次，可見此例之嚴(yan) 。

（六）《漢書(shu) ·五行誌》載錄災異事例及說解，亦有不具出處者，或錄自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而未予注明，或為(wei) 班氏自撰。

雖然班固在敘論中稱其體(ti) 例為(wei) “㩜仲舒，別向、歆，傳(chuan) 載眭孟、夏侯勝、京房、穀永、李尋之徒”[32]，但事實上，《五行誌》中頗有不具出處的災異事例，如：

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nei) 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眾(zhong) 之應。[33]

這裏先引《春秋》災異，然後直接進入對其事的解釋，不言出處，這一方麵使得全誌體(ti) 例不夠統一，另一方麵也使得這些經解因出處不明而難以被研究者使用。不過，若將散見於(yu) 他書(shu) 的劉向《傳(chuan) 論》佚文與(yu) 《五行誌》比對，會(hui) 發現這些未具出處者中，有部分應係錄自向書(shu) ，隻是班固未加說明，以下略舉(ju) 數例：

《法苑珠林》《開元占經》均編於(yu) 唐初，其時劉向《傳(chuan) 論》尚未亡佚，故可據以抄錄，特別是《開元占經》，所錄《傳(chuan) 論》佚文不見於(yu) 《五行誌》者凡數十條，更可證其所錄事例非抄自《五行誌》，而是直接錄自劉向《傳(chuan) 論》。《太平禦覽》雖作於(yu) 宋初，然其所錄多本自漢唐故籍，故其引文亦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從(cong) 上述四例來看，《五行誌》所錄災異中未具出處者，確有出自劉向《傳(chuan) 論》而班固未言者，而循此思路再看《五行誌》中其它未具出處的事例，我們(men) 發現這種情況恐不在少數。例如：

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wei) 王。兄弟並強，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犬守禦，角兵象，在前而上向者也。犬不當主角，猶諸侯不當舉(ju) 兵向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dong) 三國應之，舉(ju) 兵至齊。齊王猶與(yu) 城守，三國圍之。會(hui) 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yu) 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yu) 梁，誅四王於(yu) 齊。[43]

此條不具出處，然可推知其出於(yu) 劉向《傳(chuan) 論》者，其一，關(guan) 於(yu) 動物生角，又見於(yu) 馬禍：“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yu) 吳，……劉向以為(wei) 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ju) 兵向上也”[44]，與(yu) 此“犬不當主角，猶諸侯不當舉(ju) 兵向京師也”正相合。其二，以角為(wei) 兵象，又見於(yu) 《隋書(shu) •五行誌》所引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45]其所言者，老婦生角也。其三，關(guan) 於(yu) “天狗下梁”之事，又見於(yu) 《太平禦覽》所引之劉向《傳(chuan) 論》：“七國之兵戰於(yu) 梁地，故天狗先降梁壘，見以其象也。狗者，守禦之類也，所降以惑守禦也。”[46]總此三點，文帝後五年齊雍門外狗生角之事很可能錄自劉向《傳(chuan) 論》。

當然，《五行誌》中也有不少未具出處的事例發生在劉向身後，而從(cong) 其對事例的分析來看，似乎也非出自劉歆，此恐為(wei) 班固所作，例如“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事[47]，其所述之事在平帝時期，自非向所得見，而其以王莽篡漢為(wei) 咎由，顯然也不會(hui) 出自劉歆，且該事最終述及王莽“卒夷滅”，亦在劉歆身後，故此事似為(wei) 班固仿照向、歆父子分析災異的思路而自撰之文。

（七）《漢書(shu) ·五行誌》以“一曰”“或曰”載錄時人異說，或係照錄自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或係班固自撰。

《五行誌》多有以“一曰”“或曰”引起之說解，其具體(ti) 出處為(wei) 何，令人頗費思量。不過，結合他書(shu) 所引劉向《傳(chuan) 論》，我們(men) 發現，這些異說有部分應為(wei) 劉向《傳(chuan) 論》所引，而為(wei) 班固照錄者。

首先，根據《傳(chuan) 論》佚文，可知劉向確有以“一曰”引用他說之例：

《洪範五行傳(chuan) 》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為(wei) 寒暑。若南失節，晷過而長，則為(wei) 寒，退而晷短則為(wei) 燠。人君急則晷進疾而寒，舒則晷退遲而燠，故曰急，恒燠若。一曰，晷長為(wei) 潦，晷短為(wei) 旱。奢者為(wei) 扶。扶者，邪臣進，正臣踈，君子不足，奸人有餘(yu) 。（《開元占經》）[48]

“聽”《傳(chuan) 》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yu) 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南齊書(shu) •五行誌》）[49]

進一步，我們(men) 比照《五行誌》中的“一曰”“或曰”，發現有些確實可以通過與(yu) 《傳(chuan) 論》佚文的比對而知其出於(yu) 劉向，例如：

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向以為(wei) 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qiao) 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wei) “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shang) 目而敗。屬常雨也。[50]

《隋書(shu) •五行誌》亦引此事：

《洪範五行傳(chuan) 》曰：陰之盛而凝滯也。木者少陽，貴臣象也。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襲之。木冰一名介。介者兵之象也。[51]

據《隋書(shu) ·五行誌》，則《漢書(shu) ·五行誌》中“或曰”所雲(yun) “木冰”為(wei) “介”之事實見於(yu) 劉向《傳(chuan) 論》。

又，這段材料在《五行誌》中被置於(yu) “五行—木不曲直”部分，其依據是“劉歆以為(wei)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wei) 之冰，氛氣寒，木不曲直也”[52]，將咎由歸於(yu) 陰陽之氣不能互通。但從(cong) 劉向的分析來看，他認為(wei) 咎由之關(guan) 鍵是“陰之盛”，是貴臣將有害於(yu) 君上，故以叔孫喬(qiao) 如亂(luan) 上及公子偃之事為(wei) 應，而這與(yu) 劉向關(guan) 於(yu) “恒雨”的災異分析是一致的：“夫不敬其君，不從(cong) 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53]因此，本節之末的“屬常雨也”顯然正是劉向對“雨，木冰”事件的定性。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五行誌》自“劉向以為(wei) ”至“屬常雨也”皆為(wei) 劉向《傳(chuan) 論》之文，其“一曰”“或曰”皆劉向引文，而為(wei) 班固所襲。

又如：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wei) 皆馬禍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yu) 始皇，果呂不韋子。[54]

《開元占經》亦引此事：

《洪範五行傳(chuan) 》曰：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後始皇蓋呂不韋子也。[55]

此處《占經》所引“占曰”雲(yun) 雲(yun) ，正與(yu) 《五行誌》中“一曰”雲(yun) 雲(yun) 相合，可知“一曰”亦當為(wei) 班固錄自向書(shu) 。

當然，在《五行誌》中，也有很多“一曰”所涉史事在劉向身後，可知必非出自劉向，應為(wei) 班固所自引，例如：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穀有䳒焚其巢。……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雲(yun) 。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wei) 女子，嫁為(wei) 人婦，生一子。……一曰，嫁為(wei) 人婦生一子，將複一世乃絕。[56]

這些當是班固所錄當時異說，不明出自何人，故徑以“一曰”引起。

此外，有的“一曰”所引雖未必在劉向身後，但似為(wei) 漢世流行之經說，故亦可能為(wei) 班固自引者，例如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事的說解部分出現了兩(liang) 個(ge) “一曰”[57]，其編排次序值得注意，第一個(ge) “一曰”在“劉向以為(wei) ”和“董仲舒以為(wei) ”之間，第二個(ge) “一曰”在“董仲舒以為(wei) ”之後。依照《五行誌》的體(ti) 例，其征引諸說一般先引具名者，如董、向、歆等，再引不具名者，以“一曰”領起，但是這裏第一個(ge) “一曰”被置於(yu) 兩(liang) 個(ge) 具名者之間，稍顯不次，而筆者認為(wei)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這個(ge) “一曰”乃劉向《傳(chuan) 論》所引，故班固抄錄向說，一並存此異說。至於(yu) 第二個(ge) “一曰”，既然已經與(yu) “劉向以為(wei) ”之間隔了董仲舒之說，則顯然不應是劉向《傳(chuan) 論》所錄，而比較這個(ge) “一曰”，我們(men) 發現它與(yu) 何休《解詁》十分接近：

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強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58]

關(guan) 於(yu) 宣宮之災，劉向、董仲舒皆以為(wei) 應在成公，第一個(ge) “一曰”以為(wei) 應在三家，唯第二個(ge) “一曰”以為(wei) 應在宣公本人，而何休《解詁》以為(wei) 應在宣公篡立、成公結怨強齊，顯然是融會(hui) 了董仲舒和第二個(ge) “一曰”兩(liang) 說，可知第二個(ge) “一曰”所引之說在漢代頗有流傳(chuan) ，故先後為(wei) 班固《五行誌》與(yu) 何休《解詁》所引。

整體(ti) 而言，《五行誌》以“一曰”“或曰”領起者甚多，除涉及劉向身後事的部分以外，多數似乎與(yu) “劉向以為(wei) ”所引關(guan) 係密切，當視為(wei) 《傳(chuan) 論》所引者；而有些“一曰”與(yu) “劉向以為(wei) ”之間穿插了“董仲舒以為(wei) ”“劉歆以為(wei) ”等具名引文，則應可視為(wei) 班固所自引者。當然，具體(ti) 的情況比較複雜，需逐一辨析。

（八）《漢書(shu) ·五行誌》載錄諸家說解，頗有班固檃栝之語或補述之文，然與(yu) 所引諸家說解相混雜，頗難辨清。

大概是出於(yu) 篇幅或者體(ti) 例的考慮，班固在引用董、向、歆等人的災異說解時，多檃栝其文，似乎較少照錄原文者。比較典型的，是《五行誌》中多見的“董仲舒、劉向以為(wei) ”，以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事為(wei) 例[59]，《五行誌》先是以“董仲舒、劉向以為(wei) ”引起一段關(guan) 於(yu) 恒星、眾(zhong) 星災異理論的說解，接著又以“劉向以為(wei) ”引起另一段說解，這種結構本身已經顯得有些不倫(lun) ，更有趣的是，在“董仲舒、劉向以為(wei) ”下，有關(guan) 於(yu) “夜中”的解釋——“為(wei) 中國也”，將“中”理解為(wei) 地域上的“中國”；而在“劉向以為(wei) ”下，又有關(guan) 於(yu) “夜中”的解釋——“中道敗也”，將“中”理解為(wei) 時間上的“中道”。這兩(liang) 種解釋顯然無法兼容，如果“劉向以為(wei) ”之下的說解確實是出於(yu) 劉向的話，則“董仲舒、劉向以為(wei) ”之下的解釋就難以再被視作劉向之說。麵對《五行誌》的這一內(nei) 在矛盾，我們(men) 似乎隻能推測“董仲舒、劉向以為(wei) ”中的“劉向”係衍文。然而，所幸有《開元占經》的引文為(wei) 參證：

《洪範傳(chuan) 》曰：星者在位人君之類也，隕者眾(zhong) ，其隕墜，失其所也。夜中然後隕者，言不得終其性命，中道而敗。或曰：象其叛也，夜中然後反者，言當以中和之道反之也。天變所以語人也，防惡遠非，隕卑有微，將以安之也。[60]

據此可知，《五行誌》中“常星二十八宿，人君之象也”之言，當取自劉向《傳(chuan) 論》“星者，在位人君之類也。”“眾(zhong) 星隕墜，民失其所也”之言，當取自《傳(chuan) 論》“隕者眾(zhong) ，其隕墜，失其所也。”大概董仲舒對此事的說解與(yu) 劉向頗有相似，故班固乃將兩(liang) 者合並，以“董仲舒、劉向以為(wei) ”領起。隻是劉向以“夜中”為(wei) “中道而敗”，關(guan) 注的問題是“防惡遠非”，而董氏以“夜中”為(wei) “中國其良絕”，所論為(wei) 華夷之防，兩(liang) 者完全不同，故班固複以“劉向以為(wei) ”引出劉向所論。隻是這種檃栝對於(yu) 讀者而言，不免造成困擾。

又如：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於(yu) 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為(wei) 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yu) 金同類，色以白為(wei) 主，近白祥也。[61]

若僅(jin) 就本條材料來看，則以“石異”為(wei) 白祥，似乎是董、向二人的共同意見。但是，通讀《五行誌》及參考《春秋繁露》，可知董仲舒說《春秋》災異僅(jin) 用陰陽理論，並不用《洪範五行傳(chuan) 》五行、五事之說，故這裏“近白祥”之說，顯然不會(hui) 出自董氏。因此，我們(men) 在閱讀《五行誌》時需特別注意此類檃栝之文。

《五行誌》中又有前人著其災異說解而未見其應，班固據其所見而補敘效驗者，多用“後”“其後”引起。例如元帝初元四年“皇後曾祖父濟南東(dong) 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事[62]，劉向認為(wei) 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是王氏代漢之象，但其並未親(qin) 見新莽代漢，故班固乃補述王莽即真之事作為(wei) 應驗。

此外，《五行誌》中亦恐有全為(wei) 班固所著之災異事例及分析，尤其是誌文喜言王莽篡漢前後事，如平帝元始五年“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成帝綏和二年“大廄馬生角”諸事[63]，或發生於(yu) 劉向身後，或涉劉向當時難以預見之事，皆疑出於(yu) 班固之筆。

以上我們(men) 對《漢書(shu) ·五行誌》的體(ti) 例進行了初步的梳理，但有關(guan) 《五行誌》體(ti) 例的討論顯然還未完滿，例如，繆鳳林先生曾提出“凡一事而諸家為(wei) 說不同則數說並著以列在前者為(wei) 正說”[64]，今觀《五行誌》著錄諸家異說之序，或以董先，或以向先，或以歆先，唯從(cong) 不以“一曰”者為(wei) 先，但是否即能推定有所謂“正說”之體(ti) 例，則似尚難論定，故不妨仍存疑。值得注意的是，《五行誌》所載災異有完全不合體(ti) 例者，亦有衍文、重見之處，故劉知幾曾感歎《五行誌》“豈亦刊削未周者邪”，這裏舉(ju) 四個(ge) 例子。其一見於(yu) “視之不明—草妖”條：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為(wei) 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shu) 華，舉(ju) 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yu) 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複生。董仲舒以為(wei) 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為(wei) 庶征皆以蟲為(wei) 孽，思心蠃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65]

此條所論為(wei) 李、梅反季結果之事，各家所說不同，依《五行誌》體(ti) 例，先引劉向之說，認為(wei) 屬“視之不明—草妖”，複引董仲舒之說，認為(wei) 是臣下強盛之象，最後引劉歆之說，認為(wei) 亦“屬草妖”。但是，在“劉歆以為(wei) ”之下，出現了“庶征皆以蟲為(wei) 孽，思心蠃蟲孽也”一句，其所論問題是“思心之不䜭”應與(yu) 何“孽”相對應，而這一問題與(yu) 這條材料的上下文顯然沒有任何關(guan) 聯，劉歆對於(yu) 諸“妖”的認定與(yu) 劉向完全相同，其所謂“草妖”也屬於(yu) “視之不明”，與(yu) “思心”“蠃蟲之孽”毫無關(guan) 係。因此，“庶征”雲(yun) 雲(yun) 顯為(wei) 錯簡之文，依筆者之見，當置於(yu) “思心之不䜭”部分，劉向所據《五行傳(chuan) 》認為(wei) “思心”對應“華孽”，以花為(wei) 孽，這與(yu) 龜孽、介蟲之孽、蠃蟲之孽、魚孽、龍蛇之孽等皆以“蟲”為(wei) 孽頗不合，故劉歆乃有是說，以為(wei) “思心”之失當有為(wei) 蠃蟲之孽也。

其二，“貌之不恭—青祥”條載昭帝時鼠異：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黃祥，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chuan) 》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66]

此事又見於(yu) “思心之不䜭—黃祥”條：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舞不休，夜死。黃祥也。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敗，死亡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chuan) 》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67]

一事而前後重見，且說解完全相同，顯然是體(ti) 例失嚴(yan) 之例。具體(ti) 來看，此既為(wei) “黃鼠”之異，且定為(wei) “黃祥”，自應列於(yu) “思心之不䜭—黃祥”條，其見於(yu) “貌之不恭”部分者當為(wei) 失次。但如果我們(men) 體(ti) 會(hui) 到“貌之不恭—青祥”條的編纂體(ti) 例，則這一重見似乎也並非偶然。“青祥”條首列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事，劉向以為(wei) “近青祥，亦牛禍也”。所謂“牛禍”，自然是就郊牛而言，則“青祥”顯然是就鼷鼠而言。蓋鼠本屬毛蟲，但劉向本《洪範五行傳(chuan) 》於(yu) “六孽”部分並無“毛蟲之孽”，故劉向仿照“羽蟲”之例，根據其毛色為(wei) 其定性，例如莊公十七年“冬，多麋”[68]，麋亦為(wei) 毛蟲，“劉向以為(wei) 麋色青，近青祥也”。不過，鼠本身有青、灰、白、黃等各種毛色，此劉向徑定為(wei) “青祥”，似乎也是在將《春秋》災異學納入《洪範》五行學體(ti) 係時不得已采取的權宜之計，而其後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二事，劉向亦皆定為(wei) 青祥。至班固撰誌之時，乃將上舉(ju)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鼠舞事、成帝建始四年“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兩(liang) 次鼠異與(yu) 《春秋》鼠異相連綴，其中建始四年事援引“時議臣”之說，與(yu) 《洪範》五行學全無關(guan) 聯，顯非劉向《傳(chuan) 論》之文，當為(wei) 班固所錄。可知班固在編纂誌文之初，曾一度仿劉向之例，將鼠異皆置於(yu) “貌之不恭—青祥”條下。但昭帝元鳳元年所舞之鼠明確記載為(wei) “黃鼠”，據劉向分類法，當屬於(yu) “黃祥”，故班固在編纂“思心之不䜭—黃祥”條時，複將此事置於(yu) 其下，而原先以鼠異而係於(yu) “青祥”條者又疏於(yu) 刪裁，故致此前後重見之失。

事實上，若依《五行誌》以劉歆災異分類法為(wei) 據的基本體(ti) 例，鼠異均應以毛蟲之孽而置於(yu) “言之不從(cong) ”部分，故無論是見於(yu) “青祥”條抑或“黃祥”條，嚴(yan) 格來說都有失次之嫌。鼠異本不見於(yu) 《洪範五行傳(chuan) 》，而向、歆父子在對其定性時又存在差異，這顯然使得班固在處理這部分材料時出現了猶豫，乃至造成了一處“失控的文本”。而有趣的是，作為(wei) 後世《五行誌》之典範，《漢書(shu) ·五行誌》的這一重見卻衍生出兩(liang) 種不同的《五行誌》編纂傳(chuan) 統，在《宋書(shu) ·五行誌》《晉書(shu) ·五行誌》中，未載毛色的鼠異均被置於(yu) “黃祥”條下，而在《隋書(shu) ·五行誌》《新唐書(shu) ·五行誌》《宋史·五行誌》中，同樣未載毛色的“鼠妖”則被置於(yu) “青祥”條，惟《魏書(shu) ·靈征誌》依劉歆說而定其為(wei) “毛蟲之孽”，置於(yu) “言之不從(cong) ”部分。這一方麵可見《漢書(shu) ·五行誌》的經典地位，另一方麵也顯示出後世史臣對於(yu) 《漢書(shu) ·五行誌》的體(ti) 例已缺乏足夠的了解，僅(jin) 得形似而已。

其三，“言之不從(cong) —白祥”條載昭公二十四年王子鼂湛圭變石事、昭帝元鳳三年泰山“大石自立”事。此二事均為(wei) 石異，而《五行誌》在“金不從(cong) 革”條下已根據劉歆分類法載錄石言之事兩(liang) 種，此二事既同為(wei) 石異，則應同係於(yu) “金不從(cong) 革”條，不應另據劉向分類法列入“白祥”條。同類事例而割裂於(yu) 兩(liang) 種條目之下，似自違體(ti) 例。

其四，見於(yu) “皇之不極—日月亂(luan) 行”條：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wei) ……劉歆以為(wei) 魯、趙分。《左氏傳(chuan) 》平子曰：……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複。至建巳之月為(wei) 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為(wei) 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ju) ，去樂(le) 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複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劉歆以為(wei) ，六月二日魯、趙分。[69]

本條論《春秋》昭公十七年六月朔的日食，先引董氏之說，複引劉歆分野說，繼引《左傳(chuan) 》中此次日食後季平子與(yu) 太史有關(guan) 禳救之法的不同意見，並附說解，至“庶人，其徒役也”，文意已足。然而接下來《五行誌》複引“劉歆以為(wei) ”，再次指出其分野，這顯然與(yu) 前文重複，與(yu) 全誌體(ti) 例亦不相合，當係班固刊削未周所致。

總之，由於(yu) 《漢書(shu) ·五行誌》內(nei) 部保存了劉向、劉歆和班固三人不同的《洪範》五行學思想，而且這些思想都深刻影響了《漢書(shu) ·五行誌》的體(ti) 例設計，因此，《五行誌》的結構顯得頗為(wei) 複雜。我們(men) 在《五行誌》的研讀中，應以其自身體(ti) 例為(wei) 經，以劉向、劉歆《傳(chuan) 論》之體(ti) 例為(wei) 緯，實事求是，不避繁亂(luan) ，方可把握這篇兼具經傳(chuan) 與(yu) 史誌性質的珍貴文獻。

注釋：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代《洪範》五行學研究”（批準號14CZX022）的階段性成果。
 
[①]關於《漢書·五行誌》近年來重要的研究成果，可參拙文《論〈漢書·五行誌〉的學術價值——以學術史為背景》，《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10輯（2014），第219~234頁。
 
[②]（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內篇·序例第十》，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81頁。
 
[③]（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外篇·漢書五行誌錯誤第十》，第498~520頁。
 
[④]（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三《漢書七·五行誌所引》，陳文和主編《嘉定王鳴盛全集·第四冊》，中華書局，2010年，第142頁。
 
[⑤]（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2頁；B.J.Mansvelt Beck,The Treatises of Later Han:Their Author,Sources,Contents and Place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Leiden:E.J.Brill,1990，pp133；王愛和《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頁。
 
[⑥]繆鳳林《漢書五行誌凡例》，《史學雜誌》（中國史學會編），第1卷第2期（1929.5），第1~4頁。
 
[⑦]黃啟書《〈漢書·五行誌〉之創製及其相關問題》，《台大中文學報》第40期（2013年3月），第156~161頁；蘇德昌《〈漢書·五行誌〉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第66~82頁。
 
[⑧]關於“衍生型文本”，可參拙文《激活“衍生型文本”的文學性》，《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7月25日，第5版。
 
[⑨]可參拙文：《流動的文本：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佚文考辨》，《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第261~314頁。
 
[⑩]關於《洪範五行傳》“五行”之次，徐興無認為自與《洪範》不同，丁四新認為《五行傳》之次序本應與《洪範》相合，《漢書·五行誌》所見之次應為劉向《傳論》所改，徐建委則認為這一改易出自劉歆之手。筆者通過對《續漢書·五行誌》劉昭注征引鄭玄《洪範五行傳》注文的考察，考知《五行傳》“五行”之次確已改從五行相生之序，徐興無之說為是。徐興無《劉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99頁；丁四新《劉向、劉歆父子的五行災異說和新德運觀》，《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第109頁；徐建委《文本革命：劉向、〈漢書•藝文誌〉與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324頁；拙文《〈洪範五行傳〉災異思想析論——以戰國秦漢五行及時月令文獻為背景》，《蘇州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第186頁。
 
[11]《漢書》卷二十七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318~1319頁。
 
[12]《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第1353頁。
 
[13]例如金春峰先生即認為“劉向的《洪範五行傳記》和夏侯勝所學《伏生傳》，內容是一樣的。”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281頁。
 
[14]《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第1354頁。
 
[15]關於許商、劉向所據本與劉歆所據本之關係，可參拙文：《〈洪範五行傳〉成篇與作者問題新證》，《國學研究》，第37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15~218頁。
 
[16]《後漢書》誌第十三鄭玄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267頁。
 
[17]《漢書》卷二十七上，第1317頁。
 
[18]事實上，班固本身亦不認可劉歆所據本將“雞禍”歸咎於“言之不從”的做法，故將“雞禍”列於“貌之不恭”部分，也可能是表明班固此處對於劉向所據本的認同。類似的情況又見於“羊禍”條。
 
[19]《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第1419頁。
 
[20]《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第1471頁。
 
[21]《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第1430頁。
 
[22]《漢書》卷二十七上，第1344頁。
 
[23]《南齊書》卷十九，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412頁。
 
[24]《魏書》卷一一二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160頁。
 
[25]《漢書》卷二十七上，第1342頁。
 
[26]陳侃理《劉向、劉歆的災異論》，《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89頁。
 
[27]《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第1415頁。
 
[28]（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五行誌第七中之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56、1958頁。
 
[29]（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五行誌第七中之下》，第2026、2028、2029頁。
 
[30]《漢書》卷二十七上，第1385頁。
 
[31]（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五行誌第七中之下》，第2032頁。陳侃理亦據此批評劉向《傳論》有“圓鑿方枘”之弊，恐未安。見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3頁。
 
[32]《漢書》卷二十七上，第1317頁。
 
[33]《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第1388頁。
 
[34]《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第1472頁。
 
[35]（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五《六道篇第四》，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61頁。
 
[36]（宋）李昉等編《太平禦覽》卷377《人事部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742頁。
 
[37]《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第1500頁。
 
[38]（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9，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94頁。標點未盡從。
 
[39]《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第1500頁。
 
[40]（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9，第92頁。標點未盡從。
 
[41]《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第1517頁。
 
[42]（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85，第851頁。
 
[43]《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第1397頁。
 
[44]《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第1470頁。
 
[45]《隋書》卷23誌第十八《五行下》，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732頁。
 
[46]（宋）李昉等編《太平禦覽》卷875《咎征部二》，第3882頁。
 
[47]《漢書》卷二十七上，第1338頁。
 
[48]（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5，第44頁。標點有調整。
 
[49]《南齊書》卷十九，第427頁。
 
[50]《漢書》卷二十七上，第1319~1320頁。
 
[51]《隋書》卷二二誌第十七《五行上》，第698頁。
 
[52]《漢書》卷二十七上，第1319頁。
 
[53]《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第1353頁。
 
[54]《漢書》卷27下之上，第1469頁。
 
[55]（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118，第1122頁。
 
[56]《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第1416頁；下之上，第1472~1473頁。
 
[57]《漢書》卷二十七上，第1324頁。
 
[58]《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91頁中欄。
 
[59]《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第1508~1509頁。
 
[60]（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七六，第759頁。“隕者眾”，標點本誤作“隕者從”，今據文淵閣四庫本改，標點亦未盡從。
 
[61]《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第1518~1519頁。
 
[62]《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第1412~1413頁。
 
[63]《漢書》卷二十七上，第1338頁；卷27中之上，第1421頁；卷27下之上，第1470頁。
 
[64]繆鳳林《漢書五行誌凡例》，《史學雜誌》（中國史學會編），第1卷第2期（1929.5），第3頁。
 
[65]《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第1412頁。
 
[66]《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第1374頁。
 
[67]《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第1449頁。
 
[68]《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第1396頁。
 
[69]《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第1495~14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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