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禮學譜係的曆史演進

作者：徐道彬（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月三十日辛卯

          耶穌2020年12月14日

明清徽州作為(wei) 宗法家族製地域社會(hui) ，素來“村無稗俗，裏存儉(jian) 讓”，鄉(xiang) 邦大儒的《朱子家禮》與(yu) 鄉(xiang) 間的村規民約，使其成為(wei) 近世中國頗為(wei) 典範的“禮儀(yi) 之邦”。通過考察明清徽州學者、鄉(xiang) 宦和士紳的經典禮書(shu) 考證之作，以及部分民間日用禮儀(yi) 類書(shu) ，我們(men) 可以從(cong) 中窺見自宋代以後禮學發展的世俗化和實用性，以及彰顯在傳(chuan) 統學術上由“理學”到“禮學”的思想嬗變與(yu) 曆史演進。

“新安理學”的“以理釋禮”

作為(wei) 朱熹的鄉(xiang) 邦後學，元末明初的朱升與(yu) 同郡學者鄭玉、汪克寬、趙汸等，以《三禮》原典和朱熹《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為(wei) 理論指導，以文公《家禮》為(wei) 實踐目標，在禮學研究與(yu) 實踐的旨趣上完全承續了程朱一脈。朱升《三禮旁注》、汪克寬《經禮補逸》，都是在承續朱子學的前提下，在新的曆史時期所作的新的經典詮釋。趙汸的《葬書(shu) 問對》依據《家禮》，化民成俗，擯斥佛道，“酌古今之誼，以禮救俗”。祁門的汪褆，休寧的程敏政和汪循，歙縣的吳士奇和汪道昆等，也都恪守朱子所定的冠婚喪(sang) 祭、鄉(xiang) 射朝聘的禮儀(yi) 秩序，對世俗禮樂(le) 的混亂(luan) 無序給予批判和改進，以理學融入禮學詮釋，維護儒家“天理人倫(lun) ”的純正性，體(ti) 現出“以理代禮”的時代特征。在朱子“以理釋禮”和“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覆蓋下，明代徽州的禮學研究，缺乏對經典文本的深度詮釋，而重在朝廷律令和鄉(xiang) 村禮俗的踐履，尤以“三綱五常”為(wei) 禮用之核心，促進了禮學的形上化和思辨性，使“禮學的理學化”傾(qing) 向變得十分明顯。

明代中葉以後，因陽明心學的興(xing) 起及“大禮議”事件的觸發，朝廷更為(wei) 重視禮儀(yi) 研究與(yu) 禮樂(le) 教化。徽州諸儒或“皈依紫陽”，或“心儀(yi) 良知”，皆存有傳(chuan) 承儒家禮儀(yi) 的職責和焦慮，也有對新社會(hui) 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訴求。然而，他們(men) 的著作大多缺乏紮實的文獻考證與(yu) 闡釋，在禮學文本的傳(chuan) 承和思想理念的建構上並無多少發明，多是撮抄、節錄或沿襲宋元舊說而已，故《明儒學案》中出現的徽州學者乏善可陳。也正是因為(wei) 在學術與(yu) 思想層麵上了無建樹，無法突破程朱理學之囿，於(yu) 是就有學者另辟蹊徑，倡言回歸原典，“求真是，索本真”，已然“透露出古學複興(xing) 的曙光”，具體(ti) 表現為(wei) 上溯經典，考證禮經文本，“以古禮證今俗”，陸續出現了金瑤《周禮述注》、程明哲《考工記纂注》、姚應仁《檀弓原》等考證禮學的萌動。他們(men) “考經以求禮”，“循器以明禮”，通過梳理經史典籍，追溯古禮之本源。特別是明末黃生《三禮會(hui) 龠》《字詁》《義(yi) 府》諸書(shu) ，專(zhuan) 注於(yu) 古代製度秩序與(yu) 人倫(lun) 規範的考證，對《三禮》經義(yi) 從(cong) 文字聲韻訓詁方麵探索幽微，“稽之度數，製之禮儀(yi) ”，由此啟導了百年之後如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儀(yi) 禮漢讀考》等考證禮學的全新風格，徽州禮學的研究也由此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皖派”樸學的“以禮代理”

明清之際的世道劇變，引發了整個(ge) 社會(hui) 痛感於(yu) “空談心性”的“於(yu) 世無補”，思想界更是“厭棄主觀的冥想而傾(qing) 向於(yu) 客觀的考察”。清初社會(hui) 推崇實學，徽州學者能得風氣之先，深知“聖人之道，惟禮存之”，於(yu) 是有姚際恒、汪基、潘繼善、江永等，通過對儒家經典文本的考證，從(cong) 中汲取修齊治平的人倫(lun) 道理，重新思考和探索禮秩重建問題。如姚際恒的《三禮通論》溯源古禮原本，剔除曆代附會(hui) ，既“崇古”又“疑古”，意欲回歸原典，重建禮學正統；江永《禮書(shu) 綱目》等，則以文字聲訓手段闡釋名物，複原先王製度；從(cong) 朱子“道問學”入手，“棄理言禮”，以此消解“天理人欲”之辨，開啟了從(cong) “理學”到“禮學”的過渡和轉型。其他如程廷祚《禮說》《禘祫辨誤》博及乎經史，溯之於(yu) 禮樂(le) ，“率天下以立人道”，上承顏李之“實學”，下開戴震的“新理學”；汪紱《讀禮參誌疑》《六禮或問》等，皆以禮經為(wei) 本，禮儀(yi) 為(wei) 用；視《五經》為(wei) 本源，《家禮》為(wei) 門戶，繼承先賢，開拓新途。休寧士紳吳翟家族，以一族之力，曆時百年而成《茗洲吳氏家典》一書(shu) ，詮釋和貫徹了朱子《家禮》的在地化進程。如果說《家禮》是朱子實踐儒家人倫(lun) 的製度章程，那麽(me) 《家典》則是明清底層社會(hui) “禮下庶人”的真實生活的記錄。

乾嘉時期徽州禮學研究的興(xing) 盛，江永當為(wei) 居中執要的關(guan) 鍵人物。其學意在矯正理學和心學的空疏之弊，而溯求於(yu) 典章製度的禮學考證，由虛理轉向實證，由宋學轉向漢學，開創了“皖派”學術的一代新風。在江永的啟示和引導下，徽州出現了一批傑出學者和禮學傳(chuan) 世之作，如戴震、程瑤田、金榜、汪肇龍、洪榜、淩廷堪等，他們(men) 承前啟後，顯示出地域學術的厚積薄發。他們(men) 用“由詞以通其道”的治學方略，建構起“理存於(yu) 禮”和“以禮代理”的思想體(ti) 係，深為(wei) 後世學者所普遍接受和推崇。如戴震主張“為(wei) 學須先讀《禮》，讀《禮》要知得聖人禮意”，其《學禮篇》“稽之於(yu) 典籍，證之以器數”，上承江永的“棄理言禮”，下啟淩廷堪的“以禮代理”，在清代禮學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裏程碑意義(yi) 。程瑤田的《宗法小記》《儀(yi) 禮喪(sang) 服文足征記》將義(yi) 理之學與(yu) 禮儀(yi) 製度結合起來，發凡起例，釋疑解惑，充分體(ti) 現出淹博、識斷與(yu) 精審的“皖派”風格。金榜《禮箋》一書(shu) ，“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既重視典製器物之考證，更以躬行踐履，革除釋道之侵蝕，實為(wei) “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誌也”。尤其是淩廷堪的《禮經釋例》一書(shu) ，“以通例而明禮”，強調“舍禮而言道則空無所附，舍禮而複性則茫無所從(cong) ”，證實了“禮之外，別無所謂學”；“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推進了乾嘉以後禮學研究在文本體(ti) 例考證和思想探索上的曆史進程。

清季，以胡培翬、程恩澤和俞正燮為(wei) 代表的徽州禮學家，通過對“理欲之辨”的學理考證和“敦品正俗”的躬行踐履，從(cong) 而將江、戴之學發揚光大。胡培翬出身於(yu) “績溪金紫胡氏”禮學世家，涵濡先澤，博聞篤誌，又承襲其師淩廷堪的治學旨趣，曆數十年而成《儀(yi) 禮正義(yi) 》。在著書(shu) 立說的同時，更倡導“立保甲以衛鄉(xiang) ，建義(yi) 倉(cang) 以贍孤寡”，尊親(qin) 收族，恤黨(dang) 賙裏，體(ti) 現了“皖派”漢學通經致用的經世情懷。俞正燮長期坐館入幕，熱心於(yu) 國計民生，其《癸巳類稿》和《癸巳存稿》以製度考證為(wei) 切入，意在“存古”而誌在“開新”，引領了周圍學者把目光由對內(nei) 在禮學思想和倫(lun) 理道德的爭(zheng) 論，轉向於(yu) 對外在社會(hui) 製度和人性優(you) 劣的密切關(guan) 注，為(wei) 晚清的社會(hui) 變革提供了積極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支持。

總而言之，徽州禮學從(cong) 宋明理學“以理代禮”的學術規模，曆經時代的嬗變，逐步演進為(wei) 乾嘉漢學“以禮代理”的思想體(ti) 係，完成了從(cong) “新安理學”到“皖派禮學”的理論建構，但其禮學譜係仍不出朱子“尊德性”和“道問學”兩(liang) 途。明代禮學“少而空”，清代禮學“多而實”，究其原因在於(yu) 禮學不擅空言玄談，且與(yu) 政治規範、社會(hui) 秩序和民俗禮儀(yi) 息息相關(gu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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