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戰國與(yu) 希臘：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較》
作者：潘嶽丨中央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中華文化學院）黨(dang) 組書(shu) 記、第一副院長
來源：《文化縱橫》2020年6月刊

前言

（一）

今天，中國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在科技層麵，我們(men) 已經了解西方。在製度層麵，我們(men) 能部分了解西方。但在文明層麵上，彼此的了解卻遠遠不夠。

現代文明蘊含著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歐美和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伊斯蘭(lan) 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與(yu) 波斯文明；土耳其和奧斯曼文明；俄羅斯和東(dong) 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猶太文明。種種關(guan) 係連著種種基因演化成種種道路。

中華文明和其他古典文明，既有相通又有不同。中西文明比較，是個(ge) 浩如煙海的學術領域，寫(xie) 全了不可能，隻能針對問題做個(ge) 簡要的曆史討論。

亨廷頓說，我們(men) 需要通過定義(yi) 敵人，才能認識自己。這是西方的習(xi) 慣。中國人是通過定義(yi) 朋友來認識自己。希臘古典文明是朋友。

現代歐美文明認為(wei) 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業(ye) 文明的精髓為(wei) 一體(ti) 。[1]其中，古希臘文明是源中之源。比如，古希臘不光為(wei) 羅馬提供了藝術和科學，其政治實踐更為(wei) 羅馬提供了經驗教訓。比如，古希臘宗教神話和哲學是基督教基礎教義(yi) 的重要來源。比如，古希臘思想家對世界客觀本源的追問，對實驗和邏輯的偏好，為(wei) 歐洲近代科學的興(xing) 起提供了條件。比如，古希臘在政治上貢獻了自由、民主、人文主義(yi) ,成為(wei) 歐洲文藝複興(xing) 和啟蒙運動的主要精神源頭。讀懂希臘古典文明，才能讀懂歐美現代文明的內(nei) 心世界。

希臘古典文明與(yu) 中華古典文明，同時存在，同樣偉(wei) 大，各成體(ti) 係。

政治製度方麵，希臘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製，又有斯巴達的雙王製。中國先秦時期，則是由周代分封製，轉為(wei) 戰國末期的中央集權郡縣製。

政治觀念方麵，古希臘視城邦的獨立自由為(wei) 最高價(jia) 值，中國先秦時期視大一統為(wei) 最高價(jia) 值。

共同體(ti) 構建方麵，古希臘沒有一個(ge) 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從(cong) 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國家。而先秦時代先是建立起了以周天子為(wei) 核心的統一秩序，又在戰國時代建立了統一國家。

政治認同方麵，古希臘城邦始終存在希臘人和蠻族的界限。先秦時期，華夏人和異族之間沒有絕對界限，夷夏轉化交融，為(wei) 後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

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統與(yu) 分的不同。正是這個(ge) 不同而帶出了其他許多不同。

（二）

古希臘文明以分散的城邦形態而著稱，但它內(nei) 部也曾產(chan) 生過統一的衝(chong) 動。它曾以城邦聯盟的形式誕生過強大的地中海霸權；它曾建立過橫跨亞(ya) 非歐的亞(ya) 曆山大帝國。亞(ya) 裏士多德說，希臘人像歐洲大陸人一樣尚武，又像亞(ya) 洲人一樣尚文；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優(you) 良的政體(ti) ；隻要能形成“一個(ge) 政體(ti) ”，它就具有統治一切民族的能力。[2]然而，希臘最終未能做到真正統一，被後起的羅馬逐一吞並。

與(yu) 古希臘同時期，中國正逢春秋戰國時代。公元前5世紀到前3世紀，戰國和古希臘麵臨(lin) 相似的曆史境地。

第一，都陷入了內(nei) 部極度戰亂(luan) 。春秋列國製度已經崩盤，陷入了長達213年的兼並戰爭(zheng) ，被稱為(wei) 戰國時代。古希臘城邦在伯羅奔尼撒戰爭(zheng) 後，陷入了長達200年的內(nei) 鬥，被稱為(wei) “城邦危機”。

第二，戰亂(luan) 中都出現了統一運動。戰國出現了七雄爭(zheng) 相統一天下的戰爭(zheng) 。希臘出現了呼籲城邦停止內(nei) 鬥，團結一體(ti) 對外擴張的“泛希臘主義(yi) 運動”。

第三，統一運動的積極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國家，而是軍(jun) 事強大的邊緣國家。對戰國而言是秦國，對希臘來說是馬其頓。二者都被視為(wei) “夷狄野蠻”。

第四，大批知識分子為(wei) 統一運動上下奔走。在希臘，是哲學家、雄辯家、戲劇家；在中國，是儒家、法家、道家、縱橫家。他們(men) 都感受到了時代的危機，都提出了大量哲學、政治、道德命題。

而統一運動的結果不同。

希臘統一運動形成的，是亞(ya) 曆山大帝國，僅(jin) 七年即分裂，其後的三大繼承者王國內(nei) 鬥100年，被羅馬逐一兼並。羅馬留下了希臘的文化藝術，卻拋棄了它的政治製度。

戰國統一運動形成的，是大一統秦王朝，雖14年後崩潰，但很快就再次興(xing) 起了大一統漢王朝。秦製被後來的曆代王朝所繼承，整整兩(liang) 千餘(yu) 年。

相似的曆史條件下為(wei) 什麽(me) 會(hui) 形成不同的結果，我們(men) 通過同時期幾個(ge) 思想家的命運來探索答案。

一、戰國

（一）

1975年12月，中國剛搞過“批孔”，反擊右傾(qing) 翻案風又接著刮起。而在湖北的偏僻小縣城雲(yun) 夢，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史學意義(yi) 深遠之事——修建水利工程的農(nong) 民在一塊叫作“睡虎地”的農(nong) 田裏，挖出了一座秦國小吏的墓。墓主人屍骨之下枕滿竹簡，竹簡上書(shu) 滿秦法。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簡”。

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學家在這些法家竹簡中，發現了一篇官吏思想培訓教材《為(wei) 吏之道》，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寬俗忠信，悔過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聽諫勿塞。”

——“臨(lin) 財見利，不取苟富。臨(lin) 難見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貧不可得。欲貴太甚，賤不可得。毋喜富，毋惡貧，正行修身，禍去福存。”

這非孤例。陸續出土的王家台秦簡、嶽麓秦簡、北大秦簡中都有類似文字，[3]說明秦朝晚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這和後人對秦“焚書(shu) 坑儒”“純任法家”的絕對化定論不一樣。

不一樣的，不隻是秦國，還有六國。

通常認為(wei) 專(zhuan) 屬秦國的法家製度和精耕農(nong) 業(ye) ，實際是魏國發明的；通常認為(wei) 自由散漫的楚國，實行“縣製”比秦國還早；通常認為(wei) 商業(ye) 發達的齊國，其《管子》中也含有與(yu) 秦相似的“保甲連坐”元素。

可見，儒法並行、刑德同用，才是戰國晚期的整體(ti) 潮流，政治觀念亦基本趨同。這個(ge) 政治觀念，就是“一天下”。誰也不甘於(yu) 小區域的分治，都要去爭(zheng) 奪完整的天下。不是爭(zheng) 要不要統一，而是爭(zheng) 由誰來統一。他們(men) 相互比的是，誰的生產(chan) 力發展更快，誰的政治家集團效率更高，誰更能代表天下正朔。對整體(ti) “天下”的執著，是曆代中國政治家群體(ti) 最為(wei) 獨特之處。

思想家們(men) 也是如此。

百家爭(zheng) 鳴，是中國曆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個(ge) 高峰，亦是仰慕西方的知識分子

們(men) 津津樂(le) 道的盛景。但大家隻注重了“爭(zheng) ”的一麵，卻忽視了“融”的一麵。幾十年來陸續出土的戰國簡帛印證了“諸家雜糅”相融相合的現實。郭店簡中，可以看到儒家與(yu) 道家混同；上博簡中，可以看到儒家與(yu) 墨家混同；馬王堆帛書(shu) 中，可以看到道家與(yu) 法家混同。“德”不為(wei) 孔孟獨享，“道”不為(wei) 老莊專(zhuan) 有，“法”不由商韓把持。在秦征服六國之前，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經開始。

諸子百家雖然哲學體(ti) 係差異極大，但有一條共同的底線，即建立“統一秩序”。儒家強調“定於(yu) 一”的禮樂(le) 道德秩序，法家強調“車同軌、書(shu) 同文”的權力法律秩序，墨家強調“尚同”與(yu) “執一”的社會(hui) 行動秩序。即便強調極端自由的道家，對統一秩序也是認同的。老子的“小國寡民”，經常被說成主張分治。但實際上，“小國”隻是政治過渡的單元，“邦國”之後還有“天下”這一最終秩序——“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他還反複探討“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奧秘。隻是他對“天下王”要求太高了，光有權力不行，必須是聖人，“侯王得一以為(wei) 天下貞”[4]，類似於(yu) 哲學王。莊子說“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經常被解讀成無政府主義(yi) 。實際上，莊子反對的是儒家瞎折騰的“有為(wei) 而治”，推崇道家更高明的“無為(wei) 而治”，但“治”的本身是統一的，“萬(wan) 物雖多，其治一也”。

在這個(ge) 共同基礎上，戰國成了思想製度的熔爐。秦國的法家貢獻了大一統的基層政權；魯國的儒家貢獻了大一統的道德秩序；楚國的道家貢獻了自由精神；齊國將道家與(yu) 法家結合，產(chan) 生了無為(wei) 而治的“黃老之術”和以市場調節財富的“管子之學”；魏韓貢獻了縱橫外交的戰略學與(yu) 刑名法術的治理學，趙燕貢獻了騎兵步兵合體(ti) 的軍(jun) 事製度，如此等等。最後的結果，就是漢朝。漢的政權結構來自秦，意識形態來自魯，經濟政策來自齊，藝術文脈來自楚，北伐匈奴的軍(jun) 事力量來自趙燕舊部。

大一統，不是秦並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

（二）

秦漢的道路選擇，不是命運的偶然，而是前有夏商周曆史經驗，後經春秋戰國幾百年博弈思考。關(guan) 鍵是在戰國最後50年。

秦並天下，雖完成於(yu) 公元前232~前221年的秦王政時代，但奠定統一壓倒優(you) 勢的，是50年前的昭襄王中期。當時齊楚兩(liang) 大國戰敗衰落，隻剩下趙國勉力獨支。秦采取“遠交近攻”戰略，準備全力突破趙國。這是秦國征服天下的最後一道關(guan) 口，同時也是六國聯手抗秦的最後機會(hui) 。

戰國誌士謀臣們(men) 因此分成兩(liang) 大派。函穀關(guan) 內(nei) 的秦國，活躍著法家與(yu) 縱橫家。函穀關(guan) 外的六國，活躍著儒家、道家、兵家、陰陽家、刑名家。齊國的稷下學宮是東(dong) 方六國知識分子的聚集地，相當於(yu) 古希臘柏拉圖學院。從(cong) 商鞅變法開始的100年裏，這裏一直是與(yu) 秦國對峙的另一個(ge) 精神世界。

稷下學宮早期由陰陽家主導，孟子遊齊後，儒家漸成主導。到後期，戰國時代最後一個(ge) 儒家大師荀子，成為(wei) 學宮的祭酒。一幹就是三任，是謂東(dong) 方世界的精神領袖。

然而，這樣一位儒學大師，卻突然去了遵行法家的秦國。

據《荀子·強國》篇記載，公元前269年至前262年之間，60多歲的荀子，一邊觀察一邊記錄，穿過秦國座座鄉(xiang) 邑城鎮，一路走入了都城鹹陽。

秦相問他：你來秦國，印象怎麽(me) 樣？

荀子回答：秦的百姓淳樸，不追求聲色犬馬，尊重官府，像古代的人民。秦的基層小吏忠誠勤儉(jian) ，辦事盡心，不偷奸耍滑，像古代的官吏。秦都城的高級官員，出了家門就是官府，沒有私事，不搞朋黨(dang) ，賢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處理政事速度極快，沒有積存的事務，像古代的朝廷。[5]

在儒家的話語體(ti) 係中，“古之治”就是古代聖王的治理，是儒家努力的最高目標。對秦政如此高的評價(jia) 竟出自儒家大師之口。如果不是兩(liang) 千幾百年後出土的秦簡，荀子這段話會(hui) 被打成巨偽(wei) 。

從(cong) 睡虎地秦簡、嶽麓秦簡到裏耶秦簡，隨處可見秦政權從(cong) 上到下嚴(yan) 格的責任追究製度。一道文書(shu) 最終發現有錯，過手文書(shu) 每一個(ge) 環節的官吏都要負責。各鄉(xiang) 養(yang) 牛要定期比賽，排名末尾的鄉(xiang) 官要被流放到遠方工作。行政出了差錯，主官要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銀賠償(chang) 公家。斷案判罰不公平，審判者會(hui) 被臉上刺字罰為(wei) 刑徒。秦法對行政環節設計之精密，對官僚製度約束之嚴(yan) 格，曆代王朝居首。

相反，同一時間，荀子對稷下學宮所在地齊國的政治評價(jia) 則是，“女主亂(luan) 之宮，詐臣亂(luan) 之朝，貪吏亂(luan) 之官，眾(zhong) 庶百姓皆以貪利爭(zheng) 奪為(wei) 俗”。齊國是奉行儒家的大國，思孟學派主要在齊國傳(chuan) 承，但用儒家理想操作出的政治現實卻走了樣。

荀子總結道，秦國走到今天，不是幸運，而是必然。“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作為(wei) 稷下學宮的主持者，說出這樣的話，不僅(jin) 是對六國政治立場的背叛，更是對儒家的背叛。

但荀子還說了一句更重要的話。“盡管秦國具有如此多的優(you) 勢集於(yu) 一身，卻憂患不可勝數，遠遠沒能達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因為(wei) 缺‘儒’。”[6]

怎樣才算是“有儒”呢？

荀子回答：“節威反文，用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因與(yu) 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秦製以吏為(wei) 師，荀子卻希望用君子治天下。這是後世“王權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雛形。

荀子認為(wei) ，隻要秦國補上了這一點，統一天下方可持久。

他認識到，儒家雖然有著統一的道德秩序，但沒有建立統一的治理體(ti) 係。法家雖然能建立統一的治理體(ti) 係，卻在精神道義(yi) 上有著極大缺陷。如果秦國的法家製度，加上儒家的賢能政治與(yu) 信義(yi) 仁愛，才能成為(wei) 未來天下正道。

秦昭王沒有理會(hui) 。荀子返回東(dong) 方。

幾年以後，荀子的話通過一場大仗得到了印證。長平之戰，戰國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zheng) 。秦國在趙軍(jun) 投降後，背信坑殺了40萬(wan) 趙軍(jun) 。即便在血流成河的戰國，這也突破了道義(yi) 的底線。

秦國從(cong) 來靠現實主義(yi) 與(yu) 功利主義(yi) 取天下，又豈會(hui) 用仁義(yi) 道德自縛手腳。

（三）

長平之戰後，荀子思想極度痛苦，他放棄了政治，不再周遊列國，遷到了齊楚交界的蘭(lan) 陵，從(cong) 此著書(shu) 立說、教學授徒。

他教出兩(liang) 個(ge) 大有名氣的學生，一個(ge) 是韓非，一個(ge) 是李斯。一個(ge) 是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一個(ge) 是法家實踐的設計者。諷刺的是，他們(men) 不是被商鞅法家學派教出來的，卻是被儒家教出來的，體(ti) 現了荀子兼容複雜思想的底色。

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而荀子卻主張“人性本惡”，所以隻能用嚴(yan) 刑峻法，這符合法家學說。

儒家的“天”是懲惡揚善的義(yi) 理之天，而荀子的“天”卻無所謂善惡——天行有常，不為(wei) 堯存，不為(wei) 桀亡。所以，世人才可以“製天命而用之”，這是中國最早的唯物主義(yi) 。

儒家崇尚王道，鄙視霸道。而荀子認為(wei) 雖然王道最佳，但霸道在亂(luan) 世中也很有用，應該王霸兼用。

儒家隻談義(yi) 不談利。荀子卻要“義(yi) 利兼顧”。他認為(wei) ，義(yi) 與(yu) 利是人類兩(liang) 大並列天性。再高尚的製度也不能消滅人的圖利之心，而再黑暗的現實也不能泯滅人的求義(yi) 之心。應同時發揮兩(liang) 者作用。

儒家崇尚禮治，而荀子崇尚禮法兼治。禮不是典章禮節，而是以“度量分配”厘定各自的本分和責任，其中蘊含著法家原則。

儒家崇尚法先王，而荀子認為(wei) 應該法後王。這給後來的王安石、張居正們(men) 的改革以精神底氣。

隻有這樣對立統一的思想體(ti) 係，才能教出李斯與(yu) 韓非。

荀子這個(ge) 看似難以調和的矛盾體(ti) ，是因為(wei) 處於(yu) 大亂(luan) 之世。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孟子生活的戰國中期，最大的戰爭(zheng) 死亡不過10萬(wan) （艾陵之戰與(yu) 馬陵之戰），而且幾十年才發生一次。但荀子生活的戰國末期，死亡10萬(wan) 的戰爭(zheng) 幾乎年年發生。死亡幾十萬(wan) 的大戰20年之內(nei) 就發生了三次（五國伐齊、白起伐楚、長平之戰）。在這樣超大規模的人道主義(yi) 災難中，沒有力量的道義(yi) 和沒有道義(yi) 的力量，都不能回答眼前的現實。他必須要找到一條新路。

公元前247年，秦徹底突破三晉，斬斷六國合縱之腰。這一年，李斯學成入秦，開始了政治生涯。

聽到這個(ge) 消息，年屆80的荀子非但沒有高興(xing) ，反而絕食了。“李斯入秦，孫卿為(wei) 之不食。”絕食也沒用，另一個(ge) 弟子韓非緊隨其後也應召入秦。前所未見的輝煌大一統王朝正在展開，年輕士子豈能抗拒創造新世界的誘惑。

李斯韓非入秦後，極大地加速了秦的統一戰爭(zheng) 。韓非將法家理論發展到極致，囊括了法、術、勢等三大流派，秦始皇深為(wei) 服膺。李斯則設計了法家的全部政策體(ti) 係。“焚書(shu) 坑儒”就是他建議的。

他們(men) 都忘記了，自己的老師荀子雖然肯定法家手段，卻始終堅持著儒家價(jia) 值觀——比如忠義(yi) 孝悌的倫(lun) 理；比如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從(cong) 義(yi) 不從(cong) 父的士大夫精神；比如政治以王道為(wei) 根本，用兵以仁義(yi) 為(wei) 優(you) 先。這個(ge) “仁”的精神，與(yu) 孔孟並無二致。在法家和儒家之間，如何執其中道，很難把握。真理往往在於(yu) 度。單純承襲他學說的某個(ge) 方麵都不對。

韓非入秦後，死於(yu) 和李斯的政治鬥爭(zheng) 。他寫(xie) 出了法家的一切權術，卻不懂基本權爭(zheng) 技巧。李斯精通權鬥，卻鬥不過宦官，死前哀歎東(dong) 門黃犬而不可得。純粹的權力政治，一定會(hui) 按照它本身的邏輯來得快去得快而變幻無常。

韓非李斯死後沒多少年，他們(men) 設計的帝國迅速崩塌了。秦征服的土地和人民並沒有實現與(yu) 秦的內(nei) 心融合。他們(men) 忘記了老師早就說過，隻用暴力，可以兼並，但不能凝聚。凝聚，還要有人心。“兼並易能也，唯堅凝之難也。”秦朝晚期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2013年出土的湖南益陽兔子山竹簡中的“秦二世元年詔令”，已明確提出不要再對老百姓加以徭役（“勿以徭賦擾黔首”）。可惜出台晚了。半年之後，陳勝吳廣在大澤鄉(xiang) 揭竿而起。

法家與(yu) 儒家，哪一個(ge) 都不能少。如果沒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結構化和組織化，無法實現對基層社會(hui) 的動員，無法在大爭(zheng) 之世自我強化。但如果沒有儒家，法家將變成僵化的製度，其威權體(ti) 係隻是完全標準化、垂直化、同質化的執行體(ti) 係，而儒家則有靈活的、本土的、包容性的調節空間。

何況荀學並非隻有儒法。他是戰國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記》言荀子之思想乃是總結儒、墨、道家各自的成功失敗匯聚而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xing) 壞，序列著數萬(wan) 言以卒”。他批判墨家不懂得建設國家秩序，[7]但吸收其“兼愛”思想，並發展成“天下政治”的無私原則。他批判道家隻通天命不通人事，但吸收了其非人格、無善惡的天命觀，發展出“製天命而用之”的樸素唯物主義(yi) 思想。他批判黃老學派的“有詘而無信”，但吸收了其經濟思想，肯定了商業(ye) 對於(yu) 國家的價(jia) 值。他將孔孟追求的“純粹”儒家，變成為(wei) 駁雜宏闊的“大儒家”。現在看來，百家爭(zheng) 鳴到百家兼容，唯有荀子做到了。

“極高明而道中庸。”荀子對於(yu) “中道”的定義(yi) ，比傳(chuan) 統儒家更注重實際。他認為(wei) ，中道的標準隻在有益於(yu) 事理，不必遵從(cong) 於(yu) 某種特定教條。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實事求是”。“凡事行，有益於(yu) 理者立之，無益於(yu) 理者廢之，夫是之為(wei) 中事。凡知說，有益於(yu) 理者為(wei) 之，無益於(yu) 理者舍之，為(wei) 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奸道。”建立於(yu) 實事求是基礎上的中道精神，使中華文明最善於(yu) 包容完全相反的矛盾體(ti) ，最善於(yu) 結合看似不可能的矛盾體(ti) ，最善於(yu) 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在中華大地上和諧共生綿延不斷。

（四）

荀子死於(yu) 前245~前238年之間。活到90歲。

他的思想太駁雜太矛盾，以致他死後的境遇更為(wei) 曲折。西漢前期的意識形態，是無為(wei) 而治的黃老之術。後來的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天人三策”，改宗“有為(wei) 而治”的儒家政治。儒家結束從(cong) 孔子以來350年的流浪地位，第一次成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彼時，有用漢隸撰寫(xie) 的“今文經學”，有用六國文字撰寫(xie) 的“古文經學”，兩(liang) 派鬥爭(zheng) 了漫長歲月，但無論哪一派上位，隻尊孔孟，卻從(cong) 不推崇荀子。他們(men) 都認為(wei) 荀子不純粹，何況他還有個(ge) 焚書(shu) 坑儒的弟子。

千年後，第一個(ge) 為(wei) 荀子辯解的，是韓愈。經過安史之亂(luan) ，痛感國家需要經世致用實學的韓愈，不但鼓勵時人為(wei) 《荀子》注釋，還評價(jia) 荀子“大醇小疵”，除了一點點“雜質”，和孔子沒有什麽(me) 不同。韓愈為(wei) 此被宋明理學批判了好幾百年。因為(wei) 宋儒以孟子“性善論”和“內(nei) 聖外王”為(wei) 歸宿，對荀子的“性惡論”和“王霸兼用”絕不容忍。[8]

因此，當時與(yu) 孟子並稱的荀子，卻在儒家成為(wei) 正統之後的1800年裏，成了一個(ge) 陰影裏的人物。

一直到清乾隆時，考據訓詁的清代大儒們(men) 突然意外發現，那些漢初儒學複興(xing) 的根本大典，那些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傳(chuan) 習(xi) 的經書(shu) ，竟然全是荀子傳(chuan) 下來的。如《春秋左傳(chuan) 》《春秋榖梁傳(chuan) 》，如《毛詩》《魯詩》《韓詩》，如《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梁啟超評價(jia) 說，“漢代經師，不問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間，宗派屢變，一皆盤旋於(yu) 荀子肘下”。

原來，在七國爭(zheng) 雄戰火燃燒的最後30年，他一隻手教出了法家奇才李斯與(yu) 韓非，另一隻手卻默默書(shu) 寫(xie) 傳(chuan) 授著儒學。當秦朝焚書(shu) 坑儒時，隻有他通過“私學”悄悄傳(chuan) 授下來這批根本經典，而被漢儒複述重寫(xie) 。“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xing) ，中更戰國暴秦之亂(luan) ，六藝之傳(chuan) 賴以不絕者，荀卿也。”“荀卿於(yu) 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已。”[9]

一心要改革經典的異端，卻是最忠誠於(yu) 經典的人。沒有荀子，儒家經典將全部失傳(chuan) ，董仲舒也決(jue) 搞不成儒學複興(xing) ，宋明理學連誕生的機會(hui) 都沒有。荀子無名無位兩(liang) 千年後，才被清廷第一次納入《四庫全書(shu) 》的儒家部分。此前，他在蘭(lan) 陵的墓（現山東(dong) 臨(lin) 沂蘭(lan) 陵縣）一直荒涼寂寥。明人李曄寫(xie) 道，“古塚(zhong) 瀟瀟鞠狐兔，路人指點荀卿墓”。又道，“臥煙露兮愁黃昏，蒼蒼荊棘如雲(yun) 屯。野花發盡無人到，唯有蛛絲(si) 羅墓門”。

行純粹者易，行中道者難。隨時要準備被兩(liang) 個(ge) 極端所拋棄所夾擊。即便如此，曆史最終會(hui) 沿著中道前進。漢武帝與(yu) 漢宣帝接受了荀子的思想，“禮法合一”，“儒法合治”，“漢家自有製度，以王霸道雜之”。接著，曆代王朝也按照他的思想繼續前行。隻是因為(wei) 他的“不純粹”，所有君王都隻用其實而不用其名。好在荀子隻唯實不唯名。儒法由此真正合流。法家創造了中央集權郡縣製和基層官僚係統，儒家則創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國天下的集體(ti) 主義(yi) 倫(lun) 理，在魏晉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學，創造了儒釋道合一的精神世界。這種超級穩定的大一統國家結構發散到整個(ge) 東(dong) 亞(ya) ，成為(wei) 中華文明與(yu) 中華民族強而不霸、弱而不分、從(cong) 不中斷的秘密。之所以還稱為(wei) “秘密”，是因為(wei) 大多數西方學者至今仍未去研究。

二、希臘

（一）

公元前346年，在商鞅剛剛完成郡縣製改革的時候，相隔萬(wan) 裏的雅典也發生了一次意義(yi) 深遠的“精神地震”。震中是兩(liang) 個(ge) 人，一個(ge) 是雅典的頭號哲學家亞(ya) 裏士多德，一個(ge) 是雅典的頭號政論家伊索克拉底。

亞(ya) 裏士多德是繼蘇格拉底、柏拉圖之後最偉(wei) 大的哲人，是現代西方幾乎一切重要學問——哲學、邏輯學、政治學、生物學、物理學、詩學、星象學和宇宙哲學的開創人。

伊索克拉底是雅典的雄辯之王。雅典城邦政治，萬(wan) 事皆要通過公民大會(hui) 辯論。政治家必須同時是雄辯家，是雄辯家就必須學習(xi) 伊索克拉底。

一個(ge) 是知識，一個(ge) 是雄辯，這樣兩(liang) 個(ge) 人，代表著雅典精神的核心。然而，他們(men) 卻拋棄了雅典，選擇了馬其頓。

轉折，來源於(yu) 城邦危機。

今天，西方深刻緬懷的希臘古典文明，其實隻是雅典曆史上的一小段，即伯利克裏執政的黃金時期，代表著民主製度的最偉(wei) 大成就。而這短短幾十年黃金期前後，希臘城邦世界一直陷入無休止的惡性內(nei) 鬥。早自希波戰爭(zheng) 之後，雅典稱霸了 70餘(yu) 年；伯羅奔尼撒戰爭(zheng) 之後，斯巴達稱霸了30餘(yu) 年。誰稱霸，誰就可以占用小國上交的貢金建設軍(jun) 隊。哪個(ge) 小國不想入盟，就會(hui) 被暴打，雅典就曾對拒絕加入自己的城邦進行過血腥屠城（米洛斯城和西庫昂城）。雅典和斯巴達的惡鬥，甚至還一度引入共同宿敵波斯來仲裁。戰亂(luan) 之中，土地逐漸集中到富人手裏，失去土地的貧民，為(wei) 了外邦的金錢變成了雇傭(yong) 兵，轉頭攻打自己的城邦。

這種亂(luan) 局持續了100年。

亂(luan) 局中誕生了一種呼聲：全希臘城邦不要再爭(zheng) 搶彼此有限資源，應共同向外征服殖民，去搶波斯搶亞(ya) 洲，希臘才會(hui) 獲得和平富強。

第一個(ge) 發出這個(ge) 呼聲的，是伊索克拉底。在發表於(yu) 公元前380年的《泛希臘集會(hui) 辭》演講中，他說：“希臘人被限製在一個(ge) 狹小的地帶，而且由於(yu) 土地不足，他們(men) 彼此謀害，互相襲擊，有的死於(yu) 每日口糧的缺乏，有的死於(yu) 戰爭(zheng) 。”“在我們(men) 從(cong) 同一源泉獲得利益、和同一敵人進行戰鬥之前，希臘人不可能和睦相處。等我們(men) 擺脫了生活上的貧困—這種貧困使友誼破裂，使至親(qin) 成仇，使全人類陷入戰爭(zheng) 與(yu) 內(nei) 亂(luan) 中—那時候我們(men) 才能和睦相處，才能有真正的善意。為(wei) 此，我們(men) 必須竭力使戰爭(zheng) 盡快從(cong) 這裏轉入亞(ya) 洲大陸（小亞(ya) 細亞(ya) ）。”

外侵，征服，掠奪，殖民。過剩的人口在波斯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城市；留在本土的人口將重新擁有足夠的土地。

這個(ge) 思路，近代曆史學家稱為(wei) “泛希臘主義(yi) ”或“大希臘主義(yi) ”。這可不是因為(wei) 波斯有侵略威脅，希波戰爭(zheng) 早就過去一個(ge) 世紀，雙方早已締結了和平條約。希臘統一運動的根本動力，是解決(jue) 土地缺乏、人口過剩的問題。傳(chuan) 播希臘文明，隻是附帶產(chan) 物。這套思路，成為(wei) 後世西方殖民帝國主義(yi) 的思想雛形。伊索克拉底可算作是第一個(ge) 提出殖民帝國主義(yi) 的人。因為(wei) 伯利克裏雖然曾經提出過雅典帝國主義(yi) ，但那是黃金時代，擴張之外還帶有價(jia) 值理想。而伊索克拉底的帝國主義(yi) 是在衰敗時代發生的，理想已經消失，隻剩下殖民本能。

在呼籲“大希臘”的同時，伊索克拉底最初堅持，統一大業(ye) 必須由雅典當領頭人。認為(wei) 雅典具有最強大的海軍(jun) 力量，最高級的文明，最具有“道義(yi) 擔當”與(yu) “國際主義(yi) 精神”。有些人反對他。因為(wei) 征服會(hui) 帶來更大殺戮，不應再重複雅典曾經屠城的黑曆史。伊索克拉底認為(wei) 隻要使用暴力的程度和掌握領導權的時間相匹配，就是好的霸權，“既然我們(men) 極少使用嚴(yan) 厲的手腕，而又能在最長的時期裏掌控這種領導權，又怎麽(me) 不應該受到表揚呢？”

伊索克拉底沒有想到的是，他呼籲了40年，雅典卻一直置若罔聞。因為(wei) 年輕一代演說家們(men) （如德摩斯梯尼）都是內(nei) 戰派。雅典繼續打斯巴達，打底比斯，打馬其頓。寧可花錢請雇傭(yong) 軍(jun) 傷(shang) 害彼此，就是不願意團結一致對外打波斯。伊索克拉底悲歎道：“一貫囿於(yu) 自己狹隘利益的城邦永遠也不會(hui) 與(yu) 其他城邦共享一種和諧的生活。”“（主戰派）慣於(yu) 讓他們(men) 自己的城邦陷入混亂(luan) 狀態，因為(wei) 所有城邦的共同和平會(hui) 危及他們(men) 個(ge) 人的私利。”

雅典不睬他，他隻好求助其他力量。在公元前346年的政治集會(hui) 上，他公開呼籲由馬其頓國王腓力來統一希臘。[10]長久以來，馬其頓一直是希臘城邦世界的邊緣國家，其祖先和希臘隻有著一些模糊的血緣關(guan) 係。此時的伊索克拉底已經87歲高齡，連腓力的麵都沒有見過。但為(wei) 了“大希臘”，他給腓力寫(xie) 公開信（《致腓力辭》）說，“我已經不再對雅典和斯巴達抱有希望。因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城邦因為(wei) 各自的麻煩，都已經衰落到最低穀”。他認為(wei) 唯有腓力王是能出征波斯而使大希臘團結的政治強人。

他還殷勤地向腓力建議道：“你要勸說其他的波斯總督擺脫波斯國王的束縛，前提就是你將給予他們(men) ‘自由’，並且還要將這種‘自由’惠及到亞(ya) 細亞(ya) 地區。因為(wei) ‘自由’這個(ge) 詞一來到希臘世界，就導致了我們(men) （雅典）的帝國和拉西第夢人（斯巴達）的帝國的瓦解。”

這些話，和後人對雅典自由民主的印象太不一樣了。伊索克拉底無論有多少頂哲人的桂冠，他本質上是個(ge) 政治家。哲學家可以考慮永恒，但政治家必須麵對現實。20年以後，腓力的兒(er) 子亞(ya) 曆山大正是按照伊索克拉底的戰略思路，征服了埃及和波斯，建立了大希臘殖民帝國。但亞(ya) 曆山大的老師不是伊索克拉底，而是亞(ya) 裏士多德。亞(ya) 裏士多德在“大希臘”的道路上，比伊索克拉底走得更遠。

（二）

亞(ya) 裏士多德比伊索克拉底小37歲。在伊索克拉底第一次提出“大希臘主義(yi) ”時，他剛出生於(yu) 馬其頓轄下的色雷斯小城邦。在雅典人眼裏，那是邊緣蠻族地區。260年後造反的斯巴達克斯就是這裏人。

亞(ya) 裏士多德雖然身在蠻族，卻心在雅典。17歲的他獨身一人投奔雅典柏拉圖學院，開始了20年的哲學生涯。他是柏拉圖最優(you) 秀的弟子，一度有望成為(wei) 柏拉圖學院的接班人。但是，柏拉圖逝世時，卻將學院交給了親(qin) 侄子而不是他。最重要的原因是，亞(ya) 裏士多德是個(ge) 外邦人。他在雅典不能擁有合法財產(chan) （土地），更不能參與(yu) 政治，因為(wei) 他沒有“公民權”。按照法律，擁有雅典公民權的必須父母都是雅典人。伊索克拉底、蘇格拉底、柏拉圖，就是血統純正的雅典人。而亞(ya) 裏士多德無論在雅典住了多久，無論為(wei) 雅典做出多大貢獻，就是沒有參與(yu) 政治的權利。雅典法律，把希臘最偉(wei) 大的智者和雅典永遠分開了；把所有不產(chan) 於(yu) 雅典卻願意忠於(yu) 雅典的士子和雅典分開了。諷刺的是，這條法律正是被西方共譽為(wei) 民主政治楷模的伯利克裏頒布的。

亞(ya) 裏士多德離開了雅典。

伊索克拉底發表了《致腓力辭》的3年後，亞(ya) 裏士多德受邀奔赴馬其頓宮廷擔任亞(ya) 曆山大的老師。

亞(ya) 裏士多德真正教導亞(ya) 曆山大的時光隻有3年。上課是在一個(ge) 前後貫通的山洞裏。他按照希臘文明的最高標準塑造著亞(ya) 曆山大。他讓14歲的少年喜愛上了希臘文學與(yu) 荷馬史詩，並對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等廣闊的知識產(chan) 生熱情。[11]更重要的還是政治思想。亞(ya) 裏士多德為(wei) 教育亞(ya) 曆山大專(zhuan) 門寫(xie) 了《論君主》和《論殖民地》。哪怕在亞(ya) 曆山大東(dong) 征過程中，師徒二人也通信密切。據普魯塔克《傳(chuan) 記集》記載，亞(ya) 曆山大在給亞(ya) 裏士多德的信中總是求教政治學道理，說這比他征服一個(ge) 城池帶來的快樂(le) 大得多。黑格爾說，亞(ya) 曆山大的精神和事業(ye) 的偉(wei) 大正是來自亞(ya) 裏士多德深刻的形而上學。[12]

亞(ya) 曆山大一邊殘酷征服，一邊傳(chuan) 播希臘文明。他在非洲、西亞(ya) 、中亞(ya) 和南亞(ya) 建立了大量擁有競技場和神廟的希臘化城市，遍及埃及、利比亞(ya) 、敘利亞(ya) 、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土耳其、阿富汗和印度。這些希臘化城市的博物院和圖書(shu) 館成為(wei) 科學文化、哲學藝術的殿堂。他甚至還把亞(ya) 洲的動植物標本源源不斷送回給正在雅典辦學的亞(ya) 裏士多德做研究。之後的拿破侖(lun) 最崇拜亞(ya) 曆山大，在遠征埃及時也帶上了大量考古學家，最終發現了羅塞塔石碑，開啟了埃及學。

西方帝國主義(yi) 暴力征服+文明傳(chuan) 播的方式，是亞(ya) 裏士多德發明的。

如果說，伊索克拉底為(wei) “大希臘”創造了軍(jun) 事戰略，那亞(ya) 裏士多德則為(wei) “大希臘”設計了精神框架。

他們(men) 內(nei) 心並非沒有矛盾。

伊索克拉底對馬其頓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對波斯人可以用“強迫”的手段，但對希臘人要用“說服”的手段（“說服可用於(yu) 希臘人，強迫可用於(yu) 蠻族人”）。亞(ya) 裏士多德說得更為(wei) 明確，馬其頓對亞(ya) 洲人可以像“主人”（對奴隸）那樣統治，但對於(yu) 希臘各城邦的人，要像“頭領”（對追隨者）那樣對待。

這句話正是“希臘帝國”的精髓—內(nei) 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麵是公民，下麵是奴隸。美國史學家弗格森說，“帝國”描述的是主體(ti) 民族和外部民族的關(guan) 係，和主體(ti) 民族內(nei) 部采用什麽(me) 政治製度無關(guan) 。這種希臘式帝國，成為(wei) 日後歐洲帝國的精神原型與(yu) 政治模板。17世紀之後，歐洲帝國的陸上東(dong) 侵路線竟和亞(ya) 曆山大一樣。

曆史將如何回答他們(men) 的苦心呢？

（三）

先說伊索克拉底。

公元前338年爆發喀羅尼亞(ya) 戰爭(zheng) 。雅典不服馬其頓，起兵挑釁，被馬其頓打得大敗。馬其頓乘勝組織科林斯同盟，終於(yu) 成為(wei) 希臘世界的霸主，並開始積極籌劃進軍(jun) 波斯。

得到這個(ge) 消息的時候，伊索克拉底已經98歲了，正在希波克拉底的醫神廟裏祈禱。按理說，他奔走50年的事業(ye) ，終於(yu) 能在死前看見了，應該是快慰平生。但意想不到的是，馬其頓勝利後的第9天，伊索克拉底突然停止進食，絕食身亡。因為(wei) 他同時聽到內(nei) 心仍然鍾愛的雅典為(wei) 此死了大批士兵，正在舉(ju) 行葬禮。一興(xing) 一亡，一榮一枯，他的靈魂在撕裂，精神在相搏。

他的“大希臘”設想，蘊含著一個(ge) 無法解決(jue) 的矛盾—馬其頓擁有強力，如何保證它對雅典隻用“說服”而不用殺戮？反過來，善於(yu) 雄辯的雅典，又豈能甘心被馬其頓“說服”？死於(yu) 馬其頓陣前的雅典青年屍體(ti) ，使他明白了日後仍會(hui) 重複的悲劇。他既珍視自由，又渴望統一。團結統一帶來的暴力，會(hui) 破壞自由。但自由產(chan) 生的混亂(luan) ，又會(hui) 破壞團結統一。理想與(yu) 現實，矛盾與(yu) 痛苦，想不通就絕食而終。

他死前的矛盾在他死後愈演愈烈。

希臘城邦再無團結。希臘大軍(jun) 遠征前夜，腓力剛死於(yu) 暗殺，底比斯就聞聲而叛；亞(ya) 曆山大剛死於(yu) 巴比倫(lun) ，雅典就又揭竿而起；最後，當馬其頓與(yu) 羅馬入侵者決(jue) 戰時，希臘城邦竟給了該王國背後致命一擊。即便馬其頓將希臘的半島文明拓展成世界文明，但希臘城邦寧可同毀於(yu) 外人也不買(mai) 這個(ge) 賬。

另一方麵，希臘化帝國走向專(zhuan) 製。亞(ya) 曆山大屠滅了底比斯，把婦女兒(er) 童都賣為(wei) 奴隸；他剛征服波斯，就要求希臘聯軍(jun) 親(qin) 吻他腳下的塵埃，將自己升級為(wei) 神（宙斯阿蒙之子）。因為(wei) 驕傲的城邦不肯服從(cong) 任何“人類”，他不變成神，就無法取得超越城邦進行統治的合法性。他死後，他的亞(ya) 洲（塞琉古王朝）和非洲（托勒密王朝）的繼承者們(men) ，也學他將自己及子孫後代都變成了生前接受祭祀的“神王”。從(cong) 理性的希臘精神中，居然誕生了比王權更專(zhuan) 製的“活神”。

希臘城邦的叛離和馬其頓帝國的專(zhuan) 製，無限發展，因果難分。

弗格森總結說，希臘城邦不可能融合。“希臘城邦是一個(ge) 有著獨特內(nei) 在構造的單細胞有機體(ti) ，除非進行再分割，否則無法發展，它們(men) 可以無限製地複製同類。但這些細胞，無論新舊，都無法聯合起來，形成一個(ge) 強大的民族國家。”

因為(wei) ，希臘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斯巴達的雙王製、小亞(ya) 細亞(ya) 的君主製和雅典的民主製一樣長久。城邦自身可以選擇任何政治製度，但絕不服從(cong) 外來的權威。誰有權力決(jue) 定政治製度呢？隻有城邦內(nei) 的世居者。希臘城邦有投票權的“公民”必須是世代誕生於(yu) 本地的同族。外邦人無法獲得政治權力，更別說成為(wei) 領袖。

“絕對自治”也意味著“絕對地方主義(yi) ”，讓統一變得不可能。希臘城邦不隻反對領土國家，連聯邦式國家都反對。馬其頓組建的科林斯聯盟被雅典痛斥為(wei) “奴役”。實際上該聯盟隻不過是把投票權按照城邦實力分配，大城邦票多，小城邦票少，小城邦都堅決(jue) 不同意；而若實行小城邦認可的“一城一票”聯盟（阿凱亞(ya) 同盟和埃托利亞(ya) 同盟），雅典和斯巴達這樣的大城邦又覺得虧(kui) 了，也堅決(jue) 不同意。

到整個(ge) 希臘世界被羅馬征服之前，他們(men) 都沒有演化出一套大小城邦都滿意的“聯邦製”。城邦的利益定要淩駕於(yu) 共同體(ti) 利益之上。

（四）

對“分”與(yu) “合”，戰國與(yu) 古希臘的政治觀念完全不同。

中國上古時代也曾經有過萬(wan) 邦林立、一城一國的局麵（“執玉帛者萬(wan) 國”[13]），類似於(yu) 希臘城邦世界。到周初還剩1800個(ge) 部落方國。但最終這些城邦沒有長期分立，而是在爭(zheng) 鬥吞並中形成了地區性王國，進而發展成統一王朝。表麵上看，西亞(ya) 北非的古老文明如蘇美爾、埃及和波斯也是如此。其實不一樣。亞(ya) 非古國靠的是“神權”，中國靠的是世俗倫(lun) 理共識。

夏商周時的邦國世界中，始終存在一個(ge) 從(cong) 政治實力到文化影響都處於(yu) 絕對優(you) 勢的大邦，作為(wei) 名義(yi) 或實際上的共主。[14]誰能當共主，取決(jue) 於(yu) 誰擁有唯一的天命。天命同時包括了武力和道德。道德不是以神權，而是以民心做基礎。誰能既強大又保民，誰才能擁有天命。否則，天命就會(hui) 轉移。就會(hui) 發生殷革夏命，周革殷命。但失去天命的邦國並不會(hui) 被滅亡，而是作為(wei) 服從(cong) 秩序者繼續生存發展。戰國七雄雖不再服從(cong) 周天子，但卻共同認為(wei) 天命隻有一個(ge) ，分治不能長久。諸子百家爭(zheng) 論如此尖銳，卻也共同認為(wei) ，建立統一的秩序，才是由亂(luan) 入治的要道。同時代的希臘城邦世界不存在共主，隻有不同的聯盟，互相鬥爭(zheng) 而從(cong) 不認為(wei) 存在一個(ge) “共同的秩序”。

從(cong) 城邦之間的關(guan) 係來看，周人的新封國對周天子負有拱衛責任，非周人的封國通過與(yu) 周王朝聯姻而建立親(qin) 戚關(guan) 係。封國之間有一整套規矩要遵循，比如一國發生瘟疫，其他國家要支持財物；一國發生災荒，其他國家要借糧；一國有喜事喪(sang) 事，各國要前往慶賀哀悼。這些責任是強製性的，由天子負責維持。即便在天子權威減弱的春秋時代，霸主們(men) 也要維持這套規矩才能當霸主。這就強化了邦國之間同屬“華夏世界”的認同。而希臘城邦之間，雖然祖先的血緣有一定關(guan) 係，但彼此之間沒有建立責任關(guan) 係。即便是從(cong) 母邦殖民出去的新城邦，對母邦也沒有責任義(yi) 務，甚至經常反戈一擊。希臘人也苦惱於(yu) 這一點，舉(ju) 辦各種大型節慶和賽事的初衷，就是為(wei) 了“喚醒”同為(wei) 希臘人的認同。但即便在希波戰爭(zheng) 時，希臘人共同身份也隻起到微弱作用。

兩(liang) 種文明根性塑造了兩(liang) 種不同的道路。

西方不斷走向分。從(cong) 地域上分，從(cong) 民族上分，從(cong) 語言上分。其間也有統一的努力，如羅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趨勢占據主流，最終歸結到了個(ge) 人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

中國則不斷走向合。從(cong) 地域上合，從(cong) 民族上合，從(cong) 語言上合，其間也有分離的時期，比如王朝更替，比如遊牧民族衝(chong) 擊，但合的趨勢占主流。造就了中華文明的集體(ti) 主義(yi) 根性。

中華文明並不是沒有“分”的概念，但並不是“分治”，而是“分工”。荀子對於(yu) “分合關(guan) 係”論述最為(wei) 明確。他說，人體(ti) 力弱小，何以能超越禽獸(shou) 而生存？因為(wei) 人能組織成集體(ti) 。組成集體(ti) 的關(guan) 鍵在“分工”。即確定不同的社會(hui) 角色，但要對彼此承擔起責任。隻要分工符合“禮義(yi) ”，就能整合社會(hui) 。因此，分是為(wei) 了和，和是為(wei) 了統一，統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大，強大則能夠改造自然。[15]

（五）

伊索克拉底死了。說說亞(ya) 裏士多德的命運。

亞(ya) 曆山大輝煌遠征時，師以徒貴，亞(ya) 裏士多德榮歸雅典，開辦了“呂克昂學院”。[16]經費由馬其頓出。

呂克昂學院很快就成了柏拉圖學院的勁敵。亞(ya) 裏士多德在呂克昂學院專(zhuan) 門收羅和自己一樣外邦出身的思想家。雅典人暗罵亞(ya) 裏士多德“忘恩負義(yi) ”，集合這些外邦人，為(wei) 馬其頓充當智囊、間諜和說客，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鋒。

亞(ya) 裏士多德的本意或許正是如此。既然雅典隻能被智慧征服，那就用更大的智慧來征服它。亞(ya) 裏士多德在呂克昂學院流傳(chuan) 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類曆史上最廣博、最統一的知識體(ti) 係，被稱作他的“第二雅典時期”。他第一次告訴人們(men) ，智慧不需要神啟，是可以憑借理性和邏輯來認識的。

在這裏，他寫(xie) 下了被西方政治學奉為(wei) 圭臬的名著《政治學》，其中有大量對城邦政治的反思。他將城邦政治分為(wei) 君主與(yu) 僭主、貴族與(yu) 寡頭、共和與(yu) 平民六種形態，他嚴(yan) 厲批評了其中的暴民政體(ti) ，認為(wei) 暴民政體(ti) 是不以法律為(wei) 依歸的另一種專(zhuan) 製。類似於(yu) 極端民粹主義(yi) 。

令人驚異的是，他還提出了“絕對王權”的概念。即“由君主一人代表整個(ge) 氏族或整個(ge) 城市，全權統治全體(ti) 人民的公務，這種形式猶如家長對於(yu) 家庭的管理”。[17]他認為(wei) ，“整體(ti) 總是超過部分，這樣卓絕的人物，本身恰恰是一個(ge) 整體(ti) ，而其他的人們(men) 便類於(yu) 他的部分，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大家服從(cong) 他的統治，不同他人輪番，讓他無限期地執掌治權。”[18]這在希臘世界的政治倫(lun) 理中，可以算是極端的異類。

批評亞(ya) 裏士多德的人說，“絕對王權”是為(wei) 了亞(ya) 曆山大量身定做的政治理論，說明他熱愛權力甚於(yu) 真理。為(wei) 他辯護的人說，這不過是一個(ge) 理論推演的極端模式，並非用於(yu) 實踐。其實，他真正在思考的是，如何將馬其頓王權政治和希臘城邦政治進行有效融合。[19]

然而，他的思考與(yu) 實驗沒有走到頭。

亞(ya) 裏士多德回到雅典的第13年（公元前323年），亞(ya) 曆山大病死於(yu) 巴比倫(lun) 。他是帶著遺憾死去的。公元前325年，亞(ya) 曆山大率領著征服了埃及、波斯、印度的雄師萬(wan) 裏迢迢來到印度旁遮普邦比亞(ya) 斯河畔。跨過這條河，是他夢想中的全印度乃至中國。他激情澎湃地鼓勵將士們(men) 繼續前進。而這些征戰多年的騎士們(men) ，每個(ge) 人身後都有一支支馬隊駱駝隊，裝滿了沉甸甸的戰利品，他們(men) 再也不想東(dong) 進半步。亞(ya) 曆山大隻能順著河邊的斜陽痛哭而返，兩(liang) 年後病死。

在亞(ya) 曆山大折返的這一年，中國的秦惠文王已消化完商鞅變法30年的成果，正式確定了統一天下的雄心；而趙武靈王也在這一年即位，開始搞胡服騎射，打造出東(dong) 亞(ya) 最強的騎步兵混合軍(jun) 隊。也是在這一年前後，孟子遊於(yu) 鄒、滕、魏，繼承孔子學說，係統提出了“仁政”思想；莊子遊於(yu) 宋、楚、魏，繼承老子學說，提出了“天道”思想；齊國則開始興(xing) 建稷下學宮，力圖囊括儒、道、名、法、兵、農(nong) 、陰陽各家，中華文明的精神世界由此成形。從(cong) 軍(jun) 事力量、到社會(hui) 製度，到思想理念，東(dong) 西兩(liang) 大古老文明在同一時間孕育出了各自的文明內(nei) 核。隻是曆史沒有讓它們(men) 在此時相遇交融。不過，還是留下了一點痕跡。20世紀的考古學家們(men) ，在新疆和田挖出了一種奇特的銅錢。錢體(ti) 是典型的希臘形製（圓形無孔打壓），幣值和分量卻是秦漢規製（“重廿四銖銅錢”“六銖錢”）。正麵是漢文篆字，背麵是佉盧文。佉盧文是巴克特裏亞(ya) 王國的文字。這個(ge) 國家是亞(ya) 曆山大留下的希臘化王國，在今日的阿富汗。通過西遷的月氏王國作中介，它與(yu) 漢王朝有了文化貿易的交往，為(wei) 日後更大規模的東(dong) 西方“絲(si) 綢之路”奠定了基礎。冥冥中慰藉了亞(ya) 曆山大希望行走到“世界盡頭”的夢想。

把目光再移回到希臘。偉(wei) 大的學生亞(ya) 曆山大剛死，偉(wei) 大的老師亞(ya) 裏士多德立即遭到反攻倒算。要麵臨(lin) 雅典公民大會(hui) 的審判，借口是他“褻(xie) 瀆神靈”。上次這樣被審判而喝下毒芹汁的，是他的師祖蘇格拉底。

亞(ya) 裏士多德不願重蹈覆轍。[20]他逃匿到馬其頓控製下的維亞(ya) 島上，島上有溫泉鬆林。一年後，怏怏去世。他的逃跑遭到滿雅典的嘲笑，說他沒有蘇格拉底的風骨。

亞(ya) 裏士多德的學術體(ti) 係塑造了後世西方文明，卻無法征服當時的雅典。希臘城邦對“本土性”的絕對堅持，導致了政治的封閉。同時代的戰國思想家們(men) 比亞(ya) 裏士多德幸運得多，他們(men) 可以在各個(ge) 國家巡遊發展。哪裏符合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在哪裏出謀劃策。戰國七雄的改革，都由外來遊士主導。秦之所以能統一天下，正因其丞相與(yu) 客卿都是外來的知識分子。分治不見得開放，統一不見得封閉。

（六）

和伊索克拉底死後一樣，亞(ya) 裏士多德死後的局勢發展，也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麵。

亞(ya) 曆山大帝國內(nei) 部分裂，三大繼承者王國相互征伐，不斷分裂獨立。這不是因為(wei) 亞(ya) 曆山大死得早。在他沒死時，除了推動了一部分歐亞(ya) 上層通婚外，沒有對所征占的龐大帝國進行過內(nei) 部政治整合，更沒有進行過基層政權建構。

馬其頓帝國的擴張方式，是在所到之處創建希臘式的自治城市。這種“自治”是對留居該城市的希臘殖民者而言，不包括被征服的土著社會(hui) 。在每個(ge) 新征服的亞(ya) 洲城市，亞(ya) 曆山大都把自己的“王友”，派駐到該城市當總督，隻管軍(jun) 事和稅收，城市的民政依靠希臘移民組成的“自治委員會(hui) ”管理。為(wei) 了提前得到稅收和降低行政成本，馬其頓的總督們(men) 甚至向商人們(men) 拍賣轉讓了收稅權。

中國戰國時代的基層政權組織方式則完全不同。出土秦簡顯示，秦國每擴張一處，都要建立從(cong) 縣到鄉(xiang) 的基層政權組織。其縣鄉(xiang) 官吏要負責收稅、組織墾荒、統計戶口、記錄物產(chan) ，再把這些信息輸送到秦都鹹陽編冊(ce) 保存。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而是數年一輪換。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縣製組織方式。

放棄民政，隻要稅收與(yu) 金錢，不服就派軍(jun) 隊鎮壓。一時可以最小的行政成本獲取最大的財富，但也放棄了對當地社會(hui) 的長遠整合規劃。在這樣的體(ti) 製下，中央強大的時候尚可，一旦中央權力衰弱，離心力就產(chan) 生了，城市紛紛脫離控製。亞(ya) 曆山大帝國的分崩離析是必然的。

這不能怪亞(ya) 曆山大。因為(wei) 即便是他的導師亞(ya) 裏士多德，也從(cong) 未設想過大規模政治體(ti) 的理論。他的“絕對王權”概念，隻是從(cong) 一個(ge) 城邦的角度。在那個(ge) 時代，並不是沒有超大規模的政治體(ti) 可供研究，如埃及和波斯。但亞(ya) 裏士多德認為(wei) 它們(men) 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進的，隻有希臘城邦政治才能叫作“政治”。[21]雖然亞(ya) 曆山大帝國是在他的精神指導下成為(wei) 政治現實，但他依然沒有設計出一個(ge) 比埃及和波斯更“先進”的超大規模政治體(ti) 的製度。

後人辯解說，雖然作為(wei) 政治實體(ti) 的希臘統一國家消失了，但作為(wei) 文化精神的希臘，在羅馬的軀體(ti) 上得以永存，成為(wei) 歐洲精神的母體(ti) 。國家滅亡無所謂，文化永存已足夠。

這要聽聽當時的希臘人民怎麽(me) 說。希臘王國滅亡過程中，一大批希臘高級知識分子以人質身份被送入羅馬貴族家庭當老師。其中就有著名曆史學家波利比烏(wu) 斯。他在名著《曆史》中問道：“為(wei) 什麽(me) 希臘不斷瓦解，羅馬卻能一直強大？”他那時心中想要的，恐怕不是僅(jin) 存精神的希臘，而是一個(ge) 實體(ti) 與(yu) 精神共存的希臘。

三、終篇

（一）

亞(ya) 裏士多德死後，被思想界冷落了七八百年。他的馬其頓經曆成為(wei) 他的汙點。流傳(chuan) 下來的希臘羅馬文獻對他極盡諷刺，什麽(me) “現實主義(yi) ”“功利主義(yi) ”“依賴強權者”等等。直到中世紀宗教家們(men) 為(wei) 了用他的思想來證明上帝的存在，他才重新獲得崇高地位。他的著作保存於(yu) 埃及的亞(ya) 曆山大圖書(shu) 館，後來被阿拉伯人獲取翻譯，又經過十字軍(jun) 東(dong) 征帶回了歐洲，推動了文藝複興(xing) 。

伊索克拉底受冷落時間更長。在漫長的曆史時期內(nei) ，人們(men) 認為(wei) 他的自殺是天譴，是因為(wei) 他與(yu) 腓力合夥(huo) 誘騙了希臘。他的墓園立柱頂部，樹立著一尊以歌聲惑人的海妖塞壬的雕像。直到近代重新討論馬其頓帝國傳(chuan) 播希臘文化功績時，他才得以被重新評價(jia) 。

荀子身後的命運前麵已經說了。再補充一段。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決(jue) 意赴死前寫(xie) 的《仁學》痛罵荀子。他認為(wei) ，中國曆代王朝不管表麵上用什麽(me) 意識形態，根本上就是荀學。“兩(liang) 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liang) 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ang) 願也。唯大盜利用鄉(xiang) 願，鄉(xiang) 願工媚大盜。”梁啟超罵得更狠，說荀子就是引法入儒、導致專(zhuan) 製主義(yi) 維持兩(liang) 千年的罪魁禍首。

然而，三十年後，不斷“以今日之我與(yu) 昨日之我決(jue) 裂”的梁啟超在去世前不久（1927年）為(wei) 荀子翻了案。

荀子的頭號“罪證”是“性惡論”——“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wei) ”。但梁啟超千辛萬(wan) 苦為(wei) “偽(wei) ”字找到了另一個(ge) 解釋：在戰國時代，“偽(wei) ”的古漢語原意不是指虛偽(wei) ，而是指改變（“心慮而能為(wei) 之動謂之偽(wei) ，慮積焉能習(xi) 焉而後成為(wei) 之偽(wei) ”）。荀子並非認為(wei) “人性本惡，唯有專(zhuan) 製”，而是認為(wei) “人性雖惡，但能夠改變”。因此既要有嚴(yan) 刑峻法以應對人性之惡，也要有仁義(yi) 道德以培育人性之善。這就將其與(yu) 孔孟之學統一起來了。

這30年，梁啟超看過了美國門羅主義(yi) ，看過了“一戰”，看過了國聯破產(chan) ；自己幹過維新、幹過共和、組過立憲黨(dang) ，搞過二次革命。最後回歸學海。他看懂了中國，也看懂了自己。

終於(yu) ，他為(wei) 荀子改了這一個(ge) 字。

近代史上重新評價(jia) 荀子的，不僅(jin) 是梁啟超。章太炎把荀子尊為(wei) 孔子之後的聖人；胡適認為(wei) 荀學與(yu) 同時代各學派皆有關(guan) 係；郭沫若說荀子是雜家之祖；馮(feng) 友蘭(lan) 評價(jia) 荀子在中國曆史地位如同西方的亞(ya) 裏士多德。最後，毛主席說，荀子是唯物主義(yi) ，是儒家的“左派”，很欣賞荀子“製天命而用之”的哲學觀與(yu) “法後王”的曆史觀。[22]

這幾位思想家的命運，說明每一個(ge) 文明內(nei) 部，每一種精神追求，都蘊含著巨大矛盾。在人類社會(hui) 進程上，不存在某種能解釋一切的理論，不存在某種普世的絕對原則。每一個(ge) 致力於(yu) 改變真實世界、而不是構建烏(wu) 托邦的思想家，終有一刻，都會(hui) 麵臨(lin) 著不可自洽、相反相成的痛苦。但這痛苦和矛盾中，也孕育著相輔相成的未來之路。要敢於(yu) 不向任何一種絕對性低頭，要敢於(yu) 在不可能處創造可能。

（二）

當今時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優(you) 先”還是“秩序優(you) 先”。這恰是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義(yi) 。

希臘人對自由的熱愛，讓“希臘人”從(cong) 種族的名字變成了“智慧”的代名詞。說誰是“希臘人”，就是說他是個(ge) 智者，不管他出自何方。中國人對秩序的熱愛，則讓中華文明成為(wei) 唯一同根同文並以國家形態持續至今的文明。

很多時候，文明的優(you) 點也是它的缺點。拿科技為(wei) 例，中華文明在曆史上就沒能產(chan) 生出科技文明。從(cong) 製度上說，當對秩序的追求到了極致的時候，便會(hui) 阻礙效率主義(yi) 價(jia) 值觀的形成，失去創新技術的動力。從(cong) 價(jia) 值觀上說，極端實用主義(yi) 與(yu) 經驗主義(yi) 忽視了對客觀世界的邏輯推理，造成理論、實驗和科技互相隔離，阻礙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產(chan) 生。希臘文明的科技成就雖是受亞(ya) 非古老文明已經積累的數學、天文、工程學知識影響，但畢竟是希臘，而不是亞(ya) 非古老文明，將這些文明成果做了集中轉化，奠定了未來歐洲科學的基礎。這是中華文明要始終向希臘文明學習(xi) 的地方。

中國，不是唯一的大一統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統文明，首要的價(jia) 值基礎都在於(yu) 長久和平。長久和平帶來的穩定，混亂(luan) 自由帶來的創新，哪個(ge) 更值得追求？這涵蓋了哲學、政治學、倫(lun) 理學等領域的無窮爭(zheng) 論，可以說是不同文明價(jia) 值觀之爭(zheng) ，永遠沒個(ge) 定論。即便在希臘羅馬文明內(nei) 部，對很多問題也會(hui) 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學家說，羅馬在產(chan) 生智慧方麵，遠遠不如希臘。所有哲學與(yu) 科學，都是希臘產(chan) 生的，羅馬隻不過產(chan) 生了幾個(ge) 詩人與(yu) 工匠。但如果沒有羅馬的政治架構，就不會(hui) 有希臘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傳(chuan) 播。如有政治學家說，隻有按雅典那樣按抽簽決(jue) 定治理權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沒有羅馬的混合政製，雅典精神將永遠隻限於(yu) 一個(ge) 幾萬(wan) 人的小城邦，而不會(hui) 發展成世界性文明。

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徑。保留這些不同的本身，恰好是為(wei) 文明日後的升華留下可能。多元與(yu) 矛盾並存，會(hui) 為(wei) 人類文明基因庫留下更多種子。

因此，對自由優(you) 先與(yu) 秩序優(you) 先的分歧，不應成為(wei) 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礙，反而應成為(wei) 中西文明互鑒的基礎。一方麵，技術發展進入爆炸式創新的前夜，讓我們(men) 深刻認識到自由帶來的創造力；另一方麵，非傳(chuan) 統安全危機頻繁爆發，也讓我們(men) 重新認識到秩序的寶貴。對於(yu) 自由來說，要探討如何加強秩序，以防止瓦解；對於(yu) 秩序來說，要探討如何加強自由，以激發創新。問題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選一，而是在哪個(ge) 環節加強自由，在哪個(ge) 環節加強秩序。

過去，驗證一個(ge) 理念，甚至需要數百年時間，數代人去重複錯誤。而今天，在技術革命下，幾年之間就能看清來龍去脈。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斷包容、和諧共生、互鑒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文明。為(wei) 此，中國與(yu) 歐洲真應該坐下來好好談談心。

注釋：

[1] 美國著名政治學理論家、曆史學家拉塞爾·柯克指出，“美國秩序源於(yu) 對西方文明三千年曆史的萃取。基督教貢獻了自由秩序的基礎，希臘古典文明貢獻了藝術與(yu) 科學，羅馬貢獻了政體(ti) 與(yu) 自然法，英國貢獻了法治與(yu) 市場、習(xi) 俗與(yu) 盎格魯傳(chuan) 承。”參見拉塞爾·柯克：《美國秩序的根基》，張大軍(jun) 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2] 亞(ya) 裏士多德認為(wei) ，“希臘各族，正如位於(yu) 這些地方的中間地帶一樣，兼具了二者的特性。因為(wei) 希臘人既生命力旺盛又富於(yu) 思想，所以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優(you) 良的政體(ti) ，並且隻要能形成一個(ge) 政體(ti) ，它就具有統治一切民族的能力。”（《政治學》1327b-1328a）參見亞(ya) 裏士多德：《政治學》，苗力田、顏一、秦典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244頁。

[3] 參見劉德銀：《為(wei) 政之常》，《江陵王家台15號秦墓》，載《文物》1995年第1期；陳鬆長：《為(wei) 吏治官及黔首》，載《嶽麓書(shu) 院藏秦簡 1-3 釋文（修訂本）》，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2018年版；朱鳳瀚：《北大藏秦簡<從(cong) 政之經>述要》，載《文物》2012年第6期。

[4] 《老子》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wei) 天下貞。”參見朱謙之：《新編諸子集成：老子校釋》，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

[5] 《荀子·強國》：“其百姓樸，其聲樂(le) 不流汙，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jian) 、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yu) 其門，入於(yu) 公門；出於(yu) 公門，歸於(yu) 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dang) ，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jue) 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參見王先謙：《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華書(shu) 局2013年版。

[6] 《荀子·強國》：“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參見王先謙：《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華書(shu) 局2013年版。

[7] 《荀子·非十二子》：“不知一天下，建國家。”參見王先謙：《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華書(shu) 局2013年版。

[8] 宋儒晁公武在《郡齋讀書(shu) 誌》中評其“以性為(wei) 惡，以禮為(wei) 偽(wei) ，非諫諍，傲災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wei) 飾邪說，文奸言，與(yu) 墨翟、惠施同詆。”參見晁公武著，孫猛校：《郡齋讀書(shu) 誌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9] 參見田漢雲(yun) 點校:《荀卿子通論》，《新編汪中集》，廣陵書(shu) 社2004年版。

[10] 伊索克拉底在《致腓力辭》認為(wei) ，“雅典在任何狀態下都不會(hui) 安寧，除非希臘所有的大城邦結束彼此的紛爭(zheng) ，並把戰爭(zheng) 引向亞(ya) 細亞(ya) ，同時還要決(jue) 心從(cong) 蠻族人（波斯）那裏奪取他們(men) 所享有的好處。”參見伊索克拉底:《古希臘演說辭全集：伊索克拉底卷（精裝）》，李永斌等譯，吉林出版集團2015年版。

[11] 參見保羅•卡特利奇：《亞(ya) 曆山大大帝》，曾德華譯，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0年版，第48頁。

[12] 黑格爾指出，“亞(ya) 曆山大的教養(yang) ，有力地駁斥了關(guan) 於(yu) 思辨哲學對於(yu) 實踐無用的那種流行說法。對於(yu) 亞(ya) 曆山大，亞(ya) 裏士多德不采用近代一般的淺薄的教育王子的方法來教育他，關(guan) 於(yu) 這一點，隻要看看亞(ya) 裏士多德的誠懇認真，就可以很自然地意識到：亞(ya) 裏士多德是知道什麽(me) 是真理，什麽(me) 是真的文化教養(yang) 的。”參見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賀麟、王太慶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3] 《左傳(chuan) ·哀公·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yu) 塗山，執玉帛者萬(wan) 國。”參見：楊伯峻注：《春秋左傳(chuan) 注（修訂本）》, 中華書(shu) 局2016年版。

[14] 考古學已證實，商作為(wei) 廣域王權國家之影響已到今日長江以南。夏是否作為(wei) 朝代存在尚有爭(zheng) 議，但一派主流觀點認為(wei) ，二裏頭極為(wei) 接近夏都。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教授表示，由文獻史學、考古學、測年技術科學等學科合作研究的結果證實：中國曆史上的夏朝是客觀存在的，夏史基本可信。參見新華社記者王丁、桂娟、雙瑞：《求解中國考古學“哥德巴赫猜想”——跨越60年的夏朝探尋》，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30/c_1125292348.htm。

[15] 《荀子·王製》：“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yi) 。故義(yi) 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參見王先謙：《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華書(shu) 局2013年版。

[16] 參見托馬斯·阿奎那：《亞(ya) 裏士多德十講》，蘇隆編譯，中國言實出版社2003年版。

[17] 參見亞(ya) 裏士多德：《政治學》III.14,1285b25-30，苗力田、顏一、秦典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8] 參見亞(ya) 裏士多德：《政治學》III.17,1288a25-30，苗力田、顏一、秦典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9] 絕對王權的概念在歐洲思想史上擁有巨大的影響。中世紀教權高於(yu) 王權，反對絕對王權的存在。從(cong) 博丹的“最高主權”到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到霍布斯的《利維坦》，歐洲絕對王權的概念漸漸複活。其直接的政治實踐，就是法國路易十四“太陽王”的絕對王權統治。但也正是絕對王權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yu) 大革命》中對此做了深刻的批判。

[20] 參見托馬斯·阿奎那：《亞(ya) 裏士多德十講》，蘇隆編譯，中國言實出版社2003年版。

[21] 亞(ya) 裏士多德認為(wei) ，“大多數人認為(wei) 一個(ge) 大邦必然較為(wei) 幸福，或許他們(men) 是說得對的，但他們(men) 未必真正了解一個(ge) 城邦為(wei) 大為(wei) 小的實義(yi) ，他們(men) 以數量為(wei) 標準，憑人口的多寡來判斷邦國的大小，但國勢強弱與(yu) 其以人數來衡量毋寧以他們(men) 的能力為(wei) 憑。如人們(men) 的各從(cong) 其業(ye) ，城邦也能各盡其用。凡顯然具有最高能力足以完成其作用的城邦才可以算是最偉(wei) 大的城邦。”參見亞(ya) 裏士多德：《政治學》VII.4，1326a5-15，苗力田、顏一、秦典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22] 參見陳晉：《毛澤東(dong) 閱讀史》，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