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探索未知世界的熱情，空前強烈的國家認同——漢武帝時代之於(yu) 後世中國的深遠意義(yi)

作者：劉勃（曆史學者）

來源：《南方周末》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廿十日甲午

          耶穌2018年8月30日

漢武帝時代對中國社會(hui) ，影響深遠。（曹一/圖）

漢武帝的朝廷始終保持著巨大的開放性，不斷的察舉(ju) 、征辟，把全國各地的人才吸納進來。無形之中，社會(hui) 上不安分的優(you) 秀領軍(jun) 人物，也就少了很多。同時，一些長期有效的經驗在折騰中被摸索出來。幾十年大範圍的人口流動，留下來的印跡，是空前龐大的疆域和空前強烈的國家認同

公元前141年，十六歲的漢武帝登基，他接手的，是一個(ge) 暮氣沉沉的統治集團和一個(ge) 青春洋溢的國家。

漢朝實行郡縣與(yu) 分封兩(liang) 種地方管理模式。各同姓諸侯王曾經野心勃勃，但經曆過七國之亂(luan) 的慘敗，他們(men) 很清楚自己無力對抗中央，於(yu) 是或者醉生夢死，或者開始在精致的文化品位中消磨人生。

朝廷直屬的地方與(yu) 部門，也一樣慵懶懈怠。漢朝畢竟去古未遠，世襲製還有相當普遍的社會(hui) 認同，給予功臣的回饋，也不得不高於(yu) 後世的許多王朝。老一輩的功臣故去後，他們(men) 的子孫也在朝堂上占據要津。景帝後期周亞(ya) 夫之死，可以認為(wei) 是勳貴子弟中最後一個(ge) 優(you) 秀人物故去，後來者即使做到丞相，也不過是“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yu) 當世者”。

而官方推崇的黃老之學以靜鎮之，似乎在給這一切碌碌無為(wei) 提供理論依據。實際上，在大規模戰亂(luan) 民生凋敝之後，朝廷不多介入，充分發揮社會(hui) 的自我修複功能也許不失為(wei) 善策。但當人口和社會(hui) 財富都積累到一定水平之後，就又不免如韓非子說的，是“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如沒有馬鞭與(yu) 韁繩，卻想駕馭悍馬了。

《史記》《漢書(shu) 》談論漢景帝後期的社會(hui) 景象的時候，憂心忡忡地說起社會(hui) 中上層的攀比消費，豪強大族不受公權力約束的地方特權，以及生活充裕的社會(hui) 底層難以宣泄的過剩精力。不必讚同他們(men) 的立場，但整個(ge) 社會(hui) ，確實充滿了躁動不安的氣氛。

這樣一個(ge) 時代迎來這樣一位好動喜事，雄心勃勃的皇帝，立刻就爆發出可怕的能量。

察舉(ju) 製：推薦與(yu) 考試結合

漢武帝即位之初，活得是很壓抑的。開始，是奶奶竇太後當權，好容易熬到竇太後去世，母親(qin) 家族的外戚勢力又迅速擴張，舅舅田蚡，成了說一不二的宰相。

製度史家引用的材料是，田蚡“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一個(ge) 毫無從(cong) 政經驗的人，田蚡會(hui) 讓他直接從(cong) 郡守幹起。秦代與(yu) 漢初，郡守直接對中央負責，類似於(yu) 今天的省長，東(dong) 漢州成為(wei) 正式行政區劃後，郡守類似今天的地級市的市長，漢武帝時代，郡守則介乎兩(liang) 者之間。對比今天大人物的履曆，這種任命有多麽(me) 簡單粗暴，不難體(ti) 會(hui) 。

至於(yu) 韓安國為(wei) 代表的一幫子老臣，雖然不至於(yu) 這麽(me) 囂張跋扈，但一樣讓漢武帝不舒服。元光三年（前132年），漢武帝想借另一位外戚竇嬰來敲打田蚡，讓兩(liang) 個(ge) 人當廷辯論，指望群臣表態支持竇嬰一下。結果韓安國說了一大堆，大意就是：竇嬰也對，田蚡也對，到底誰對，皇上您說了算吧。漢武帝氣得當時走人。

怎樣打造一個(ge) 能充分貫徹落實自己意誌的官僚體(ti) 係，自然一直是漢武帝最關(guan) 心的問題。

相應的製度建設，就是察舉(ju) 製，在漢武帝手上有了突破性發展。

當年，祖父文皇帝有個(ge) 兩(liang) 次下詔，要求各地舉(ju) 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但這顯然隻是臨(lin) 時性的舉(ju) 措。雖然具體(ti) 開始於(yu) 哪一年尚有爭(zheng) 議，但漢武帝確實把察舉(ju) 變成了一項固定的製度。

察舉(ju) 出身的官員，在朝廷裏本無根基，當然不得不更加依附於(yu) 皇權。漢武帝也有意喜歡提拔出身卑微的人物。在偏遠地區放豬、僅(jin) 僅(jin) 學過《春秋》雜說的公孫弘，被提拔為(wei) 第一名就是著名的例子。漢武帝信奉：“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直接打擊強勢的官員很容易傷(shang) 害到自己，利用弱小者一點點剝奪強勢人物的利益，就有效了。

察舉(ju) 是推薦和考試結合的製度，地方官有責任每年向中央推薦“吏民之賢者”。後世論史者喜歡懷疑推薦製度是否公平，並拿察舉(ju) 和科舉(ju) 比較，認為(wei) 後者更為(wei) 合理。實際上察舉(ju) 至少實現了一點至關(guan) 重要的跨越：地方不斷向中央輸送人物。如果察舉(ju) 很公平，那這位確實是個(ge) 人才；如果察舉(ju) 不那麽(me) “公平”，那這位多半來自地方的權勢之家——無論怎樣，地方對中央的向心力都大大增強。

還在製度的草創階段，西漢察舉(ju) 名目繁多，學者大體(ti) 將之劃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係統：符合儒家道德標準的儒生，和能滿足司法行政需求的文法吏。前者意味著尊奉著統一的價(jia) 值觀，後者則遵循著同一套業(ye) 務標準。這意味著，不管他來自天下的哪個(ge) 角落，隻要進入國家的官僚係統，就能迅速組合在一起。“獨尊儒術”，這種價(jia) 值觀上的統一，對於(yu) 塑造國家認同與(yu) 民族認同來說，是極為(wei) 關(guan) 鍵的一個(ge) 環節。

這一切，在秦代都還是難以想象的。法家思想以秘不示人為(wei) 基本特征，從(cong) 秦始皇留下的刻石看，秦帝國公開的價(jia) 值導向雜亂(luan) 無章。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裏，秦也沒有能夠打造出廣泛吸納天下人才的政治空間，也沒有塑造出統一的價(jia) 值觀與(yu) 認同。這種關(guan) 鍵的區別，也意味著秦與(yu) 漢兩(liang) 個(ge) 帝國在進行超大規模的社會(hui) 動員的時候，將遭遇完全不同的命運。

“丈夫生不五鼎食， 死即五鼎烹耳”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攻擊東(dong) 甌，田蚡和莊助的那場辯論有某種象征意味。

作為(wei) 尊貴的外戚，田蚡認為(wei) 越人互相攻擊乃是常事，不足以煩勞朝廷的大軍(jun) ，自從(cong) 秦代以來，朝廷已經拋棄了那片土地。中大夫莊助則堅決(jue) 主張出兵，認為(wei) 拯救走投無路的小國，是天子的責任，並嘲諷說：秦連都城鹹陽都拋棄了，難道竟是值得效仿的對象嗎？

莊助來自遙遠的會(hui) 稽郡，是地方官舉(ju) 薦上來的人才。盡管受到皇帝賞識，但他一口吳地口音，想必在長安的朝廷中頗顯怪異，所以頗急於(yu) 一展身手證明自己。臨(lin) 近家鄉(xiang) 的地方發生事端，也是一次個(ge) 人機遇。

這時漢武帝還不滿二十歲，太皇太後握有實權，不能動員大軍(jun) ，於(yu) 是就委任莊助以會(hui) 稽郡的軍(jun) 隊解決(jue) 此事。會(hui) 稽太守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想出兵。於(yu) 是莊助就斬一司馬立威，軍(jun) 隊終於(yu) 出動。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曾提出過一個(ge) 著名的命題，漢武帝如何做到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不必仔細比較秦皇漢武的政策差異，從(cong) 這個(ge) 細節裏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執政基礎根本不同。

秦始皇的擴張，最多僅(jin) 是秦人的事業(ye) ，六國人是懷著屈辱心的被動參與(yu) 者，稍有機會(hui) ，就會(hui) 置身事外，甚至反戈一擊，表明當時尚未形成統一的國家認同與(yu) 民族認同。

漢武帝時代，尤其是在平定“七國之亂(luan) ”之後，為(wei) 朝廷效力才是實現自己的成功熱望的最好途徑，卻是天下士人的普遍想法了。在家鄉(xiang) 不順，那就到朝廷去碰碰運氣，獲得成功了，再回家鄉(xiang) 揚眉吐氣了結宿怨。《史記》《漢書(shu) 》記錄了大量這樣的人物。莊助是如此，他的同鄉(xiang) 朱買(mai) 臣更是如此。同樣的還有來自齊地的主父偃，當然還有蜀地的大文豪司馬相如，與(yu) 卓文君有一段愛情佳話，但卓王孫對他並不感冒，後來他受到漢武帝賞識，積極投身蜀地的開拓事業(ye) ，終於(yu) 讓“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那種誌得意滿，也不消說得。

這些熱衷者，是冒風險的。莊助、朱買(mai) 臣、主父偃都是死於(yu) 非命。對這個(ge) 結果他們(men) 何嚐沒有預見？主父偃自己說得最透徹：我束發遊學四十餘(yu) 年，誌向得不到實現，父母不把我當兒(er) 子看，兄弟們(men) 不肯收留我，賓客拋棄我，我窮困的時日已很久了，“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這本是毫不稀奇的心理，隻是，漢武帝時代給了這種心理最大的實踐空間。

所以時代的擴張最引人矚目的地方，就是這個(ge) 過程裏可見的不僅(jin) 是帝王對權力無遠弗屆的追求，參與(yu) 其中者萬(wan) 裏覓封侯的熱望，更為(wei) 耀眼。所以史書(shu) 中經常呈現出這樣的景象：一小隊漢朝使者，艱難跋涉到一個(ge) 陌生的地方，覺得這裏資源豐(feng) 沃到值得成為(wei) 國家的郡縣，就一邊向朝廷請求支援，一邊就地展開行動。整個(ge) 行為(wei) 是創造性的，在這裏朝廷的意誌和冒險者的欲望，難分彼此。在這背後，是統一的國家認同與(yu) 民族認同的形成，這正是漢武帝的功績。

統一的國家認同與(yu) 民族認同的形成，“萬(wan) 裏覓封侯”的進取心，兩(liang) 者之間是互為(wei) 因果的關(guan) 係。秦始皇統一六國，但“其興(xing)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他駕崩後秦帝國分崩離析，一個(ge) 重要原因甚至主要的原因是新並入的六國民眾(zhong) 對秦缺乏認同，統一的認同尚未建立。劉邦與(yu) 項羽的漢楚爭(zheng) 霸，及漢武帝時代的“七國之亂(luan) ”，背後都有這個(ge) 原因。最終是漢武帝解決(jue) 了問題：平定了“七國之亂(luan) ”，證明了中央控製力的強大；隨後用“推恩令”來削減潛在挑戰中央的勢力；用儒家學說作為(wei) 統一國家的價(jia) 值觀基礎，由此建立統一的國家認同與(yu) 民族認同。國家的凝聚力空前提高。大量需要宣泄消耗的能量，由向內(nei) 而變向外，被引導成為(wei) 探索未知世界的熱情與(yu) 建功立業(ye) 的雄心，這是漢武帝時代生成的民族性格，質樸剛健，青春洋溢。而成功的事例，反過來又會(hui) 增強對國家與(yu) 民族的自豪感與(yu) 認同感，並強化這種民族性格。這是一個(ge) 相互促進的過程。這是漢武帝時代之於(yu) 後世中國的巨大意義(yi) 。

蘇武牧羊的氣節千古傳(chuan) 誦，拖累他的副手張勝盡管是個(ge) 不堪人物，行為(wei) 也耐人尋味。張勝那麽(me) 幹脆地卷入了匈奴內(nei) 部的政變，不像是個(ge) 照章辦事的官員，而是一個(ge) 追求不世奇功的賭徒。他欠缺一點能力和運氣，這種心理和後來的傅介子、陳湯一以貫之，而後者盡管是昭宣之際建立的功業(ye) ，卻延續的仍然是武帝時代生成的民族性格。

這大約非常類似一千多年以後大航海時代的歐洲人：向西走到東(dong) 方，你不能說是哥倫(lun) 布和伊莎貝拉女王哪個(ge) 願望更強烈些。武帝時代這種上下貫通的探索未知世界的熱情，在中國古代史上似乎光彩絕倫(lun) 。

折騰與(yu) 製度探索

武帝時代的這些冒險者追求成功的夢想，摧毀了漢代小確幸們(men) 的生活。

陸路的遠征，各種物資的運輸成本，比海上要高出許多倍。更不用說，武帝時代對匈奴的戰爭(zheng) ，是東(dong) 窮燕齊、南極吳楚的全國總動員。一係列行動就如同一隻隻吞金的巨獸(shou) 。漢興(xing) 七十餘(yu) 年，“京師之錢累百巨萬(wan) ”，“太倉(cang) 之粟陳陳相因”，幾乎轉瞬間就消耗掉了。

漢武帝要用盡一切手段開辟財源：推行鹽、鐵、酒榷，實行均輸，還有所謂算緡、告緡之法。大致就是：鹽、鐵、酒都實行國家專(zhuan) 賣，因此價(jia) 格高。人民要向國家申報並繳納財產(chan) 稅。為(wei) 了實施這些政策，就要使用所謂“興(xing) 利之臣”，即商人出身的官員。

讀《史記·平準書(shu) 》，會(hui) 強烈感受到漢武帝時代真的是帝製時代的青春期。充滿熱情，缺少計劃。這樣大規模的社會(hui) 動員，除了秦朝是從(cong) 未有過的，但秦迅速把自己帶向毀滅，沒有提供多少有價(jia) 值的參考方案。漢武帝和他的團隊采取的對策，很有想到一出是一出的意味，由此帶來的問題，就另想一出應對。

今天回頭複盤，大概很少有人會(hui) 否認抗擊匈奴的正當性，但連帶著也會(hui) 做出一些判斷：是否應該集中全部力量抗擊匈奴，不要同時再進行其他方向上的開拓？或者至少，同樣耗費無度的求神仙是不該進行的；又如，已經“幕南無王庭”之後，繼續追擊成本劇增而收益遞減，是否應該暫緩行動？

然而所有這一切，顯然都不在漢武帝的考慮範圍之內(nei) 。從(cong) 宣帝時代的儒生夏侯勝開始，往後到司馬光一直到呂思勉先生，對漢武帝的批評都帶有一種成熟穩健的中年人麵對不堪回首的青春的意味。

好在，也正如身體(ti) 強健的年輕人，各種作，但扛得住。秦是帝製的童年，一折騰就死。而漢武帝的朝廷始終保持著巨大的開放性，不斷的察舉(ju) 、征辟，把全國各地的人才吸納進來，無形之中，社會(hui) 上不安分的優(you) 秀領軍(jun) 人物，也就少了很多。

無論如何，一些長期有效的經驗與(yu) 製度在折騰中被探索出來。

丞相領銜的照章辦事，循規蹈矩的正式政府機構，顯然無力麵對這個(ge) 局麵。漢武帝需要效率更高，執行自己意誌更堅決(jue) 的行政團隊，於(yu) 是未必是有計劃的，皇帝的近臣如尚書(shu) 、侍中之類，權力迅速擴大，發展成所謂“中朝”，但他們(men) 仍然是級別很低的官員。“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越是重要的權力，越不能為(wei) 那位高官正式擁有（有學者稱為(wei) “使職化”），這是後來曆代所謂雄才大略的君主奉行的不二法門。

空前強烈的國家認同

漢武帝晚年，有沒有懊悔自己的“傷(shang) 害百姓，糜費天下”，是今天仍被史家激烈爭(zheng) 論的問題。但武帝之後，這樣大規模的社會(hui) 動員確實停止了。幾十年大範圍的人口流動，留下來的印跡，是空前龐大的疆域和空前強烈的國家認同。有學者指出過《史記》《漢書(shu) 》的一個(ge) 微妙區別：保留著更多上一個(ge) 時代記憶的司馬遷，提到人物籍貫的時候，往往隻稱縣名，這是戰國以來的老傳(chuan) 統；班固則多半遵循著某郡某縣的原則，每個(ge) 人都被精確定位在帝國的地方行政框架之內(nei) 。

一個(ge) 常見的假設性題目是：假如能回到過去，你希望去哪個(ge) 時代。

照例，選擇去漢武帝時候的人是不少的。當然，他們(men) 都堅信自己是英雄人物，要做改變曆史的大事業(ye) ，於(yu) 是男生就想著要壓倒衛青、霍去病，女生就想著要取代陳阿嬌、衛子夫。

如果做普通人，文景之治的時候，幸福感當然比武帝時代要高很多。武帝後期，“海內(nei) 虛耗，物故者半”，並不是虛語。

除非穿越成漢武帝本人，即使是那個(ge) 時代的英雄人物，風險仍然很高。《漢武帝故事》記錄了這麽(me) 一條：“夫才為(wei) 世出，何時無才！且所謂才者，猶可用之器也；才不應務，是器不中用也；不能盡才以處事，與(yu) 無才同也。不殺何施！”

無法確定漢武帝是不是真的說過這樣的話，但證之以《史記》《漢書(shu) 》的記述，有多少人物被他越級拔擢又被他率爾處死，這似乎確實是他的觀念。

然而，個(ge) 人願不願意活在那個(ge) 時代，和願不願意曆史上曾有過這樣一個(ge) 時代，是兩(liang) 個(ge) 問題。

所有前現代的曆史，都是物資緊缺的曆史，普通人的生活，無非也就是在生存線和溫飽線之間波動。而不論中外，所謂盛世，往往是國家在對社會(hui) 承受力做極限測試。但也正是在這些極限測試的過程裏，人類的創新能力得以張揚，許多新的行政模式和技術產(chan) 品被發明出來。而現代社會(hui) ，終究離不開這點點滴滴的經驗構成的基礎。

即使到了近代，比如歐洲文藝複興(xing) 時期，無數偉(wei) 大的建築和精美的藝術創作，也是權貴階級攀比消費的產(chan) 物。越來越多的社會(hui) 生活史家發現，文藝複興(xing) 時代，物價(jia) 飛漲，動蕩不安，普通歐洲人的生活，實際上變得糟了。但從(cong) 一個(ge) 現代人“自私”的角度說，誰會(hui) 願意人類曆史上從(cong) 未有過文藝複興(xing) ？

漢武帝時代對中國社會(hui) ，影響深遠。所謂“百代都行秦政法”，實際上大多數製度建設是在漢武帝時代完成。今天的中國人，許多方麵仍為(wei) 這些因素所塑造。民族或國家有“想象的共同體(ti) ”之類的說法，可套用《人類簡史》的比喻：現代民族國家是用過去的水和麵粉製作的今天的麵包，那麽(me) 經曆過漢武帝時代，也意味著更多的水和更多的麵粉。華夏民族聚成為(wei) 漢民族與(yu) 中華民族，漢武帝時代是至為(wei) 關(guan) 鍵的一環，這是我們(men) 這個(ge) 民族青春洋溢的時代。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