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剿汪暉？——兼論秦暉與韓德強
作者: 杜建國     

  
 
汪暉又招事兒了。 

先是《文藝研究》2010年3月號刊發了王彬彬的《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指出汪暉進行了“抄襲”“剽竊”；隨後《南方周末》如獲至寶迅速跟上，於3月24日拿出近兩個版麵再次予以全文刊登（手頭沒報紙，據說是沒注明轉載），並專門加了編者按。 

　　當年任職讀書主編期間，汪暉就麻煩不斷，我記得的就有“長江讀書獎”事件，哈貝馬斯訪京事件，“高家村”事件，以及最後的換帥風波。原以為讀書主編的烏紗摘了後，汪暉周圍就會風平浪靜了，可事情竟然愈演愈烈，莫非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如此“招風”，原因者何？其實不用筆者囉嗦，大家都心知肚明：誰讓汪暉是“新左派”的主將呢！ 

 
　　一 

 
不僅如此，汪暉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他與“新左派”中居大多數的那些牆頭草們有所不同。 

　　以2003年《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的出版為標誌，“新左派”算是正式成軍。但是成軍之日，即是分化之始。“新左派”的多數雖然貌似激進，但是高調下麵多為庸俗。看似魚龍混雜色彩斑斕，其實其絕大多數具有共同特征，即不能徹底擺脫官僚包辦代替主義，不管是斯大林式的，還是毛澤東式的。斯大林主義——現實“社會主義”的破產證明，若不打倒官僚，就不能徹底反資，反官反資不可分。“新左派”短短數年或十數年的曆史，再次驗證了這一真理。其中以韓德強的思想演變過程最有特色。以“新毛主義”聖人自居的韓德強可謂是官僚包辦代替主義的怪胎，他曾經雄心勃勃，要變不道德的市場經濟為“道德市場經濟”，進而建立“道德計劃經濟”。話音剛落，最高目標就打了折扣，蛻化為“可持續剝削”。韓德強也坦承自己其實隻不過是“資本家的走狗”（“新左派”與中國的未來——“中國與世貿”研討會記錄”）而已。這一演化的完成僅僅用了四五年。現在，韓德強已融“毛教”“孔教”等諸“教”之大成於一身，倘在黃巾白蓮時代，或可大有作為。至於其他人的所謂的“製度創新”，也無非是修修補補或期盼上層“左轉”而已。 

 
　　二 

 
對資本主義投懷送抱的同時，“新左派”原本響亮的反帝反西方口號聲中，對新中華帝國的歡呼日見高亢。 

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新左派”嘴上多了些批判資本主義的話語，但更多的是另一種明歡竊喜——美國玩完了，輪到我們當老大了！這也正是貢德?弗蘭克和喬萬尼?阿瑞吉這些前毛主義者、世界體係論者或中心外圍論者在中國走紅的原因。 

當年，弗蘭克阿瑞吉們認為，靠走資本主義，外圍永遠進不了中心；隻有脫鉤，走社會主義——當然是毛式的，外圍才能擺脫中心的壓迫。毛式道路失敗後，弗蘭克阿瑞吉們也拋棄了毛式社會主義，但仍繼續堅持反西方，反帝而不反資。其成果就是《白銀資本》、《亞當?斯密在中國》等。 

據說大約十年前，因訪華未受熱捧，弗蘭克不禁納悶，老朽的《白銀資本》為你們搖旗呐喊，你們怎麽卻如此不屑？弗蘭克沒弄明白，其實在中國他的門徒甚廣，隻是他們當時還在追隨其早期的主張，不消數年，他們就已追上其晚年的步伐了。比如韓德強，1999年還在《碰撞》中引用弗蘭克過去的同道阿明的說法稱中國走資本主義死路一條，到2005年就以“資本家的走狗”自居了。如今，追隨弗蘭克和阿瑞吉者如過江之鯽，忙著“重新著史”：過去兩千年一直是我們當老大，近代我們才失去了這一地位，如今是重新恢複昔日榮光的時候了。 

新中華帝國的藍圖已經被設計出來了：“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可能將處於曆史的關鍵時期。換句話說，無論怎樣困難，隻要中國咬緊牙關，渡過這二三十年，就可能進入一個曆史性的利好時期。那時，來自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壓力將根本緩解，中國將獲得機會，進入因西方勢力收縮而出現的國際空間，在更加平等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獲得與中國人口規模更相稱的財富和資源份額，從而回饋國內社會”。 

另外，早期弗蘭克與晚期弗蘭克常常會在許多“新左派”身上合而為一：忽而我們要淪為西方的經濟殖民地了，忽而我們要成為老大了；剛剛還在說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就是自殺，現在又在為中國的如魚得水而洋洋自得了。這種自相矛盾的論調常常出現在同一篇文章中。 

未來的中華帝國與歐美西方帝國有何異同呢？弗蘭克阿瑞吉們拿這樣的幻想來安慰自己：“複興”後的中國與西方不同，“很有可能能夠為真正尊重差異的文明聯邦的出現做出決定性貢獻”（《亞當?斯密在中國》結尾），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帝國。 

在資本主義叢林世界，不管國際國內，要麽當羊，要麽當狼，沒有第三種選擇——除非用社會主義世界革命根本顛覆之，這難道還需要爭論嗎？一個獨立大國——盡管其數十年前還是半殖民地——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複興”的結局，不管是有意的還是被逼的，隻能意味著其最終將擠進帝國主義豺狼隊伍——不管是獨霸還是共治，否則這種複興就不可能完成。憑什麽斷定與美利堅帝國主義和大日本帝國主義相比，中華帝國主義會有本質的不同呢？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帝國不是幻想又是什麽呢？弗蘭克們的幻想，騙得了所有人，就是騙不了資本家。 

帝國主義那一套，學起來並不難，快著呢！羅斯福第一次當選總統時，美國軍方領導人在華盛頓連間像樣的辦公室都沒有，誰能想到，羅斯福去世時美國已經成為世界霸主了。 

“新左派”中還有這樣犯糊塗的，一麵承認“我們不是一個人類”，另一麵又幻想“中國在成為新的霸權的過程中，必須同時創造出新的文明。這種新的文明不是像西方文明一樣把‘異’與‘不同’作為‘惡’與‘敵人’，而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 

看好中華資本主義的前景的王小東曾指出，“新左派”與“柿油黨”都低估了中華資本的能量：前者說，西方資本太強大了，一搞資本主義我們就被他們吞掉了；後者說，西方資本太強大了，我們應該搞資本主義，盡情享受當人家孫子的快感。當然，今日“新左派”對中華資本的態度已與往昔不同，其與“柿油黨”的差別在於，前者擁資反西，後者擁資媚西，大致如此。個人以為，在“新左派”的“進化”大潮中，汪暉並沒有隨波逐流。 

　　與“柿油黨”食屍獸們的誣稱相反，晚年陳獨秀不僅沒有皈依資本主義，反而在其絕筆《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中明言：中國之出路，在於同時反帝反官反資。三者缺一不可。今天，問題與選擇，依舊如此。 

 
　　三 

 
“轉型”中的中國，權力、資本、被雇傭勞動者階級三方並立，隻是目前勞方還沒有形成獨立意誌，遭受官資聯手盤剝。權力與資本，一個寄生蟲一個吸血鬼，對於受害者勞方來說，誰是主犯誰是從犯，很難區分。權力與資本之間，一個狽一個狼，是狼狽關係，而非狼羊關係。 

由於勞方還沒有形成獨立意誌，資本在穩穩當當地榨取時，也不願鐵板一塊，一夥安於現狀，一夥想拋開官僚，獨家通吃，後者自號為“柿油黨”。當然，“柿油黨”與官僚之間，吵得再歡，其實也隻是“人民內部矛盾”。隻要勞方延續目前的無獨立意誌狀態，那麽“柿油黨”就去忽悠勞動，聲稱同屬“民間”，名為“大社會小政府”，實為“大資本小政府”（黃紀蘇語），大做反體製表演。若一有風吹草動，勞動稍不逆來順受，資本就不再“民間”了，轉而呼求“官家”嚴懲“暴民”了。隻有這樣才能明白“柿油黨”的變化無常，甚至自相矛盾：忽而倡導民主主義，忽而警惕“民粹主義”；忽而為民請命，忽而反對“多數人的*暴”；忽而“新啟蒙”，忽而“新保守”；忽而“躲避崇高”，忽而崇拜“犧牲”；忽而婊子，忽而牌坊…… 

“柿油黨”裏的秦暉，比那些隻知道“為富人說話”的笨伯們要精明一些。一提起血汗藍領血汗白領的慘狀，秦暉也是痛心疾首呼天搶地狀，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正是源自工農“缺自由少福利”的悲慘現狀。 

有人受損，必然有人因之受益。那麽血汗藍領白領受損的受益者是誰呢？不正是資本家嘛！牛虻吸食牛血，還用討論嗎？但是，秦暉在對受損者大表同情的時候，卻不願談論誰是這個受益者，有意避開這個話題，或者刻意掩蓋這一點，並把吸食白領藍領血汗而肥的資本家，打扮成與工人一樣的受害者，把牛虻與牛混在了一起： 

“今天中國不僅工農沒有結社、談判的自由，資本在連《產權法》都難產的情況下又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低人權優勢’的確使全球化中‘中國的競爭’勢不可擋”（秦暉：“中國奇跡”之謎：“左右共讚”背後的共同困惑”）。 

真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牛連尾巴都被割掉了，不正是牛虻最大的自由嗎？難道“工農沒有結社、談判的自由”不正是資本家最大的自由嗎？難道“工農沒有結社、談判的自由”的最大受益者不正是資本家嗎？全世界的資本家有哪一個不渴望這樣的自由呢？“‘低人權優勢’的確使全球化中‘中國的競爭’勢不可擋”的好處不正是被資本家獨享嗎？與資本家最忠實的走狗哈耶克一樣同為朝聖山學會會員的張五常，不正是因此才號召“美國學中國”的嗎？  

麵對血汗藍領白領，張五常說，好得很，這樣資本家才能發大財，這樣的社會才叫好。 

麵對血汗藍領白領，秦暉說，糟得很，不過資本家跟你們一樣糟，你們應該跟資本家一起去做“民主化的動力”。 

黑臉白臉而已。 

秦暉的職責和目標就是要把血汗藍領白領的怒火從資本家身上引開，隻針對官僚。其理論可概括如下： 

“老板的奴隸們！血汗白領與血汗藍領們！我是為你們好呀！老板其實與你們一樣受著當官的欺壓。先跟老板一起把當官的趕走了，在民主憲政體製內你們就可以捍衛自己的權益了！” 

這純屬忽悠。勞動的權益應該立即捍衛，資本的壓榨應該立即反抗，哪容拖延到民主憲政體製實現後，否則將永遠無法捍衛、反抗！團結工會就是前車之鑒：早期反官而不擁資的創始人遭官僚打壓，資本乘機而入，扶持自己的走狗控製工會，工人為資本所利用驅使，反官成功而一無所得，資本坐享其成，通吃一切。 

那麽，同時反對權力和資本可能嗎？完全可能，試舉一例： 

上世紀俄國革命麵臨的局麵其實與今日中國的現狀相似：勞資，兩國都沒有區別，中國之權力則可以相當於俄國之沙皇政權。當時孟什維克以及俄國的“柿油黨”主張，革命乃“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被雇傭勞動者階級——工人階級應該隻反沙皇不反資本，換成秦暉的話就是“資產者與無產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動力……同樣可以成為漸進的民主化的動力”（秦暉、陳宜中：“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列寧托洛茨基則認為，勞動決不能作資本的附庸，應當掌握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一麵反沙皇，一麵反資本，相互促進，把兩個敵人都搞臭，實現反資本的民主化。如此，推翻沙皇之後，就可以順便解決資本了。革命進程最終如列寧托洛茨基所設想。俄國革命初期既反資本，又反權力，官僚蛻化並非必不可免，民主的計劃經濟並非不可能（參閱拙文《論俄國革命——從興起、蛻化到垮台》，《唯議會主義的悖論——社會民主黨的自我毀滅》）。 

　　汪暉在與秦暉的那次對談中，反對秦暉“勞資聯合反官”、“牛與牛虻聯合反官”的詭計，強調非資本的民主才是值得追求的，盡管未能提出具體明確的政治經濟方案。這就是雙方分歧的關鍵所在。 

 
　　四 

 
言歸抄襲事件。 

與以往的“旁敲側擊”不同，這次的矛頭直接對準了汪暉的著作。當然，並不是針對其觀點來展開交鋒，而是質疑其學術性本身。王文的指責是否可靠，我不作判斷，這本非我所長，如汪暉所言，結論應該由此領域的權威們做出。不過，針對圍繞汪暉的這些風波，我仍舊想從其他角度略陳孔見，這讓我想起了前幾年美國發生的“ 圍剿喬姆斯基”事件。現在舊話重提，中美對比一番，或可有助於對我們身邊所發生的事情加深理解。 

喬姆斯基在語言學領域早已是功成名就，舉世景仰，可他老人家放著這些不好好享受，非得跟美國統治階級過不去。喬老從年輕時候就是刺兒頭，到如今更是老辣異常，其批判一針見血，有理有據，讓美國統治者對其恨之入骨而又無可奈何：想與其正麵交鋒吧，那簡直就是自己找死，兼為其做廣告；置之不理把他晾在一邊吧，喬老自己一個人照樣能煽乎起事兒來。 

左右為難，蓄恨已久，美國保守派文人想出了一個點子，從質疑其著作的學術性下手來打擊喬老。圍剿行動開始，到2004年結出了成果——《反喬姆斯基讀本》（The Anti-Chomsky Reader）。該文集由柯利爾（Peter Collier）和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編輯，匯集九篇文章，指責喬老“長期地、大量地、係統性地‘捏造事實’、‘篡改數據’、以及‘偷換曆史背景’”。文集中還“重新評估了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研究，其中指出他隱瞞了自己明知的自身理論的矛盾，由此指責他的學術工作品質與其政治言論相當一致：‘對真相的嚴重輕視、掩蓋內在矛盾以及對不同意見的辱罵。’”文集作者們的結論就是一句話：“喬姆斯基是不可信的！”另外，期間還誕生了一個“反喬姆斯基日誌”的網站，收集了大量“黑材料”，宣稱“喬姆斯基的麵具已被一勞永逸地揭穿了”。圍剿行動的後續情況，我就一無所知了，有興趣的讀者可自己去查詢。 

　　美國有圍剿喬姆斯基，中國也會有“圍剿汪暉”嗎？兩樁事情的相似性到底有多少呢？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初稿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改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