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的製度淵源與(yu) 成書(shu) 年代新考”沙龍紀實

來源：“燕園禮學”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廿三日庚子

             耶穌2018年5月8日

2018年4月17日下午三點，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第十七次“禮學沙龍”在靜園二院111會(hui) 議室舉(ju) 行。在本次沙龍活動中，與(yu) 會(hui) 學者圍繞郭偉(wei) 川教授的《周禮製度淵源與(yu) 成書(shu) 年代新考》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沙龍由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吳飛教授主持。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研究院周少川教授、社會(hui) 科學院中國哲學研究室劉豐(feng) 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學與(yu) 子學教研室陳壁生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顧濤副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研究院華喆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係陸胤副教授出席。

主持人吳飛教授高度評價(jia) 了郭偉(wei) 川教授在禮學的引介和傳(chuan) 播方麵做出的貢獻，指出了《周禮製度淵源與(yu) 成書(shu) 年代新考》在《周禮》研究傳(chuan) 統中的重要地位。隨後，郭偉(wei) 川教授就書(shu) 中的內(nei) 容進行了詳細介紹。

主持人吳飛教授

郭教授首先介紹了本書(shu) 的來由和寫(xie) 作意圖。這本書(shu) 是受楊天宇先生《鄭玄三禮注研究》的啟發寫(xie) 作的，尤其是書(shu) 中‘周禮的成書(shu) 年代’一章，激發了郭教授對周禮成書(shu) 年代的考證興(xing) 趣。郭教授將有關(guan) 周禮成書(shu) 年代的各種說法總結為(wei) 六種：一，《周禮》作於(yu) 周公，二，作於(yu) 西周，三，作於(yu) 春秋，四，作於(yu) 戰國，五，作於(yu) 周秦之際，六，作於(yu) 漢初。郭教授指出，唯有彭林先生在《周禮主體(ti) 思想與(yu) 成書(shu) 年代》一書(shu) 中主張漢初的說法，但這一說法受到了楊天宇先生的反對。隻不過，楊天宇先生自己沒有對這個(ge) 問題給出定論，隻是傾(qing) 向於(yu) 戰國說。支持戰國說的學者眾(zhong) 多，比如何休就認為(wei) 《周禮》是“六國陰謀之書(shu) ”，而張禹，包鹹從(cong) 其說。近代學者錢穆，郭沫若，顧頡剛，楊向奎等都持此說，在其中，顧頡剛，楊向奎認為(wei) 《周禮》出自戰國中葉齊國法家人物，這一說法影響極廣。《周禮》成書(shu) 年代的眾(zhong) 說紛紜，且學者有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這啟發郭先生進一步思考下去。

郭教授認為(wei) ，曆代研究雖各有其主旨，但作為(wei) 《周禮》主體(ti) 的“六官”係統及其淵源，卻鮮少有人涉及。這樣一來，《周禮》的研究就尚未觸及要旨，周禮的成書(shu) 年代的問題，因此也就無法得到根本解決(jue) 。因此，郭教授從(cong) 《周禮》的六官淵源入手，廣泛采閱甲骨金文和相關(guan) 資料，力圖融會(hui) 貫通，開出一條研究的新路。

報告人郭偉(wei) 川教授

郭教授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從(cong) 帝舜至夏商周三代，在以六卿官製為(wei) 主體(ti) 的職官製度上，有很明顯的沿襲。郭教授進一步介紹了戰國時期“六官”製度的淵源。從(cong) 《尚書(shu) 舜典》裏舜所分封的22位官員中，就有司空，司徒；此外，其中的“後稷”主農(nong) 業(ye) ，其中的“士”，就是後來的司寇；其中的“宗”，就是大宗伯，其中的“工”，就是施工建造、建築宮殿的官員，也即《冬官考工製》中的“冬官”。這六種官員，後來夏朝稱為(wei) “六卿”；殷代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卿士”與(yu) “卿士寮”。殷代有了“太史寮”，也就是秘書(shu) 機構；還有了有了“三公”——“太師”、“太傅”與(yu) “太保”。郭教授指出，在殷代，重要部門的主事官員基本是卿士。到了西周，周官，崇宰，司空、司徒與(yu) 司寇，都是從(cong) 夏殷兩(liang) 代下來的。

通過上述的梳理可見， “周公製禮”並不是無所依憑的創造，而是有其所沿襲的曆史淵源。這在經文中和甲骨文中也都有印證。郭教授進一步分析了周禮的成書(shu) 淵源。他認為(wei) ，周禮在後世被學人不斷整理，最終呈現出整齊的麵貌。最初是子夏學派開始整理儒家的經典，到了漢代，也進行了今文古文的整理，而到了西晉太康年間，則整理了出土的竹書(shu) 。宋代的印刷術發達，文字是一定經過曆代的解釋詮釋和演繹，而變成了朱子所見的《周禮》。

郭教授繼續通過曆史事實證明，《周禮》一書(shu) 是由魏文侯主導的、以子夏為(wei) 首的西河學派編寫(xie) 的。接下來，郭教授提出了幾方麵的說明。第一，我們(men) 已經看到，周官製度是和帝舜時期以降有一脈相承的曆史軌跡。在郭教授以“六卿”為(wei) 主體(ti) 的職官製度史的主體(ti) 觀念下，六官係統是這一職官製度中有機的組成部分，而《周官》就是對職官製度的記錄，這是與(yu) 魏文侯有關(guan) 的。這就將《周禮》的成書(shu) 年代定在了兩(liang) 周時期。

第二，和兩(liang) 周官職有重要關(guan) 係的人，無論是周公、晉文公，魏文侯，都屬於(yu) 有共同血緣關(guan) 係的姬周係統。郭教授強調，其中的關(guan) 鍵在於(yu) “周”字，無論是《周易》、《周書(shu) 》、《周詩》還是《周禮經》，經典在整理編輯時，都和姬周王室及其諸侯國有十分密切的關(guan) 係。因此，兩(liang) 周的社會(hui) 政治，典章製度，和相關(guan) 的人物關(guan) 係和典籍文獻，是與(yu) 《周禮》中的“親(qin) 親(qin) ”之意相合的。

第三，對《周禮》成書(shu) 年代的論證，需要把握此書(shu) 專(zhuan) 論製度的特點，從(cong) 職官製度史的角度加以考說。這是因為(wei) ，職官製度及相關(guan) 職官名稱是政治實體(ti) 的組成部分，具有明顯的時代印記，有曆史痕跡可尋。故按此一方向進行研究，可以循名責實，根據相關(guan) 線索加以考證，較為(wei) 切實可靠。

第四，要明了此書(shu) 以周禮冠名的意義(yi) 所在，這是一部儒家而非法家的經典。郭先生指出，除“考工記”外，其他五官的卷首都寫(xie) 了“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wei) 民極”的字眼。郭教授指出，這就是全書(shu) 的主旨所在。《周官》其主旨在於(yu) 宗周，《周官》卷首實質在於(yu) “佐王”、“宗王”。《周禮》中的六官，各自統領官員等級有差尊卑有別，這是“禮”的基本特征，這一觀念也貫穿了《周禮》全書(shu) 。《周禮》作為(wei) 王朝的最高禮官統領龐大的職官係統，充分體(ti) 現了兩(liang) 周，尤其是西周，重視禮的曆史事實。而考慮到禮學是儒學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周禮就充分地體(ti) 現了儒家的禮治觀念。

此外，在治國方麵，儒家曆來主張“禮”、“樂(le) ”、“政”、“刑”四者並舉(ju) ，禮為(wei) 主，法為(wei) 其副，並不偏廢。由此看來，《周禮》也與(yu) 儒家更為(wei) 貼合，而非如顧頡剛先生和楊向奎先生認為(wei) 的那樣，是法家的著作。

沙龍現場

基於(yu) 上述說明，郭教授指出，編寫(xie) 這本書(shu) 的人一定持有“尊周”、“尊王”的思想，而且篤信儒家。魏文侯就是這樣的人。作為(wei) 姬姓侯國國君，他確實具有周禮“親(qin) 親(qin) ”的觀念。他既為(wei) 戰國初年的中原霸主，又尊儒好古，不僅(jin) 尊奉孔子門人子夏為(wei) 師，且禮敬以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為(wei) 主體(ti) 的西河學派，從(cong) 而得到他們(men) 的大力協助。這是魏文侯時期能夠整理編纂大量儒家文獻典籍的必要條件和主要力量。《周官》一書(shu) 以及後來於(yu) 西晉太康年間在河南汲郡發掘魏安僖王墓出土的《周易》、《周書(shu) 》、《周食田法》等大批儒家經籍，都是在魏文侯時期整理編成的。這與(yu) 魏文侯尊周重儒的思想有十分密切的關(guan) 係。他有足夠的意願和能力組織《周禮》的編纂。

而在曆史文獻的記載中，魏文侯也是唯一與(yu) 《周官》一書(shu) 發生關(guan) 係的先秦曆史人物。《漢書(shu) ·藝文誌》中記載：“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wei) 好古，孝文時得其樂(le) 人竇公，獻其書(shu) ，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le) 》章也。”這說明，《周官》的一部分是當初魏文侯的書(shu) ，否則“藝文誌”就不會(hui) 說在文首說魏文侯是六國之君中“最為(wei) 好古”。反觀春秋戰國時期，沒有其他諸侯國國君有魏文侯的主客觀條件，而且根據史書(shu) 的記載，在先秦時期也沒有任何人和《周官》一書(shu) 發生關(guan) 聯。

郭教授指出，主導編寫(xie) 《周官》需符合客觀形勢下的多項基本條件。一，主導者需要是一國之君，因為(wei) 六官職官和相關(guan) 禮製是王製，體(ti) 係龐大，禮秩分明，不是一般的士大夫所作，組織編寫(xie) 周官是是國家行為(wei) ；二，主導者應該是有天下之誌的國君，《周官》是其政治準備；三，主導者要有強大的國力，可以稱雄一時；四，主導者要和姬王室為(wei) 血親(qin) ，因為(wei) 《周官》的目的在於(yu) 挾天子以令諸侯，統一天下；五，在傳(chuan) 世的文獻典籍下一定留下曆史痕跡，或者在專(zhuan) 製度上和周禮的六官體(ti) 係有關(guan) 係，六，主導者的生活時期在東(dong) 周，因為(wei) 《周官·考工記》為(wei) 蝌蚪書(shu) ，這一書(shu) 體(ti) 流行於(yu) 春秋戰國時期，且所寫(xie) 兩(liang) 周職官製度和相關(guan) 禮製，不在西周在東(dong) 周。配合簡牘和毛筆使用蝌蚪文，這並不是偶然的。

陸胤副教授

大多數人對魏文侯的印象都是在《禮記》中喜新厭舊的昏庸君主，而經過研究，郭教授勾勒出了不同的魏文侯形象。他是其實是文治武功都值得稱道的雄主，戰國的情勢促成了他的霸業(ye) 和《周官》的出現。三家分晉之後，魏國最強而且有地利之便，因此抓住戰機，西渡黃河對抗秦國，占領秦國七百裏地，增強了國力。繼而，魏國北伐中山，東(dong) 征田齊，武功之盛，他國難以企及。而在諸國國君中，魏文侯又最為(wei) 尊儒好古，尊重禮樂(le) ，重文修史。

可見，《周官》一書(shu) 的編成，需要種種條件的配合，而對先秦人物考，符合條件和動機的隻有魏文侯一人，周官的內(nei) 容不是一人能成，離不開先秦時期職官製度演變的深刻影響，有大量的文獻可以作證。

郭教授在書(shu) 中還考證到，竹書(shu) 紀年一書(shu) ，也是魏文侯編寫(xie) 的。魏安僖王（五世孫）在秦將要統一六國之際，將先祖的戰國初年的典籍殉葬在墓中。根據裏麵的竹書(shu) 紀年，從(cong) 周幽王到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僖王二十年。那麽(me) ，魏國之史書(shu) 大略與(yu) 春秋相應。魏國有修史紀念的傳(chuan) 統，故承先啟後，將史書(shu) 相繼拚接，編撰此書(shu) 的目的是服務於(yu) 魏文侯稱霸中原的野心。

郭教授發言後，本書(shu) 的責任編輯許海燕女士對本書(shu) 的出版情況以及係列叢(cong) 書(shu) 的情況作了介紹。

責任編輯許海燕女士

社會(hui) 科學院中國哲學研究室劉豐(feng) 研究員作了發言。劉豐(feng) 研究員認為(wei) ，郭教授從(cong) 官製入手，抓住了《周禮》最主要的特點。因為(wei) 從(cong) 先秦到兩(liang) 漢的史料，和周禮有關(guan) 的非常少，所以很多學者研究周禮主要是采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即將《周禮》中的思想放入思想史的脈絡當中考察。劉研究員指出，自己也參考、運用過這樣的觀點，但這一方法存在一定問題，而郭先生這本書(shu) ，正是通過職官係統，把握住了《周禮》基本的正確方向。此外，劉研究員還對本書(shu) 對周禮與(yu) 周代禮製的關(guan) 係的發掘，以及本書(shu) 對《周禮》成書(shu) 年代和地點的落實作出了高度評價(jia) 。

劉豐(feng) 研究員

中國人民大學經學與(yu) 子學教研室陳壁生教授肯定了郭教授對《周禮》成書(shu) 年代的考證方式，並補充了學術史的背景。他指出，20世紀的《周禮》學，基本就是圍繞考證周禮的寫(xie) 作時間展開的。受到古史辨的影響，很多考證以科學化的名義(yi) ，有將《周禮》成書(shu) 年代往後推。但是，郭教授把《周禮》定位在戰國初年魏文侯，以及以子夏為(wei) 首的西河學派編製成書(shu) ，這種考證方式照顧到了傳(chuan) 統的看法，與(yu) 何休所說的“六國陰謀之書(shu) ”在時間上是吻合的。陳教授還指出，郭教授從(cong) 六官體(ti) 製來考證《周官》成書(shu) ，這一切入點是這本書(shu) 最大的價(jia) 值所在。楊向奎先生與(yu) 顧頡剛先生考證《周官》的年代的方式，都是從(cong) 曆史的角度來說的。郭教授的考證方式對經學研究很有啟發，從(cong) 六官體(ti) 製入手，可以把《周禮》中講到的內(nei) 容，和《周禮》之前、之後的內(nei) 容做一個(ge) 曆史性的貫通。在某種程度上，鄭玄在注經的時候已經用了這樣的方式。鄭玄注《堯典》時是用《周禮》中六官理解堯時候的羲、和“六官”，相比於(yu) 兩(liang) 漢今文家說堯隻有四官沒有六官，鄭玄的做法，是以《周禮》為(wei) 核心注《尚書(shu) 》的體(ti) 現。因此，從(cong) 經學的角度，也可以為(wei) 郭教授本書(shu) 的思路提供某種辯護。

陳壁生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研究院華喆副教授在思想史的視野下，提出了斷定成書(shu) 年代的意義(yi) 問題。華教授指出，郭教授采用的方法，構成對古史辯的回應。古史辨派首先默認《周禮》不可能作於(yu) 周公，並在此基礎上討論周禮的製度問題。之後的學者也都是在之後的時代找對應的製度因素，這就遺漏了“六官”的基本架構。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郭教授的書(shu) 重新回到了《周禮》的核心。郭教授分析這部書(shu) 是魏文侯所做，那麽(me) ，在這個(ge) 關(guan) 係基礎上，我們(men) 應該如何在評價(jia) 經典從(cong) 出現到成立的思想史脈絡上去把握《周禮》的成書(shu) 問題？把《周禮》放在春秋或者戰國或者漢初，呈現的思想史圖景有何區別？這本書(shu) 出現的時候，它的社會(hui) 政治角色是什麽(me) ？儒家經典所呈現的思想史圖景，是古史辨研究沒有提供的。

華喆副教授

清華大學曆史係顧濤副教授肯定了本書(shu) 對周禮成書(shu) 研究的貢獻，並反思了目前《周禮》學研究的困境，指出了一些可能的發展方向。20世紀以來，學者大都認為(wei) ，貿然根據此書(shu) 來講周代典章製度是靠不住的。所以後來的學者都不敢用《周禮》這本書(shu) 作為(wei) 先秦史研究的史料。這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周禮》的研究。顧教授指出，20世紀以來，還是有學者對此給予關(guan) 注，例如南京大學的洪誠先生、浙江大學的沈文倬先生對《周禮》當中官製的探討。沈先生認為(wei) ，《周禮》中的官職，一些是西周的實製，一些是晚周的更製。根據這一思路，或許正如楊向奎先生所說“據《周禮》以研究周公的思想及其設施，不會(hui) 離題太遠”。

顧教授指出，在郭教授著作的基礎上，還有另外一條可以推進的思路，就是“周禮是法家之作”一說。不僅(jin) 顧頡剛與(yu) 楊向奎采信這一觀點，梁啟超也認為(wei) ，周禮是法製的典範。這背後的原因值得探討。成書(shu) 淵源的“儒法之爭(zheng) ”背後，應有思想的差異。顧教授推測，或許這與(yu) 當今和民國時代對“法”的認識的分歧有關(guan) 。民國時代的學者認為(wei) ，“經禮”涉及是國家如何治理的層麵，就是法，所以觀象授時、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學校製度，巡狩朝覲等等都是周代的法。那麽(me) ，如果認為(wei) 周禮不是法家之作，背後的邏輯是，禮法是對峙的，禮不是法。但這不是韓非子意義(yi) 上的“法家”。法家可能是從(cong) 西周的製度大框架中延伸出的，有別於(yu) 儒家的一種解釋模式。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西周的製度和後來的儒家、法家之間的關(guan) 係，就可以開展新的研究。

顧濤副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研究院周少川教授結合本書(shu) 與(yu) 郭教授的交往，談了自身的收獲。周教授認為(wei) ，禮學應該和國家製度社會(hui) 秩序的發展演變結合起來研究。郭先生抓住了問題的主線，從(cong) 先秦六卿製度的演變，來考察周禮成書(shu) 的年代，周禮之所以能成書(shu) ，是製度發展的結果，這為(wei) 本書(shu) 增加了可信度。周教授還提出，禮學研究要和當時的時代的儒學發展、時代特點聯係起來考察。每個(ge) 時期禮學的發展，儒學有很多觀點，互相影響，所以是必須反映當時的時代理念和特點。郭先生是抓住了這個(ge) 特點，正本清源，把周禮還原為(wei) 儒學的經典，考證在某個(ge) 具體(ti) 時期禮學的理念和時代特點，以此說明《周禮》成書(shu) 的年代。最後，禮學的研究還要和它形成的時代背景和社會(hui) 環境多種因素結合起來考察。因為(wei) 每種學術的發展都是和當時的政治文化的因素密切相關(guan) 的。郭教授把周禮的成書(shu) 放到曆史的走向中考察，考察成書(shu) 時候與(yu) 之相關(guan) 的政治背景、文化氛圍、經濟條件。本書(shu) 得出周禮成書(shu) 於(yu) 魏文侯時代的結論，除了有史料證據，還有文化背景的支撐。周教授最後指出，郭先生能夠作出這樣的成果，與(yu) 其刻苦治學、淡泊名利的治學宗旨，以及實事求是、大膽創新的治學精神是分不開的。

周少川教授

最後，郭教授同與(yu) 會(hui) 學者進行了討論，並對關(guan) 於(yu) 本書(shu) 的問題作了回應。關(guan) 於(yu) 劉豐(feng) 老師對《漢書(shu) ·藝文誌》魏文侯一條的疑問，郭教授解釋了自己對文本的理解。就“魏文侯最為(wei) 好古，孝文時得其樂(le) 人竇公，獻其書(shu) ”句，郭教授認為(wei) ，“其樂(le) 人”之“其”是指文帝，而不是魏文侯；而“獻其書(shu) ”的“其”指的則是魏文侯。

關(guan) 於(yu) 陳壁生老師對成書(shu) 於(yu) 周公和戰國的差異問題，郭教授指出，雖然在《史記》的記載中，《尚書(shu) ·周官》是成王之手，但在寫(xie) 《周公世家》的時候，司馬遷有了更多的材料，發現《周官》是成於(yu) 周公之手。官職的源頭和周公有密不可分的關(guan) 係。但是，為(wei) 何《周禮》不能是周公所作呢？在青銅器和銘文上，西周經文都是幾十個(ge) 字幾百字出現的，最多也不過千字；而《周禮》這本書(shu) 有四萬(wan) 五千字，說是西周時期周公所作不可能。所以可以認為(wei) ，《周禮》一書(shu) 的源頭在周公，但是由魏文侯編訂的。

華喆老師問題是，《周禮》的成書(shu) 時期不同，在思想意義(yi) 上有何不同？郭教授認為(wei) ，兩(liang) 說在這一層麵上造成的差異並不大。職官製度是一個(ge) 前後繼承的關(guan) 係。隨著時代的變化，具體(ti) 職官可能有增減，但製度的主體(ti) 是不變的。

關(guan) 於(yu) 顧濤老師提出的一些新的研究徑路，郭教授做了高度評價(jia) 。他指出，周代禮製就是禮樂(le) 為(wei) 主，法製為(wei) 輔。魏文侯時期，也有很多法治方麵的人才。不否認有法的影響，但總體(ti) 而言，《周禮》還是屬於(yu) 儒家傳(chuan) 統，而非法家傳(chuan) 統。

在郭偉(wei) 川教授與(yu) 各位學者廣泛交流、討論之後，本次禮學沙龍在熱烈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