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在法國

作者：劉國敏（重慶旅遊職業(ye) 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十一日戊子

          耶穌2018年4月26日

《詩經》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全人類重要的文化遺產(chan) 。法國詩經學擁有幾百年的曆史，是西方詩經學的源頭，在世界漢學詩經學中亦占據重要的地位。

據現有資料，最早對《詩經》進行翻譯的是法國耶穌會(hui) 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t， 1577—1628），1626年（明天啟六年）他在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國五經》（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冊(ce) ，並附注解，但該譯本下落不明。

康熙年間，白晉（JoachimBouvet，1656—1730）著有《詩經研究》（Dissertation sur le Che—King），白晉先是研習(xi) 《易經》，後將索隱之法述及《詩經》研究。巴多明（Dominique Parremin，1663—1741）、雷孝思（Jean Baptisde Regis， 1664—1738）、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41）、赫蒼壁（Julien—Placide Hervieu， 1671—1745）等都曾選譯《詩經》。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 1666—1735）曾譯《詩經》（Odes Chinoise du Chi king）八首，所有稿本均藏於(yu) 法國國家圖書(shu) 館，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曾將它們(men) 收入法文版《中華帝國全誌》。由於(yu) 此書(shu) 在歐洲的巨大影響，眾(zhong) 人由此開始識得《詩經》，杜赫德在法國詩經學史乃至歐洲詩經學史上都具有開拓之功。

自宋君榮（Antoine Gaubil，1689—1759 ）、韓國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起，教會(hui) 色彩逐漸褪去。宋君榮曾選譯《詩經》，並運用其中的資料來研究中國的天文曆史，其書(shu) 《中國天文史略》（Histoire abrégé de l’astromie chinoise）附錄的一部分便是“《詩經》中之日蝕”。《中國叢(cong) 刊》（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第一卷（1776）、第二卷（1777）中收入了韓國英以《中國古代論》（Essai sur l’antiquité des Chinois）為(wei) 題的連續性論文，對《詩經》作了較全麵而客觀的介紹，開始關(guan) 注《詩經》的風俗文化。

19世紀初，法國漢學講座在大學確立，為(wei) 法國詩經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專(zhuan) 業(ye) 漢學的介入，逐漸還原了《詩經》的麵貌，拉丁文全譯本的問世，法文全譯本的誕生，新的研究方法的開啟，使法國詩經學呈現出繁榮發展的局麵。

法國耶穌會(hui) 士孫璋（Alxander dela Charme，1695—1767）於(yu) 1733年翻譯了拉丁文本《詩經》，附有詳細注釋，原稿收藏於(yu) 巴黎國家圖書(shu) 館。1830年，德裔漢學家朱利斯·莫爾（Julius von Mohl， 1800—1876）編輯交德國斯圖加特和圖賓根（Stuttgartiae et Tubingae）出版社出版，書(shu) 名為(wei) 《孔夫子的詩經》，這是刊行於(yu) 歐洲的第一本《詩經》全本，莫爾為(wei) 此書(shu) 撰寫(xie) 了序言，並編輯了兩(liang) 個(ge) 索引。此譯本的問世，給法國詩經學乃至歐洲詩經學的發展帶來了很大影響，促進了漢學家們(men) 對《詩經》的學術型研究。

1838年，愛德華·畢歐（EdouardBiot，1803—1850）在《北方雜誌》（Revue du Nord）第二期發表了《詩或詩經》（Le Chi—king ou le livre des vers），對《詩經》的編纂、流傳(chuan) 、內(nei) 容等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詳細闡釋。畢歐認為(wei) ，《詩經》是“東(dong) 亞(ya) 傳(chuan) 給我們(men) 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同時也是一部真實性最無可爭(zheng) 辯的文獻”，正式開啟了對《詩經》的民俗學研究。1843年他撰寫(xie) 了《根據〈詩經〉探討中國古代的風俗民情》一文，擬出“中國人的體(ti) 格特征”“服飾”“建築與(yu) 居室”“狩獵”“捕魚”“農(nong) 牧業(ye) ”等二十個(ge) 標題進行論述。德裏文侯爵（Marie—Jean—Léon Lecoq， 1822—1892）亦認同畢歐的觀點，他在《唐代的詩》（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ang， 1862）的導言《中國的詩歌藝術和韻律》中探討了《詩經》所揭示的中國上古文明。被認為(wei) 是法國詩經學史最著名的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對照本於(yu) 1896年在河間府出版，其譯文準確優(you) 美、無可挑剔，嚴(yan) 格忠實於(yu) 中國官方所推崇的朱熹學派的詮注，這一版本多次再版。顧賽芬在其譯本的導論中指出：“《詩經》可能是最能展現遠古東(dong) 方人民生活、道德習(xi) 俗和信仰的一本書(shu) 。它為(wei) 道德家，曆史學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為(wei) 傳(chuan) 教士提供了救助。”他在導論中沿襲了畢歐的方法，分五十個(ge) 小標題對《詩經》中的文化點滴進行了詳細的梳理。

將《詩經》作為(wei) 文學作品解讀和譯介的另一位女漢學家，當屬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她於(yu) 1867年編譯出版了中國詩集《玉書(shu) 》（Le Livre de Jade），其中譯介《碩鼠》《伯兮》《將仲子》《女曰雞鳴》和《南山》等篇目。戈蒂耶並未遵循於(yu) 原詩的結構和形式，包括對意義(yi) 的分析在內(nei) ，是一種“創造性叛逆”的改寫(xie) 。但她卻是真正將《詩經》作為(wei) 文學作品來加以關(guan) 注的。《詩經》不再是傳(chuan) 教士眼中用以傳(chuan) 教的鑰匙，也不再是畢歐、德裏文心中的道德風俗寶庫，她惋惜於(yu) 孔子編訂時為(wei) 何隻留下305首，缺失了抒情性與(yu) 激情的詩篇。

此外，小布羅塞（Marie—Félicité Brosset， 1802—1880）於(yu) 1828年在巴黎出版了《論〈詩經〉和中國古代詩歌》（Essai sur le Chi—king et sur l’ancienne poésie chinoise）；讓—巴蒂斯特·畢歐於(yu) 1862年出版的《論印度和中國的天文學》（Études sur l’astronomie indienne et sur l’astronomie chinoise）在論述中國的天文學史時，曾引用了《詩經》的詩，對《詩經》作了簡要的介紹。1872年，鮑吉耶（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的《詩經》（Chi—king， BibiothèqueOreintale， vol.Ⅱ， Paris， Maisonneuve， 1872）是第一個(ge) 法文全譯本，該文本直接譯自中文著作，正文譯文之前，有首次被全文翻譯成歐洲語言的《大序》（Grande préface），譯自朱熹的《詩序辨說》，但此書(shu) 影響不大。

20世紀上半葉，法國詩經學已臻至成熟，越來越多的漢學家將視線轉向其他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學讀本。然而法國詩經學並未停滯不前，研究學科的逐漸豐(feng) 富，研究方法的創新與(yu) 多樣化，從(cong) 多方麵促使了法國詩經學的再次蓬勃發展，新的研究視角、新的研究方法將法國詩經學推向頂峰。

1907年，於(yu) 貝爾·奧托（HubertOtto）在香港出版了《爐邊幾小時，〈詩經〉——中國古典詩歌的書(shu) 》（Quelques heures au coin du feu，Cheu—king ou lelivre des vers，un des Classiques Chinois）。

《詩經》原是三千年前的歌謠，然而鮮有人還原其本色。拉盧瓦（Louis Laloy）看到了這一特點，在《中國音樂(le) 》（La Musique chinoise，1909）中譯介了《詩經》數首，放在“宗教音樂(le) ”（musique religieuse）和“民間音樂(le) ”（musique populaire）兩(liang) 節中，將《詩經》作為(wei) 歌謠進行探究。

將法國詩經學推向頂峰的則是葛蘭(lan) 言（MarcelGranet，1884—1940）的《古代中國的節慶與(yu) 歌謠》（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1919），全書(shu) 除引言和結論外，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詩經的情歌》和《古代的節慶》。他以人類學的方法對《詩經》進行闡釋，分析了《詩經》中的情歌，考察了上古時期樸野的習(xi) 俗是如何轉化了“文明的秩序”，解析中國古代的宗教習(xi) 俗和民族信仰。葛蘭(lan) 言為(wei) 《詩經》研究提供新的闡釋方法，為(wei) 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範式，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中國上古時期的麵貌。

20世紀初期，有一大批中國學者赴法留學，完成了大量的博士論文，在當時的中國研究中占據了很大的比例，且以中國文學研究為(wei) 主，其中不乏對《詩經》的譯介，如曾仲鳴（Tsen， Tsonming）的《中國詩史論》（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ésie chinoise，1922）第一章便是對《詩經》的介紹；徐仲年（Hsu， Sung—nien）《古今中國文學選集：詩歌、小說、戲劇、哲學、曆史》（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 la poésie — le roman — le théatre — laphilosophie — l’histoire，1933）也對《詩經》進行了譯介。

1937年，張正明（Tchang， Tcheng—Ming）同時在上海（土山灣印書(shu) 館）和巴黎（Librairie Orientaliste P.GEUTHNER）出版《詩經中之對偶律》（Leparallelism dans les vers du Cheu king），從(cong) 《詩經》語言文字的韻律入手，詳細論證了《詩經》中的韻律。中國留法學者由於(yu) 兼跨兩(liang) 種文化，他們(men) 的介入，給法國詩經學的研究增色不少。

20世紀中葉之後，隨著葛蘭(lan) 言、馬伯樂(le) 、伯希和等有影響的漢學家先後離世，加之國際社會(hui) 環境的變化，法國傳(chuan) 統漢學逐漸式微，法國詩經學也由此而衰落。雖然經由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人的不懈努力，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時間之內(nei) ，法國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學研究又開始複蘇，也有論著在述及中國文學史時會(hui) 提及《詩經》，但鮮有重要的譯本與(yu) 研究。對法國詩經學在21世紀的發展，我們(men) 報以新的期待。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