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建中國自身的古典學傳(chuan) 統—— "古典與(yu) 文明"叢(cong) 書(shu) 總序（附第一輯書(shu) 目）

作者：甘陽、吳飛

來源：三聯學術通訊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廿五日癸酉

          耶穌2017年12月12日

三聯學術通訊編者按：中國今日正在走向重建古典學的新時期，中國的文明複興(xing) 需要對中國和世界的古典文明作出新的理解和解釋。今天中國的古典學建設不應僅(jin) 限於(yu) 對自身傳(chuan) 統古典的再出發，也在於(yu) 以“中國化”的角度去對世界的古典文明進行闡釋。三聯書(shu) 店新推出的“古典與(yu) 文明”叢(cong) 書(shu) ，注目於(yu) 傳(chuan) 統經史研究在當代的新發展與(yu) 西方古典學研究典範的引進，願在中西交融和匯合中，把中國古典學在這一新曆史階段和曆史背景下的新麵貌呈獻給讀者與(yu) 學界。望這套“古典與(yu) 文明”叢(cong) 書(shu) 能與(yu) 中國的古典學研究同步成長。

古典學不是古董學。古典學的生命力植根於(yu) 曆史文明的生長中。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學界對古典教育與(yu) 古典研究的興(xing) 趣日增並非偶然，而是中國學人走向文明自覺的表現。

西方古典學的學科建設，是在19世紀的德國才得到實現的。但任何一本寫(xie) 西方古典學曆史的書(shu) ，都不會(hui) 從(cong) 那個(ge) 時候才開始寫(xie) ，而是至少從(cong) 文藝複興(xing) 時候開始，甚至一直追溯到希臘化時代乃至古典希臘本身。正如維拉莫威茲(zi) 所說，西方古典學的本質和意義(yi) ，在於(yu) 麵對希臘羅馬文明，為(wei) 西方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中世紀後期和文藝複興(xing) 對西方古典文明的重新發現，是西方文明複興(xing) 的前奏。維吉爾之於(yu) 但丁，羅馬共和之於(yu) 馬基雅維利，亞(ya) 裏士多德之於(yu) 博丹，修昔底德之於(yu) 霍布斯，希臘科學之於(yu) 近代科學，都提供了最根本的思考之源。對古代哲學、文學、曆史、藝術、科學的大規模而深入的研究，為(wei) 現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驅提供了豐(feng) 富的資源，使他們(men) 獲得了思考的動力。可以說，那個(ge) 時期的古典學術，就是現代西方文明的土壤。數百年古典學術的積累，是現代西方文明的命脈所係。19世紀的古典學科建製，隻不過是這一過程的結果。隨著現代研究性大學和學科規範的確立，一門規則嚴(yan) 謹的古典學學科應運而生。但我們(men) 必須看到，西方大學古典學學科的真正基礎，乃在於(yu) 古典教育在中學的普及，特別是拉丁語和古希臘語曾長期為(wei) 歐洲中學必修，才可能為(wei) 大學古典學的高深研究源源不斷地提供人才。

古希臘瓶畫中的“奧瑞斯提亞(ya) ”

19世紀古典學的發展不僅(jin) 在德國而且在整個(ge) 歐洲都帶動了新的一輪文明思考。例如，梅因的《古代法》、巴霍芬的《母權論》、古朗士的《古代城邦》等，都是從(cong) 古典文明研究出發，在哲學、文獻、法學、政治學、曆史學、社會(hui) 學、人類學等領域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尼采的思考也正是這一潮流的產(chan) 物。20世紀以來弗洛伊德、海德格爾、施特勞斯、福柯等人的思想，無不與(yu) 他們(men) 對古典文明的再思考有關(guan) 。而20世紀末西方的道德思考重新返回亞(ya) 裏士多德與(yu) 古典美德倫(lun) 理學，更顯示古典文明始終是現代西方人思考其自身處境的源頭。可以說，現代西方文明的每一次自我修正，都離不開對其古典文明的深入發掘。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古典學絕不僅(jin) 僅(jin) 隻是象牙塔中的諸多學科之一而已。

由此，中國學界發展古典學的目的，也絕非僅(jin) 僅(jin) 隻是為(wei) 學科而學科，更不是以頂禮膜拜的幼稚心態去簡單複製一個(ge) 英美式的古典學科。晚近十餘(yu) 年來“古典學熱”的深刻意義(yi) 在於(yu) ，中國學者正在克服以往僅(jin) 從(cong) 單線發展的現代性來理解西方文明的偏頗，而能日益走向考察西方文明的源頭來重新思考古今中西的複雜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學界現在已經超越了“五四”以來全麵反傳(chuan) 統的心態慣習(xi) ，正在以最大的敬意重新認識中國文明的古典源頭。對中外古典的重視意味著現代中國思想界的逐漸成熟和從(cong) 容，意味著中國學者已經能夠從(cong) 更縱深的視野思考世界文明。正因為(wei) 如此，我們(men) 在高度重視西方古典學豐(feng) 厚成果的同時，也要看到西方古典學的局限性和多元性。所謂局限性是指，英美大學的古典學係傳(chuan) 統上大多隻研究古希臘羅馬，而其他古典文明研究例如亞(ya) 述學、埃及學、波斯學、印度學、漢學以及猶太學等，則都被排除在古典學係以外而被看作所謂東(dong) 方學等等。這樣的學科劃分絕非天經地義(yi) ，因為(wei) 法國和意大利等的現代古典學就與(yu) 英美有所不同。例如，著名的西方古典學重鎮，韋爾南創立的法國“古代社會(hui) 比較研究中心”，不僅(jin) 是古希臘研究的重鎮，而且廣泛包括埃及學、亞(ya) 述學、漢學乃至非洲學等各方麵專(zhuan) 家，在空間上大大突破了古希臘羅馬的範圍。而意大利的古典學研究，則由於(yu) 意大利曆史的特殊性，往往在時間上不完全限於(yu) 古希臘羅馬的時段，而與(yu) 中世紀及文藝複興(xing) 研究多有關(guan) 聯（即使在英美，由於(yu) 晚近以來所謂“接受研究”成為(wei) 古典學的顯學，也使得古典學的研究邊界越來越超出傳(chuan) 統的古希臘羅馬時期）。

從(cong) 長遠看，中國古典學的未來發展在空間意識上更應參考法國古典學，不僅(jin) 要研究古希臘羅馬，同樣也應包括其他的古典文明傳(chuan) 統，如此方能參詳比較，對全人類的古典文明有更深刻的認識。而在時間意識上，由於(yu) 中國自身古典學傳(chuan) 統的源遠流長，更不宜局限於(yu) 某個(ge) 曆史時期，而應從(cong) 中國古典學的固有傳(chuan) 統出發確定其內(nei) 在核心。我們(men) 應該看到，古典中國的命運與(yu) 古典西方的命運截然不同。與(yu) 古希臘文字和典籍在歐洲被遺忘上千年的文明中斷相比較，秦火對古代典籍的摧殘並未造成中國古典文明的長期中斷。漢代對古代典籍的挖掘與(yu) 整理，對古代文字與(yu) 製度的考證和辨識，為(wei) 新興(xing) 的政治社會(hui) 製度灌注了古典的文明精神，堪稱“中國古典學的奠基時代”。以今古文經書(shu) 以及賈逵、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等人的經注為(wei) 主幹，包括司馬遷對古史的整理、劉向父子編輯整理的大量子學和其他文獻，奠定了一個(ge) 有著豐(feng) 富內(nei) 涵的中國古典學體(ti) 係。而今古文之間的爭(zheng) 論，不同詮釋傳(chuan) 統之間的較量，乃至學術與(yu) 政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guan) 係，都是古典學術傳(chuan) 統的豐(feng) 富性和內(nei) 在張力的體(ti) 現。沒有這樣一個(ge) 古典學傳(chuan) 統，我們(men) 就無法理解自秦漢至隋唐的輝煌文明。

四川成都出土的漢代講學畫像磚

從(cong) 晚唐到兩(liang) 宋，無論政治圖景、社會(hui) 結構，還是文化格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舊有的文化和社會(hui) 模式已然式微，中國社會(hui) 麵臨(lin) 新的文明危機，於(yu) 是開啟了新的一輪古典學重建。首先以古文運動開端，然後是大量新的經解，隨後又有士大夫群體(ti) 仿照古典的模式建立義(yi) 田、鄉(xiang) 約、祠堂，出現了以《周禮》為(wei) 藍本的轟轟烈烈的變法；更有眾(zhong) 多大師努力詮釋新的義(yi) 理體(ti) 係和修身模式，理學一脈逐漸展現出其強大的生命力，最終勝出，成為(wei) 其後數百年新的文明模式。稱之為(wei) “中國的第二次古典學時代”，或不為(wei) 過。這次古典重建與(yu) 漢代那次雖有諸多不同，但同樣離不開對三代經典的重新詮釋和整理，其結果是一方麵確定了十三經體(ti) 係，另一方麵將“四書(shu) ”立為(wei) 新的經典。朱子除了為(wei) “四書(shu) ”做章句之外，還對《周易》《詩經》《儀(yi) 禮》《楚辭》等先秦文獻都做出了新的詮釋，開創了一個(ge) 新的解釋傳(chuan) 統，並按照這種詮釋編輯《家禮》，使這種新的文明理解落實到了社會(hui) 生活當中。可以看到，宋明之間的文明架構，仍然是建立在對古典思想的重新詮釋上。

在明末清初的大變局之後，清代開始了新的古典學重建，或可稱為(wei) “中國的第三次古典學時代”：無論清初諸遺老，還是乾嘉盛時的各位大師，雖然學問做法未必相同，但都以重新理解三代為(wei) 目標，以漢宋兩(liang) 大古典學傳(chuan) 統的異同為(wei) 入手點。在辨別真偽(wei) 、考索音訓、追溯典章等各方麵，清代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僅(jin) 成為(wei) 幾千年傳(chuan) 統學術的一大總結，而且可以說確立了中國古典學研究的基本規範。前代習(xi) 以為(wei) 常的望文生義(yi) 之說，經過清人的梳理之後，已經很難再成為(wei) 嚴(yan) 肅的學術話題；對於(yu) 清人判為(wei) 偽(wei) 書(shu) 的典籍，誠然有爭(zheng) 論的空間，但若提不出強有力的理由，就很難再被隨意使用。在這些方麵，清代古典學與(yu) 西方19世紀德國古典學的工作性質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清人對《尚書(shu) 》《周易》《詩經》《三禮》《春秋》等經籍的研究，對《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春秋繁露》等書(shu) 的整理，在文字學、音韻學、版本目錄學等方麵的成就，都是後人無法繞開的必讀著作，更何況《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成為(wei) 古代學術的總綱。而民國以後的古典研究，基本是清人工作的延續和發展。

宋本《禮記》書(shu) 影

我們(men) 不妨說，漢、宋兩(liang) 大古典學傳(chuan) 統為(wei) 中國的古典學研究提供了範例，清人的古典學成就則確立了中國古典學的基本規範。中國今日及今後的古典學研究，自當首先以自覺繼承中國“三次古典學時代”的傳(chuan) 統和成就為(wei) 己任，同時汲取現代學術的成果，並與(yu) 西方古典學等參照比較，以期推陳出新。這裏有必要強調，任何把古典學封閉化甚至神秘化的傾(qing) 向都無助於(yu) 古典學的發展。古典學固然以“語文學”（philology）的訓練為(wei) 基礎，但古典學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路徑以及研究方法等，往往並非來自古典學內(nei) 部而是來自外部，晚近數十年來西方古典學早已被女性主義(yi) 等各種外部來的學術思想和方法所滲透占領，僅(jin) 僅(jin) 是最新的例證而已。曆史地看，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所謂考據與(yu) 義(yi) 理的張力其實是古典學的常態甚至是其內(nei) 在動力。古典學研究一方麵必須以紮實的語文學訓練為(wei) 基礎，但另一方麵，古典學的發展和新問題的提出總是與(yu) 時代的大問題相關(guan) ，總是指向更大的義(yi) 理問題，指向對古典文明提出新的解釋和開展。

中國今日正在走向重建古典學的新時期，中國的文明複興(xing) 需要對中國和世界的古典文明作出新的理解和解釋。客觀地說，這一輪古典學的興(xing) 起首先是由引進西方古典學帶動的，劉小楓和甘陽教授主編的“經典與(yu) 解釋”叢(cong) 書(shu) 在短短十五年間（2000—2015年）出版了三百五十餘(yu) 種重要譯著，為(wei) 中國學界了解西方古典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wei) 發掘中國自身的古典學傳(chuan) 統提供了參照。但我們(men) 必須看到，自清末民初以來雖然古典學的研究仍有延續，但古典教育則因為(wei) 全盤反傳(chuan) 統的籠罩而幾乎全麵中斷，以致今日中國的古典學基礎以及整體(ti) 人文學術基礎都仍然相當薄弱。在西方古典學和其他古典文明研究方麵，國內(nei) 的積累更是薄弱，一切都隻是剛剛起步而已。因此，今日推動古典學發展的當務之急，首在大力推動古典教育的發展，隻有當整個(ge) 社會(hui) 特別是中國大學都自覺地把古典教育作為(wei) 人格培養(yang) 和文明複興(xing) 的基礎，中國的古典學高深研究方能植根於(yu) 中國文明的土壤之中生生不息茁壯成長。這套“古典與(yu) 文明”叢(cong) 書(shu) 願與(yu) 中國的古典教育和古典研究同步成長！

2017年 6月 1日於(yu) 北京

附錄：

"古典與(yu) 文明"叢(cong) 書(shu) 總序（第一輯書(shu) 目）

喬(qiao) 秀岩 著 《義(yi) 疏學衰亡史論》   

喬(qiao) 秀岩 葉純芳 著《文獻學讀書(shu) 記》  

吳國武 著《千古同文：四庫總目與(yu) 東(dong) 亞(ya) 古典學》   

華喆 著《禮是鄭學：漢唐間經典詮釋變遷史論》   

馮(feng) 茜 著《唐宋之際禮學思想的轉型》  

陳誌遠 著《中古的佛教與(yu) 孝道》   

〔美〕查爾斯·西格爾 著《<奧德賽>中的歌者、英雄與(yu) 諸神》  

〔英〕西蒙·戈德希爾 著《奧瑞斯提亞(ya) 》

〔美〕唐納德·拉泰納 著《希羅多德的曆史方法》

〔新西蘭(lan) 〕羅納德·塞姆 著《薩盧斯特》

〔德〕維拉莫威茲(zi) 著《古典學的曆史》  

〔瑞士〕巴霍芬 著《母權論：對古代世界母權製宗教性和法權性的探究》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