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一條有關路投與艾普索斯的最新民意調查結果，引起國人的矚目——中國人在“金融危機後更重視金錢的價值”和“金錢代表成功”兩項議題中投的讚成票均名列各國之前茅，成為了所謂的“世界第一‘拜金主義’國家”。筆者並不想加入“金錢萬能不萬能”這個古老的爭論當中，更願意去追究報道中的細節。從隻議自己是非的態度說起，就單刀直入關注於中國在“拜金議題”支持比例最高這個既定事實。相信很多人會去探討世風日下的原因，事無大小找出從宏觀到微觀的諸多理由來。然而我們要直麵的問題——我們的“拜金”從何而來？

若說是“爭逐名利”之類的議題，可能就要另開話題來論述了；但若說是隻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這些天經地義的常規需求上議論，那就得揮手表示異議了——老百姓的“民利”，跟常規語境下的“利”是意思等同的詞匯嗎？相信很多人會不自覺地栽倒在這個概念區分上——無獨有偶，傳統語境下的“義”與“利”，“公”與“私”，甚至是“天理”與“人欲”，在義理上也麵臨著這種被糾纏不休的局麵。民眾要求所需的“飽食暖衣”，過上理想好日子的“民利”，是人之常情；而那越過雷池、超出常理的，就成了所謂的“利”。就這點而言，前不久在對“德國之聲”的專訪裏認為“拜金主義是好事”的韓寒，他所挨的部分炮轟就有點“冤”。因為從前因後果中不難發現，他所認為的那個“拜金”，其主體還是屬於在“民利”的範疇中的。

    那可就奇怪了。照理說，別說是建國一輪甲子，就是改革開放也已過三十來年，國民的生活水平與以往相比早已提升得如此豐厚了，還要怎麽去拜什麽金啊？然而，但凡是對周邊事物稍微敏感的人，不用太費心思地側麵了解一下民眾如今在金錢與生活問題上的所思、所想、所言、所為，再看看某些利益既得者拋出讓百姓“莫名驚詫”的言論——合他意的時候，就跟民眾說“這是不得已跟時代接軌的需要”；不合他意的時候，就千方百計去疾呼“這不適宜於中國的特定情況”——你就完全可以理解民眾千辛萬苦爭相“拜金”的苦衷：身無保障護航即被投進物質世界的汪洋大海，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處處險象環生而讓人望而卻步，靠不了救世主和神仙皇帝的中國老百姓，除了虔心“沒有金錢萬萬不能”而為個人生計操勞付出，還能做什麽才好呢？總體形勢的盛況，不是可以直麵現狀、掩飾症狀的空口說辭。

“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是中國社會秩序穩定一個完全談不上過分的底線。在如何維持這個底線的問題上，《論語》中記載了孔子的“惠而不費”。作為“尊五美”中的一條，孔子的解釋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對此，《大戴禮記》的《主言》篇則對此有所闡述——“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概括地解釋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明主不會索要關、市、山、澤四者的財富，即使征收田稅和征用民力也極其節製。很顯然，“惠而不費”的背後，字字都是對“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的精辟詮釋——不擾亂民眾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下的博施濟眾。孟子荀卿立旨各異，然在民生上卻是異口同聲。被後人扣著“重義輕利”帽子的孟子，是不顧當時指其“迂闊”的輿論，不言其煩地向統治者闡明 “深耕易耨”、“勿奪民時”、“衣帛食肉，不饑不寒”的“製民之產”基本原則；而後世被少受腹誹的荀子，在談及“足國之道”時，同樣以禮政合一的“節用裕民”作為回答。僅舉三聖語錄，麵對“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的現實，別說是孟子，大凡有良知的常人，對高位者“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出奇憤怒，那是理所當然。

然而比這不作為更讓老百姓怒不可遏的，莫過於向應付自家衣食住行已是應接不暇的民眾“爭利”了。孔子說“政者，正也”，孟子說“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即使是老百姓也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箴言。畢竟，高高在上者比起民眾自己，要以“合法手段”獲“利”的機會比比皆是。不光要高姿態地伸手，還要裝模作樣讓民眾去承擔“拜金主義”的苦果，這怎麽能夠讓老百姓誠心信服呢？“民無信不立”。不能取信於民，也就無怪“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的風氣大行於世道了。

孔子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作為對背人性、掠民利的痛斥，而《大學》也有“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的警告。在“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的大宗旨麵前，無論是當局者還是旁觀者，都不應該抱著與己無關的態度去看待中國登上“拜金”榜榜首這個“空前”的名次。若不將“強國富民”目標下孰本孰末、孰先孰後、孰重孰輕的關係問題考慮清楚，那目前的這個名次，恐怕就將成為一個“絕後”的名次了。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