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格局與(yu) 中國兩(liang) 種延續性背後的普遍主義(yi) ——評《儒法國家：中國曆史的新理論》

作者：殷之光

來源：《開放雜誌》2016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初三日丁已

          耶穌2016年12月1日

【內(nei) 容提要】在《儒法國家：中國曆史的新理論》一書(shu) 中，趙鼎新的問題意識起源於(yu) 20世紀末期對“超穩定結構”的討論。但是，與(yu) 這一影響了20世紀末期中國知識界的重要問題不同，趙鼎新的新著對這一穩定性表現出了強烈的理論與(yu) 文化自信。他嚐試從(cong) 比較史與(yu) 曆史社會(hui) 學角度出發，梳理中國曆史發展中對“大一統”追求背後的曆史邏輯。本文認為(wei) ，這種對宏大敘事的回歸背後傳(chuan) 遞了《儒法國家》最核心的理論關(guan) 懷與(yu) 當代意識。本文試圖從(cong) 解讀《儒法國家》問題意識背後的學術脈絡的角度出發，梳理“春秋公法”觀念產(chan) 生的曆史脈絡，對本書(shu) 處理的核心問題——中國“大一統”政治秩序的形成及其發展做出力所能及的闡發，並嚐試闡明書(shu) 中強烈的當代意識。

【關(guan) 鍵詞】春秋公法；國際法；天下；世界體(ti) 係；主權國家

芝加哥大學社會(hui) 學係教授趙鼎新的英文新著《儒法國家：中國曆史的新理論》（以下簡稱“趙書(shu) ”）將兩(liang) 個(ge) 在19世紀資本主義(yi) 全球化浪潮中浮現的問題又重新帶回到了當代學術語境。①其一是困擾英語世界社會(hui) 科學研究者一個(ge) 多世紀的問題，即中國何以能作為(wei) 一個(ge) 統一帝國存在兩(liang) 千餘(yu) 年。這一問題，也同樣與(yu) 漢語學界在20世紀改革開放初期困擾了一代學人的中國曆史“超穩定結構”問題形成呼應。②兩(liang) 個(ge) 問題中，前者代表了馬克思•韋伯以來，在西方中心主義(yi) 視角下對中國曆史進行理性主義(yi) 式的規訓嚐試；後者則更帶有中國曆史學傳(chuan) 統脈絡，甚至是中國知識分子傳(chuan) 統中那種濃重的曆史意識。③

趙鼎新的工作，可以被視為(wei) 對“為(wei) 什麽(me) ”這類大問題的回歸。他試圖解釋這一天下普遍主義(yi) 秩序形成的動因，及其在“天下觀”內(nei) 部發展過程中的曆史邏輯。當然，也應當看到，趙鼎新對宏大問題的回歸，在英語學術世界並不是個(ge) 案。近些年，在西方國際關(guan) 係與(yu) 政治學領域，采用曆史案例對這種“為(wei) 什麽(me) ”問題的學術興(xing) 趣重新浮現。④我們(men) 也可以發現，趙鼎新的興(xing) 趣更側(ce) 重通過對長時段曆史的整體(ti) 分析，尋找“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地理與(yu) 知識範疇內(nei) 部的政治與(yu) 曆史發展邏輯。《儒法國家》的曆史感，體(ti) 現為(wei) 趙鼎新那種斯賓格勒式的對“文明”變遷動態及其未來的強烈關(guan) 懷。

《儒法國家》處理的是跨越了2000年的長時段曆史。趙鼎新試圖回到曆史現場，將“儒”“法”兩(liang) 家之間的辯證關(guan) 係在中國權力治理實踐中的展開作為(wei) 邏輯主線，對中國曆史發展中對於(yu) “大一統”的追求，以及“效率導向型的、麵向公共事務的工具理性文化與(yu) 累積性發展模式”（publicly oriente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efficiency-oriented culture， and a pattern ofcumulative development）⑤——這種政治特色產(chan) 生背後的曆史與(yu) 社會(hui) 動力學邏輯做出闡釋。而也正是對“大一統”這一中國曆史政治發展中的重要特性的分析，構成了《儒法國家》最有價(jia) 值，也是最具當代關(guan) 懷的問題意識。

在筆者看來，《儒法國家》的問題意識體(ti) 現出的上述兩(liang) 個(ge) 層麵，是本書(shu) 諸多努力中最具吸引力的兩(liang) 個(ge) 方麵。與(yu) 活躍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同，趙鼎新並未用一種焦慮的心情去看待中國曆史中的“超穩定結構”問題。事實上，今天我們(men) 可以看到，與(yu) 世界其他地區的曆史發展脈絡相比，中國在曆史敘述與(yu) 政治疆域兩(liang) 方麵，存在著極為(wei) 特殊的長期連續性。而這兩(liang) 種連續性，似乎成為(wei) 了中國曆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ge) 根本動力，在長時段的曆史動態中，保證了中國作為(wei) 文化認同與(yu) 地理疆域的相對穩定與(yu) 統一。趙鼎新試圖找到這兩(liang) 種連續性背後的普遍性邏輯。

本文並不奢望對趙鼎新先生《儒法國家》這一幾乎涵蓋了從(cong) 西周晚期到辛亥之前全部“帝製中國”時段的宏大作品做出整體(ti) 性的評價(jia) ，⑥而僅(jin) 試圖從(cong) 解讀趙書(shu) 問題意識背後的學術脈絡的角度出發，對書(shu) 中處理的核心問題——中國“大一統”政治秩序的形成及其發展——做出力所能及的闡發，並嚐試闡明書(shu) 中強烈的當代意識。

從(cong) 《儒法國家》的敘述中，我們(men) 很容易發現作者從(cong) 比較史視野出發，試圖對世界帝國史發展過程中產(chan) 生的全球秩序性變遷問題做出的回應。因此，它所涉及的內(nei) 容又觸及一係列國際關(guan) 係史、全球史，以及社會(hui) 經濟史領域內(nei) 的重大問題。其中包括“春秋公法”與(yu) 歐洲現代國際法秩序比較問題，現代工業(ye) 資本主義(yi) 誕生及其曆史普遍性問題，全球化與(yu) 現代性政治、經濟秩序問題，等等。

必須強調的是，雖然趙書(shu) 處理的是一個(ge) 曆史問題，但其基本的問題意識是政治性的。總體(ti) 說來，無論是20世紀初從(cong) 年鑒學派的工作中逐漸興(xing) 起的西方對長時段曆史的興(xing) 趣，還是中國曆史傳(chuan) 統中對國朝史的重視，背後都是對足以係統影響一個(ge) “世界體(ti) 係”（world system）的“整體(ti) 史”的關(guan) 注。這種對整體(ti) 史的探索及敘述，折射出敘述者對社會(hui) 秩序形成與(yu) 延續脈絡的濃厚政治興(xing) 趣，以及對當下世界曆史走向的強烈道德感。這種曆史書(shu) 寫(xie) 本身，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政治參與(yu) 。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在曆史研究領域內(nei) 這種對長時段“整體(ti) 史”研究的興(xing) 趣逐漸退潮，取而代之的是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說的那種對“細碎”曆史的片段式回歸。趙鼎新一再強調，引入對宏觀曆史（macrohistory） 分析的辯證視角是《儒法國家》希望展現的一個(ge) 基本曆史意識。實際上，這一曆史意識恰恰體(ti) 現了曾經影響整個(ge) 20世紀世界政治與(yu) 曆史發展軌跡的“曆史唯物主義(yi) ”潮流。

一、絕對主義(yi) 國家的形成

無論是在傳(chuan) 統的西方漢學家還是在對中國社會(hui) 有興(xing) 趣的社會(hui) 曆史學家的討論中，我們(men) 都能看到一個(ge) 對“儒家”思想的先驗預設。這種靜態的文明論假設，一方麵將資本主義(yi) 全球化開始之前的世界史看作是由“儒家中國”“基督教西方”與(yu) “伊斯蘭(lan) 東(dong) 方”三個(ge) 主要板塊拚湊起來的集合。當然，必須指出的是，一些用英文寫(xie) 作且主要活躍在西方學術界的華裔曆史學者很早便對這種“迷思”提出了批評。例如，何炳棣的研究很早便向英語學者們(men) 指出，中國帝製的基礎實際上是法家思想，而儒家則從(cong) 道德與(yu) 社會(hui) 倫(lun) 理秩序層麵對法家進行製約，是一種政權的工具，而非主宰。⑦

同絕大多數傳(chuan) 統西方漢學家以及用英文寫(xie) 作的華裔曆史學者們(men) 不同，趙鼎新試圖用社會(hui) 學的問題意識及定量方法，梳理出在曆史動態中形成的中國“大一統”的權力來源。他不但未假設“儒家”在中國權力製度中先驗存在的權威地位，也未輕易認同帝製時期國家／朝廷（state）具有絕對權力（absolute power）的定見。⑧在他看來，國家的絕對權力是法家對政治理想狀態的描述，是一種霍布斯式的國家論理論敘述。⑨“絕對主義(yi) ”（absolutism）在中國曆史中的形成，則需要放在列國戰爭(zheng) 的大背景下去理解。⑩趙書(shu) 提出，“戰爭(zheng) ”（war）是構成帝製中國時期“儒法國家”行政與(yu) 社會(hui) 秩序特色的基本動力。當然，這一觀點並不是全新的，趙鼎新在書(shu) 中也承認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對其理論的重要影響。的確，讀者可以清楚看到，在他的理論框架內(nei) ，戰爭(zheng) 與(yu) 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特別是國家作為(wei) 強有力的公共行政權力——之間的重要聯係，明顯帶有蒂利對羅馬帝國衰落後，在歐洲曆史中戰爭(zheng) 與(yu) 國家治理關(guan) 係分析基礎上提出的掠奪性國家建設理論（predatory theory of state-building）的痕跡。這種以“（民族）國家”為(wei) 基礎，對於(yu) 其內(nei) 部以及相互間長時段、大跨度政治發展進程的興(xing) 趣，也很能體(ti) 現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出現的以蒂利為(wei) 代表的一批政治社會(hui) 學者對國家形成及社會(hui) 政治權力來源的問題意識中。在書(shu) 中，趙鼎新也反複回應了曼對社會(hui) 權力四種來源的提法，並試圖通過分析春秋時期曆史，對其理論進行修正。11

雖然趙鼎新在序言中便明確揭示了其問題意識與(yu) 蒂利、曼之間的精神繼承和呼應關(guan) 係，但是我們(men) 也可以很明確地看到趙鼎新與(yu) 歐洲中心式的社會(hui) 政治曆史分析之間的本質差別。簡單說來，蒂利等人所描述的歐洲曆史內(nei) 部“國家”的形成，是在羅馬帝國大一統格局逐漸解體(ti) ，歐洲地方王權（sovereign）興(xing) 起，王權、君權（imperium）與(yu) 教權（papacy）之間關(guan) 係緊張的背景下出現的分裂性碎片化過程。其中最為(wei) 著名的是在公元11至12世紀，歐洲世俗君主同教皇多次在主教敘任權（investiture）問題上爆發的嚴(yan) 重衝(chong) 突。也正是在這一權力衝(chong) 突的緊張關(guan) 係下，世俗君主國家的法律學者開始重新對羅馬法進行創新性解讀，以謀求對教會(hui) 法及其所代表的教皇特權進行削減和製約。12在此曆史基礎上形成的歐洲現代主權（sovereignty）概念是理解現代歐洲主權國家間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的曆史與(yu) 政治基礎。這種“國際間秩序”的形成與(yu) 趙書(shu) 所處理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大一統國家／帝國形成前的政治秩序存在著本質性差異。後者明顯是一個(ge) 對分裂王權進行整合並進一步形成統一君權及律法的大一統過程。在中國曆史現場，這個(ge) “從(cong) 分裂到大一統”，並以大一統為(wei) 基本曆史軌跡的趨勢，構成了與(yu) 歐洲中世紀“從(cong) 統一到分裂”軌跡的根本區別。在這兩(liang) 種曆史軌跡背景下對國家及其權力誕生的討論與(yu) 比較，便成了最具創新潛力的富礦。

二、天下秩序與(yu) 主權國家秩序

如果歐洲中世紀曆史中形成的“主權國家”政治邏輯可以被視為(wei) 一種在歐洲曆史語境下形成的普遍主義(yi) 秩序，那麽(me) 在春秋戰國語境下構成的大一統秩序，則可以被看作是在近代資本主義(yi) 全球化開始之前，存在於(yu) 亞(ya) 洲的以天下觀為(wei) 基礎的另一種普遍主義(yi) 秩序。在英語世界，趙書(shu) 對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間政治動態及之後中國“儒法國家”治理秩序形成的討論，可能經常會(hui) 被拿來同許田波的工作進行比較。的確，許田波作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回應對象，反複出現在《儒法國家》的敘述中。在其《古代中國與(yu) 現代早期歐洲的戰爭(zheng) 與(yu) 國家形成》中，許田波從(cong) 現有國際關(guan) 係理論研究範式角度出發，對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656年—公元前221年）與(yu) 歐洲拿破侖(lun) 戰爭(zheng) 結束前三百餘(yu) 年（1495—1815年）間的曆史進行了大膽的比較。13其核心問題是希望討論“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state）何以能夠經過先秦的“無政府”“國際”狀態，在公元前三世紀便實現統一，並建立起科層化的國家官僚行政機構。而在早期的歐洲，雖然經曆過長期的戰爭(zheng) ，直至19世紀初期拿破侖(lun) 戰爭(zheng) 結束，這種大一統格局也未能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在維也納會(hui) 議上建立起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結構。

我們(men) 或許可以理解，在當代英語世界國際關(guan) 係學科背景下寫(xie) 作的許田波有種對學科的使命感。她的工作，似乎是在通過對這種“為(wei) 什麽(me) ”問題的解讀，從(cong) 其學科內(nei) 部尋找可以跨越時空的普遍主義(yi) 理性方法論。我們(men) 甚至可以從(cong) 中尋找到肯尼斯•沃爾茨（Kenneth Waltz）的影子。14在她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由許多“具有領土主權的國家”（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s）組成。15但是，本文在開始便提出，這種非曆史的比較完全忽略了國家及其權力在中國與(yu) 西方曆史語境中的差異性起源和發展軌跡。能否用歐洲中世紀曆史動態中形成的“主權”觀念，去簡單類比春秋時期諸侯爭(zheng) 霸的曆史，去消解中國曆史中對春秋時期以“王道”與(yu) “霸道”之爭(zheng) 為(wei) 主線的曆史敘述，消解這一爭(zheng) 論背後曆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合法性？趙鼎新跳出了許田波式的當代英語世界國際關(guan) 係學科框架，對這一問題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並展現了在世界政治曆史進程中，“國家的誕生”——這一普遍性矛盾——在不同曆史與(yu) 政治語境下的多樣性及其背後的特殊性矛盾。

實際上，即便在英語世界，這種將春秋時期的天下秩序類比為(wei) 歐洲民族國家形成時期國際秩序的提法也並不新奇。1881年翻譯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的《萬(wan) 國公法》的美國長老會(hui) （Presbyterian church）傳(chuan) 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在柏林的世界東(dong) 方學者大會(hui) 上發表了題為(wei) 《中國古代的國際法》的演講。16丁韙良提出，國際法早在中國周代便已存在。在秦統一之前，列國之間非但地理之間比鄰而居，而且在政治地位上也完全平等。他認為(wei) ，從(cong) 邦國外交密切程度上來說，“中國古世情形，與(yu) 希臘相似”，且有過之。17而從(cong) 製度及文化上來看，周朝的分封製度形成了一種類似於(yu) 歐洲中世紀封建領主與(yu) 羅馬教皇之間的關(guan) 係。同羅馬法一樣，周天子的禮法是一個(ge) “普天下”（orbis terrarum）的通行準則與(yu) 道義(yi) 。18丁韙良認為(wei) ，正是在這種類似的關(guan) 係下，規範“春秋列國交際之道”的“公法”早於(yu) 歐洲出現。但是，自秦統一天下以降，這種國際公法便隨之消失。19在丁韙良對春秋公法類似歐洲國際法的比附中，戰爭(zheng) 法是他討論的重要案例。在他看來，春秋時期的戰爭(zheng) 法雖然未能成文，但從(cong) 曆史記錄裏春秋時期的戰爭(zheng) 實踐來看，這種對戰爭(zheng) 行動的規範實際上構成了中國古代國際法的核心。這一係列存在於(yu)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禮法準則，無論是從(cong) 慣例、準則還是政治實踐方麵來看，都與(yu) 歐洲的近代國際法具有極高的重合度。因此，丁韙良認為(wei) ，中國可以很容易地接納來自基督教世界國家間的國際法準則，從(cong) 而進一步構成現今世界和平的基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趙書(shu) 也分析了楚晉爭(zheng) 霸過程中對周代戰爭(zheng) 禮法的使用。趙鼎新並未簡單地將禮法比作古代中國的戰爭(zheng) 法雛形，而是將目光轉向內(nei) 在，討論戰爭(zheng) 本身對國家治理的影響。在他看來，郡縣製的產(chan) 生需要放在戰爭(zheng) 目的主導下的效率導向型文化背景下去理解。與(yu) 丁韙良調用歐洲近代法律傳(chuan) 統資源，用“戰爭(zheng) 法”背後的“騎士準則”（chivalry）傳(chuan) 統去規訓春秋時期禮法的企圖不同，在趙鼎新的討論中，戰爭(zheng) 被處理為(wei) 一種社會(hui) 鬥爭(zheng) 的形式，動態地參與(yu) 到社會(hui) 政治規範形成的過程中。禮法本身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這種諸侯國長達四百餘(yu) 年的反複鬥爭(zheng) 實踐中，逐漸被內(nei) 化為(wei) 治理術與(yu) 政治道德。20

當然，將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格局比附為(wei) 19世紀歐洲國際格局並非是丁韙良的創舉(ju) 。從(cong)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開始之後的半個(ge) 多世紀裏，無論是《瀛寰誌略》的作者徐繼佘，還是李鴻章幕府馮(feng) 桂芬及《萬(wan) 國公法》中文序言作者、曾國藩幕府張斯桂，再到維新派領袖康有為(wei) 、梁啟超，均有對“春秋公法”及春秋時期周天子下諸侯國之間關(guan) 係類似今日“歐羅巴情勢”的比附論述。21晚清知識分子在對春秋戰國政治爭(zheng) 霸戰爭(zheng) 及合縱連橫“外交”策略分析的基礎上展開的“公法”討論，實際上已經有相當深度。22然而，同丁韙良的興(xing) 趣不同，在中國知識分子（他們(men) 同時不少也是帝國秩序的積極建構者）脈絡中對春秋公法的討論實際上是對周代天下秩序的一種當代闡發。將當代世界列國秩序比附為(wei) 春秋戰國時期的天下秩序，實際上是在“天下觀”內(nei) 對地理空間的認識進行延伸。而按照天下秩序內(nei) 部的普遍主義(yi) 邏輯，19世紀在“世界／天下”範疇內(nei) 出現的以國家為(wei) 單位的衝(chong) 突與(yu) 競爭(zheng) ，無疑僅(jin) 僅(jin) 是一種“霸道”之爭(zheng) 邏輯下出現的分裂狀況，是暫時性的。而正如康有為(wei) 在《大同書(shu) 》中所構想的政治未來一樣，在王道基礎上構成的天下“大一統”——大同，則是長時段曆史發展的必然路徑。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看，丁韙良從(cong) 基督教普遍主義(yi) 角度構想出的曆史相似性，與(yu) 中國晚清知識分子闡述的“春秋公法”及公法秩序兩(liang) 者間，實際上體(ti) 現出了更為(wei) 深層次的兩(liang) 種普遍主義(yi) 邏輯的衝(chong) 突。從(cong) 趙鼎新的討論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這種曆史意識在當代的延續。

三、“儒法國家”討論的當代麵向

趙書(shu) 希望將帝國作為(wei) 國家與(yu) 公共行政形態進行縱向的分析，試圖揭示一個(ge) 獨特且充滿內(nei) 在複雜性的中國“曆史模式”（historical pattern）。23通過這種對於(yu) 脈絡與(yu) 模式的討論，趙鼎新很明確地表達出了他這一問題意識的現實關(guan) 懷。的確，《儒法國家》“長時段”的曆史敘事主要集中在春秋戰國時期，並兼及整個(ge) 帝製時期。然而作者並不希望將其討論局限在一個(ge) 有限的、終結於(yu) 1911年辛亥革命的過去時段（past），而是希望將這一曆史討論同今天中國知識界對於(yu) 儒家與(yu) 法家問題的知識、政治興(xing) 趣接續起來。24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看，《儒法國家》的問題意識，則更與(yu) 西方社會(hui) 經濟學家開創的“世界體(ti) 係”以及人類社會(hui) 權利結構研究的學術脈絡形成呼應。循著這條線索，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儒法國家》的討論中看到波蘭(lan) 尼（Karl Polanyi）、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艾森斯塔德（S. N.Eisenstadt）、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西佛爾（Beverly J. Silver）、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的影子。

西方學者對“世界體(ti) 係”的討論，基本問題建立在對資本主義(yi) 作為(wei) “全球”秩序的興(xing) 起及其蔓延的興(xing) 趣上。他們(men) 還希望處理這種全球秩序與(yu) （民族）國家權力（power of states versus the power of capital）之間曖昧又緊張的關(guan) 係。25同樣，在對中國曆史的研究中，資本主義(yi) 與(yu) 中國曆史的關(guan) 係也是一個(ge) 困擾了海外漢學界許久的韋伯式問題。針對這個(ge) 問題，西方中心論的提問方式為(wei) “資本主義(yi) 為(wei) 何未在中國產(chan) 生？”而以京都學派為(wei) 代表的宋代資本主義(yi) 論則體(ti) 現了在中國曆史內(nei) 部尋找“現代性”動力的嚐試。雖然在《儒法國家》的最後一章中，趙鼎新也對市場問題，特別是彭慕蘭(lan) （Kenneth Pomeranz）著名的“大分流”論述及“加州學派”進行了回應。26不過，我們(men) 可以發現，趙鼎新並未將以私有化及市場為(wei) 核心的工業(ye) 資本主義(yi) 誕生本身與(yu) 現代性之間劃上等號。在他的討論中，與(yu) 市場相比，國家權力的發展脈絡似乎占據曆史發展的主潮。我們(men) 幾乎可以從(cong) 趙鼎新的討論中看到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主論》中表達的一係列看法。趙鼎新的“戰爭(zheng) ”與(yu) 馬基雅維利的“衝(chong) 突”一樣，都在國家權力的發展中發揮著更具創造性的作用。“效率導向型”的國家則體(ti) 現了馬基雅維利對“必然性／必要性”（necessità）在政治活動中重要作用的論證。在趙鼎新看來，中國的“強國家”（strongstate）傳(chuan) 統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在儒法國家內(nei) 部，私有經濟仍舊在國家的默許下繼續存在。並且，這種關(guan) 係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管轄與(yu) 被管轄的靜態模式，而更應被看作是一種在強國家內(nei) 部幾種社會(hui) 力量出現的平衡狀態。27在趙鼎新看來，歐洲工商業(ye) 資本主義(yi) 的興(xing) 起，更像是一種“弱國家”（weak state）傳(chuan) 統下不可避免出現的後果。他還指出，在戰爭(zheng) 調動的需求下，“弱國家”不可避免需要用金錢或是土地來調動社會(hui) 中的個(ge) 人，而這種調動模式，則會(hui) 進一步弱化國家的權力，加強封建的獨立力量。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格局下，強國家有能力進行統一的社會(hui) 調動，以進行科技、商業(ye) 、軍(jun) 事、水利等多方麵的發展。而相比之下，早期現代的歐洲國家則受到教權、貴族、王權、城市中產(chan) 階級等多方麵力量的製約，其曆史脈絡則充分體(ti) 現了“弱國家”發展的必然軌跡。

我們(men) 可以通過趙鼎新對“弱國家”和“強國家”曆史軌跡的分析看到其宏大的理論企圖。趙鼎新並不樂(le) 意受製於(yu) 現有英語學界“西方中心”或是“中國中心”的傳(chuan) 統分析範式，而希望從(cong) 中國曆史發展內(nei) 部，尋找到一種可以被用來闡述世界曆史發展的普遍主義(yi) 邏輯。這種理論企圖還體(ti) 現在他對幾個(ge) 關(guan) 鍵政治概念的運用中。在對儒法國家傳(chuan) 統裏專(zhuan) 製主義(yi) 興(xing) 起的討論中，趙鼎新使用了“絕對主義(yi) ”（absolutism），而非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在馬克思對亞(ya) 細亞(ya) 生產(chan) 方式（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討論基礎上提出的是“東(dong) 方專(zhuan) 製主義(yi) ”（oriental despotism）。通過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討論，我們(men) 可以了解，在歐洲這種絕對君主直至18世紀才得以在法國正式出現。但在西方學術界，這種馬基雅維利式的、中央集權的“新君主國”幾乎被看作是歐洲曆史中的專(zhuan) 屬產(chan) 品。28

通過討論在春秋戰國的戰爭(zheng) 衝(chong) 突條件下形成的“絕對君主”及其在中國曆史中的延續，趙鼎新指出，建立在儒法國家體(ti) 係上的大一統中國，實際上在戰國晚期便出現了“絕對主義(yi) 國家”雛形，並一直延續。在這種對“絕對主義(yi) 國家”的判定基礎上，他還創造性使用了“整體(ti) 戰爭(zheng) ”（total war）29來描述戰國時期。在他看來，正是在這種“整體(ti) 戰爭(zheng) ”時期的客觀需求中，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yi) 國家得以發展壯大。之所以強調趙鼎新對這一概念的創造性使用，是因為(wei) “整體(ti) 戰爭(zheng) ”這一產(chan) 生於(yu) 西方曆史學領域的概念，主要包含了兩(liang) 重重要的意味，且都是在對歐洲／西方曆史與(yu) 戰爭(zheng) 法的闡釋中產(chan) 生的。首先，從(cong) 機製上看，“整體(ti) 戰爭(zheng) ”強調對本國社會(hui) 的徹底調動以及對敵方國家／部族／城市的係統性摧毀與(yu) 掠奪。其次，在戰略上，“整體(ti) 戰爭(zheng) ”強調對民用與(yu) 軍(jun) 用目標、前線與(yu) 後方、軍(jun) 事人員與(yu) 平民不加區別的戰略性打擊。在這種戰爭(zheng) 行動中，作為(wei) “騎士準則”的戰爭(zheng) 法被完全忽略。在歐洲曆史中，這種烈度的戰爭(zheng) ，實際上是隨著工業(ye) 革命的興(xing) 起而出現的“現代”現象。一般認為(wei) ，拿破侖(lun) 戰爭(zheng) 為(wei) “整體(ti) 戰爭(zheng) ”的先驅。而到了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一場在“前方”戰線發生的劇烈衝(chong) 突，其成敗本身很大程度上與(yu) 國家“後方”的工業(ye) 生產(chan) 能力成正比。因此，敵對雙方的戰略打擊不僅(jin) 僅(jin) 局限在正麵的軍(jun) 事衝(chong) 突上，更重要的是對敵方工業(ye) 生產(chan) 、商業(ye) 貿易等經濟活動進行毀滅性的打擊。這種模糊了“前線”與(yu) “後方”的戰爭(zheng) 模式被視為(wei) 一種現代意義(yi) 上的“整體(ti) 戰爭(zheng) ”。而《儒法國家》中所描述的“全民戰爭(zheng) ”則明顯側(ce) 重基於(yu) 戰爭(zheng) 目的對社會(hui) 的動員行為(wei) 上，並以此來闡釋中央集權的“強國家”在這一社會(hui) 動員過程中的適應性及超高效率。

自晚清以降，知識分子對國家製度與(yu) 國家能力討論的基礎，都集中在對傳(chuan) 統中國治理模式的概括性敘述上。“中央集權”概念被用於(yu) 理解中國古代國家政治結構，實際上也體(ti) 現了這種以曆史梳理展現政治理念的傳(chuan) 統。在這一傳(chuan) 統中，中國是否存在真正意義(yi) 上的“中央集權”的問題，直接回應了晚清立憲與(yu) 自治問題的爭(zheng) 論。30趙鼎新的理論意圖似乎也可以放在這樣一條線索中理解。在筆者看來，趙書(shu) 描述的曆史脈絡，類似於(yu) 馬基雅維利在其《李維史論》和《君主論》中對羅馬史的創造性解讀，也像是晚清知識分子對春秋公法的闡發。其價(jia) 值，是為(wei) 了展現對理想國家及其治理模式的係統描述。

雖然趙鼎新的討論基本止於(yu) 1911年帝製結束，但是我們(men) 都知道，“大一統”國家的政治係譜在中國並未因帝製／“絕對君主”的結束而中斷。趙鼎新也很清楚地表明，他的論述是指向當代的——除了間或在論述中簡單用類比的方式觸及當代人民共和國時期一些關(guan) 鍵問題之外，還用最後一章將其討論延伸到了當代世界。的確，即便經曆了從(cong) 帝製到共和的轉變，經曆了由舊入新的兩(liang) 場民主主義(yi) 革命，經曆了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時期的數次路線變動以及市場經濟改革，中國曆史與(yu) 疆域仍舊大體(ti) 在“大一統”的格局下延續。這的確是“中國”作為(wei) 一種知識體(ti) 係，以及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區域，在世界範疇內(nei) 所具有的最大獨特性。趙鼎新試圖通過對中國曆史上“強國家”傳(chuan) 統譜係的梳理，將這種獨特性理性化、理論化。趙鼎新的這項工作更像是一個(ge) 宏大項目的開端或藍圖。在強烈的麵向當代的問題意識影響下，《儒法國家》裏的中國及其曆史不再是一個(ge) 簡單的研究對象，而成為(wei) 了一種普遍主義(yi) 話語的載體(ti) ，為(wei) 今天的世界提供啟迪。

【注釋】

①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金觀濤、劉青峰：《興(xing) 盛與(yu) 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hui) 的超穩定結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這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不斷發展“超穩定結構”這一假說，見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hui) 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yu) 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1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後兩(liang) 本著作分別在2010年和2011年由法律出版社引進大陸出版簡體(ti) 字版。

③關(guan) 於(yu) 西方曆史學界對中國“儒家史學”是否真正具有（西方視角下的）曆史意識的討論，以及學界的回應，見汪榮祖：《西方史家對所謂“儒家史學”的認識與(yu) 誤解》，載《台大曆史學報》（台灣）第27期（2001年6月）。

④趙書(shu) 在開頭作為(wei) 主要回應對象的許田波便是一個(ge) 例子。但是，與(yu) 許田波的問題意識不同，趙鼎新並不滿足於(yu) 在兩(liang) 個(ge) 橫跨空間與(yu) 時間，在曆史現象上“碰巧”類似的時段之間進行簡單類比。此外，他還有專(zhuan) 文對許田波的著作進行了係統的評論，見趙鼎新：《在西方比較曆史方法的陰影下——評許田波〈古代中國和近現代歐洲的戰爭(zheng) 及國家形成〉》，載《社會(hui) 科學研究》2006年第5期。

⑤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p. 58.

⑥這一嚐試本身便是英語學術界“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這一學科領域內(nei) 極少有的。當然，我相信，趙鼎新並不希望將其工作放在“中國研究”這一極具冷戰與(yu) 西方中心主義(yi) 色彩的學科範疇內(nei) 。

⑦Ping-ti Ho， China in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p. 15。另外，何炳棣還提出重新檢視“秦墨史”的意見。他提出，對機械工程以及土木工程頗有造詣的墨家子弟，對秦國在戰國時期的軍(jun) 事及強國戰略發展具有舉(ju) 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何炳棣挑戰了傳(chuan) 統史家觀點，認為(wei) 秦國轉強是商鞅變法的結果，而提出了墨家協助秦國統一天下為(wei) 中國曆史發展中最為(wei) 重要的事件。與(yu) 趙鼎新先生一樣，以理工科背景出身而轉治中國史的何炳棣先生也非常強調曆史研究中的定量與(yu) 科學分析方法。何炳棣先生的觀點，可以從(cong) 曆史學技術性角度對《儒法國家》做一些補充，見何炳棣：《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cong) 重建秦墨史實入手》，載《何炳棣思想製度史論》，範毅軍(jun) 、何漢威整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版。

⑧這一點我們(men) 可以最早從(cong) 卡爾•魏特夫對“東(dong) 方專(zhuan) 製主義(yi) ”的討論中發現，見Karl August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⑨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p. 191.

⑩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Charpter7.

11Dingxin Zhao， The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History， pp. 4， 10， 30-34.

12菲利普•內(nei) 莫：《教會(hui) 法與(yu) 神聖帝國的興(xing) 衰——中世紀政治思想講稿》，張竝譯，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262頁。

13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7.

14許田波也在其引言的注釋中透露了這種從(cong) 西方國際關(guan) 係理論視角出發，對戰國時期中國“天下”格局解讀的敘述脈絡。其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沃爾茨在1986年的一篇回應文章中，最先對戰國時期的中國政治秩序表示了興(xing) 趣，見Kenneth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22-345。

15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 3.

16演講英文稿後在《國際評論》上刊出，見W. A. P. Martin， “Traces of InternationalLaw in Ancient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4 （14）（1883）， pp. 63-77。原稿電子版掃描件可見於(yu) https://pds.lib.harvard.edu/pds/view/4581544?n=4&printThumbnails=no。這篇論文後被譯成中文，1897年收入梁啟超編的《西政叢(cong) 書(shu) 》第7卷，題為(wei) 《中國古世公法》。本文所引便是這一版本。

17丁韙良：《中國古世公法》，光緒丁酉仲夏，上海書(shu) 局石印。

18W. A. P. Martin， “Tra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 p. 64.

19丁韙良：《中國古世公法》。

20Dingxin Zhao， The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History， pp. 125-137.

21例如，徐繼佘的《瀛寰誌略》、馮(feng) 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下卷•重專(zhuan) 對議》、王韜的《弢園文錄外編•普法戰記前序》、鄭觀應的《易言•論公法》、康有為(wei) 的《實理公法全書(shu) 》及《公法會(hui) 通》、陳熾的《庸書(shu) •外篇卷下•公法》、梁啟超的《讀〈春秋〉界說》，不勝枚舉(ju) 。

22從(cong) 思想史角度出發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也不少見，參見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田濤：《國際法輸入與(yu) 晚清中國》，濟南出版社2001年版；王健：《溝通兩(liang) 個(ge) 世界的法律意義(yi)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英語世界中對這一話題的討論，主要有Rune Svarverud， International Law as World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lation， Reception and Discourse， 1847-1911，Leiden： Brill， 2007；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Dingxin Zhao， The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History， p. 6.

24Dingxin Zhao， The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pp. 372-376.

25Giovanni Arrighi and Beverly J. Silver （eds.）， Chaos andGover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p. 6-10.

26Dingxin Zhao， The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History， pp. 349-364.

27Dingxin Zhao， The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History， pp. 214-220.

28趙鼎新通過引述佩裏•安德森和埃米立•盧塞（Emile Lousse）等人對“絕對主義(yi) ”在歐洲曆史中產(chan) 生的討論簡單回應了這個(ge) 問題，見Dingxin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p. 191。其中，佩裏•安德森的著作有中文譯本，見佩裏•安德森：《絕對主義(yi) 國家的係譜》，劉北城、龔曉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9趙鼎新將這一概念譯為(wei) “全民戰爭(zheng) ”，見趙鼎新：《東(dong) 周戰爭(zheng) 與(yu) 儒法國家的誕生》，夏江旗譯，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三聯書(shu) 店2006年版，第102頁。

30杜讚齊：《民國的中央集權主義(yi) 和聯邦主義(yi) 》，載《二十一世紀》（香港）1994年10月號（總第25期）。

殷之光：英國艾克賽特大學人文學院（Yin Zhigu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Exeter）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