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共對儒家傳(chuan) 統的反思及實踐

作者：韓偉(wei) （陝西省社科院陝甘寧曆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來源：《原道》第31輯，陳明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月廿六日辛亥

          耶穌2016年11月25日

內(nei) 容提要：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早期參照蘇俄模式建黨(dang) ，通過無產(chan) 階級革命建立政權。儒家思想是中國曆代正統思想的代表，作為(wei) “封建思想”的核心，自然無法得到中共的讚同。這種反對在早期工人運動，及後來的井岡(gang) 山時期，便顯得尤為(wei) 激烈。到了延安時期，中共對儒家思想傳(chuan) 統開始了初步的反思，並在政治、社會(hui) 建設等方麵，實踐了儒家的一些理念。延安時期，隨著政治環境的改善，中共開始對儒家傳(chuan) 統進行了反思，並在政治、社會(hui) 建設中進行了諸多實踐。延安時期中共對儒家傳(chuan) 統的反思，盡管存在反複性等局限，但其探討的儒家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儒家之於(yu) 現代國家的意義(yi) 等問題，仍具有超越時代的價(jia) 值。若著眼於(yu) 中共自延安時期即形成的“為(wei) 人民服務”的政治倫(lun) 理，著眼於(yu) 接續中華文明、實現民族複興(xing) 的時代使命，儒家傳(chuan) 統在當代中國的發展當有更開闊的空間。

關(guan) 鍵詞：馬克思主義(yi) ；儒家；仁政；革命根據地；延安時期；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早期參照蘇俄模式建黨(dang) ，通過無產(chan) 階級革命建立政權。作為(wei) 一種來自西方的理論，馬克思主義(yi) 提出了認識世界的唯物史觀，確認階級鬥爭(zheng) 是曆史發展的根本推動力。儒家思想是中國曆代正統思想的代表，作為(wei) “封建思想”的核心，自然無法得到中共的讚同，這種反對，在早期工人運動，及後來的井岡(gang) 山時期，便顯得尤為(wei) 激烈。到了延安時期，中共對儒家思想傳(chuan) 統開始了初步的反思，並在政治、社會(hui) 建設等方麵，實踐了儒家的一些理念。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i]本文試圖論證，延安時期中共思想理論的發展，構成對儒家傳(chuan) 統的第一次轉折，雖然它在不久之後即經曆反複，但這次初步反思，仍然有延續至今的深遠影響。本文中的延安時期，泛指1935年中共中央及紅軍(jun) 抵達陝北延安，一直到1948年中共中央離開延安的一段時期；儒家傳(chuan) 統則泛指以孔孟思想為(wei) 核心，在其影響下的道德倫(lun) 理、組織製度、生活儀(yi) 式諸方麵。

一、前延安時期中共思想的反傳(chuan) 統

以唯物史觀為(wei) 核心的馬克思主義(yi) ，強調經濟的社會(hui) 基礎作用，實質又是建立在技術進步基礎上的一種進化論，它深刻地影響著中共對曆史傳(chuan) 統的認識。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yi) 者對階級關(guan) 係作用的關(guan) 注，對於(yu) 實現“人類的解放”目標的向往，進而導致早期革命出現激進的反傳(chuan) 統傾(qing) 向。因為(wei) ，按照“進化論”指引下的馬克思主義(yi) ，舊的思想文化成為(wei) 社會(hui) 發展進步的障礙，必須要將其徹底拋棄。

早在中共正式成立之前，以陳獨秀、李大釗為(wei) 代表的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就表達了對儒家傳(chuan) 統的反對。袁世凱稱帝後，為(wei) 促成帝製合法化極力推動憲法起草，康有為(wei) 等則於(yu) 同時提出建立政教一體(ti) 帝製的設想，作為(wei) 呼應，表現之一就是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其中第19條提出“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wei) 修身大本”，明確了“尊孔”主張，意圖將儒教納入國家根本大法，[ii]為(wei) 此，康有為(wei) 等人還成立“孔教會(hui) ”極力鼓吹。陳獨秀以現代社會(hui) 之個(ge) 人主義(yi) 理論，批駁康有為(wei) 等“儒教”之說：現代生活以經濟為(wei) 之命脈，而個(ge) 人獨立主義(yi) ，乃為(wei) 經濟學生產(chan) 之大則，其影響遂及於(yu) 倫(lun) 理學。故現代倫(lun) 理學上之個(ge) 人人格獨立，與(yu) 經濟學上之個(ge) 人財產(chan) 獨立，互相證明，其說遂至不可動搖；而社會(hui) 風紀，物質文明，因此大進。中土儒教以綱常立教，為(wei) 人子為(wei) 人妻者，既失個(ge) 人獨立之人格，複無個(ge) 人獨立之財產(chan) 。[iii]李大釗亦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認為(wei) ，“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孔子者，曆代帝王專(zhuan) 製之護符也。憲法者，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也。專(zhuan) 製不能容於(yu) 自由，即孔子不當存於(yu) 憲法。”[iv]陳、李二人雖然意在現代憲法，但卻在比較中反映出對儒家傳(chuan) 統的認識，它陳腐落後，充斥“專(zhuan) 製精神”，不能適應於(yu) 現代生活，更無法與(yu) 自由、民主之憲法相融。

五四運動後，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共應運而生。早期中共提出的代表性口號之一就是“反封建”。“封建”的含義(yi) 十分廣泛，包括官僚-軍(jun) 閥的地方主義(yi) 、父係家族組織及儒家思想的統治。儒家思想強調農(nong) 業(ye) 是社會(hui) 的支柱，這不是如孔子所言是利他主義(yi) 的結果，而是政治精英的利益於(yu) 生產(chan) 基礎的反映——他們(men) 害怕商人的活動損害他們(men) 的利益。[v]家族製度是封建的重要象征，故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封建”，主要就在於(yu) 對家族製度的反對，陳獨秀說“中國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為(wei) 家族主義(yi) 太發達的緣故。”可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根本訴求，是要將個(ge) 人從(cong) 家族主義(yi) 中解放出來，將家族的人變成國家的人、公共的人。[vi]在“尋烏(wu) 調查”中，早年的毛澤東(dong) 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對儒家的看法，但對一些地主士紳的陳舊觀念及作法，斥之為(wei) “封建思想封建生活”，認為(wei) “老年人受舊製度熏染最深，同時他已行將就木，也無能力講新，所以隻得守舊。”[vii]對於(yu) 曾為(wei) 前清拔貢，民國法政畢業(ye) ，又做過縣知事、教育局長的“中地主”潘明典，認為(wei) 他“是個(ge) 官僚主義(yi) 者，說話很漂亮，字也寫(xie) 得好，樣子也好看，又很規矩，像個(ge) 孔夫子。”[viii]顯然，這裏的“孔夫子”成為(wei) 陳腐、落後的代名詞，成為(wei) “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代表。因此，毛澤東(dong) 認為(wei) 農(nong) 村革命，“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製度。”[ix]早期毛澤東(dong) 對於(yu) 儒家傳(chuan) 統的這種認識，很大程度上來源於(yu) 五四時期對儒家傳(chuan) 統文化的批駁。

基於(yu) 對儒家的前述認識，中共領導下的中央蘇區采取了多種方式，對儒家的思想及生活形態進行了清理。早期中共革命政權的建立，就是打破原有的鄉(xiang) 村儒家式宗族社會(hui) ，激發廣大農(nong) 民的階級意識。源自於(yu)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宗族製度的批判，中共認為(wei) 宗族製度是封建宗法製度的基礎，必須加以否定。中共五大、六大都明確提出了廢除宗法製的主張，“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宗法的革命”，“要破滅鄉(xiang) 村宗法社會(hui) 的政權，必須取消紳士對所謂公有的祠堂、寺廟之田產(chan) 的管理權”。[x]蘇區從(cong) 土地製度入手，製定法律，沒收宗族組織的公田和其他公產(chan)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規定：一切祠堂廟宇及其他公共土地，蘇維埃政府必須力求無條件的交給農(nong) 民。沒收地主豪紳的財產(chan) 及土地，同時必須消滅口頭的及書(shu) 麵的一切佃租契約。[xi]在政治製度上，剝奪族長的選舉(ju) 權、被選舉(ju) 權，1930年頒布的《蘇維埃政府組織法案選舉(ju) 條例》中規定，“城鄉(xiang) 紳士、鄉(xiang) 董、民團團總、族長、地保等”，本人及其家屬均無選舉(ju) 權和被選舉(ju) 權。[xii]反對宗族的這些製度在實踐中得到了落實，蘇區革命後，各地把原來的祠堂沒收充公，改為(wei) 黨(dang) 政軍(jun) 機關(guan) 辦公場所或學校；一部分罪惡較大的豪紳地主包括宗族首領被處決(jue) ，一部分逃到上海、武漢等大城市；在社會(hui) 上經常開展反宗族觀念的教育宣傳(chuan) ，灌輸階級意識，消滅民眾(zhong) 宗族或部族的觀念。[xiii]通過這些方式，瓦解了鄉(xiang) 村的宗族組織，使依附其上的族權、紳權、夫權受到了巨大的衝(chong) 擊。在婦女解放的政策下，蘇區進行了一係列“鏟除封建舊俗”的社會(hui) 改造，肅清舊社會(hui) 裏遺傳(chuan) 下來的三從(cong) 四德、男尊女卑、守節守貞等舊道德舊禮教觀念，送親(qin) 吃酒、送禮物納聘禮等舊習(xi) 慣，廢除穿耳、蓄發、束胸捆乳、纏足、戴首飾等封建殘餘(yu) 。[xiv]通過政策法令，以及不斷的社會(hui) 運動，使得中共領導下的“蘇區”裏，儒家傳(chuan) 統的組織、儀(yi) 式，以至文化，作為(wei) 一種與(yu) 無產(chan) 階級革命相悖的“封建舊製”，均難以繼續存在。

二、延安時期中共對儒家的初步反思

1935年，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jun) 一方麵軍(jun) 抵達陝北吳起鎮，“萬(wan) 裏長征”告一段落；1937年，在經過一係列談判後，國共實現了第二次合作，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認。延安時期自此開始，成為(wei) 中共思想理論一個(ge) 轉折期，內(nei) 外形勢的變化，中共思想理論的成熟，也使其對儒家傳(chuan) 統作出了初步的反思。

作為(wei) 延安時期中共的領袖，毛澤東(dong) 對儒家思想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對之逐漸趨向較為(wei) 客觀的態度，這與(yu) 其青年時期對儒家傳(chuan) 統的激烈反對有所不同。[xv]這種細微的變化，反映在毛澤東(dong) 的閱讀史中，作為(wei) 北宋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對儒家經典解說並奠定了宋明理學基礎的《二程全書(shu) 》，正是他在延安時期仔細研讀的。閱讀反映儒家思想的典籍，當然不代表毛澤東(dong) 對儒學開始持讚同態度，但至少表明他對儒家傳(chuan) 統的理解更為(wei) 深化。1938年，在談到共產(chan) 黨(dang) 員理論學習(xi) 時，毛澤東(dong) 說：“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這對於(yu) 指導當前的偉(wei) 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xvi]1939年，閱讀了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後，從(cong) 哲學的角度，毛澤東(dong) 提出了他對儒家思想的看法，“孔子的體(ti) 係是觀念論；但作為(wei) 片麵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麵真理，孔子也是一樣。……觀念論哲學有一個(ge) 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擁護。機械唯物論不能克服觀念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yu) 它忽視主觀能動性。我們(men) 對孔子的這方麵的長處應該說到。”對孔子的“知仁勇”思想，他批評說：“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於(yu) 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於(yu) 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於(yu) 大眾(zhong) 的；勇於(yu) 壓迫人民，勇於(yu) 守衛封建製度，而不勇於(yu) 為(wei) 人民服務的。” [xvii]從(cong) 辯證法的角度，毛澤東(dong) 指出了中庸思想的不足：“中庸思想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兩(liang) 種思想。當其肯定質的絕對安定性，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當其畏首畏尾於(yu) 過程正反之間成為(wei) 排中律的反麵之唯中律，代表兩(liang) 端間的過渡形態時，他是折衷主義(yi) 。當新勢力與(yu) 舊勢力鬥爭(zheng) 激烈而勝負未分時，往往出現這種折衷主義(yi) 。”[xviii]1940年，在會(hui) 見等民主人士、愛國華僑(qiao) 陳嘉庚時，毛澤東(dong) 談到他對“五四運動”的反思，進而較為(wei) 係統地表達了他對儒家及中國傳(chuan) 統曆史文化的新認識：“五四運動，是中國曆史上一大轉折，是最重要的節日，五四運動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及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反帝反封建的，所以反對孔子，當時的口號是所有舊的都要打倒，不無缺點，曆史不能一筆抹殺，我們(men) 要以中國為(wei) 主，上取古人，旁取外國，批評地接受。舊的完全不要，是不對的。如以外國的一切都好。馬列主義(yi) 亦隨時代需要而來。打倒老八股，歡迎新八股，也是不對的。要知是非不能離開時代而空談，要依時按地。各種思想，各有其優(you) 缺點。道德觀念是要的，禮樂(le) 名分是要的，外國科學是要的，外國製度是要的，我們(men) 要上承曆史，旁采各國，但需加以批判改造，取長去短，適時合地，決(jue) 不可囫圇吞棗，播弄教條，欺人害己。”[xix]

延安時期中共的其他領導人，也以不同方式表達對儒學，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新的認識。1939年，劉少奇在《論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修養(yang) 》演講中引用“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說明共產(chan) 黨(dang) 員都可以通過自我的反省，逐步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yang) 和思想品質；[xx]他又談到《禮記》中“君子慎其獨也”，以儒家思想中的“慎獨”，來要求共產(chan) 黨(dang) 員“在他個(ge) 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xxi]，也要保持清正高潔。儒家學者徐複觀看到劉少奇的這篇文章，讚揚劉少奇吸收了孔孟思想，認為(wei) “若順著劉少奇的路線下去，他們(men) 可能和儒家精神接上頭，因而在中國文化中生下根。”[xxii]周恩來在講到同國民黨(dang) 既團結又鬥爭(zheng) 的策略時，說毛澤東(dong) 同誌說了三條原則，“第三條出自《禮記》，‘來而不往非禮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後來，在同來訪的外賓會(hui) 見時，他再次解釋了這三條原則，說：“我們(men) 中國人辦外事，就是根據這樣一些哲學思想。這些哲學思想，來自我們(men) 的民族傳(chuan) 統，不全是馬克思主義(yi) 教育。”[xxiii]延安時期中共領導人的這些表述，傳(chuan) 達出儒學作為(wei) 中國固有文化的影響力，它潛移默化於(yu) 時人的思想、言說與(yu) 行動之中。

延安時期的士紳等民主人士，由於(yu) 深受儒家傳(chuan) 統文化的熏染，更是對儒家傳(chuan) 統延續了既有的敬意，主張正確看待包括儒家在內(nei) 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陝甘寧邊區著名的民主人士，曾擔任邊區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銘，在會(hui) 見來賓時，談及其對儒家思想等傳(chuan) 統文化的看法：講“打倒一切”，“外國的一切都好”都是不對的。孔子是那時的聖人，我們(men) 批評曆史，不能完全否定，如禮義(yi) 廉恥、孝悌忠信還是要的，不過內(nei) 容可以改造。繼承曆史，但要加以批判，接受外國科學，也要批判地接受，不得不咀嚼而生吞。取長去短，適合時代也。[xxiv]這種觀念，在延安時期很多受過傳(chuan) 統教育的黨(dang) 外人士，乃至普遍百姓中，應該是很普遍的，實際上也反映出傳(chuan) 統士人對待中國固有文化的態度傾(qing) 向。

三、延安時期儒家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實踐

延安時期中共對儒家傳(chuan) 統的初步反思，不止限於(yu) 思想觀念層麵，在推動社會(hui) 發展進步之社會(hui) 建設的諸方麵，均有所體(ti) 現。這其間，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成為(wei) 延安時期社會(hui) 政策的重要依據；儒家尊崇家族秩序，提倡“情理法”融合的傳(chuan) 統，也成為(wei) 社會(hui) 糾紛解決(jue) 的參照。[xxv]

在社會(hui) 動員等方麵，儒家的“仁政”是工作開展的重要依據之一。[xxvi]“仁”適用於(yu) 各人之名分謂之義(yi) ，“義(yi) 者宜也”，其析條理者謂之禮，孔子言政，以義(yi) 禮為(wei) 仁之輔。[xxvii]由同情心之“仁”出發，儒家的“仁政”即要求君主推自愛之心以愛人，當然孔子的“仁”是有遠近親(qin) 疏之分的。到了孟子，更發展出“民貴君輕”的理論，進而演化為(wei) “民為(wei) 邦本”的思想。[xxviii]延安時期的中共，外有日本侵略之患，內(nei) 有“國民黨(dang) 頑固派”之襲擾，幾乎一直處於(yu) 戰時狀態。盡管如此，以謝覺哉等為(wei) 代表的一批共產(chan) 黨(dang) 人，仍堅持戰時動員要照顧民生，局部執政要施行“仁政”。謝覺哉重視“仁政觀點”，“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把人民當作受恩者的觀點，要不得；但為(wei) 人民當勤務，生怕主人受損的觀點，則是必需。仁政觀點不夠，容易發生毛病。[xxix]在戰時背景下，需要作社會(hui) 動員，於(yu) 是征糧和“運鹽”就成為(wei) 邊區民眾(zhong) 麵臨(lin) 的兩(liang) 項主要負擔。服務於(yu) 軍(jun) 事的征糧，本是戰時必需，但征糧過頻過重，就會(hui) 影響到民眾(zhong) 的基本生活，從(cong) “仁政”的角度，謝覺哉反對征糧過重。此外，延安幾大鹽池都是共產(chan) 黨(dang) 掌握的，高崗等組織運鹽隊，把鹽運到邊區四周去賣。這是當時延安最重要的貿易，但是需求量有限，增加一倍銷量，鹽價(jia) 就落一倍，強迫勞動力運鹽，農(nong) 民就沒有時間收莊稼搞生產(chan) 。[xxx]謝覺哉認為(wei) 半軍(jun) 事化運鹽會(hui) 擾民，得不償(chang) 失。陳雲(yun) 在談到邊區的群眾(zhong) 工作時，也認為(wei) 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他以大革命時期的彭湃為(wei) 例，說明其為(wei) 何受農(nong) 民的擁護，“就是因為(wei) 他很關(guan) 心群眾(zhong) 的疾苦，隨時隨地幫助群眾(zhong) 解決(jue) 問題。”“我們(men) 不應該隻知道向群眾(zhong) 要東(dong) 西，更應該時刻注意為(wei) 群眾(zhong) 謀福利。關(guan) 於(yu) 這一點，不論黨(dang) 、政、軍(jun) 、民各團體(ti) 都應該注意，把改善群眾(zhong) 生活的工作做好。”[xxxi]值得一提的是，謝覺哉等人的“仁政”主張，在當時就受到黨(dang) 內(nei) 部分領導人的批評，毛澤東(dong) 就認為(wei) 抗戰特殊時期，人民在公糧、公鹽等方麵多負擔一點，也是必要的，“有些同誌不顧戰爭(zheng) 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這是錯誤的觀點。因為(wei) 抗日戰爭(zheng) 如果不勝利，所謂‘仁政’不過是施在日本帝國主義(yi) 身上，於(yu) 人民是不相幹的。”[xxxii]但是，需要明確的是，毛澤東(dong) 其實並非反對“仁政”本身，而是具體(ti) 到“戰爭(zheng) ”這一特殊的情境下，片麵強調施仁政，減輕人民負擔，就顯得過於(yu) 迂闊。謝覺哉等人“仁政”的主張，雖因戰事未得到中共黨(dang) 內(nei) 的一致讚同，但確實極大地影響了邊區的社會(hui) 經濟政策，經過一係列調查研究後，邊區及時實行了“精兵簡政”政策，人民群眾(zhong) 的公糧、公債(zhai) 、運鹽等負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減輕。[xxxiii]

在社會(hui) 救助等方麵，儒家的“民本”、宗族等思想傳(chuan) 統也發揮重要作用。1942年以來，陝甘寧邊區屢遭水旱等自然災害的侵襲，再加上來自外部的經濟封鎖，邊區民眾(zhong) 的生產(chan) 生活遇到極大的困難。邊區政府采取一係列措施應對自然災害，對受災群眾(zhong) 進行社會(hui) 救濟，發揮鄉(xiang) 村宗族互惠互助的“義(yi) 倉(cang) ”，就是重要的舉(ju) 措之一。“義(yi) 倉(cang) ”賑災的思想，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南宋的朱熹及其弟子，基於(yu) 對糧食短缺引發社會(hui) 不安的親(qin) 身體(ti) 驗，就有建立社會(hui) 互助的“社倉(cang) ”之議，這一社會(hui) 理念的本源是儒家之“仁”。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在群眾(zhong) 自願原則下進行募捐，發動人民開荒田辦義(yi) 倉(cang) 。關(guan) 中分區專(zhuan) 署號召群眾(zhong) 開義(yi) 田，收獲糧食歸義(yi) 倉(cang) ，展開救貧濟困的社會(hui) 救濟運動，在豐(feng) 收年時儲(chu) 糧到義(yi) 倉(cang) ，在荒年中救濟災民，平時救助貧苦老弱。截至1945年關(guan) 中建立義(yi) 倉(cang) 63處，開義(yi) 田180畝(mu) ，集糧44石。隴東(dong) 分區建立67處義(yi) 倉(cang) ，集糧1008石。石泉縣創辦義(yi) 倉(cang) 38處，開義(yi) 田1195畝(mu) ，存糧食201石。固臨(lin) 1945年給兩(liang) 百戶貸出義(yi) 倉(cang) 糧123.43石，子長南區借出300石義(yi) 倉(cang) 糧。群眾(zhong) 對此交口稱讚，認為(wei) “自己裝的糧救了自己”。[xxxiv]邊區正是借助“義(yi) 倉(cang) ”、義(yi) 田這種中國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互助方式，較為(wei) 成功地度過了自然災害引發的難關(guan) ，更好地實現了社會(hui) 的安寧有序。

在社會(hui) 糾紛解決(jue) 中，運用了儒家式的“情理法”作為(wei) 重要依據。基於(yu) “親(qin) 親(qin) 尊尊”的家族和諧秩序取向，儒家反對將民間糾紛訴諸官方，故呈現出一種“厭訟”的傾(qing) 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就算最終走向官方訴訟，也期望通過一種融貫儒家“情理”的方式來解決(jue) 糾紛。陝甘寧邊區自1942年起，就推動了“調解運動”，發生民間糾紛，政府鼓勵鄉(xiang) 間有威望的老人和公正人士參加調解，節約為(wei) 爭(zheng) 訟而浪費的錢財及時間，促進大家的和睦互助，產(chan) 生了郭維德等一大批調解模範，以及多年無人到政府打官司的“西直溝”等一批民間調解的模範村。[xxxv]邊區製定了“調解條例”，規定不僅(jin) 民事案件可以調解，輕微的刑事案件亦可以調解解決(jue) 。喬(qiao) 楊鎖與(yu) 張文亮同住在延安文化溝的一個(ge) 莊上，兩(liang) 家本有親(qin) 戚關(guan) 係，但在1942年，因為(wei) 生活中的一點誤會(hui) ，導致雙方大打出手，喬(qiao) 楊鎖用木棍打傷(shang) 了張文亮，還打壞了張家的門窗、碗碟、水缸等。該案本來已經構成刑事犯罪，按照國民政府的刑事訴訟法，是不能夠調解的，還要追究傷(shang) 害罪與(yu) 毀棄損壞罪。但延安市地方法院認為(wei) 若依此追究罪責，兩(liang) 家就會(hui) 仇結冤深，問題不能解決(jue) ，而兩(liang) 家生活更要受到重大影響。按照邊區高等法院對輕微刑事案件可以采用調解的政策指示，延安地方法院對該案進行了調解，結果雙方都十分滿意，“又恢複了他們(men) 的親(qin) 戚關(guan) 係”。[xxxvi]對輕微刑事案件的調解處理，在政策上是出於(yu) 司法為(wei) 民、司法便民的目標，但在客觀上，卻很好地維係了親(qin) 族和睦與(yu) 鄰裏和諧關(guan) 係，體(ti) 現了儒家對家族倫(lun) 理價(jia) 值的關(guan) 切。

延安時期中共領導的各個(ge) 根據地，基本都處於(yu) 山區或鄉(xiang) 村等地區，這些地區受到現代化的衝(chong) 擊較小，在風俗習(xi) 慣等方麵，很大程度上仍沿襲了傳(chuan) 統中國的作法。針對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在推行革命法律，解決(jue) 社會(hui) 糾紛的過程中，中共采取了“遵守政策法令，照顧民間善良習(xi) 慣”的原則，盡可能地協調新法令與(yu) 傳(chuan) 統習(xi) 俗的矛盾。慎終追遠、尊宗敬祖是儒家傳(chuan) 統的重要內(nei) 容，在陝甘寧邊區，這一傳(chuan) 統表現為(wei) 對祖宗祭奠及墳塋地的關(guan) 切。在劉應懷與(yu) 劉福有等人繼承土地涉訟案中，司法機關(guan) 判決(jue) 認為(wei) ：“祭奠先後於(yu) 敬重先人之意，本無分厚薄，然在禮讓方麵的一般情理與(yu) 習(xi) 俗，應先人而後己，自可責令上訴人日後祭奠，不得再有先其本家後其被繼承人之失禮行為(wei) 。”最終判決(jue) ：係爭(zheng) 之土地“劉應懷繼承；上訴人之父母原葬劉家川之地，毋庸遷移；上訴人日後祭奠祖先，應先由被承繼人之宗支行禮後次由本生宗支行禮。”[xxxvii]該案中，依照宗族位序祭奠祖先，是儒家“喪(sang) 禮”的要求，判決(jue) 在依法確定土地所有權的同時，充分考慮了民間有關(guan) “祭奠祖先”的禮俗習(xi) 慣，使得判決(jue) 更加入情入理。在婚姻問題上，新舊觀念也有較大的對立，但根據地的政策通過司法解釋、調解等辦法，盡量照顧民俗習(xi) 慣。根據新的婚姻法律，因違背婚姻自由，“買(mai) 賣婚姻”受到禁止。但在根據地社會(hui) 實踐中，作為(wei) 儒家婚姻之禮的重要部分——“彩禮”，是締結婚姻過程中必不可缺的，但“彩禮”是否算作一種“買(mai) 賣婚姻”，婚姻最終未成立或離婚後的“彩禮”如何處理，都成為(wei) 實踐中的問題，因“彩禮”發生糾紛也不少，為(wei) 了解決(jue) 這種矛盾，根據地司法機關(guan) 曾作出答複：彩禮之接受，往往與(yu) 男女雙方本身無關(guan) ，多為(wei) 其雙方父母的行為(wei) ，應酌量雙方情形，把它當作雙方家長的一種債(zhai) 的行為(wei) 處理之。[xxxviii]這些事例，均反映出延安時期，中共對儒家傳(chuan) 統及其影響下的社會(hui) 文化，從(cong) 政策或社會(hui) 實踐層麵給予了相當的理解與(yu) 尊重。

四、延安時期重思儒家的原因解析

深受五四時期對儒家思想批判的影響，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yi) 者將儒家傳(chuan) 統劃入“封建糟粕”，加以嚴(yan) 厲的批駁與(yu) 打擊，儒家傳(chuan) 統的痕跡在中共領導的根據地幾乎不複存在。到了延安時期，無論是中共領導人的思想認識及言說表達，還是種種社會(hui) 政策與(yu) 舉(ju) 措，均反映出對儒家傳(chuan) 統的某種“回歸”。中共之於(yu) 儒家態度的轉變不是偶然的，思想、政治以及時勢等一係列因素促成了這一轉變。

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國化，為(wei) 中共重思儒家傳(chuan) 統創造了外部的思想環境。整風運動的重點之一就是打破對馬克思主義(yi) 教條化的理解，力圖使其與(yu) 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對於(yu) 教條地理解馬克思主義(yi) 的理論家，毛澤東(dong) 深惡痛絕，延安時期曾邀請一位蘇聯留學歸來的研究蘇共、中共黨(dang) 史的專(zhuan) 家，希望他談談馬列主義(yi) 、聯共黨(dang) 史等方麵的問題，這位專(zhuan) 家如講黨(dang) 課一般，不問情由，滔滔不絕，毛澤東(dong) 聽後甚為(wei) 不悅，說：“你講這些離中國革命太遠了。你講的這些都很對，但對目前的問題一個(ge) 也沒有涉及，沒有解決(jue) 。我們(men) 學習(xi) 馬列主義(yi) 是為(wei) 了解決(jue) 中國實際問題。好了，好了，你自己去吧，我這裏容不下你。”[xxxix]1941年作《改造我們(men) 的學習(xi) 》報告，毛澤東(dong) 說：“不論是近代百年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dang) 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yi) 主義(yi) 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xl]因此，整頓學風意味著要重視中國的傳(chuan) 統，學習(xi) 中國的曆史與(yu) 文化，在此意義(yi) 上，可以說中共在延安時期提出的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當然包括儒家化”，[xli]因為(wei)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最重要部分。即便仍然有部分人將儒學視為(wei) “封建思想”，但整風運動破除教條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yi) ，至少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的重新回歸創造了正麵的、寬鬆的環境。

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具有相對和平安定的政治環境，這為(wei) 中共反思儒家傳(chuan) 統創造了契機。自1937年國共談判實現第二次合作以來，陝甘寧邊區就獲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雖然在關(guan) 中等部分地區存在一些“摩擦”，但在延安等邊區的核心區域，一直有較為(wei) 穩定的政治環境，這一狀態一直延續到1946年國民黨(dang) 對邊區及延安開展“重點進攻”為(wei) 止。正是因為(wei) 有了較為(wei) 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才開展了一係列社會(hui) 建設，改善了人民生活，重構了社會(hui) 結構。[xlii]在這一過程中，儒家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得以重新發現，特別是它在優(you) 化基層社會(hui) 自治，實現親(qin) 族關(guan) 係和睦中，作用更是鮮明。抗戰勝利後，中共更迎來了嶄新的政治機遇，未來如何構築一個(ge) 新的國家，建設什麽(me) 樣的國家，都成為(wei) 那一代中共領導人考慮的問題。毛澤東(dong) 與(yu) 謝覺哉等就多次探討過前述問題，儒學作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治國理政”的重要指引，應該不會(hui) 在討論的議題之外。

黨(dang) 內(nei) 黨(dang) 外有一批深受儒家教育影響的人士，他們(men) 雖然認同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及中國革命道路，但對儒家思想有著一以貫之的堅守，這種認識，在延安時期較為(wei) 寬鬆、自由的環境下自然有所流露。“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幼年接受儒家經典教育，言行舉(ju) 止間表達了儒家的文化傳(chuan) 統。1941年，為(wei) 紀念同鄉(xiang) 、摯友何叔衡，他寫(xie) 下了《憶叔衡同誌》一文，其中述及：“叔衡同誌的舊道德很好，是個(ge) 宗族稱孝鄉(xiang) 黨(dang) 稱第，而且是一錢不苟，律身很嚴(yan) 的人。記得我在縣蔑稱何叔衡為(wei) 提倡非孝的三無黨(dang) 領袖的時候，有一紳士親(qin) 見叔衡對其老太爺的侍奉，慨然說：流言不可靠，我不相信反對何先生的哪一位能象何先生這樣。”[xliii]謝覺哉文章雖然說的是何叔衡，但“孝悌”、律身等用語，無不反映出他對儒家傳(chuan) 統的褒揚。曾在邊區政府任職的民主人士李鼎銘，幼年熟讀儒家經典，考取過廩生。延川縣的民主人士李丹生，接受了傳(chuan) 統經典教育，清末時被選為(wei) 拔貢，任過教諭官。[xliv]這些接受過儒家經典教育的民主人士，或是直接任職於(yu) 中共政權，或是參與(yu) 根據地民主政治，他們(men) 的觀念、傾(qing) 向，自然對中共的政策產(chan) 生了影響。此外，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還不時有愛國民主人士來訪，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梁漱溟，曾多次麵見毛澤東(dong) ，講述其鄉(xiang) 村建設的觀點，“我將我的一兩(liang) 種小冊(ce) 子，和四十萬(wan) 言的一部《鄉(xiang) 村建設理論》都贈他，請他指教。隔一天再見麵時，他取出一遝紙來，紙上已將我書(shu) 內(nei) 要點，或他認為(wei) 好的地方，皆摘錄排列。[xlv]毛澤東(dong) 的作法，固然體(ti) 現了其一貫的勤奮好學態度，但也表達出對儒家學者及其思想的高度關(guan) 切，這也對中共的思想及政策產(chan) 生了間接的影響。

五、餘(yu) 論

回顧延安時期中共對儒家傳(chuan) 統態度的改變，可以看出，這不僅(jin) 是接受過傳(chuan) 統教育的老一輩革命家對文化的自覺傳(chuan) 承，更是這一代革命者對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初期探索，它成為(wei) 中共自建黨(dang) 以來對儒家傳(chuan) 統的第一次反思，並部分地運用在政治、社會(hui) 實踐中。這次反思不完全是偶然的，它是馬克思主義(yi) 在中國發展深化的自然結果，對有著悠久曆史文化的中國而言，馬克思主義(yi) 屬於(yu) 舶來品，它要在中國發生效用，獲得人們(men) 的認同，就需要紮根於(yu) 中國固有的文化傳(chuan) 統中。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代表，儒學的主導精神是以“氣”“事物”為(wei) 基本範疇的樸素唯物主義(yi) 和經世致用傳(chuan) 統基礎上形成的實事求是思想，[xlvi]故儒學為(wei) 代表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及思想，不僅(jin) 不違背馬克思主義(yi) ，反而能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真理性精神相結合。

一百年前，儒教能否作為(wei) 國教，曾引發一場大爭(zheng) 論。百年之後，儒學在中國的地位，再度引發爭(zheng) 議。回顧百年曆程，儒學在近代中國的興(xing) 衰，很大程度受製於(yu) 執政黨(dang) 的態度傾(qing) 向，且不說民初康有為(wei) 等倡言的“儒教”，得益於(yu) 袁世凱等當政者的曖昧，即便是民國中期滲透著儒家文化“四維八德”，試圖進行道德與(yu) 價(jia) 值重構的“新生活運動”，[xlvii]亦與(yu) 蔣介石等國民黨(dang) 上層對儒家的態度不無聯係。客觀而言，延安時期中共對儒學的態度，也不宜作過度樂(le) 觀的想象，前述的諸多言說及實踐，多是零散的、片段的，很可能就在同時，存在著對儒家傳(chuan) 統的抨擊與(yu) “反對”。[xlviii]同時，由於(yu) 延安時期特殊的戰爭(zheng) 環境以及資料的缺乏，毛澤東(dong) 等中共領導人對儒家思想的研究和反思還帶有很大的“功利性”。[xlix]然而，再次揭櫫這段史實，不僅(jin) 能夠曆史地理解信奉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共對儒家態度的變遷，或也有助於(yu) 理解當下儒學在中國麵臨(lin) 的諸多爭(zheng) 議。

儒家思想不是一套特殊的東(dong) 西，也不是停滯不前的思想體(ti) 係，它在本質上應是一種文明，一種價(jia) 值觀，含有普世的意義(yi) 。毛澤東(dong) 和鄧小平都試圖建立中國人的價(jia) 值觀，尤其是在新的社會(hui) 和製度下，如何聯係中國的傳(chuan) 統來構建新的價(jia) 值。毛澤東(dong) 既要反對王明的純粹的布爾什維克式的馬克思主義(yi) ，又要反對梁漱溟強調中國特殊性的理論，因此才有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yi) 。[l]當下中國又出現了某種對儒家傳(chuan) 統重新認識的趨向，其主要指向恐怕仍在價(jia) 值觀的層麵，對之過度的解讀可能出現偏差。有學者曾提出“儒學理應取代馬列主義(yi) ，恢複其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為(wei) 當今中國代表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與(yu) 民族精神的正統思想。”[li]也有學者認為(wei) ，應淡化儒學與(yu) 意識形態的糾結，承認孔子、儒家的主流價(jia) 值地位，這有助於(yu) 增加中國完成現代國家構建的可能性。[lii]相應地，這些提議受到正統的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家的反對，認為(wei) 這是一種政治保守主義(yi) 、複古主義(yi) ，研究孔子、儒學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要用曆史唯物主義(yi) 基本觀點和方法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wei) 今用，推陳出新。這是一個(ge) 鮮明的馬克思主義(yi) 的思想文化繼承方針。[liii]

在意識形態爭(zheng) 論之外，一些學者從(cong) 製度建設等方麵闡釋了儒家之於(yu) 當代中國的意義(yi) ，或認為(wei) 儒家的大同思想、平等觀念、倫(lun) 理本位等，都起到了接引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進入中國的作用，[liv]儒家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具有某種相通性；或認為(wei) 儒家能夠擁抱民主、法治和憲政，甚至還能提供超越西方“民主憲政”的獨特製度貢獻。[lv]也有學者認為(wei) ，儒學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的某一種形式，可以參與(yu) 到社會(hui) 生活中來，但不能作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lvi]近年來的這些討論，盡管融入了當下中國發展的新的因素，但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延續了延安時期對儒家傳(chuan) 統的反思，其中，作為(wei) 價(jia) 值觀的儒學怎樣實踐，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之關(guan) 係，如何因時因地吸納儒家傳(chuan) 統，仍然構成思考與(yu) 爭(zheng) 議的中心。若著眼於(yu) 中共自延安時期即形成的“為(wei) 人民服務”的政治倫(lun) 理，著眼於(yu) 接續中華文明、實現民族複興(xing) 的時代使命，儒家傳(chuan) 統在當代中國的發展當有更開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