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玉順：構建順勢應時的生活儒學

來源：人才山東(dong) 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廿六日辛亥

          耶穌2016年9月26日

人才山東(dong) 網編者按：黃玉順，泰山學者特聘專(zhuan) 家，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黃玉順是當代中國“儒學複興(xing) 運動”代表人物之一，在海內(nei) 外具有廣泛影響。他是當今儒學重要學派“生活儒學”的創立者，中國政治哲學最新研究領域“中國正義(yi) 論”的提出者；同時是易學重大成果“易經古歌”的發現者和詮釋者，哲學最新研究領域“儒學與(yu) 現象學比較研究”的開拓者之一。

我們(men) 常說，中華民族有著傳(chuan) 承了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無論經過多少戰亂(luan) 與(yu) 硝煙、多少苦痛與(yu) 災難，其文明和曆史都不曾中斷過。這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值得每一個(ge) 中華兒(er) 女驕傲。但是，伴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傳(chuan) 統文化，尤其是長期占據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正遭遇著一係列的挑戰。我們(men) 曾經高揚的“仁、義(yi) 、禮、智”在當代社會(hui) 是否還有立足之地？我們(men) 應該怎樣對待孔孟之道？麵對傳(chuan) 統文化一定意義(yi) 上的衰落，我們(men) 應該如何去應對和改善？對於(yu) 這些問題，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黃玉順做出了他的思考，他所創立的“生活儒學”給出了許多值得踐行的答案。

融貫中西，站在巨人肩膀上創立“生活儒學”

如何讓傳(chuan) 統的儒學思想和文化在當代社會(hui) 釋放出新的活力，為(wei) 中國的文化發展做出新的貢獻，是黃玉順一直以來思考的問題。黃玉順給出了這樣的答案：通過“生活儒學”的建構，讓儒學麵向現代生活，來推動傳(chuan) 統儒學的複興(xing) 。中學功底和西學功底同樣深厚的他，在批判地吸收了海德格爾和胡塞爾的“現象學”之後，2004年第一次提出了“生活儒學”這一全新的概念；同一年，“儒學複興(xing) 運動”這個(ge) 概念也順勢而出。

“‘生活儒學’這個(ge) 概念是在批判和吸收了海德格爾和胡塞爾的現象學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黃玉順介紹說。生活儒學對海德格爾現象學的吸收，主要是接受其“存在論區分”，即嚴(yan) 格區分“存在”與(yu) “存在者”：任何存在者都是由存在給出的；存在不斷地生成著新的存在者。然而兩(liang) 千年來，古今中外的哲學都“遺忘了存在”，而是用一個(ge) 形而上存在者來說明眾(zhong) 多形而下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形成了一種“形上-形下”的觀念架構。而“存在論區分”對於(yu) 儒學複興(xing) 的意義(yi) 在於(yu) ：如果兩(liang) 千年來的皇權帝國儒學，其形下學（家族社會(hui) 的倫(lun) 理學和皇權政治哲學）及為(wei) 之奠基的形上學（心性本體(ti) 論、先驗人性論）都不能“原教旨主義(yi) ”地照搬到今天來，即儒學的複興(xing) 意味著建構新型的儒學形態，這就意味著必須超越傳(chuan) 統儒學的“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架構，回到孔孟原典儒學固有的、而被遮蔽了的“存在”觀念。

但這並不是照搬海德格爾的“存在”概念。生活儒學認為(wei) ：對於(yu) 儒學來說，作為(wei) 大本大源的存在，就是生活，就是作為(wei) 生活情感的仁愛。“生活”的觀念既非海氏的“存在”（Sein），也非海氏的“生存”（Existenz）。生活儒學對海德格爾現象學的批判，是針對其不徹底性。按海氏現象學的初衷，一切存在者皆是由存在給出的，即存在先於(yu) 存在者；但海氏又認為(wei) ，有一種特殊的存在者——“此在”（Dasein），也就是人，他的生存才能夠通達存在。這樣一來，人這種形而下存在者就先於(yu) 存在而在了。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黃玉順認為(wei) ，如果把“此在的生存”中的“此在”去掉，那麽(me) ，所謂“生存”就是“存在”。這就是他的“生活”的觀念。生活儒學認為(wei) ：生活及其仁愛情感顯現乃是一切東(dong) 西——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主體(ti) 性存在者和對象性存在者的大本大源；“此在”或人也是由愛生成的。

薪火相傳(chuan) ，以人才培養(yang) 為(wei) 基礎複興(xing) 儒學

在提出“生活儒學”這一概念之後，如何對傳(chuan) 統儒學進行複興(xing) 仍舊是一個(ge) 難題。近些年來，“儒學院”、“國學院”，還有各種各樣的“書(shu) 院”之類，紛紛建立，這對於(yu) 傳(chuan) 承儒學固然是好事，但稱其為(wei) 學術“高地”在黃玉順看來仍值得商榷。黃玉順說：“最近幾年的儒學研究和儒學傳(chuan) 播，都出現了不少的問題。在我看來，最嚴(yan) 重的問題是出現了一些很危險的傾(qing) 向和思潮，諸如原教旨主義(yi) 、封建主義(yi) 、專(zhuan) 製主義(yi) 、蒙昧主義(yi) 、民粹主義(yi) 、極端民族主義(yi) 、乃至某種帝國主義(yi) 、軍(jun) 國主義(yi) 等，都有泛濫的跡象。有些所謂‘儒家’似乎要再次給中國人民套上幾大‘繩索’（毛澤東(dong) 語）：君主主義(yi) 的‘政權’、父權主義(yi) 的‘族權’、男權主義(yi) 的‘夫權’。這些‘主義(yi) ’，都是違背現代生活方式、曆史趨勢的逆流。我認為(wei) ，要複興(xing) 儒學、打造儒學研究與(yu) 傳(chuan) 播的高地，首先就必須警惕上述這些危險傾(qing) 向。”複興(xing) 儒學的根本在於(yu) 培養(yang) 人才，黃玉順所在的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把“打造儒學研究高端人才的基地”作為(wei) 基本目標之一，博士生、碩士生、古典班的本科生的教育教學，都以此為(wei) 宗旨。

對於(yu) 究竟如何培養(yang) 儒學人才，目前學界的看法並不一致。有的人主張回到古代傳(chuan) 統的“經學”體(ti) 製、或者“經史子集”的“四部”體(ti) 係，這涉及是否應當承認“古今之變”的問題；有的人主張仿照西方的“古典學”（Classic Studies），這涉及怎樣處理“中西之際”的問題；而更為(wei) 常見的做法則是沿用幾十年來的“文史哲”等學科分類，亦即按照“國標”的一級學科分類；如此等等。此外，還有許多民間書(shu) 院的做法。

在這個(ge) 問題上，黃玉順坦言自己也還沒有成熟的想法，但是他提出，真正的國學具有五大特征：“第一，就其性質而論，國學既非西方的‘漢學’（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經學’，而是一種現代性的中國學術；第二，就其方法而論，國學並非學術史（史學）那樣的對象化或‘客觀’化的‘科學研究’，而是經典詮釋；第三，就其形式而論，國學並非‘文史哲’那樣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傳(chuan) 統經學那樣的一元的統合學術；第四，就其地位而論，國學並非與(yu) ‘文史哲’等等相並列的一個(ge) 學科，而是可以統攝諸學科的一門奠基性學術；第五，就其作用而論，國學作為(wei) 一種學術，並非現代科學意義(yi) 上的所謂‘學科’，而是一種具有‘柔性國家意識形態’性質的理論或學說。”這種正本清源的思考對如何培養(yang) 儒學人才無疑具有指導意義(yi) 。

開放心態，以麵向生活的姿態發展儒學

對於(yu) 儒學未來到底該如何發展，走向何方，除了培養(yang) 人才方麵的問題，黃玉順還認為(wei) ，我們(men) 還必須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來麵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和發展。“我特別想指出這樣一股危險的思潮：以狹隘民族主義(yi) 的‘中西對抗’來掩蓋‘古今之變’的人類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現代’之實，用‘文化’來拒絕‘文明’。”黃玉順說，“在形下的層級上，當代儒家的政治哲學必須接受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價(jia) 值，否則儒學遲早必定為(wei) 時代所唾棄，不論當前如何‘虛假繁榮’；為(wei) 此，在形上的層級上，當代儒學必須重建形上學，而非墨守傳(chuan) 統形上學，否則必定‘內(nei) 聖開不出新外王’，無法導出現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種現代政治怪胎。上述兩(liang) 點意味著，當代儒學必須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或者‘倫(lun) 理-政治’之類的先驗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回歸生活本源，麵向當代生活、即現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則不僅(jin) 無法容納現代政治文明價(jia) 值，而且無法完成為(wei) 之奠基的形而上學重建的曆史任務，勢必淪為(wei) 時代的棄兒(er) ，甚至將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