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玉河畔哲學學術論壇之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

暨孫中山和中國近代政治哲學研討會(hui) 記錄

孫中山和中國近代政治哲學研討會(hui) 現場

時間：2016年11月4日14:00-17:00

主題：孫中山和中國近代政治哲學

主辦單位：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

協辦單位：《戰略與(yu) 管理》雜誌社

來源：主辦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參會(hui) 學者】

程廣雲(yun) （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主任、教授）

幹春鬆（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

安靖如（美國衛斯理安大學東(dong) 亞(ya) 係主任、教授）

陳  明（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

唐文明（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係教授）

陳壁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法學院副教授）

杜傑庸（法國遠東(dong) 學院北京中心負責人）

盛  珂（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梅劍華（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餘(yu)  露（湖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蔣湘陵（《戰略與(yu) 管理》編輯部主任）

楊瀾潔（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

劉  鎏（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碩士）

欒鑫宇（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碩士）

【提要】

三民主義(yi) 是民主革命的意識形態，是中國曆史上的五大意識形態（儒家、法家、道家、三民主義(yi) 、馬列主義(yi) ）之一。今天讀孫中山，要有新體(ti) 會(hui) ，因為(wei) 三民主義(yi) 的民生主義(yi) ，中共已經做得超出了他當年的想象；民權主義(yi) ，自由派思想家的討論也大大超出了他當年思考的範圍，得和失可以看出個(ge) 大概。在經濟建設取得長足進步，社會(hui) 政治發生重大改變的今天，有新意，待發掘，或者說我們(men) 還沒有跟得上孫中山先生的是他的民族主義(yi) 。孫中山先生講的中華民族跟美利堅民族一樣，是與(yu) 滿蒙回藏漢為(wei) 一爐而冶之。在此問題下麵，他還討論他主張的用宗族組織來聯接團體(ti) ，形成國族，提出恢複固有舊道德和政治哲學，這跟當年他所反對的康有為(wei) 就很接近了。這很自然，當革命成功，當他成為(wei) 主政者，就會(hui) 從(cong) 整體(ti) 上去思考國家民族的現代轉型和它的長治久安。

而且，需要強調的是，孫文學說與(yu) 這種民族主義(yi) 思想願景及其實現途徑、方法的某種內(nei) 在相關(guan) 性。他看到了人心不齊是失敗的根本原因，而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重家族而輕國家一盤散沙的現實特別需要一個(ge) 先知先覺的先鋒隊來承擔追求國家國族建構的組織功能。這點從(cong) 它軍(jun) 政訓政憲政的路線圖也可以看得出。強人建國，然後共和轉型，對於(yu) 後發展國家來說，幾乎是別無選擇的不二法門。這就是我們(men) 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最需要重視的政治遺產(chan) 。

孫中山是走向民主共和的偉(wei) 大導師和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的聚合器與(yu) 分水嶺，其政治哲學與(yu) 憲法思想盡管存在過早綜合、表麵創新及黨(dang) 國糾纏的學理與(yu) 體(ti) 係性不足而主要表現為(wei) 一種側(ce) 重實踐理性的中層理論模式，但其價(jia) 值立場和思想本體(ti) 卻有著無可取代的曆史合理性和規範正確性。

【正文】

幹春鬆（主持人）：當下台灣去中國化思潮下，對於(yu) 孫中山的提及在弱化，即不想要國父。反觀大陸，在逐漸去除孫中山的革命色彩，通過新的新文獻，展開對諸如孫文與(yu) 日本的關(guan) 係。首先，請程廣雲(yun) 教授作專(zhuan) 題報告《革命與(yu) 建國：孫中山的政治哲學》

程廣雲(yun) 教授

程廣雲(yun) ：《革命與(yu) 建國：孫中山的政治哲學》

孫中山的著述，有陸版《孫中山全集》全十一冊(ce) ，台版《國父全集》全十二冊(ce) 。據說還有新版。但主要著作是兩(liang) 部，一是《三民主義(yi) 》，二是《建國方略》。這是他的兩(liang) 個(ge) 主要思想板塊。除此之外，我們(men) 還應探討他的早年思想探索和晚年思想轉向。由此我談四個(ge) 問題：

第一，早年探索。曆來學界爭(zheng) 論在於(yu) ，孫中山是先有革命思想，再具改良思想；還是少年立誌革命。從(cong) 他的早年文本來考察，並不能夠證明孫中山的早期思想存在著一個(ge) 從(cong) 改良到革命的轉向。譬如他在著名的《上李鴻章書(shu) 》中，提出了“四大綱”（“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其實是在中國傳(chuan) 統的“四民分業(ye) ”的舊形式中填充新內(nei) 容。它的主題不是改良或革命的問題，而是建設（建國）。至於(yu) 依據他的追述說他少年立誌革命，那不過是成為(wei) 革命家以後的孫中山的形象重塑而已。孫中山早期思想的主流傾(qing) 向是革命，先有舊式民族革命思想，再具新式民權革命思想；而革命思想又兼容改良思想。因此，孫中山的早年思想探索，主要不是從(cong) 改良到革命，而是從(cong) 舊式造反到新式革命。

第二，三民主義(yi) 。三民主義(yi) 是民主革命的意識形態，是中國曆史上的五大意識形態（法家、道家、儒家、三民主義(yi) 、馬列主義(yi) ）之一。其核心功能在於(yu) 社會(hui) 動員。三民主義(yi) 分別對應於(yu) 三種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hui) 革命。孫中山反對文化革命，具有文化保守主義(yi) 色彩。他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小革命）去替換社會(hui) 革命（大革命）。

民族主義(yi) 不能簡單地理解為(wei) 漢族主義(yi) ，也不能片麵地理解為(wei) 排滿、反帝。除了革命性方麵，它有建設性方麵，如五族共和、種族同化和民族自決(jue) 、世界大同。其中包括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指向，前後亦有變化。其中心意圖是將中國建立為(wei) 現代民族國家，同時充分繼承中國傳(chuan) 統帝國內(nei) 外政治、文化遺產(chan) 。在孫中山逝世之後，蔣介石強調“道統”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孫文一脈相承），將孫中山神聖化，將三民主義(yi) 意識形態化。戴季陶以“能作”與(yu) “所作”將孫中山思想解釋為(wei) “道德為(wei) 本，政治為(wei) 末”和“中體(ti) 西用”的模式，將三民主義(yi) “純正化”。戴、蔣強調中國傳(chuan) 統倫(lun) 理道德在孫中山思想中的地位和影響，強調孫中山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或文化民族主義(yi) 。

根據胡漢民提出的“三民主義(yi) 的連環性”，三民主義(yi) 要連環看，如三棱鏡，從(cong) 一個(ge) 角度看也能看到其他兩(liang) 個(ge) 方麵。民權主義(yi) 是三民主義(yi) 的核心。孫中山區分了政權（民權）和治權（政府權）的“權能分別”、實現民權的三個(ge) 時期（軍(jun) 政、訓政、憲政）。這就使得民權落空，被弱化；政府權坐實，被強化。這也成為(wei) 後來形成的黨(dang) 國體(ti) 製的理論基礎。

民生主義(yi) 的目的是預防社會(hui) 革命，替代社會(hui)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畢其功於(yu) 一役”即“一次革命”論）。孫中山對於(yu) 馬克思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有所批評，傾(qing) 向於(yu) 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和社會(hui) 民主主義(yi) 。他企圖用三民主義(yi) 框架馬列主義(yi) ，將三民主義(yi) 作為(wei) 熔爐，溶解其他思想。有關(guan) 民生主義(yi) 和社會(hui)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的關(guan) 係，是國共兩(liang) 黨(dang) 意識形態爭(zheng) 論的一大焦點。

第三，建國方略：建國方略是革命建國的行動綱領，分為(wei) 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hui) 建設，加上國家（政治）建設（三民主義(yi) 加上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就是四大建設。它和三民主義(yi) 互相蘊含：心理建設補充民族主義(yi) ，物質建設補充民生主義(yi) ，社會(hui) 建設補充民權主義(yi) 。

在心理建設中，孫中山針對“知易行難”、“知行合一”，提出“行易知難”，以為(wei) “孫文學說”。“知難行易”是“知難”、“行易”兩(liang) 個(ge) 原子命題合成的一個(ge) 分子命題。“知難”論就是知識價(jia) 值論（如“難能可貴”強調的稀缺性或價(jia) 值屬性），“行易”論就是行動意誌論（如“革心易行”強調的意誌力或行動心理）。在“分知分行”中，孫中山注意到了勞心勞力之分或腦力體(ti) 力之分的社會(hui) 分工趨勢，因此他認為(wei) ，就一時代一事業(ye) 言“知行合一”，甚為(wei) 適當；然合知行於(yu) 一身，則殊不通於(yu) 今日。於(yu) 是他區分“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種人。對於(yu) “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和“不知不覺者”惟有“篤信”、“力行”而已。這樣，在“分知分行”基礎上重新構造“知行合一”，就是一個(ge) 類似“政教合一”結構：“知”是“教”，即意識形態；“行”是“政”，即政治行動。一切政治行動都要置於(yu) 意識形態指導之下，一切行動者都要置於(yu) 覺知者教導之下。“行易知難”就是這樣一個(ge) 為(wei) 孫中山神聖化、三民主義(yi) 意識形態化而奠基的哲學命題。其目標是塑造卡裏斯瑪（charisma）型人物，建立意識形態政社一體(ti) 化組織。

在物質建設中，孫中山通過對於(yu) 時勢和國情的分析，認為(wei) 一戰之後歐美需要勞力和人工，中國需要資本和人才，可以互相為(wei) 用。這是從(cong) 經濟全球化亦即資本國際大循環中考慮問題，試圖“使外國之資本主義(yi) 以造成中國之社會(hui) 主義(yi) ”。

孫中山思想的主旨是組織民族。如何組織中華民族，克服“一盤散沙”狀態，孫中山提出了三個(ge) 方案：第一，通過中國固有的家族團體(ti) 和宗族團體(ti) ，組織現代的民族團體(ti) 和國族團體(ti) ，這是民族主義(yi) 、民權主義(yi) ；第二，演練集會(hui) ，“教國民行民權”，使“一盤散沙之民眾(zhong) ”成“民國主人之國民”。此即民權初步。第三，“以黨(dang) 建國，以黨(dang) 治國”。社會(hui) 建設就是民權初步，探討會(hui) 議通則（會(hui) 議的程序和規則）。民權主義(yi) 是“道”，民權初步是“技”，二者亦是“本末體(ti) 用”關(guan) 係。在孫中山這裏，社會(hui) 主義(yi) 不是純粹經濟意義(yi) 上的，而是社會(hui) 意義(yi) 上的，就是社會(hui) 本位，組織社會(hui) 。

第四，晚年轉向。孫中山的思想是否存在一個(ge) 晚年轉向？是否存在新舊三民主義(yi) 區分？這是國共兩(liang) 黨(dang) 意識形態爭(zheng) 論中的一大焦點。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主張區分新舊三民主義(yi) ，認為(wei) “聯俄、聯共、扶助農(nong) 工三大政策”是劃分新舊三民主義(yi) 的標準。但是中國國民黨(dang) 反對區分新舊三民主義(yi) 。除了承認聯俄之外，中國國民黨(dang) 認為(wei) ，孫中山並無聯共思想，隻有容共思想，聯共就是國共兩(liang) 黨(dang) 等量齊觀，容共就是大圈子容納小圈子；並非扶助農(nong) 工，而是扶助國民，因為(wei) 中國國民黨(dang) 不分階級，隻有國民而無階級。孫中山晚年思想轉向的核心不是“聯俄、聯共、扶助農(nong) 工三大政策”，從(cong) 舊三民主義(yi) 到新三民主義(yi) ，而是“以黨(dang) 建國，以黨(dang) 治國”，從(cong) 民權主義(yi) 到黨(dang) 權主義(yi) ，從(cong) 民國體(ti) 製到黨(dang) 國體(ti) 製。

田飛龍報告：

過早綜合、表麵創新與(yu) 黨(dang) 國糾纏

——孫中山誕辰150周年的回望與(yu) 紀念

田飛龍副教授

今年是有國父之稱的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島內(nei) 紀念頗有些寥落，顯示出台灣本土主義(yi) 政治正確性與(yu) 中華民國憲製框架在精神上的衝(chong) 突扭結，同期大陸之紀念亦難達於(yu) 深刻周全之共和本義(yi) 而仍有大體(ti) 籠罩於(yu) 執政黨(dang) 意識形態與(yu) 模範黨(dang) 史框架的局限性。我個(ge) 人是研究中國憲法史與(yu) 政治憲法理論的，對孫中山做過專(zhuan) 題性處理，尤其是關(guan) 於(yu) 他的憲政階段論的研究論文已經在陳明教授主持的《原道》發表。今天重新評估孫中山政治哲學的曆史功過，對於(yu) 中國憲製轉型前景以及陷入不確定性的兩(liang) 岸關(guan) 係而言，仍然有著無法取代的理論與(yu) 實踐意義(yi) 。今天兩(liang) 岸政治發展仍然處於(yu) 孫中山的政治思想遺產(chan) 與(yu) 框架性憲製進程之中。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長長的曆史身影，矗立在近現代群賢的思想峰巒之間，愈是遠離就愈顯得高大。這一點與(yu) 柏克有些相像。總體(ti) 上，我們(men) 要客觀研究孫中山，既不神化，也不貶低，將其視為(wei) 我們(men) 中的一員，民主憲製的早期探索者和引路人。 

關(guan) 於(yu) 孫中山的政治哲學，與(yu) 其政治活動及實踐情勢密切相關(guan) ，也與(yu) 其“知難行易”式的啟蒙精英主義(yi) 及包容多元要素的曆史綜合主義(yi) 嚴(yan) 格扣合。概言之，孫中山政治哲學的最大特質並非其原創性，而是其綜合性，由此衍生出其理想性和實踐張力。與(yu) 美國聯邦黨(dang) 人相比，他偏於(yu) 體(ti) 係，應時遊離，而疏於(yu) 務實，短於(yu) 妥協。具體(ti) 而言，我從(cong) 四個(ge) 層麵評析其政治哲學與(yu) 憲法思想的學理價(jia) 值及實踐意義(yi) 。我用四個(ge) 關(guan) 鍵詞來加以描述：（1）過早的綜合；（2）表麵的創新；（3）黨(dang) 國的糾纏；（4）永恒的遺產(chan) 。下麵簡要概述之。 

第一，過早的綜合。三民主義(yi) 包羅萬(wan) 象，但就政治哲學體(ti) 係的嚴(yan) 謹性和基本預設而言，卻存在邏輯基點的內(nei) 在衝(chong) 突，呈現出民族本位（民族）、個(ge) 人本位（民權）和社會(hui) 本位（民生）的巨大價(jia) 值張力，以致於(yu) 很難在現代政治哲學內(nei) 部尋求到恰當的標準性概念予以定位，同時也難於(yu) 創新命名，而隻能姑且按照中文修辭習(xi) 慣概括為(wei) “三民主義(yi) ”。嚴(yan) 格而言，這是一種側(ce) 重實踐需求和宣傳(chuan) 效應的中層政治理論，還未達到嚴(yan) 格的政治哲學層次。三民主義(yi) 存在早期通三統的取向，這是重要的思想方法論和處理古今中西特定轉型問題的整合性進路。不過，作為(wei) 革命時代的意識形態競爭(zheng) 方案之一，它的過早綜合性恰恰導致其相對曖昧含糊以及內(nei) 裏邏輯不一致，從(cong) 而缺乏革命理論所必需的片麵深刻性與(yu) 直接戰鬥性，未能持續聚焦和緊抓革命時代的真正要害問題並提出具有競爭(zheng) 力和比較優(you) 勢的解決(jue) 方案，因此在後續“兩(liang) 個(ge) 黨(dang) 國”的競爭(zheng) 中日益呈現頹勢。三民主義(yi) 試圖在中國傳(chuan) 統主義(yi) 、自由民主主義(yi) 和社會(hui) 主義(yi) 之間尋求過早的綜合，但這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均難度極大，於(yu) 轉型需求而言亦存在匹配與(yu) 解析的操作性挑戰。在革命時代尋求過早綜合，其後果在於(yu) 無力感和兩(liang) 麵受壓，比如北洋軍(jun) 閥吳佩孚基於(yu) 傳(chuan) 統立場的犀利批判以及後期共產(chan) 黨(dang) 人基於(yu) 新民主義(yi) 主義(yi) 激進立場的批評與(yu) 重構。

第二，表麵的創新。孫中山政治哲學體(ti) 係中存在諸多表麵創新現象，比如五權分立，權能分立，憲政三階段論，等等。阿克曼教授曾私下盛讚孫的五權憲法在分權思想史上的開創意義(yi) ，但這或是隔膜調侃，或是謬讚錯愛，因為(wei) 自洛克、孟德斯鳩直到聯邦黨(dang) 人及康德，三權分立最終在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學原理》中獲得了純粹的邏輯三段論論證，構成理性治國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由此在理論上終結了。孫中山的五權是基於(yu) 中國傳(chuan) 統與(yu) 西方理論的實踐理性方案，在嚴(yan) 格邏輯上仍然歸於(yu) 三權，實際上多出來的考試權和監察權也逐漸地被行政權和司法權所吸收。關(guan) 於(yu) 權能分立和憲政三階段論，盡管有直接民權及憲政前景的規範性要素，但在實踐上卻落入國家主義(yi) 乃至於(yu) 黨(dang) 國主義(yi) 的泥潭，後來台灣的民主憲政轉型是在特定的台灣小型政治共同體(ti) 內(nei) 完成的特殊個(ge) 案，並不具有普遍性。當然，孫畢竟設定了民主共和的規範性目標而將黨(dang) 國體(ti) 製作為(wei) 工具理性，這是特別值得肯定的。 

第三，黨(dang) 國的糾纏。孫中山政治哲學思想經曆了複雜的演變過程，這與(yu) 革命情勢的具體(ti) 變遷及其個(ge) 人思想遭遇的複雜來源有關(guan) 。總體(ti) 上，他的思想存在“轉向黨(dang) 國”和“黨(dang) 國轉型”的曲折經驗。轉向黨(dang) 國與(yu) 兩(liang) 個(ge) 特定的革命經驗案例有關(guan) ：其一，宋教仁案及民國初年國民黨(dang) 轉型為(wei) 議會(hui) 黨(dang) 的失敗，刺激孫中山重回“會(hui) 黨(dang) ”經驗以及開展早期“中華革命黨(dang) ”再造工程，為(wei) 轉向列寧主義(yi) 政黨(dang) 埋下伏筆；其二，1917年十月革命及列寧主義(yi) 新世界觀，為(wei) 孫中山的政黨(dang) 再造工程提供了更加完整及具有世界曆史/體(ti) 係重構意義(yi) 的啟發和支持。但孫的政治定力和思想包容性習(xi) 慣決(jue) 定了他並未成為(wei) 完全的列寧主義(yi) 者，而是“三民主義(yi) 為(wei) 體(ti) ，列寧主義(yi) 為(wei) 用”，民權和憲政仍然高居於(yu) 其政治思想體(ti) 係的至高位置及本體(ti) 定位，這一點嚴(yan) 格區別於(yu) 中共建黨(dang) 。但列寧主義(yi) 改造後的國民黨(dang) 畢竟不同了，其與(yu) 國家之間的法權關(guan) 係至少在憲政實現之前是列寧主義(yi) 式的，其黨(dang) 國模式由此奠定。建黨(dang) 是一種以“國中之國”的方式、借助先進分子和先進組織的優(you) 先代表權和行動能力推動國家建構與(yu) 國族建構，所謂的軍(jun) 政與(yu) 訓政。這就造成黨(dang) 國主義(yi) 的政黨(dang) 與(yu) 人民之間存在攝政與(yu) 監護關(guan) 係，但其遠景上存在“還政於(yu) 民”的憲政規範性約束。1920年代是國民黨(dang) 領導共產(chan) 黨(dang) 開展國民大革命，整體(ti) 批判和取代北洋係的軍(jun) 閥政治及其傳(chuan) 統主義(yi) 思想殘餘(yu) 。但嚴(yan) 格而言，國民黨(dang) 的黨(dang) 國因其“三民主義(yi) ”的過早綜合性與(yu) 內(nei) 在含混性而成為(wei) 一個(ge) “鬆弛的黨(dang) 國”，但共產(chan) 黨(dang) 的黨(dang) 國則經曆“上海—井岡(gang) 山—延安”複雜成長成熟而鍛造為(wei) 列寧主義(yi) 下的“堅硬的黨(dang) 國”，二者之意識形態嚴(yan) 酷性和政治軍(jun) 事組織力逐步拉開曆史差距。且共產(chan) 黨(dang) 聚焦農(nong) 村階級鬥爭(zheng) 、土地革命、中國社會(hui) 基本矛盾以及通過抗日過程凝練民族主義(yi) 和新民主主義(yi) ，在敵後根據地獲得了建國競爭(zheng) 的顯著優(you) 勢，為(wei) 解放戰爭(zheng) 的最終勝利奠基。國民黨(dang) 1946的製憲努力大體(ti) 遵循孫中山模範建國規劃，但未能阻止中共的政治軍(jun) 事全麵逆襲，敗走台灣，開啟另一端的小規模轉型實驗。至於(yu) 今日台灣之國民黨(dang) 遭遇民主化下的轉型正義(yi) 清算和本土分離主義(yi) 擠壓，其與(yu) 孫中山的建國規範理想之間的關(guan) 係日益鬆弱，但這是政治情勢所迫，不能反證孫中山政治哲學之嚴(yan) 重弊端。而大陸一端盡管取得1949勝利，但其國家建構與(yu) 國族建構的嚴(yan) 格轉型任務始終未能結構性完成，甚至在憲政作為(wei) 規範性目標的方向性上亦存在教義(yi) 禁忌與(yu) 政治模糊性。但大陸政體(ti) 至少在形式上亦托舉(ju) 孫中山民主革命衣缽並從(cong) 中獲益，不過其如何完成民族化條件下的憲製轉型，是孫中山政治遺產(chan) 在大陸曆史進程中的最大懸案，所謂“曆史三峽”是也。台灣轉型雖在製度上完成，但在理念與(yu) 取向上卻出現了反“三民主義(yi) ”的去民族化和去中國化傾(qing) 向，不足作為(wei) 孫中山政治遺產(chan) 的合格繼承者。大陸是否堪當此任，以日下之威權與(yu) 民主的蜷循躊躇姿態，亦不甚樂(le) 觀，但於(yu) 曆史長周期而言，應不會(hui) 逸出曾經的孫氏初心。

第四，永恒的遺產(chan) 。孫中山是走向民主共和的偉(wei) 大導師和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的聚合器與(yu) 分水嶺，其政治哲學與(yu) 憲法思想盡管存在過早綜合、表麵創新及黨(dang) 國糾纏的學理與(yu) 體(ti) 係性不足而主要表現為(wei) 一種側(ce) 重實踐理性的中層理論模式，但其價(jia) 值立場和思想本體(ti) 卻有著無可取代的曆史合理性和規範正確性。具體(ti) 而言分殊總結為(wei) ：其一，走向共和，亦即接續大一統，熔鑄大國族，建構標準共和國；其二，憲政根本法，即以憲政作為(wei) 絕對憲法意義(yi) 上的理想性憲法規範而淩駕於(yu) 諸憲法文本的憲法律安排，以黨(dang) 國架構作為(wei) 理性工具服務於(yu) 最終的憲政民主規範性目標；其三，通三統方法論，這種思想與(yu) 政治方法論在20世紀初的革命時代或許太過理想化及過早綜合，但於(yu) 憲製轉型的當下處境則恰好作為(wei) 妥切的大曆史觀與(yu) 共識性意識形態的程序工作原理，國內(nei) 學界如甘陽2005年已有回聲和倡議，秋風有“儒家憲政民生主義(yi) ”的嚐試性整合，高全喜亦由原初的排拒姿態而逐步轉向以自由派方案為(wei) 基礎的“未來憲製性整合”，可見其影響深具。

總之，孫中山150年，民國百年而大陸建國近70年，他的先行者姿態、民主共和身影與(yu) 黨(dang) 國主義(yi) 幽靈橫亙(gen) 於(yu) 曆史天空和海峽兩(liang) 岸，標誌著中華民族與(yu) 中國人民始自晚清的、艱苦創新又犧牲巨大的國家建構與(yu) 國族建構事業(ye) 的第一個(ge) 係統化思想成果與(yu) 實踐方案，直接推動了國共兩(liang) 黨(dang) 擔綱且相互競爭(zheng) 的“建國大業(ye) ”以及兩(liang) 岸和平統一的憲製整合進程。風雲(yun) 變幻，今兮往兮，孫中山是近代中國、當代兩(liang) 岸及未來中國無法回避和必須訴諸的最大共識與(yu) 整合建構的曆史基礎。最後，作為(wei) 一名青年憲法學者，請允許我對孫中山綿延150年的曆史身影表示敬意，並以四句概括性評語作為(wei) 一種嚐試性的史家結論：他是理想的民主先行者；他是失敗的黨(dang) 國規劃者；他是古今中西的扳道工；他是第三共和的伏筆人。

陳明：今天讀孫中山，要有新體(ti) 會(hui) ，因為(wei) 三民主義(yi) 的民生主義(yi) ，中共已經做得超出了他當年的想象，民權主義(yi) ，自由派思想家的討論也大大超出了他當年思考的範圍，得和失可以看出個(ge) 大概。我覺得，在經濟建設取得長足進步，社會(hui) 政治發生重大改變的今天，有新意，待發掘，或者說我們(men) 還沒有跟得上孫中山先生的是他的民族主義(yi) 。他的民族主義(yi) 有三個(ge) 階段，或三個(ge) 要點，首先是麵對清王朝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反清排滿；其次是民族平等，一方麵麵對列強麵對西方殖民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的爭(zheng) 取民族平等，一方麵對內(nei) 講五族共和講各民族平等；這些大家都有注意，但是，還有一個(ge) 第三階段或第三點，那就是超越ethnic層麵之外的國族建構問題，中華民族問題。他講的中華民族跟美利堅民族一樣，是與(yu) 滿蒙回藏漢為(wei) 一爐而冶之。在此問題下麵，他還討論他主張的用宗族組織來聯接團體(ti) ，形成國族，提出恢複固有舊道德和政治哲學，這跟當年他所反對的康有為(wei) 就很接近了。這很自然，當革命成功，當他成為(wei) 主政者，就會(hui) 從(cong) 整體(ti) 上去思考國家民族的現代轉型和它的長治久安。

我這裏要強調的一點就是，他的孫文學說與(yu) 這種民族主義(yi) 思想願景及其實現途徑、方法的某種內(nei) 在相關(guan) 性。所謂的“心理建設”絕大多數篇幅都在討論知難行易這個(ge) 認識論意義(yi) 上的問題。實際並非如此。他的知難行易一個(ge) 是強調真知難得，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一個(ge) 是講正確的理念對於(yu) 行為(wei) 的支配作用。言下之意則是，真知真理，我孫文已經先知先覺了，你們(men) 跟著我幹就是；再一個(ge) 就是，真理想貫徹實施化為(wei) 行動，這就需要意誌的力量。我認為(wei) 這是他不厭其煩地講知難行易的深層原因。1918年寫(xie) 完這些東(dong) 西，1919年改造國民黨(dang) ，他就要求黨(dang) 員摁手印宣誓效忠聽命與(yu) 他個(ge) 人。聽話聽聲，鑼鼓聽音，我覺得要看到這裏麵的內(nei) 在勾連關(guan) 係。所謂萬(wan) 眾(zhong) 一心先奠基於(yu) 方寸之地，奧秘就在這裏。有人從(cong) 個(ge) 人崇拜，甚至愚民政策來理解評價(jia) ，我覺得是不賢者識其小，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為(wei) 他這樣做是因為(wei) 二次革命失敗，他看到了人心不齊是失敗的根本原因，而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重家族而輕國家一盤散沙的現實特別需要一個(ge) 先知先覺的先鋒隊來承擔追求國家國族建構的組織功能。這點從(cong) 它軍(jun) 政訓政憲政的路線圖也可以看得出。強人建國，然後共和轉型，對於(yu) 後發展國家來說，幾乎是別無選擇的不二法門。我覺得這就是我們(men) 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最需要重視的政治遺產(chan) 。

唐文明教授

唐文明：程廣雲(yun) 老師的這篇文章寫(xie) 得非常好，宏觀、細致，介入了當下思想界爭(zheng) 論的焦點，立場也非常鮮明。我談幾個(ge) 問題。第一，是關(guan) 於(yu) 孫中山的文化民族主義(yi) 。這裏的問題不是一個(ge) 簡單的文化問題，而是涉及國族建構的問題。孫中山對五族共和其實從(cong) 來都不認可，前後並沒有那麽(me) 大的變化，就是因為(wei) 他始終考慮這個(ge) 國族建構的問題。第二，你認為(wei) 權能分離和憲政三階段論使其民權主義(yi) 理想落空，我覺得這是一個(ge) 太過苛刻的評價(jia) 。權能分離恰恰是意識到了人民主權的問題，而三階段論在我看來也很務實。第三，你說在孫中山那裏，民生主義(yi) 是防止革命的手段。我覺得這個(ge) 評價(jia) 可能忽略了民生主義(yi) 主張更為(wei) 革命性的方麵。第四，也是我認為(wei) 分歧最大的一點，是你對孫中山晚年轉向的刻畫和評價(jia) 。如果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不完全的革命，或者說隻是建國的一個(ge) 步驟的話，那麽(me) ，對於(yu) 孫中山晚年的轉向應當有正麵的肯定。最後我還想說一點，我覺得理解孫中山還應當回溯到晚清，特別是怎麽(me) 從(cong) 保國、保教、保種的議題轉到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主張。

陳明：我補充一下唐文明教授講的。文化保守主義(yi) 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文化的問題，教化也不隻是一個(ge) 文化問題，而是一個(ge) 政治問題。教化涉及的就是國家國族建構的問題。如果我們(men) 僅(jin) 僅(jin) 從(cong) 文化上來理解孫中山的“保守主義(yi) ”，是把一個(ge) 政治問題看成了轉化成了文化問題，這實際上是把問題看得窄了看淺了。

下半場：

幹春鬆：如何看待孫中山。

幹春鬆教授

孫中山處於(yu) 改良和革命的節點。三民主義(yi) 作為(wei) 意識形態，大陸始終從(cong) 未否定過“三民主義(yi) ”。

第一、孫中山是一個(ge) 傳(chuan) 統政治哲學家到現代政治哲學家的形象。呈現了多種思想樣態。去“教（儒教）”之後的中國，作為(wei) 係統的思考孫中山是第一人。

第二、黨(dang) 國的問題。回顧國民黨(dang) 的曆程我們(men) 會(hui) 發現，黨(dang) 國體(ti) 製與(yu) 共產(chan) 黨(dang) 的不同。國民黨(dang) 始終代表全體(ti) 國民。共產(chan) 黨(dang) 則代表無產(chan) 階級。這就決(jue) 定了國民黨(dang) 的脆弱性。孫中山既是共和製的提倡者，也是黨(dang) 國體(ti) 製的支持者，這是其思想的內(nei) 在張力。

第三、孫中山是民主政治推動者還是專(zhuan) 製政治的擁護者？並且這還關(guan) 係到平等政治和賢能政治問題。孫中山一方麵強調先覺覺後覺，另一方麵，孫中山完成了先知後知和賢愚的轉換。其實在孫中山憲政實施的時候還有沒有提出知難行易。對於(yu) 孫中山來說知難行易是權宜之計。對於(yu) 孫中山來說另外一個(ge) 重要的問題是夷夏之辯，在他那裏國族主義(yi) 和漢同化主義(yi) 的問題沒有解決(jue) 。

安靖如（美國維思裏安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古瑞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民族民權民生怎麽(me) 合起來？又讓我們(men) 二十年代主義(yi) 和問題的爭(zheng) 論。我認為(wei) 需要一個(ge) “有根的全球哲學”。牟宗三“新外王”，根是儒家，但是外王是接觸西方的“民主”而展開出來的。可是，牟先生的思想裏麵，新外王和儒家的根的關(guan) 係不夠清楚。近年討論進步儒學（Progressive Confucianism），試圖進一步把展開新外王的過程和信息說清楚。“進步”一次需要特別理解，和中文一般情況下講經濟進步不同。需要在牟宗三基礎上清楚地解釋新外王如何從(cong) 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出來。英文裏麵的“progressive(進步)”是對於(yu) 社會(hui) 有價(jia) 值的。儒家的論證，每個(ge) 個(ge) 體(ti) 要道德進步，以至於(yu) 成聖。社會(hui) 也必須有進步。進步儒學要承認現代化的“發展”，同時批評之。但是不要覺得我們(men) 可以回到以前。現代化就是這樣的，雖然是多元性的，但是我們(men) 必須承認它。對於(yu) 儒家來說，三個(ge) 部分都要重視.一、德。個(ge) 人的德性必須受到重視。二、禮。德是比較個(ge) 人的，禮是社會(hui) 。個(ge) 人和個(ge) 人的關(guan) 係不能沒有社會(hui) 這一維度。三、法。傳(chuan) 統的德與(yu) 禮已經解釋得很好。法講得不夠。進步儒學注重法與(yu) 德與(yu) 禮的關(guan) 係。從(cong) 此開出新外王的確切內(nei) 涵。

陳壁生：程廣雲(yun) 教授把孫中山定位為(wei) 從(cong) “小革命”向“大革命”轉化過程中的關(guan) 鍵人物，我覺得是非常準確的。革命史開始於(yu) 君主製的崩潰，結束於(yu) 黨(dang) 國製的定型，在這一過程中，廢除君主製與(yu) 開始黨(dang) 國製，孫中山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men) 今天在一個(ge) 後革命時代看儒學，看中國的建國問題，關(guan) 鍵問題是怎樣把革命史納入中國文明的自身發展脈絡中來，然革命史成為(wei) 中國文明自我更新的一個(ge) 步驟。因此，對革命史既要理解也要反思，像戴季陶先生那樣把孫中山解釋成道統傳(chuan) 人，過於(yu) 簡單化。從(cong) 儒學的角度來說，“素王”說是解釋與(yu) 反思中國革命最有力的理論。晚清素王說的興(xing) 起，事實上就是要從(cong) 儒學內(nei) 部來回應西方文明的到來與(yu) 中國政教的大轉型。素王說首先強調立法者，現代中國的重塑，需要一個(ge) 怎樣的立法者；其次是立法，哪些對人性、製度的傳(chuan) 統理解，可以在現代文明中得到體(ti) 現；再次是教化，什麽(me) 樣的價(jia) 值能夠成為(wei) 國家教化的根基。對這些問題，可以將孫中山所做的努力，放在整個(ge) 革命史中進行反思。

楊瀾結：孫中山和陳獨秀的關(guan) 係是值得我們(men) 注意的。孫中山排滿，是為(wei) 了迎合更多人。陳獨秀反帝則麵對不同人群。同樣是中國近代的革命家，他們(men) 之間的異同和差異需要我們(men) 進一步地研究和注意。

盛珂：“知難行易”說與(yu) 陽明“知行合一”根本上是不同的。從(cong) 安靖如教授對於(yu) 牟宗三新外王的分析，以及陳壁生教授“素王”說來看，宋儒作為(wei) 理學家，實際上在現實政治中沒有自己特有的對於(yu) 製度的貢獻。即是餘(yu) 英時在《朱熹的曆史世界》中強調理學家對於(yu) 現實政治的參與(yu) ，理學是純粹個(ge) 人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及製度設計。從(cong) 新儒家來看，如果說熊十力還有一點“素王”的影子，牟宗三則完全沒有，隻是將自己作為(wei) 一個(ge) 學者，所以牟宗三新外王的問題或許在於(yu) 他作為(wei) 一個(ge) 理學家想要解決(jue) 經學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