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yu) 陽明心學

作者：黃明同（廣東(dong) 省社會(hui) 科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九月三十一日丙戌

           耶穌2016年10月31日

122年前，孫中山第一個(ge) 提出“振興(xing) 中華”的號召，為(wei) 進中國於(yu) 世界先進行列，撰寫(xie) 《建國方略》，勾勒含“心理建設”“實業(ye) 建設”與(yu) “社會(hui) 建設”的係統建設工程——一個(ge) 宏偉(wei) 的現代化建設藍圖，其中既有世界視野，又從(cong) 中國國情出發，既借鑒西方經驗，又蘊含著中國元素。本文僅(jin) 就“心理建設”，透視它與(yu) 傳(chuan) 統心學的淵源關(guan) 係，並從(cong) 中得到啟迪。

一

《心理建設》為(wei) 《建國方略》之首篇，文中闡述心理建設的重要性，其內(nei) 容折射出傳(chuan) 統心學的影響。“心為(wei) 本”論，是心理建設的理論基點，他提出“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於(yu) 心理”，呼籲：“國民！國民！當急起直追，萬(wan) 眾(zhong) 一心，先奠國基於(yu) 方寸之地，為(wei) 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又提出“夫心也者，萬(wan) 事之本源也”，“心之用大矣哉”，認為(wei) 世界的一切事與(yu) 物，皆本源於(yu) “心”，猶如陸九淵所說“萬(wan) 物森然於(yu) 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陸九淵集·語錄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陸九淵集·年譜》）。孫中山同心學家一樣，十分強調人的精神與(yu) 意識的重要作用，他認定“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有如陳獻章所說，“君子一心足以開萬(wan) 世”（《陳獻章集·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基於(yu) 此，孫中山認為(wei) 在民國初年，新國家的存亡取決(jue) 於(yu) 能否破“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yu) 迷津”。可以說，孫中山明顯地接受王陽明“剿心中賊”的說法。

孫中山認為(wei) ，宇宙由物質與(yu) 精神兩(liang) 大領域構成，並依據西方自然科學知識而提出。宇宙進化經曆“物質進化”“物種進化”與(yu) “人類進化”三個(ge) 時期，宇宙起源於(yu) 物質，精神是物質世界進化到一定階段上的產(chan) 物，是人所特有的。與(yu) 此同時，他強調精神的作用，認為(wei) “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在桂林對滇贛粵軍(jun) 的演說》），當他著眼於(yu) 社會(hui) 問題時更多地體(ti) 會(hui) 到思想、意識、觀念、信仰、思維方式等之重要。從(cong) 總體(ti) 上看，他融匯了西方的新理念，並在傳(chuan) 承心學中有所創新。

二

傳(chuan) 統心學，從(cong) 陸九淵到陳獻章、湛若水，再到王陽明，在學理上都非常注重“心”的地位與(yu) 作用，學術旨趣都是喚醒人的道德本性，而後達到維係道德綱常，以實現社會(hui) 長治久安。孫中山則提出，“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並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中，明確提出人類進化的規律是“互助”而不是“競爭(zheng) ”，視道德為(wei) 人類發展的動力，強調這一進化規則有別於(yu) 一般的動物。正是從(cong) 重德的立場出發，他闡述了人類與(yu) 動物之間的區別，傳(chuan) 承了心學的“人禽之辯”理念。他指出，宇宙發展進入人類階段後，“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yu) 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zheng) 為(wei) 原則，人類以互助為(wei) 原則”，這是說人類不同於(yu) 一般動物，人脫離了獸(shou) 性，生存在社會(hui) 之中，“互助”是人類進化的道德力量。他強調“社會(hui) 國家者，互助之體(ti) 也；道德仁義(yi) 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互助便是社會(hui) 上“先知先覺”“後知後覺”與(yu) “不知不覺”三種人，彼此的“相識”“相親(qin) ”和“相助”，在互助中求得社會(hui) 的和諧、安寧與(yu) 發展。

孫中山的互助論，體(ti) 現了傳(chuan) 統儒家，特別是心學的“人禽之辯”觀。孟子說，人與(yu) 禽獸(shou) 的區別，在於(yu) 是否有道德，“犬馬之與(yu) 我不同類也”（《孟子·告知上》），“人之所以異於(yu) 禽獸(shou) 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焦循在《孟子正義(yi) 》中注釋說：“飲食男女，人有此性，禽獸(shou) 亦有此性，未嚐異也。乃人之性善，禽獸(shou) 之性不善者；人能知義(yi) ，禽獸(shou) 不能知義(yi) 也。”王陽明說，“良知”是天理，是人的本心，“若違了天理，便與(yu) 禽獸(shou) 無異”（《王陽明全集·傳(chuan) 習(xi) 錄下》）。可以說，“人禽之辯”說，是互助論的理論出發點。同時也應該看到，孫中山在比較人類與(yu) 其他物種時，借助了西方近代的進化論、生物學、社會(hui) 學。他從(cong) 宇宙發展的必然性高度，來揭示“互助”為(wei) 人類進化原則，強調是否依循互助進化原則，關(guan) 係著人類社會(hui) 的“昌”與(yu) “亡”。由此足見，孫中山對心學的傳(chuan) 承，並非要回到古代，而是站在現代科學前沿，以新的時代精神，弘揚與(yu) 發展了中華優(you) 秀文化，這無疑為(wei) 後人提供典範。

三

“知難行易”說，是孫中山《建國方略·心理建設》中的重頭戲，文中對知行關(guan) 係的闡述，拉近了與(yu) 心學的距離，又展示出他對心學知行觀的創新。

孫中山在謀劃心理建設時，特別關(guan) 注人的認知方法，把變革傳(chuan) 統知行觀作為(wei) 心理建設的關(guan) 鍵。他審視民國初年黨(dang) 內(nei) 外出現的思潮時，發現“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傳(chuan) 統思維定式，“奪吾人之誌”，“迷億(yi) 兆人心”，成為(wei) “心理之大敵”，令人“痛心疾首”。於(yu) 是，提出，“我所信仰的是‘知難行易’”，“實則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乃為(wei) 真理”，主張以“知難行易”說替代“知易行難”說，試圖從(cong) 理論的深處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知行觀，是中國傳(chuan) 統儒家的認知論，也是明代心學的重要命題。《尚書(shu) ·說命中》提出：“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這一古老的格言，體(ti) 現著古代樸素的知行觀，並成為(wei) 中國人的思維定式。迄至宋代，思想家們(men) 對知行的關(guan) 注，不再停留在“難”與(yu) “易”的探討，不論是朱熹的“知行常相須”，湛若水的“體(ti) 認兼知行”，還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命題，都是主張知與(yu) 行相合一。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中，孫中山在檢討傳(chuan) 統的知行觀時，論及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既有肯定又有批評：一方麵，肯定“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wei) 善”，肯定“‘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wei) 不知。’其勉人為(wei) 善之心，誠為(wei) 良苦”；另一方麵，又指其仍然保留傳(chuan) 統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意，“與(yu) 真理背馳”，“不合於(yu) 實踐之科學”，指出陽明隻是說了“合知行於(yu) 一人之身”，而時至今日，“以科學愈明，則以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wei) 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zhuan) 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或許孫中山對王陽明的批評過於(yu) 苛嚴(yan) ，但是他站在科學昌盛時代的新高度，以科學時代的視角，去重新考量明代心學的“知行觀”，從(cong) 而創新傳(chuan) 統的學說，使之適應曆史發展的潮流，這無疑昭示著中華文化發展的大趨勢。

孫中山“知難行易”說，是融匯中西文化的思想碩果，突破了傳(chuan) 統的說法，不僅(jin) 把傳(chuan) 統“知”與(yu) “行”孰“難”孰“易”的位置顛倒過來，並在新時代的高度上，去闡發新學理，創新傳(chuan) 統的知行觀。其創新主要體(ti) 現在如下方麵：

其一，對“知”與(yu) “行”作了明確的界定，提出“知”即“真知識”，而且“必從(cong) 科學而來”，即認識事物的本質與(yu) 規律；“行”是指行為(wei) 、行動、做事、踐履，包括“生徒之習(xi) 練”“科學家之試驗”“探險家之探索”，以及“偉(wei) 人傑士之冒險”等，其定義(yi) 超越了傳(chuan) 統儒學對“行”的界定，已蘊含了“社會(hui) 實踐”的廣泛內(nei) 涵。

其二，在基本內(nei) 涵上，顛覆了“行”比“知”難的傳(chuan) 統觀念，力圖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傳(chuan) 統心理定勢。孫中山以十件大事來論證人們(men) 的本能和一般行為(wei) 是普遍的、基礎的、廣泛的，也是容易的，但要知道其中的道理、認識事情的本質，得到真知卻十分難，隻有近代的生物學、醫藥學、衛生學、物理學、化學、經濟學、文理之學等誕生後，人們(men) 才開始知道種種的道理。在孫中山看來，科學知識、革命理論，都來之不易，比起人的本能行為(wei) 或一般行為(wei) ，要難得多，故說“知難行易”。

其三，揭示了從(cong) “行”到“知”，是一個(ge) 艱苦的過程，一個(ge) 從(cong) 不知到知，從(cong) 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逐步積累而形成係統科學理論的過程。孫中山指出，“夫科學者，統係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cong) 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

其四，揭示了“知”較“行”具有更高的品格。指出“行”是基礎，“知”是指導，在知行關(guan) 係上提升了“知”；雖肯定“行”是基礎，但更強調“知”即理論，對“行”的指導作用，理論高於(yu) 實踐；“知”指導“行”，並使“行”更易，更有成效。他雖肯定“行”的基礎性與(yu) 普遍性，但他更強調“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cong) 事於(yu) 行”，指出在科學昌明時代，人們(men) 的活動，總是“從(cong) 知識而構成意像，從(cong) 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無論何事均能“指日可以樂(le) 成”。

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展示了人類新曆史階段的新思維方式。美國現代化研究著名學者英格爾斯，他曾把“尊重知識”“計劃現在與(yu) 未來”，作為(wei) 現代人的首要特征，認為(wei) 做事之前，是否先有計劃和打算，是現代人與(yu) 傳(chuan) 統人的區別所在；指出“沒有從(cong) 心理思想和行為(wei) 方式上實現由傳(chuan) 統人到現代人的轉變”，“那麽(me) ，這個(ge) 國家的現代化是徒有空名”（《人的現代化》）。應該說，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創立，順應了時代的發展，反映了在科學昌盛時代，科學、知識、主義(yi) 對人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yi) ，“知”具有更高的品格，因而告誡人們(men) ，在新的科學時代，人的心理與(yu) 行為(wei) 方式，必須隨著曆史的發展、科學的進步而進行變革。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