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並不如煙——寫(xie) 在占中運動兩(liang) 周年之際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香港《大公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廿九日甲寅

           耶穌2016年9月29日

轉眼間，占中已過兩(liang) 年。對於(yu) 這一香港社運史和民主史上的裏程碑事件而言，我們(men) 仍然需要時時回望和揣摩其來龍去脈和深遠影響。占中爆發時刻，筆者親(qin) 曆觀察，曾誠惶誠恐，如履薄冰，唯恐運動失序和過激而損害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大局，終結香港回歸以來的繁榮穩定秩序。彼時可謂香港最浪漫亦最危險之時刻。盡管運動和平退場，但筆者在《香港政改觀察》一書(shu) 中確信“香港政改未完待續”。一年前，占中一周年之際，筆者以“當占領已成往事”作為(wei) 反思文題，殷切期望中央與(yu) 香港反對派修複裂痕，從(cong) 占中對抗樣式後退至基本法秩序內(nei) 尋求普選和民主進步。筆者亦殷切期待香港民意可以充分理性化而在後占中期間以“票債(zhai) 票償(chang) ”方式果敢站出，為(wei) 自身整體(ti) 命運選擇一個(ge) 合法、穩健的未來。然而從(cong) 區選、新界東(dong) 補選直到立法會(hui) 大選，青年本土派在香港民意中的支持度和影響力不減反增，蔚然而成香港新政治版圖的強勢第三極。

占中的違法性因素得到繼承，非暴力因素遭到突破，體(ti) 製內(nei) 普選目標遭到擱置，而活躍、成熟及脫胎於(yu) 這一運動的青年本土派則日益以一種決(jue) 絕的未來主義(yi) 製憲建國衝(chong) 動逸出基本法軌道。兩(liang) 年之間，占中運動對香港法治、民意與(yu) 價(jia) 值觀的解構和反向建構效應日益發酵凸顯，成功扶正本土主義(yi) ，遠程支持港獨建國，係統完成泛民新老更替。更替者，並非人員與(yu) 綱領全換，而是青年本土派之理念與(yu) 行動具有優(you) 先性和強勢發展預期，存在漸然取代和誘導跟從(cong) 之勢。香港政治文化與(yu) 社會(hui) 運動急劇激進化，是占中負麵效應的潛伏後發作。香港雖未建國，國師陳雲(yun) 雖然敗選，但其“城邦論”影響深遠而成為(wei) 青年本土派的集體(ti) 無意識，建構出一個(ge) 想象中的城邦共同體(ti) ，但卻是一個(ge) 發燒和衝(chong) 動的城邦，而每一場社運對抗與(yu) 選戰又在象征意義(yi) 上被建構成一個(ge) 威權國家與(yu) 一個(ge) 自由城邦之間的政治戰爭(zheng) 。

在立會(hui) 選戰與(yu) 雷動計劃之後，占中倡議者戴耀廷撰文號召“功能組別是下一個(ge) 戰場”，是的，確實是下一個(ge) 戰場，選委會(hui) 選戰和特首選戰皆與(yu) 此有關(guan) ，雙普選也梗阻於(yu) 此。可是，功能代表製正是基本法建構的精英民主製的核心原理，對“一人一票”式的直選及其政製因素構成結構性製約和平衡，而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的內(nei) 在平衡係之甚深。在基本法憲製未係統重構以充分安頓“國家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之前，追求完全廢除功能組別及純粹直選製改革，不可能顧及國家政治安全感及央港憲製平衡。占中背後的“國際標準”式普選，是一種無視國家與(yu) 憲製前提及其核心關(guan) 切的獨立政治體(ti) 普選，超出了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的製度容量與(yu) 界限。即便今後重啟政改，如何在製度安排上兼顧平衡地方普選與(yu) 國家利益，仍是對博弈雙方的嚴(yan) 峻考驗。2015政改並非完全失敗，而是停在了“五部曲”之第三部，是一份未完成的政改答卷，未完待續。

我們(men) 盡管可以充分區分占中與(yu) 本土分離的種種差異，但人員、理念與(yu) 組織似乎還是那一撥，隻是戰略戰術在轉移升級，馬甲、口號和衝(chong) 鋒陷陣者有所重組。

法治損害是占中兩(liang) 周年主要後果之一。兩(liang) 年前，占中運動在悲憤、猜疑與(yu) 誤判中登場，在對抗、無望和動搖中退場。兩(liang) 年後，香港裁判法院在“占中判決(jue) ”中以公義(yi) 動機因素輕判，成就黃之峰、周永康、羅冠聰之青年民主派政治聲譽，變相承認其“公民抗命”之道德正當性，並淩駕於(yu) 香港法治權威性之上。法官以青年社運之民主與(yu) 公義(yi) 麵向而持同情理解之立場，比附美國民權運動的司法道德，但其未充分意識到香港憲製之地方性與(yu) 從(cong) 屬性，以及輕判模仿對本土分離之違憲取向的縱容效果。法官一方麵以公義(yi) 動機因素裁判，一方麵又選擇社會(hui) 服務令作刑，似有邏輯矛盾，因公民抗命成立則為(wei) 最大之社會(hui) 服務，難道需要普通之社會(hui) 服務令予以補充證成抑或證偽(wei) ？法官習(xi) 慣援引普通法先例作準，卻無視基本法秩序之整體(ti) 已陷入本土港獨運動的侵蝕與(yu) 衝(chong) 擊之中。兩(liang) 年以來，占中判決(jue) 對占中運動之道德正當性的肯認和形式違法性的輕忽，所傷(shang) 害的正是香港法治本身及占中派賴以生活的繁榮穩定的社會(hui) 秩序。司法輕判表明，某種司法道德及其法理學傳(chuan) 統得到了維護，而基本法秩序遭到了結構性破壞。

民意在香港社運變遷與(yu) 對抗升級中繼續分裂。在香港社運傳(chuan) 統中，占中是一個(ge) 分水嶺，前有合法遊行示威及反對派常規對抗，後有暴力激進行為(wei) 與(yu) 本土分離主義(yi) 。立會(hui) 選戰中，民眾(zhong) 是直接投票者，可是其政治心智、意誌及其表達並不自然和真實，受到媒體(ti) 、民調、雷動計劃、棄保策略等選戰技術的多重幹擾、塑造與(yu) 強製切換。選民與(yu) 代表之間的真實聯係與(yu) 相互理解，在製度和技術的重重操控下已然失真。很多人的投票可能受到隱秘利益交換的影響而失去自主判斷，而青年首投族則更多為(wei) 理想與(yu) 信念而投票，投的不是具體(ti) 個(ge) 人，而是某種對現狀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憧憬。反占中模仿占中而起，短暫奏效，長期不能維持，亦不可能阻卻本土分離主義(yi) 之崛起。民意是民主政治的最終依據和計量尺度，但民意本身具有無定形和不確定性。民意至上是現代唯意誌論政治哲學的結果，以盧梭理論為(wei) 精致體(ti) 係，以潘恩理論為(wei) 戰鬥號角，但卻缺乏審議品質與(yu) 對製度保守性的充分估計和尊重。民意在邏輯上的至上性導致了實踐政治的二律背反：一方麵，民意如聖女般受膜拜，一人一票是相互承認的絕對正當法則，是強者對弱者、精英對大眾(zhong) 的臣服禮；另一方麵，資本、政黨(dang) 、法律和政治慣例又在不斷“強奸”民意和“製造”民意，視其為(wei) 妓女。大眾(zhong) 民意具有民主的極致性，亦具有多數人暴政和少數人操縱的可能性。特朗普的民粹主義(yi) 威脅是民意與(yu) 民主皮肉分離的活劇。遺憾的是，全世界的精英政治都在大眾(zhong) 民主麵前不斷喪(sang) 失代表正當性，連老牌精英民主國家英國在脫歐公投中都難以幸免。選戰、傳(chuan) 媒與(yu) 當代民主理解習(xi) 慣，如柏克曾經批評的那樣，總是傾(qing) 向於(yu) 使精英代表的理性心智與(yu) 判斷力屈從(cong) 於(yu) 大眾(zhong) 審美和乖戾性情。占中以來的香港民意未能充分凝聚理性共識，而是在傳(chuan) 媒與(yu) 政黨(dang) 操作下更加對立和撕裂。香港民主化亦恐難以擺脫民粹化的傾(qing) 向、過程與(yu) 陣痛。

價(jia) 值觀的劇變與(yu) 核心價(jia) 值的解禁也是占中兩(liang) 周年以來的顯著變化。占中之前，盡管存在一定的遊行示威、議會(hui) 拉布與(yu) 街頭抗爭(zheng) ，但法治秩序井然而權威，社會(hui) 對於(yu) 暴力、港獨、本土主義(yi) 等偏狹與(yu) 偏激觀念及行動並不高看，置於(yu) 邊緣。可是占中打破了違法禁忌，旺角暴亂(luan) 打破了暴力禁忌。如今，法治權威實際上正在消解，本土派固然敬畏法官，但並不敬畏法律尤其是基本法。法官之司法立場與(yu) 人權法理學的局限，造成了社運人士對法官權威與(yu) 法律權威的分離性認知，其怪異後果可能是：香港司法獨立可能依然存在，但基本法權威逐漸消解，司法成為(wei) 社運激進化的道德牧師和製度保護神。今日香港之核心價(jia) 值，似有從(cong) 法治理性向鬥爭(zheng) 倫(lun) 理的轉向，“本土無罪，造反有理”可能成為(wei) 青年一代的座右銘。與(yu) 法治價(jia) 值屈從(cong) 社運取向相比，香港青年的成才觀與(yu) 奮鬥意識也在發生畸變，起身於(yu) 本土分離主義(yi) 的青年議會(hui) 新星及社運新領袖可能成為(wei) 青年世代的成功榜樣，而傳(chuan) 統的獅子山精神及合法的自我奮鬥倫(lun) 理可能屈居邊緣。再者，隨著本土主義(yi) 泛起，青年世代拒絕在國家的國際化進程中積極參與(yu) 和獲得成長，而是局促於(yu) 一方麵留戀舊式殖民主義(yi) 的國際身份，一方麵埋頭挖掘香港之“想象共同體(ti) ”的獨立自主的曆史與(yu) 曆史觀，而斷然將香港意識隔絕於(yu) 整體(ti) 中國的曆史和政治之外。對過去和鄉(xiang) 土的過度留戀造成了一種獨特的群體(ti) 悲情意識與(yu) 偏狹心結，從(cong) 而與(yu) 日益開放和國際化的國家成長背道而馳，也與(yu) 寬厚深沉的中國文明傳(chuan) 統及其政治生命形格勢禁。梁天琦的食品正義(yi) 與(yu) 朱凱迪的土地正義(yi) ，其深耕之處固然有本土情愫，卻與(yu) 法治及現代性存在很大張力甚至衝(chong) 突。鄉(xiang) 土性隻有放置於(yu) 妥切的國家憲製與(yu) 現代性框架內(nei) 才可獲得恰如其分的意義(yi) 與(yu) 生存，對此的盲視是占中以來香港本土派國際視野的結構性缺陷。

總之，占中兩(liang) 周年餘(yu) 波未了，新一屆立法會(hui) 即將履新，選委會(hui) 選戰與(yu) 特首選戰波詭雲(yun) 譎，香港內(nei) 部管治舉(ju) 步維艱，司法道德化與(yu) 政治化悄然自反，中央治港憂慮更趨嚴(yan) 重。這一場由占中帶來的文明代理戰與(yu) 精神博弈將進入新的一節。威權的國家不後退，發燒的城邦不退燒，占中的對抗延長線在香港的政治幾何學作業(ye) 上不斷延伸。何時雲(yun) 卷雲(yun) 舒，月明風清，還需要審慎觀察以期，真誠應對以求。

（發表時標題改為(wei) “法治、民意的惡化——占中兩(liang) 周年反思”，作者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liang) 製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博士，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會(hui) 員，《香港政改觀察》作者）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