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如何創“新儒學”

作者：朱漢明 (山東(dong) 省水利廳機關(guan) 黨(dang) 委)

來源：《大眾(zhong) 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十四日己亥

          耶穌2016年9月14日

一種學說的命運,取決(jue) 於(yu) 其品質契合社會(hui) 的程度。

西漢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武帝時期,經濟發展、社會(hui) 穩定、政治上空前統一。在此基礎上,漢武帝通過“天人三問”,董仲舒回以“天人三策”,從(cong) 思想上確立了儒家學說在中國曆史上的正統地位,並由此迎來了中國封建社會(hui) 史上第一個(ge) 文明——西漢文明。

漢武帝當時向天下士子提出了三大問題:

第一是關(guan) 於(yu) 政權更迭合理性的問題:“三代受命,其符安在?”意思是商取代夏、周取代商,王朝更迭,有什麽(me) 標誌?本質要解釋漢代秦的曆史合理性問題。

第二是關(guan) 於(yu) 自然和人性問題:“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壽或夭,或仁或鄙,習(xi) 聞其號,未燭厥理。”意即天象災變是由何引起的,人性的善惡、命運夭壽的原則是什麽(me) ?

第三是關(guan) 於(yu) 何謂幸福的問題:“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le) ,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意即何以做到政治清明,百姓和樂(le) ,天時正常五穀豐(feng) 登,使天下過上幸福的日子。

三大問題提出後,全國士子紛紛獻言。在眾(zhong) 多的大理論、大學問中,董仲舒“天人三策”得到漢武帝的賞識,促成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束了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麵,奠定了中國兩(liang) 千多年封建社會(hui) 的基本格局。

董仲舒的儒學,相對於(yu) 孔子創立的原始儒學來講,可以稱為(wei) 新儒學。他借助陰陽、五行等學說對原始儒學進行了鳳凰涅槃式的改造,建立了以儒家仁義(yi) 道德為(wei) 主的天人感應神學體(ti) 係。董仲舒以自然神論為(wei) 基礎的天人感應的思想,以君權神授的形式,向人們(men) 宣布了漢王朝當興(xing) 的神聖性,去掉了彌漫在漢朝人心中的非上古貴族取得天下的心結,論證了漢政權的合理性；“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樹立了“天”的權威,統一了天下信仰；倡導獨尊儒術和大一統的觀點,維護了劉氏皇帝為(wei) 核心的中央集權製；取法於(yu) 天、以行仁政、德治的“三綱”“五常”倫(lun) 理思想為(wei) 社會(hui) 治理指明了方向和目標。

縱觀董仲舒的新儒學,具有如下特點:

一是以儒學為(wei) 本,體(ti) 現了文化的繼承性。孔子創立的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優(you) 秀文化,盡管遭遇戰亂(luan) ,“焚書(shu) 坑儒”,到西漢時仍薪火相傳(chuan) ,一直根植在人民的心中。董仲舒本身就是靠治《春秋》而成名,《春秋》是孔子刪定的五經之一,體(ti) 現了孔子的原始儒家思想。但到西漢中期,建立在宗法製下的不言鬼神的原始儒家思想已經不適應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於(yu) 是,董仲舒開始用陰陽、五行等學說來論證儒家的仁義(yi) 道德、綱常名教,重新闡發儒家思想,完成了儒家思想的神學化。董仲舒的新儒學既繼承了先秦儒家思想,又開辟了儒學發展的新方向,上承孔子,下啟朱熹,成為(wei) 儒學發展史上關(guan) 鍵的人物,為(wei) 奠定中華民族的傳(chuan) 統精神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是以神學為(wei) 特色,體(ti) 現了文化的原創性。實事求是地說,陰陽、五行等學說思想,不是董仲舒獨創的,陰陽學說作為(wei) 一種方法論,五行學說作為(wei) 一種解釋論,在先秦時期就存在,都是各自獨立發展的。但是,充分糅合了先秦以來的各種思想,特別是陰陽、五行等學說思想,成功地改造了先秦儒家思想,建立了天人感應神學理論體(ti) 係,則是董仲舒的獨創。《漢書(shu) ·五行誌》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wei) 儒者宗。”董仲舒在繼承原始儒學的同時,具備了理論原創性的特點。

三是從(cong) 哲學的高度,展現了文化的係統性。先秦時期,儒家思想還僅(jin) 限於(yu) 社會(hui) 和倫(lun) 理領域,董仲舒在其理論中引入了“天”的概念,賦予了道德範疇,並把這種“天”的意誌貫穿一切,從(cong) 天、到地、到人、到社會(hui) 、再到萬(wan) 事萬(wan) 物,都要依“天意”而行,要做到天人合一,貫穿於(yu) 天地、自然、社會(hui) 和人事,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ti) 係,為(wei) 西漢王朝的統治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又結合實際,提出了許多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吏治等方麵的具體(ti) 措施和主張。

總之,董仲舒的新儒學做到了顧大體(ti) 、識大要,既做到了薪火相傳(chuan) 、代代守護,又與(yu) 時俱進、推陳出新。

漢武帝“天人三問”與(yu) 董仲舒“天人三策”,體(ti) 現了學術創新的兩(liang) 種重要品格。

首先,學術創新要堅持問題導向,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經過戰國幾百年的社會(hui) 動亂(luan) ,到秦帝國滅亡時,西周以來以“禮”為(wei) 核心的社會(hui) 製度土崩瓦解。通過農(nong) 民戰爭(zheng) 而躋身於(yu) 至尊之位的西漢劉氏政權,經過七十多年的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出現了經濟繁榮、政治一統的局麵。但基於(yu) 宗法製之下的傳(chuan) 統“禮”製已經不適應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社會(hui) 需要一套新的學說來解釋、維護中央集權大一統局麵。在這種背景下,漢武帝為(wei) 天下人提出了三個(ge) 問題,董仲舒的新儒學應運而生。這是曆史的需要,也是社會(hui) 的需要。因此,一切學術創新都要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

其次,一種學說的命運,取決(jue) 於(yu) 其品質契合社會(hui) 的程度。西漢開創的空前的大一統的政治局麵,秦及漢初就有不少學術流派為(wei) 其製造出新的學說體(ti) 係,但做得比較成功的隻有董仲舒。與(yu) 董仲舒同時代的淮南王劉安,是漢武帝的叔叔,曾組織賓客門人撰寫(xie) 了融合道、儒、陰陽、法等流派思想的《淮南鴻烈記》(即《淮南子》),試圖為(wei) 統一的漢王朝提供思想依據,但終究沒有被武帝所采納。董仲舒的新儒學,雖然增添了宗教神學的成分,從(cong) 唯物論的角度,似乎是一種倒退,但其學說適應了漢人對自然、對社會(hui) 、對人性的認識水平,為(wei) 當時的社會(hui) 所接受,最終成為(wei) 正統思想。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