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不僅(jin) 是一個(ge) 哲學家，他是中國的甘地

作者：艾愷（芝加哥大學）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十三日戊戌

           耶穌2016年9月13日

“我常常對人表示我不是一個(ge) 學者。我承認自己是一個(ge) 有思想的人，並且是本著自己思想而去實行、實踐的人。”

——《這個(ge) 世界會(hui) 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頁89。

“我不單純是思想家，我是一個(ge) 實踐者。我是一個(ge) 要拚命幹的人。我一生是拚命幹的。”

——梁漱溟在公眾(zhong) 場合的最後一次演說，於(yu) 中國文化書(shu) 院舉(ju) 辦的梁漱溟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hui) ，1987年11月。

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在曆史上以哲學家聞名，你要是問一位知識分子“梁漱溟是誰”，他八成會(hui) 答“一位哲學家”。但梁漱溟的生涯和他的意義(yi) 還可從(cong) 多方麵來解讀。譬如前年出版的梁漱溟傳(chuan) 記——由中山大學梅謙立教授所撰寫(xie) ——副標題即為(wei) “隱匿的佛教徒”，就是說梅教授主張梁漱溟不是儒家而是一位宗教哲學家。梅教授自身是一位法國耶穌會(hui) 的神父，他自己也可以算是宗教哲學家，自然可以理解他為(wei) 什麽(me) 這樣解讀梁先生。而在我撰寫(xie) 的梁漱溟評傳(chuan) 《最後的儒家》中，我強調梁先生主要是一位現代“儒家”複興(xing) 運動者。或者我們(men) 應稱他為(wei) 一位實行者，實踐者，社會(hui) 運動者。他本人似乎也如此自許。他終身致力於(yu) 中國和世界的“公益”。他就像孔子、王陽明，以救世思想為(wei) 主。

我認為(wei) 他以上三者都是。梁先生本來是一位佛教徒，而且對唯識宗、瑜伽宗的哲學有很大貢獻。同時也不能否認梁先生的主要方向是複興(xing) 中國文化與(yu) 儒學。我們(men) 也一定要承認他是“一輩子拚命幹的”實踐者、活動家。還不盡於(yu) 此，他在別的領域——如政治，甚至藝術方麵——也有成就。

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強調這第三個(ge) 梁漱溟：我要說他“骨子裏”是一位“運動者”。就是說，他與(yu) 甘地比較相近，而不是一位像德國的海德格爾或中國的熊十力那樣，專(zhuan) 門搞正式學術的單純的哲學家。

梁漱溟之父梁濟。

講這個(ge) 之前，我要提一下他和他父親(qin) 梁濟。

梁漱溟生長的環境頗不尋常。這樣說，不僅(jin) 因他出身的士大夫家族可以追溯到元代皇室，還因為(wei) 他父親(qin) 的生平與(yu) 性格。他的父親(qin) 梁濟著實繼承了數百年的家族傳(chuan) 統，考取功名並出仕任官。由於(yu) 梁濟對傳(chuan) 統“儒家”道德原則的極度執著，又對激進的改革活動非常投入，並未給他的仕途帶來利祿。在清朝末年，梁濟拒絕加入極度腐敗攀援的官場，而將精力放在愛國∕道德的社會(hui) 運動上，使他的家庭陷入寒酸士紳的生活。不過梁濟的書(shu) 法寫(xie) 得很好（其子梁漱溟亦然），就算靠他微薄的奉祿無法養(yang) 家活口，他還是能憑藉為(wei) 人寫(xie) 幅字什麽(me) 的，來貼補家用。

我在此需再度重申，梁漱溟根本上是一位“真正的”社會(hui) 運動者，道德嚴(yan) 整，堅持獨立思考，絕不妥協，恰如其父生平之所為(wei) 。梁漱溟日後著名的座右銘“獨立思考”與(yu) “表裏如一”，實為(wei) 其童年所受之熏陶。

梁濟激進的改革活動，確確實實是梁漱溟兩(liang) 句座右銘表現的極致。梁濟是一位不人雲(yun) 亦雲(yun) 的思想家，熱心奉獻的活動家，他從(cong) 事的活動致力於(yu) 發揚愛國精神與(yu) 公共道德。他辦過北京最早的白話報紙，曾將傳(chuan) 統京戲現代化，還創辦過培訓無業(ye) 者的學校……凡此種種不勝枚舉(ju) 。梁濟進行這些活動時，除了好友彭詒孫外別無搭檔，而彭後來被流放到新疆。總的來說，他常常獨排眾(zhong) 議，因為(wei) 他講求成效，注重解決(jue) 問題的辦法，務求在現實世界有所作為(wei) 。光說不練的學者與(yu) 文人被他斥為(wei) 無用之虛飾，沒效率的官員亦受他鄙視。梁濟基本上支持梁啟超提倡之政治體(ti) 製的改革，但他對梁啟超及其導師康有為(wei) 建構的理論則不甚讚賞。梁啟超的個(ge) 人品格才是他最欽佩的。

我雖不敢臆測梁濟之偏向於(yu) 事功，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其父親(qin) （其父梁承光曾任討伐撚亂(luan) 的軍(jun) 官），但我確信梁濟對其子梁漱溟影響很大。梁漱溟在學生時代就是有名的“拗相公”（王安石的外號，形容倔強、固執之人），很早就養(yang) 成了批駁俗見的本領，他心有定見的事情就算遭人批評也處之自若。這招來他的一位老師對他的評語：“好惡拂人之性”。跟他父親(qin) 一樣，梁漱溟對任何中國文學的瑰寶都相當不欣賞，“全不以為(wei) 然”。梁濟給他取的小名“肖吾”十分貼切。梁漱溟這種“拂人之性”，（在他的童年與(yu) 青少年時代）甚至還杠上了他們(men) 家對京劇的熱衷。他曾訕訕笑著對我說，正因他全家都是京劇迷，他學生時代為(wei) 了特立獨行所以抵製京劇。

另一項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特征是，他們(men) 對完美道德的堅持與(yu) 認真追求。梁濟畢生執著於(yu) 將自己涵養(yang) 成內(nei) 心至善、行為(wei) 端正的道德典範。他對自己的行止設下了極其嚴(yan) 格的標準。梁漱溟承襲了其父衣缽，為(wei) 此他的同學給他起了個(ge) 綽號叫做“傲”。

我強調梁漱溟克紹箕裘的精神，恰恰是因為(wei) 梁濟並沒有強迫他。梁濟在此亦表現出他不附從(cong) 於(yu) 人的天性，特意與(yu) 其子建立朋友般的、自然不拘束的關(guan) 係，鼓勵孩子們(men) 與(yu) 他自在談話，並主動問他們(men) 的意見。他刻意激勵孩子們(men) 發展不隨俗從(cong) 眾(zhong) 的獨立精神，教他們(men) 就算麵對父母反對也要稟持自己的意見。與(yu) 大多數“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父親(qin) 不同，梁濟不打罵虐待兒(er) 子，因此也就不是一個(ge) 可供反抗的高壓權威。是故梁漱溟不得不扮演批判、懲罰他自己的權威角色。

梁漱溟青年時代最戲劇性的一幕，是他聲言信仰佛教，決(jue) 定終身不婚。此刻又展現出梁濟不尋常的教子方式。當時梁漱溟的母親(qin) 臥病垂危，流著淚緊握他的手，企圖使他回心轉意。第二天，梁濟寫(xie) 了一張便箋，告訴梁漱溟說母親(qin) 的哀求是出於(yu) 病痛難愈與(yu) 欲抱孫子的私心，深怕他會(hui) 順從(cong) 母親(qin) 的哀求，成了過分“柔纖委靡”之人，若這樣則大非梁濟之所願。

誠然，1912到1915年間，梁氏父子也鬧過“意氣激昂”的爭(zheng) 辯，彼此大吼大叫，爭(zheng) 論西方文化的影響與(yu) 梁漱溟的佛教傾(qing) 向（這兩(liang) 樣梁濟都認為(wei) 有害無益），但梁濟從(cong) 未搬出他家長的地位。再說，既然梁濟往常總是鼓勵他兒(er) 子要堅持並實踐原則，他就不能公然命令梁漱溟服從(cong) 他。這對父子宛如照鏡子一般彼此對立。就是在這段期間梁濟下定決(jue) 心，他要自行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文化殉道。

這段時期梁漱溟的人格正在確立。當梁濟最終於(yu) 1918年自殺以殉中國文化，他兒(er) 子的人生格局與(yu) 人格也從(cong) 此堅定不移。梁濟並不認為(wei) 他的自殺隻是為(wei) 了展現君子願為(wei) 天下蒼生與(yu) 道德原則犧牲而已。進一步地，他還希望他的行動能激勵大家“說到做到”，或像美國俗諺說的“拿出實際行動來”（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要大家真正去實行原則，不要隻供奉在那裏。梁濟的一生不斷踐行這個(ge) 原則，他於(yu) 1918年底自殺實為(wei) 一曲終了的最後一聲高亢。對梁漱溟來說，就算沒有梁濟這最後的訓誨，他也早已堅定不移，終身孜孜矻矻地實踐他自己宣稱的道理，苟益於(yu) 天下蒼生則不惜犧牲自己。雖然父親(qin) 的殉道促使梁漱溟日後將傳(chuan) 統中國文化奉為(wei) 圭臬（這從(cong) 梁濟自殺的第二年就能看出端倪），但他的基本性格——他終身對行動主義(yi) 的愛好——早在此之前就已成形。梁漱溟日後思想上近於(yu) 王陽明與(yu) 泰州學派，他之受杜威（John Dewey）吸引，以及他終身奉行“表裏如一”的原則，皆源於(yu) 他自幼所受劍及履及的行動家之熏陶。

梁漱溟一輩子過著寒酸士紳的生活，這一點也很像他的父親(qin) 。他大部分成年後的生涯都住在臨(lin) 時的居所，或寄人籬下，或奔波於(yu) 旅途。他的生活極端樸素。他不隻不抽煙、不葷肉、不喝酒、不飲茶（他常常以熱水代茶），甚者，他曾對我說過，他對生活庶幾無所求。他唯一的娛樂(le) ，就是京戲，正如前文所述，這也是從(cong) 他父親(qin) 那兒(er) 承襲來的。他也曾多次告訴我，除此之外他另一項“嗜好”就是思想。可以說據我所知，和梁漱溟同時代的曆史人物，就連佛教高僧太虛，也沒有像他一樣過著如此苦行禁欲的生活。

梁漱溟常常被人忽略的另一點是，他的生涯幾乎串起了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至少直到1953年為(wei) 止，梁漱溟總是置身於(yu) 當時的政治、思想與(yu) 社會(hui) 的重要行動中。追索他的生涯就像看著一部二十世紀中國史一頁頁翻開似的。

1980年代，艾愷在北京拜訪梁漱溟並進行了訪談。

以下對梁漱溟人生的簡短回顧中，再再說明了以上這兩(liang) 點。

第一個(ge) 故事是關(guan) 於(yu) 梁漱溟的童年。當梁漱溟1899年開始上學時，他父親(qin) 身為(wei) 激進的改革者，送他進了北京最早提供西式教育的小學之一。數年後科舉(ju) 製度廢除，正如毛澤東(dong) 後來所說的，西式學校才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增加，但梁漱溟受西式教育比這早了好幾年。

接下來牽動大局影響深遠的事件是1900年的庚子拳亂(luan) 。北京首當其衝(chong) ，當義(yi) 和團大量湧入城區時，他們(men) 大肆破壞打殺任何與(yu) 洋人有關(guan) 的人事物，包括華人基督徒，最後攻擊了外國使館區。梁漱溟的學校也被義(yi) 和團看成是洋鬼子的東(dong) 西。擔心有性命之憂，梁家燒掉了梁漱溟的所有教科書(shu) 。

1905年抵製美貨運動是北京又一起重大事件，也是第一次並非出於(yu) 排外恐懼症，由群眾(zhong) 發起的現代民族主義(yi) 運動。梁漱溟當時僅(jin) 11歲，但他已深受其父的愛國活動影響，也走上街頭搜索店鋪，斥責販賣美國貨品的商家。

1905-1911年間，中國重要的智識與(yu) 社會(hui) 發展是西式學校的增加，以及中央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議員的選舉(ju) 。梁漱溟當時就讀精英階層的順天中學，也側(ce) 身於(yu) 這些活動之中。17歲的他（1910年）對政治改革已很投入，興(xing) 奮地參加新當選的國會(hui) 議員辦的每一場集會(hui) 。

翌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自然是石破天驚的事件。梁漱溟走上了他終身行動主義(yi) 的道路，加入了同盟會(hui) 並立即參與(yu) 了後來他稱之為(wei) “爆炸與(yu) 手槍的把戲”，開始偷偷運送武器與(yu) 爆裂物。這種行動主義(yi) 的做法冒著相當大的自我犧牲風險。當共和政府於(yu) 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梁漱溟立即南下從(cong) 事記者工作。這個(ge) 職業(ye) 使他得以一窺許多大小政黨(dang) 之間的暗盤交易，見識到政治生活如此汙穢的一麵令他感到發指。

至此，梁漱溟經曆了一場人生存在之危機，兩(liang) 度試圖自殺，自身完全浸信於(yu) 佛教，尤其是唯識宗佛學。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沒有任何行動的時期，但他這段經曆仍可視為(wei) 當時中國知識界一項主要進展的一部分——恰在此時，二十世紀初以唯識宗為(wei) 基礎的佛教複興(xing) 運動，成為(wei) 中國一股重要的智識潮流。

1916年，梁漱溟結束了避世的生活，在《東(dong) 方雜誌》發表了一篇著名的佛學論文，再度讓他連上了主流的曆史事件。這一波的主導者是蔡元培，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雖然梁漱溟從(cong) 未進過大學，蔡元培仍安排他進入中國這第一所真正現代化、卓越的大學任教。也因為(wei) 這篇論文，梁漱溟受到當時首屈一指的知識分子梁啟超的賞識。但梁漱溟並沒有立刻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因為(wei) 他當時正在（現實世界行動）擔任司法部長的私人秘書(shu) 。然而，1917年張勳複辟事件導致了共和政府的瓦解。

其後，梁漱溟赴北京大學任教，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學術工作，而是印製了宣傳(chuan) 手冊(ce) 分發給北大教員，號召知識界組織停止內(nei) 戰、統一中國的政治行動。這是梁漱溟首次致力於(yu) 避免毀滅性的內(nei) 戰，往後他也多次為(wei) 此付出努力。有意思的是，兩(liang) 位立場南轅北轍的北大教員同時稱讚了梁的這本手冊(ce) ，一位是鼓吹西化、批判中國文化的胡適，另一位則是可謂中國曆史上最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yi) 者辜鴻銘。往後梁漱溟的所作所為(wei) ，也屢屢獲得彼此對立的兩(liang) 個(ge) 極端陣營的嘉許。

人在北大，梁漱溟又再次置身曆史大事件發生的中央——曆經了“五四”運動，並且這場運動最終將激起反帝國主義(yi) 的群眾(zhong) 民族主義(yi) 、聲勢浩大的反傳(chuan) 統主義(yi) ，以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創建。梁在北大教員中的摯友李大釗，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早期為(wei) 黨(dang) 犧牲的偉(wei) 大烈士。（從(cong) 梁漱溟對我講述過的內(nei) 容聽來，他似乎直到晚年都還在琢磨李當初為(wei) 何沒有邀他加入共產(chan) 黨(dang) 。）梁漱溟在北大的日子固然無法充分發揮他“慣常的”行動主義(yi) ，但這段期間他成為(wei) 了全國知名的中國文化捍衛者，也開始與(yu) 胡適這位中國自由主義(yi) 的泰鬥，展開了漫長的智識上的對立。也是在這段時期，梁結識了毛澤東(dong) 以及日後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如李濟深與(yu) 陳銘樞。

1924年，梁漱溟離開學術界，一去不回。他人生所有事情的決(jue) 定都是這樣，因素很多，絕非出於(yu) 單一因素。對這件事，他向我解釋了兩(liang) 層意思，呼應了本文開頭那兩(liang) 段引文的主旨。第一，梁漱溟雖熱衷佛學，但覺得他在學術上並沒有資格任教於(yu) 大學。所以他向校長蔡元培推薦在支那內(nei) 學院受過佛學科班訓練的熊十力來接他的職位。（熊十力在學術上為(wei) 後來的新儒家奠定了基礎，傳(chuan) 承給他的學生牟宗三、唐君毅，及再後一代的杜維明）。第二，純學術的生涯讓梁漱溟行動主義(yi) 的“衝(chong) 動”無法充分施展於(yu) 現實世界。比如就在快離開北大之前，梁漱溟還曾前往山東(dong) 創建一所儒家式的曲阜大學（雖然這個(ge) 計劃後來夭折了）。

1925、1926年間，曆史行動的重心轉到了廣東(dong) 及北伐戰役，幾位與(yu) 梁漱溟相當親(qin) 近的學生也參與(yu) 其中。1927年，梁也南下廣東(dong) ，一直待到1928年中旬。雖然他多次拒絕在廣東(dong) 省政府任官，但在省政府主席李濟深的支持下，開展了農(nong) 村建設的初步工作，提出了具體(ti) 的方案與(yu) 步驟。這段期間梁漱溟在探索可行的方案，以期實現1921年他的第一本名著《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表達的內(nei) 容。我必須強調，他此時費盡心力尋求的並非建構新的理論，而是行動的方案。

到了1929年梁漱溟的探索即將完成，他加入了河南村治學院的行列，宣講他獨特的農(nong) 村建設和地方自治的計劃。1931年他赴山東(dong) 參加鄒平實驗縣政府與(yu)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的創建，去實現這些計劃。這段時間，他成為(wei) 全國性的農(nong) 村建設運動的主要理論家與(yu) 實踐者，直到1937年日本入侵山東(dong) 為(wei) 止。毋庸置疑的是，1927至1937年這十年間，梁漱溟全力投入“行動”，他持續到全國各地（乃至日本）拜訪各個(ge) 農(nong) 村建設的據點，組織年會(hui) 並招待外國來訪的農(nong) 村建設運動“夥(huo) 伴”。無可否認，這段時間他也撰寫(xie) 了許多文章與(yu) 專(zhuan) 著，從(cong) 未放棄他思想家的身份與(yu) 思考這一“嗜好”。但我可以說，他所有的文章本質上都不是學術性的，而是以實際行動為(wei) 導向，傳(chuan) 達了解決(jue) 實際問題的方案。

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zheng) 成為(wei) 中國史的主軸。1937到1946年間，梁漱溟先後致力於(yu) 將中國從(cong) 日本與(yu) 國共內(nei) 戰造成的災禍中解救出來。梁漱溟的第一個(ge) 行動是去勸告山東(dong) 省長韓複榘抵抗日本侵略。不過盡管梁在第一時間離開南京一路苦勸韓複榘，可他的行動失敗了，韓還是率軍(jun) 隊與(yu) 政府人員撤退，把山東(dong) 拱手讓給日本。梁漱溟無可奈何隻能隨鄒平實驗縣政府撤退，跟隨他撤出來的一個(ge) 武裝∕政治隊伍後來展開了廣泛的抗日遊擊作戰（但最後慘遭消滅）。

梁漱溟本人加入戰時國民政府，先後被任命為(wei) 國防參議會(hui) 參議員與(yu) 國民參政會(hui) 參政員。對日抗戰爆發後的頭幾個(ge) 月，他在鄒平、濟南與(yu) 南京之間來回奔走。身為(wei) 國防參議會(hui) 參議員，梁被派去視察河南與(yu) 陝西省的防務，此行也讓他的行動主義(yi) 觸及中國現代史的核心。1938年1月，他的視察之旅到達了延安，與(yu) 毛澤東(dong) 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私人會(hui) 談。雖說他們(men) 已經二十多年沒見過麵，但彼此顯然都在遠處關(guan) 注對方進行的事業(ye) 。正如我在別的著作中申論過的那樣，他們(men) 的會(hui) 談是毛澤東(dong) 日後形成中國式馬克思主義(yi) 的一個(ge) 重要因素。

1938年，梁漱溟（左）在延安和毛澤東(dong) 會(hui) 談。

梁漱溟訪問延安後的幾個(ge) 月中，穿梭於(yu) 華北與(yu) 華中的前線與(yu) 後方。他在徐州停留了一個(ge) 月，接受桂係將領李宗仁（後來成為(wei) 中華民國的總統）的諮詢。李宗仁當時正在準備對日徐州會(hui) 戰（當時外界認為(wei) 這將是一場決(jue) 定性的戰役）。與(yu) 此同時，梁漱溟繼續組織農(nong) 村建設運動者進行抗日遊擊戰，並正式建立他自己的政治派係“鄉(xiang) 建派”。李宗仁對日作戰贏得了台兒(er) 莊大捷，但後來不幸並不能逆轉局勢。梁漱溟本人則隨國民政府與(yu) 國民參政會(hui) 撤退到四川。身為(wei) 國民參政會(hui) 的一員，梁立即著手設計農(nong) 村抗戰（同時結合農(nong) 村改革）的行動計劃。

梁漱溟的另一項重要規劃，則是改革國民政府業(ye) 已腐敗的全國征兵體(ti) 係。在過程中，他創立了一個(ge) 正式的政治機構“兵役實施協進會(hui) ”。同時，梁漱溟也第一次提出一個(ge) 有係統的“儒家式民主”，被他稱之為(wei) “既非多黨(dang) 製，也非一黨(dang) 製”，能達成“一多相融”的和諧目標。他提出此議的主要目的是促成全國團結，為(wei) 此，往後十年間他亦毫不懈怠地進取奮鬥著。

上呈國民參政會(hui) 的計劃無一付諸行動令梁漱溟感到挫折。他1939年大多數的時間都遊走於(yu) 日本占領區的鄉(xiang) 間，在山東(dong) 待了數個(ge) 月，好幾次幾乎喪(sang) 命。他目睹了他農(nong) 村建設的武裝／政治隊伍毀於(yu) 日軍(jun) 之手，以及一些不堪的內(nei) 鬥。

這一年10月梁漱溟回到了四川，他的結論是，假如不解決(jue) 導致兩(liang) 敗俱傷(shang) 的重大政治分歧，抗日戰爭(zheng) 會(hui) 失敗，中國也會(hui) 四分五裂。政治問題隻有政治行動能解決(jue) ，因此他立即著手聯合民主派小黨(dang) 成一團體(ti) ，以期在衝(chong) 突的國、共兩(liang) 黨(dang) 之間成為(wei) 調停者。當“統一建國同誌會(hui) ”於(yu) 11月成立時，立即遭到蔣介石的反對，國民黨(dang) 的領導層也深表懷疑，但梁漱溟仍堅持將議案提交國民參政會(hui) ，以期讓此會(hui) 負責兩(liang) 大黨(dang) 之間的協調任務，但最終沒有結果。到了1940年底，梁漱溟深深感到唯有成立一個(ge) 獨立的民主政黨(dang) 才能救中國。

1941年1月爆發了新四軍(jun) 與(yu) 國民政府第40師之間的大規模戰鬥，促使梁漱溟公開宣告他的提案，並促成“中國民主政團大同盟”的成立。5月，梁漱溟離開重慶前往尚在英國庇護下的香港，建立了該同盟的機關(guan) 報《光明報》，也就是今日《光明日報》的前身。該報將獨裁製與(yu) 民主製的爭(zheng) 論端上台麵。梁漱溟持續出版該報，直到該年年底日本攻占香港為(wei) 止。梁漱溟再次九死一生地逃到了他的祖籍廣西，得以挪出時間寫(xie) 作並續弦再婚。可他並沒有將招牌的行動主義(yi) 放到一旁，婚後一個(ge) 月，他又開始協助創建“中國民主政團大同盟”的後繼政黨(dang) “中國民主同盟”。

日本於(yu) 1945年8月投降後，蔣介石與(yu) 毛澤東(dong) 在重慶展開會(hui) 談，並於(yu) 10月10日簽訂停止內(nei) 戰、建立聯合政府的協議。然而“雙十協定”於(yu) 該年11月即告破裂，梁漱溟前往重慶全力奔走協調直至1946年底為(wei) 止。這兩(liang) 年中，梁來往於(yu) 兩(liang) 大黨(dang) 之間，有時亦配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的調停工作，拚命想避免全麵內(nei) 戰。1946年底，國民政府不與(yu) 共產(chan) 黨(dang) 協商逕行召集國民代表大會(hui) ，至此任何調停的希望皆已破滅。梁漱溟痛心失望，辭去了“中國民主同盟”秘書(shu) 長職務，回到他在四川北碚建立的勉仁文學院。一個(ge) 月後馬歇爾亦心痛失望地返回美國。

1947到1949年間，梁漱溟暫時放下了他的行動主義(yi) ，埋頭寫(xie) 作、出版了他的倒數第二本書(shu) 《中國文化要義(yi) 》。不過另一方麵，他仍致力於(yu) 實現他的教育理想。然而，毛澤東(dong) 並不讓他自外於(yu) 曆史的主流，力邀他回到北京，希望他能加入新成立的中國政府，但是梁拒絕了。

1950到1953年9月，梁漱溟又再度置身曆史漩渦的中心。毛澤東(dong) 與(yu) 他繼續了他們(men) 在延安的討論，不過這次是在毛的行政中樞中南海。梁漱溟在1950到1951年繼續他的行動主義(yi) ，不過這次是出於(yu) 毛澤東(dong) 的授意，他被派遣去全國各地視察土地改革。這的確使梁漱溟又成為(wei) 行動的急先鋒，但他終身對“實踐重於(yu) 理論”的強調，以及“表裏如一”的堅定信念，使他這次幾乎從(cong) 一開始就不斷提出批評，發生了很多戲劇性的故事。對梁漱溟來說，這段經曆不過是他表裏如一、獨立思考的典型表現，這戲劇化的高潮堪稱梁漱溟行動家生涯之總結。

將梁漱溟的一生如是觀之，就不難理解當他在1987年最後出現在公眾(zhong) 麵前時，縱然剛剛出版了他的最後一本書(shu) 《人心與(yu) 人生》，他仍興(xing) 致勃勃地聲稱：“我是一個(ge) 要拚命幹的人，我一生是拚命幹的。”

環顧二十世紀的新儒家，似乎隻有梁漱溟將其思想與(yu) 人生、理論與(yu) 實踐毫無罅隙地結合在了一起。這個(ge) 引人入勝的特點從(cong) 幼至老貫穿了他的人生。在這點上梁漱溟“儒家”的良心與(yu) 責任感起了關(guan) 鍵作用，即儒家知識分子必須扮演的道德領袖與(yu) 楷模的角色（而與(yu) 他個(ge) 人對佛學的熱衷幾無所涉）。雖說他的許多行動也可以看成是基於(yu) 某些“儒家思想”或優(you) 良公民的現代觀念，但我的解讀並不僅(jin) 止於(yu) 此。

梁漱溟從(cong) 12歲起就成為(wei) 政治與(yu) 社會(hui) 活動家展開許許多多的行動，在我來看，他似乎有意識地要成為(wei) 中國特有的“道德貴族”之一員，也就是成為(wei) 背負整個(ge) 社會(hui) 乃至全天下之責任的“君子”。梁漱溟曾被形容成各式各樣的“XX主義(yi) 者”，我則認為(wei) 他主要是一位“儒家主義(yi) 者”（Confucianist）——雖然如前文所述，近來又有人聲稱他骨子裏是佛教徒。梁漱溟接受儒家的稱號，並在私下維持著他對佛教的信仰，他也自認為(wei) 是一位馬克思主義(yi) 者，還極為(wei) 欣賞道教，亦很尊敬基督教。也就是說，他絕不是一位排他主義(yi) 者。

不過，倘若我們(men) 都同意他的性格與(yu) 生平的核心是行動主義(yi) ，那麽(me) 還是應該說，他行動主義(yi) 的原則依然是儒勝於(yu) 佛。而我還敢預測：即使再過一百年，他的曆史形象仍會(hui) 是一個(ge) 有思想的活動家，一個(ge) 中國的甘地，而不僅(jin) 是一個(ge) 哲學家。

［本文為(wei) 芝加哥大學漢學家艾愷（Guy Alitto）近日在孔子研究院發表的演講《行動的儒家——梁漱溟》，澎湃新聞獲作者授權刊發。］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