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清代漢學分派的困境

作者：羅檢秋

來源：《江海學刊》2016年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初八甲午

           耶穌2016年9月8日

作者簡介：羅檢秋，1962年生，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內(nei) 容提要：近代一些學者多從(cong) 師承或地域來梳理清代漢學，遂有吳派、皖派、揚州學派、常州學派等說法。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者對漢學分派多所討論，見仁見智，而至今難有共識。清代學者雖有時提到師承關(guan) 係，士人交遊也呈現一定地域性，但這些因素並不必然導致學術成派。清代漢學家注重實證研究，追求實事求是，學派觀念遠不如宋明理學家明顯。分派陷入困境的根源之一是師承脈絡錯綜難辨，二是人們(men) 過重學術的地域性。加之，有的“學派”附入了差異較大者，導致概念籠統失當，而對其學術本身、學術認同注意不夠。超越漢學分派，從(cong) 更為(wei) 具體(ti) 的家學傳(chuan) 衍來梳理漢學脈絡，不失為(wei) 走出困境、深化研究的有益途徑。

關(guan) 鍵詞：漢學分派/師承/學術地域性/學術反思

標題注釋：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8～19世紀學術家族之研究”(項目號：12BZS049)的階段性成果。

清代漢學名家輩出，頭緒紛繁。後來研究者依據各種脈絡進行分派，如吳派、皖派、揚州學派、常州學派等。然而，關(guan) 於(yu) 清代漢學分派，學術界至今聚訟紛紜，難有共識，可謂陷入困境而難以自拔。對此進行分析、反思，進而另辟蹊徑，轉換視野，或許於(yu) 清代學術史研究不無裨益。

分派的困境

在傳(chuan) 統中國，地緣、書(shu) 院、師承和家學成為(wei) 學術傳(chuan) 衍的不同途徑，而其意義(yi) 不盡相同。清末以來，一些學者依據師承或地域來梳理漢學脈絡，試圖將其分列幾派。1902年，29歲的梁啟超雲(yun) ：“一曰吳派，一曰皖派。吳派開山祖曰惠定宇……皖派開山祖曰戴東(dong) 原。”①稍後，章太炎進而指出：清儒“其成學著係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惠棟弟子有江聲、餘(yu) 蕭客。戴震受學於(yu) 江永，“其鄉(xiang) 裏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淩廷堪、三胡”。“震又教於(yu) 京師。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皆從(cong) 問業(ye) 。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俞樾、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②自此，清代漢學遂有吳、皖二派說。1907年，劉師培勾勒近儒學術係統雲(yun) ：東(dong) 吳惠棟“承父祖之業(ye) ，始確宗漢詁，所學以掇拾為(wei) 主，扶植微學，篤信而不疑”；徽歙之地，戴震“曲證旁通，以小學為(wei) 基，以典章為(wei) 輔，而曆數、音韻、水地之學，鹹實事求是，以求其源”。③他們(men) 評論清儒，好談派別，而基本不出吳、皖二派思路。

民國以後，隨著梁、章等人的學術影響擴大，漢學分派流播漸廣，但分派一開始就捉襟見肘。民初支偉(wei) 成撰《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采納章太炎從(cong) 前的做法，將多數揚州學者歸入皖派，而將汪中父子、李惇、劉台拱、朱彬歸入吳派。因他對一些人的歸屬猶疑不定，特再征詢意見。而此時章氏認為(wei) ，“寶應劉台拱、朱彬二家，皆兼宋學意味，而朱之《禮記》尤甚。即皖派大師江、戴二公亦然。江本兼談宋學，戴氏《孟子字義(yi) 疏證》力與(yu) 宋學相攻，而說經實兼采宋學”。於(yu) 是，支偉(wei) 成依據學者對宋學的態度，將劉台拱、朱彬二家轉歸皖派，汪中、李惇仍屬吳派。然而，汪中之子汪喜孫說：“先君精研《三禮》，遊歙，主汪梧鳳家，得見戴君未刻之書(shu) ，私淑戴君緒論，所學益進。”④顯然，汪氏禮學與(yu) 遊學皖南密切相關(guan) 。支傳(chuan) 成也對劉、朱二家因兼采漢、宋便列為(wei) 皖派的做法心存疑慮，因為(wei) 兼采漢、宋者遠不止此。他對陳壽祺父子、張惠言、劉文淇、俞正燮等人究竟屬於(yu) 吳派還是皖派，均猶豫不決(jue) 。因章太炎的建議，才勉強將其列入吳派或皖派。⑤支偉(wei) 成注意到揚州學者的獨立性，認為(wei) 王念孫、段玉裁、任大椿、淩廷堪還是皖派，阮元以後始有揚州學派。其後，張舜徽修正此說，係統地研究“揚州學派”，將分屬吳、皖的汪中，高郵王氏、任大椿以及焦循、阮元等單列為(wei) “揚州學派”，認為(wei) 清代學術以“吳學最專(zhuan) ，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20世紀40年代，他給學生講“中國近百年學術史”時，“著重闡述揚州學派”⑥。其後，分派新見迭出，討論不斷。近年有論者將其綜述為(wei) ：吳、皖二派說，吳、皖、揚三派說，吳、皖、揚、浙四派說，惠(棟)、戴(震)、錢(大昕)三派說。⑦一些論著還有常州學派、粵派等說法，甚至如《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那樣，除吳、皖之外，又從(cong) 地域上分出常州派今文經學家、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經學家、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家等流派。從(cong) 清末至今，漢學分派的討論曆時百年之久，卻始終缺少共識。

至20世紀90年代，已有學者對漢學分派提出質疑，認為(wei) 從(cong) 惠學到戴學是一個(ge) 曆史過程，不宜以吳、皖二派來概括乾嘉漢學。因為(wei) 惠、戴前後的許多經學家如顧棟高、陳祖範、吳鼎、梁錫璵等，史學家全祖望、邵晉涵、錢大昕、章學誠，揚州名儒汪中等人皆不在惠、戴二學範圍之內(nei) 。同時除吳、皖二地之外，江浙的常州、無錫、嘉定、揚州、鎮江、紹興(xing) 、餘(yu) 姚、寧波、杭州等地均是文人淵藪，學者如雲(yun) 。⑧有的提出，所謂吳派好古博聞，重考核，唯漢是好；皖派善裁斷，重義(yi) 理，實事求是，但劃為(wei) 吳派的錢大昕並不嗜古，且與(yu) 戴震互相推重。皖派也有好古者，如金榜專(zhuan) 宗鄭玄，戴震不讀漢以後書(shu) 。戴震的弟子段、王、孔廣森均非皖人，且段、王不傳(chuan) 戴氏義(yi) 理之學，對宋學的態度也不相同。即使在吳派、皖派內(nei) 部，學者之間也多差異⑨；有的論者質疑錢大昕為(wei) 吳派說。⑩這些見解均有價(jia) 值，但還可補充論述，而且當深入挖掘其學術根源。21世紀初年，仍有學者提醒論者：“考據學是否存在著皖派、吳派之分……都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11)但迄今為(wei) 止，深入探討該問題的論述仍然罕見，而分析漢學分派陷入困境的專(zhuan) 論更是闕如。

錯綜難辨的師承

人們(men) 最初把漢學分為(wei) 吳、皖兩(liang) 派，主要基於(yu) 師承關(guan) 係。然而，清代師承關(guan) 係複雜多途，有授業(ye) 師、受知師、座師等等，還有私淑弟子，他們(men) 對學術傳(chuan) 承的意義(yi) 不一。錢大昕曾雲(yun) ：“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xiang) 會(hui) 試之師，曰投拜之師。”尤其是“投拜之師”，“外雅而內(nei) 俗，名公而實私”。沒有傳(chuan) 道解惑，質疑問難，“今日得誌而明日背其師矣”。(12)這反映了清代師承關(guan) 係的複雜性，較之漢代經學的師承已經不同。

被人們(men) 看做吳、皖宗師的惠、戴二人也曾有師弟之誼，在漢學群體(ti) 中具有典型意義(yi) 。戴震早年並尊漢、宋，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揚州盧見曾幕中謁見惠棟後轉尊漢學。故錢穆認為(wei) ：“東(dong) 原論學之尊漢實有聞於(yu) 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13)尊崇漢學是乾嘉漢學家的基本取向，盡管具體(ti) 觀點因人而異。至於(yu) 貶抑宋學，則其情形千差萬(wan) 別。除了尊漢之外，惠、戴治學方法基本一致。惠棟說：“經之義(yi) 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yi) 。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14)戴震認同其由古訓而通經義(yi) 的方法：“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yi) 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義(yi) 理非它，存乎典章製度者也。鬆崖先生之為(wei) 經也，欲學者事於(yu) 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製度，由是推求理義(yi) ，確有據依。”(15)惠棟的《周易述》、戴震的《孟子字義(yi) 疏證》均是由訓詁以明道的名作。

然而，這是乾嘉學者的共同追求，從(cong) 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惠棟以來，漢學家莫不強調讀書(shu) 必先識字，重視文字訓詁之學，故學術方法尚不足以定惠、戴之同。應該說，有師弟之誼且學術方法相同的惠、戴之所以被後人分門別派，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學術、思想的差異。惠氏弟子王鳴盛曾“間與(yu) 東(dong) 原從(cong) 容語：‘子之學於(yu) 定宇何如？’東(dong) 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嘻!東(dong) 原雖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無是者也”(16)。在王鳴盛看來，所謂求古、求是之分，隻是戴震學術爭(zheng) 勝的自我標榜。戴震不讀漢以後書(shu) ，也隱含以古為(wei) 是的價(jia) 值取向。然而，參與(yu) 編纂《四庫全書(shu) 》的戴震影響廣泛，後來《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采其說，謂惠棟“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yu) 泥古”(17)。王引之、焦循也都接受此說。(18)其實，王鳴盛的說法也不無道理，而真正區分惠、戴二學的依據是其思想歧異和學術觀點。惠棟對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辨不以為(wei) 然，戴震則進而疏證《孟子》等書(shu) ，全麵批判理學，自建思想體(ti) 係。惠、戴二人的學術定位為(wei) 認識漢學脈絡提供了參考。

乾嘉學者不乏類似關(guan) 係，其學術方法之同和思想歧異決(jue) 不亞(ya) 於(yu) 惠、戴二人，看起來師承密切的吳、皖學者也是如此。惠棟的親(qin) 炙弟子有江聲、餘(yu) 蕭客，其他掛名弟子、再傳(chuan) 弟子，或者問學請益者，與(yu) 惠氏學術差異尚多。比如，錢大昕早年像戴震一樣向惠棟問學，但其史學重心與(yu) 惠氏經學迥然不同，兩(liang) 者義(yi) 理之學更不可同日而語。嘉道年間的錢泳說：錢著“精深純粹，貫綜百家，是合惠、戴兩(liang) 家之學而集為(wei) 大成者也”(19)。章太炎也說：“吳派之起，蓋以宋學既不足尚，而力攻宋學，如毛奇齡輩，其謬戾又甚焉。故純取漢學，不敢出入，所以廓清蕪障也。至錢大昕出，實與(yu) 三惠異趣。”故主張將錢大昕列入“大師傳(chuan) ”。(20)又如，武進張惠言曾向吳、皖學者問學，被人列為(wei) “皖派”或“吳派”，其實也是左右為(wei) 難。至於(yu) 被列入“吳派”的汪中，其治學領域之博、學術思想之新簡直與(yu) “吳派”形同天壤。那麽(me) ，惠棟與(yu) 江聲、餘(yu) 蕭客等幾人是否堪稱一派？江聲雖是惠氏傳(chuan) 人，但其後人的學派色彩日趨淡薄。江聲之孫江沅幼承家學，擅長小學，著《說文釋例》2卷。段玉裁晚年僑(qiao) 居蘇州時，江沅出入其門數十年，為(wei) 其高足。段著《六書(shu) 音均表》，江沅則以段書(shu) 第二表為(wei) 綱，成《說文解字音均表》17卷。故學術上既有“吳派”遺傳(chuan) ，又攝入“皖派”血統。江沅還從(cong) 理學人物彭紹升遊，師其辭章之學。如此，江沅究竟屬於(yu) 哪派，恐怕已很難判別了。

按一般說法，“皖派”結胎於(yu) 歙縣富商汪梧鳳的不疏園。江永、戴震早年居處僻陋，為(wei) 鄉(xiang) 俗所怪。汪梧鳳於(yu) 二人“獨禮而置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shu) ，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xi) 講貫其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ye) 成散去”(21)。列名江永門下的汪梧鳳、戴震、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被稱為(wei) “江門七子”，得切磋之益，但其學術重心、傾(qing) 向並不一致。江永尊朱子，撰《近思錄集注》等書(shu) ，戴震則在習(xi) 聞宋學後，轉而抨擊宋學。他們(men) “業(ye) 成散去”之後，學術關(guan) 聯更顯疏遠。後來安徽學政朱筠幕也取代不疏園而成為(wei) 皖南學術中心。換言之，不疏園正如朱均、畢沅等幕一樣，隻是學者臨(lin) 時聚結之所，謀生與(yu) 問學兼而有之，甚至如汪中、章學誠那樣學術思想勢如水火者。

戴震弟子主要有王念孫、段玉裁。至於(yu) 孔廣森，與(yu) 戴氏姻婭而執弟子禮，任大椿與(yu) 戴震同任館職，卻非弟子。而段、王於(yu) 戴氏學術也是既有傳(chuan) 承，又有變異。他們(men) 發展了戴氏文字訓詁之學，而摒棄其義(yi) 理之學。從(cong) 思想線索上看，段、王與(yu) 戴震之差異，決(jue) 不亞(ya) 於(yu) 戴震與(yu) 惠棟之間。乾隆十九年(1754)戴震入京時，新科進士錢大昕已在京師小有名氣。戴震拜訪了錢大昕，談學竟日。錢大昕歎服戴震學問精博，次日告知正在編《五禮通考》的尚書(shu) 秦蕙田。於(yu) 是，秦、錢親(qin) 訪戴震，且稱譽其學。接著，戴震館於(yu) 秦家，又課尚書(shu) 王安國之子王念孫，從(cong) 此海內(nei) 知名。(22)可見，戴震早年學術源出多途，除江永、惠棟之外，還有秦蕙田、錢大昕。而王念孫早年除與(yu) 賈田祖、李惇等一起講求古學外，也與(yu) 劉台拱、陳昌齊、陳鱣等切磋文字音韻之學，其意義(yi) 不亞(ya) 於(yu) 師從(cong) 戴震一年。

關(guan) 於(yu) 清代學者的師承關(guan) 係，張舜徽認為(wei) ：“清代學者，有些人有師承，有傳(chuan) 授；而更多的人，全由自學成才，無師自通，談不上有什麽(me) 淵源。這是和宋明學術界特別是理學諸儒的學風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由於(yu) 同在一個(ge) 地區，彼此影響，自然形成一種學術風尚，這倒是客觀存在，至為(wei) 顯著。”(23)在他看來，清代漢學家治學以實事求是為(wei) 宗，不像漢、宋儒家那樣授受謹嚴(yan) ，其師承脈絡不足以成派，而地域性因素更有意義(yi) 。

地域性陷阱

揚州學派、浙東(dong) 學派之說主要是從(cong) 地域因素而論，因為(wei) 這些學者之間缺少師承。揚州學派最初隻是高郵王氏、寶應劉氏及汪中等同郡學者群，自學術史家張舜徽表彰之後，遂與(yu) 吳、皖鼎立。然而，被納入該派學者越多，其間學術差異則愈益明顯。從(cong) 學術源頭上看，賈田祖、李惇、汪中等人崇尚顧炎武的經學研究，排斥宋學，猶如汪中自稱：“中少日問學，實私淑顧寧人處士。”(24)汪中推重高郵王氏、寶應劉氏、朱氏及好友賈田祖、李惇，但對同郡任大椿、顧九苞等人貶斥甚嚴(yan) 。寶應劉台拱、朱彬等人交好汪中，卻傳(chuan) 承理學，調融漢、宋，與(yu) 汪中及賈田祖、李惇等人的學術傾(qing) 向不同。

任大椿的兩(liang) 名高足，一為(wei) 汪廷珍，江蘇山陽人；一為(wei) 胡長齡，江蘇通州人(今南通)。距揚州雖不算太遠，但與(yu) 揚州經學幾乎無關(guan) 。任大椿的《深衣釋例》《釋繒》等著作，對孫星衍、洪亮吉、惲敬、許宗彥、張澍、劉寶楠、汪士鐸、成蓉鏡等人的研究都不無啟發(25)，而其中僅(jin) 劉、成是揚州人。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將王念孫、王引之、任大椿附於(yu) 戴震之後，其他人則列為(wei) 揚州學者，其實也表明了揚州學者的不同脈絡。正如汪中撰李惇墓誌所雲(yun) ：“是時古學大興(xing) ……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為(wei) 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劉台拱繼之。並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xi) ，不相依附。”(26)顯示了學術差異和獨立性。

嘉道年間，賈田祖、李惇、汪中、任大椿、顧九苞等均已辭世，揚州學者主要有王引之、阮元、焦循、顧鳳毛、江藩、劉寶楠、淩曙、劉文淇、黃承吉、汪喜孫等人。王念孫、朱彬雖然健在，卻以耄耋之年閉門家居，與(yu) 晚輩學者交往不多。此時揚州漢學家多傳(chuan) 承家學，如王、焦、顧、劉、汪等。其中，阮元作為(wei) 封疆大吏和漢學護法，影響巨大。而焦循則以學問和人緣(阮元的族姐夫)而成為(wei) 揚州學術中堅。然而，他們(men) 與(yu) 前輩漢學家的學術重心與(yu) 學術認同差異明顯。前期以高郵王氏為(wei) 代表，側(ce) 重於(yu) 音韻文字之學，後期的阮元、焦循等人側(ce) 重考釋名物典製以及重釋孔、孟義(yi) 理。他們(men) 對清代學統的認同也與(yu) 汪中等人大相徑庭。與(yu) 汪中等人推尊顧炎武不同，阮元表彰毛奇齡對清代漢學的開創之功：“國朝經學盛興(xing) ，檢討首出於(yu) 東(dong) 林、蕺山空文講學之餘(yu) ，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當是時，充宗起於(yu) 浙東(dong) ，朏明起於(yu) 浙西，寧人、百詩起於(yu) 江淮之間。檢討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書(shu) 、授徒之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則不可。”(27)汪、阮等人建立的清代漢學譜係明顯不同，其學術何以成一派？

焦循既吸取惠棟、錢大昕之學，又闡發戴震思想。乾嘉之際，朱筠、章學誠等人對戴氏義(yi) 理均不謂然，而焦循認為(wei) ，戴氏義(yi) 理是“自得之義(yi) 理”，非宋儒《西銘》、《太極》所謂義(yi) 理，戴氏所著之書(shu) “惟《孟子字義(yi) 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為(wei) 精善”(28)。焦循思想上繼承、認同於(yu) 戴震，究竟是“吳派”“皖派”，還是“揚派”？恐怕真是左右為(wei) 難。注重漢學脈絡的江藩15歲師從(cong) 餘(yu) 蕭客。三年後，餘(yu) 蕭客死。江聲“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cong) 艮庭受惠氏《易》”。就此而言，江藩師承“吳派”。江藩大約20歲時，又與(yu) 前輩學者汪中定交。汪中勸其治《九章算術》，並以梅文鼎的曆算之書(shu) 相贈，而江藩“自以知誌位布策，皆容甫之教也”。江藩交好的揚州學者還有李惇、阮元。(29)此外，江藩少時還師從(cong) 出入儒、佛的長洲諸生薛起鳳、吳縣諸生江縉，自雲(yun) ：“藩從(cong) (薛)先生受句讀，方十二齡，即論以涵養(yang) 工夫。”(30)可見，江藩學源廣泛，很難以“吳派”或“揚州學派”來概括。

嘉道年間，除了阮元、焦循、江藩因為(wei) 姻親(qin) 或幕主關(guan) 係外，其他揚州學者間的交流已大不如前輩。汪喜孫得知阮元主編的《儒林傳(chuan) 稿》最初沒有汪中，想將汪中由《文苑傳(chuan) 》轉入《儒林傳(chuan) 》。他不得不請王念孫向阮元說情：“倘蒙致書(shu) 阮公，屬其改入《儒林》，庶幾先君身後之名，自執事一言論定，可以信今，可以傳(chuan) 後，先君亦且含笑九泉矣!”(31)在王氏斡旋下，汪中改入《儒林》。但阮元所擬傳(chuan) 稿不足百字：“汪中，字容甫，江都拔貢生。好古博學，長於(yu) 經誼，於(yu) 詩、古文、書(shu) 翰，無所不工。著《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並見《述學內(nei) 外篇》。”(32)這顯然不足以反映汪中的學術和生平，且多不準確。不過，隨著道光年間汪喜孫刊刻其父遺著和闡揚家學，汪中的學術地位得到提升，阮元後來也譽其為(wei) “通儒之學”。“通儒之學”也是阮元的學術追求。他提倡並踐履調和漢宋，與(yu) 賈田祖、李惇、汪中等前輩力排宋學形成反差。

與(yu) 此同時，阮元對今文經學相當推重。他不僅(jin) 為(wei) 孔廣森的《春秋公羊經傳(chuan) 通義(yi) 》作序，而且《儒林傳(chuan) 稿》的《孔廣森傳(chuan) 》長達四千多字，比一般人物傳(chuan) 稿多出數倍。阮元與(yu) 常州莊氏交往密切，且多學術認同。在山東(dong) 學政任上，他結識了知縣莊述祖，稱其“學有本原，雅博精審”。後來，劉逢祿、宋翔鳳至京師，都曾館於(yu) 阮家。道光初年，莊存與(yu) 的《味經齋遺書(shu) 》刊行時，阮元作序，對其經學評價(jia) 甚高。(33)阮元總督兩(liang) 廣時，立學海堂，取名於(yu) 漢何休學，“有學海之譽”。他在此以尊崇今文經學教士，編纂《皇清經解》，將莊存與(yu) 、劉逢祿、宋翔鳳等人的著作收入。而汪喜孫請求收入汪中的《春秋述義(yi) 》時，阮元答以《經解》將來還有續編，“隻好續編，恐未能羼入前卷耳”(34)。所謂續編再收，其實是婉言謝絕了。

另一方麵，因汪喜孫交好劉逢祿，汪中之學頗得劉氏好評。劉逢祿少時讀汪中之書(shu) ，認為(wei) “其學綜周、秦、兩(liang) 漢，而深通其條貫。其文兼漢、魏、六朝，下止中唐，而不苟為(wei) 。炳炳麟麟，淵淵乎文有其質，儒家之雋才也……蓋先生說經之書(shu) ，多在惠定宇、戴東(dong) 原、段懋堂、邵二雲(yun) 諸先生著述未行之前，而默與(yu) 之合者，多手削之。餘(yu) 為(wei) 《春秋》之學，往往有如此者，知後人立說之難也”(35)。汪中的義(yi) 理之學和經世意識引起了劉逢祿共鳴。汪、阮、劉之間的學術評價(jia) 說明，同鄉(xiang) 之間的學術認同並無明顯優(you) 勢。揚州學者之間多無師承，而其學術認同又如此多元，那麽(me) 以地域而名“揚州學派”確實值得重新考慮。

清代浙江學術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章學誠的《文史通義(yi) 》有“浙東(dong) 學術”一篇，謂浙東(dong) 之學與(yu) 浙西不同，浙西出於(yu) 顧炎武，浙東(dong) 出於(yu) 黃宗羲，源於(yu) 劉宗周，“開萬(wan) 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yu) 朱者也”。他強調“浙東(dong) 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yu) 史，此其所以卓也”(36)。1902年，梁啟超論清代學術雲(yun) ：“浙東(dong) 學派……其源出於(yu) 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雲(yun) 、全謝山、章實齋。”(37)這是近代“浙東(dong) 學派”說之濫觴。何炳鬆等人推衍其說，將浙東(dong) 史學追溯至南宋程頤及傳(chuan) 衍程學的“永嘉、金華兩(liang) 派之史學”(38)。他們(men) 所謂“浙東(dong) 學派”僅(jin) 就史學而言，錢穆也說浙東(dong) 學派貢獻最大者一是黃宗羲、全祖望的學術史、人物史，二是章學誠的方誌學，“此為(wei) 曆史中之方域史或社會(hui) 史”(39)。

然而，即使從(cong) 史學而言，“浙東(dong) 學派”一開始就遭遇了尷尬。支偉(wei) 成曾擬將史學家分為(wei) “浙派”和“別派”。章太炎認為(wei) ，這種做法“尚非允愜”，主張區分“作史”與(yu) “考史”。清代浙江多“作史家”，而“考史家”很少。“作史家”需具才、學、識三長，於(yu) 是，他們(men) 將杭世駿、厲鶚列為(wei) “考史家”，而鄞縣萬(wan) 氏、邵晉涵、章學誠、馬驌、全祖望、謝啟昆及錢儀(yi) 吉、錢泰吉等均視為(wei) “作史家”。(40)章太炎闡揚浙江學者“作史”之長，但全祖望認為(wei) ，“近來文士，大半是不知而作，如邵念魯為(wei) 是集，其意甚欲表彰先儒，發揚忠孝，其意甚美。然而讀書(shu) 甚少，以學究固陋之胸，率爾下筆，一往謬誤”(41)。乾隆年間，邵廷采經其族孫邵晉涵及其好友章學誠表彰之後，頗得學者讚譽。不過，全祖望的譏評並非沒有根據。在清代前中期，浙江學者承黃、萬(wan) 之緒，作史發揚民族大義(yi) ，對史料的選擇、史實的考證確有粗疏之處。全祖望的評論反映出浙江學者的學術路徑和自我認同仍有顯著差異。

正因此，民國以來，不少學者對浙東(dong) 學派提出了質疑。20世紀中期，金毓黻指出，章學誠論“浙東(dong) 學術”多“似是而非之論”。“浙東(dong) 學派起於(yu) 宋，時有永嘉學派、金華學派之稱”，而清代黃宗羲的史學與(yu) 之“絕少因緣”。黃氏學術導源於(yu) 王陽明，萬(wan) 斯同、全祖望傳(chuan) 其學，而章學誠、邵晉涵治學“自致通達”，與(yu) 黃、萬(wan) 等人沒有因緣。“謂為(wei) 壤地相接，聞風興(xing) 起則可，謂具有家法互相傳(chuan) 授則不可。”他不承認清代有所謂浙東(dong) 學派之說，故其史學史“以專(zhuan) 門名家為(wei) 斷”，“弗取學派之說”(42)。其後，海內(nei) 外學者倪文孫(David S.Nivision)、錢穆、何佑森、餘(yu) 英時等人從(cong) 不同側(ce) 麵對“浙東(dong) 學派”提出質疑，可謂視野廣闊，證據豐(feng) 富。(43)餘(yu) 英時剖析了章學誠誇張浙東(dong) 學術的心理因素，一方麵是因其“寂寞以至‘孤憤’”，另一方麵是抬出黃宗羲與(yu) 戴震的學術來源與(yu) 顧炎武抗衡，“南宋有朱、陸，清初有顧、黃，這樣才能襯托出乾隆時的戴、章並峙”(44)。這種分析顯然不無道理。

然而，章太炎已將浙東(dong) 學派從(cong) 史學推衍到經學，從(cong) 清前中期延伸至清末，提出：“自明末有浙東(dong) 之學，萬(wan) 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yu) 姚黃宗羲，稱說《禮經》，雜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其後餘(yu) 姚邵晉涵、鄞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會(hui) 稽章學誠為(wei) 《文史》、《校讎》諸通義(yi) ……定海黃式三傳(chuan) 浙東(dong) 學，始與(yu) 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shu) 通故》，三代製度大定。唯浙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雲(yun) 。”(45)於(yu) 是，浙派漢學儼(yan) 然初具規模。顯然，章氏此說更難以立足。除了黃、萬(wan) 、邵、章等人外，具有獨立性的浙江學者也不少。比如，全祖望好搜集、整理曆史文獻，修訂、增補黃宗羲的《宋元學案》，負氣忤俗，與(yu) 其他浙東(dong) 學者立異。地域上屬於(yu) 浙西的德清胡渭，專(zhuan) 精經義(yi) ，著《禹貢指歸》《易圖明辨》等書(shu) ，晚年得康熙帝賜“耆年篤學”四字，實為(wei) 清代漢學的開創者之一。乾隆年間，杭州盧文招發展家學，成為(wei) 校勘名家。而臨(lin) 海洪頤煊、洪震煊治學兼及經、子、史、地，也顯示了學術獨立性，不能納入章氏的學術譜係。

晚清浙江出現了擅長禮學的黃式三、黃以周父子，以及漢學名家俞樾、孫詒讓、章太炎等，有論者推衍章氏之說，視為(wei) 浙派漢學。那麽(me) ，晚清黃、俞、孫、章是否能獨成一派？首先考察他們(men) 對浙東(dong) 學派和清前中期浙江學術的認同程度。張舜徽的《清儒學記》將定海黃式三、黃以周父子列為(wei) “浙東(dong) 學派的後勁”，另作“孫詒讓學記”。他注意到黃、孫之間的學術差異，但將黃氏列為(wei) “浙東(dong) 學派”的做法則未必妥當。黃氏兼治經、史，而學術中心是《禮》學，注重闡發戴震的思想，與(yu) 偏重史學的浙東(dong) 風氣顯然不同。黃式三匯通漢、宋，繼戴震之後評釋儒家爭(zheng) 論不休的“氣”“理”“性”觀念。在他看來，戴震發揚了程、朱真意，不像元、明諸儒對宋學任意張揚。黃式三也對淩廷堪、阮元等人會(hui) 通訓詁與(yu) 義(yi) 理的學術路向相當推崇，與(yu) 章學誠不同。黃以周曾在浙江書(shu) 局與(yu) 俞樾共事，晚年任江陰南菁書(shu) 院山長，與(yu) 俞樾的學術影響相埒，但二人交往不多，學思不同。比如，關(guan) 於(yu) 清代學者聚訟紛紜的服製，黃式山主張嫂叔無服。黃以周也認為(wei) ，“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昆弟之子與(yu) 眾(zhong) 子同服，昆弟之子婦宜與(yu) 庶婦同服”，即為(wei) 小功，唐朝定為(wei) 大功則非。俞樾認為(wei) ，“昆弟之子婦服世、叔父母以大功，世、叔父母宜亦報之以大功”。而黃以周“以庶婦小功例之，非旁尊、報服之義(yi) 也”(46)。俞、黃的服製主張實則反映了倫(lun) 理觀念的差異。黃以周的著名弟子如唐文治、曹元弼、曹元忠、陳玉樹等人分治儒家各經，影響多在江蘇，與(yu) 偏重史學者不同。或許正因為(wei) 如此，章太炎、支偉(wei) 成將定海黃氏列為(wei) “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家”，而將俞樾、孫詒讓列入“皖派經學家”。因為(wei) 俞、孫服膺高郵王氏，尤其是俞樾的《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均為(wei) 模仿王氏而作。此時，“揚州學派”說尚未流行，後來論者將高郵王氏作為(wei) “揚州學派”的中堅。準此而論，俞、孫又當列入揚州學派了，真可謂進退兩(liang) 難。

再則，晚清學術關(guan) 聯較多的俞樾、孫詒讓、章太炎是否可以單獨成派？孫、章之間學術上互相推重，但俞、章學術和思想差異甚大。章太炎在詁經精舍師從(cong) 俞樾，業(ye) 師還有譚獻、高學治，也師從(cong) 過黃以周、孫詒讓。俞樾對於(yu) 太炎關(guan) 注現實和排滿大不謂然，曰：“曲園無是弟子!”逐之門牆之外。太炎也作《謝本師》一文。當時太炎聲望尚低，既棄於(yu) 師，乃謁孫詒讓(仲容)請學，一談即合，居孫家半年。“仲容曰：他日為(wei) 兩(liang) 浙經師之望，發中國音韻、訓詁之微，讓子出一頭地，有敢因汝本師而摧子者，我必盡力衛子。”當時太炎著文署名“荀漾”者，即孫詒讓也。以荀子亦名“孫子”，詒讓二字反切為(wei) “漾”，仲容與(yu) 太炎來往書(shu) 劄皆用此姓名。(47)

浙紳胡道南、童學琦於(yu) 1897年7月籌辦《經世報》時，章太炎頗為(wei) 支持，並和參與(yu) 其事的宋恕、陳虯等人商議創立興(xing) 浙會(hui) 。宋恕回信雲(yun) ：“執事欲振浙學，與(yu) 恕蓋有同情。然非開學會(hui) 不可，非請曲園師領袖其事不可……倘蒙師允，即將《章程》登報，立總會(hui) 於(yu) 此館，漸立支會(hui) 於(yu) 各府縣城，期於(yu) 大昌梨洲之學、德清之道，方能為(wei) 浙人吐氣。”(48)但宋恕要由俞樾領銜、大昌德清之道的主張未獲章氏支持。此事曲折過程可見俞、章之間的學術差異和疏離。俞樾在詁經精舍的另一高足是吳興(xing) 人崔適，在民國後轉崇今文經學，著《春秋複始》，“證明《穀梁》也是古文；又撰《史記探源》，說《史記》是今文學，其所以雜有古文說，全是劉歆的羼亂(luan) ，於(yu) 是今文學更由經典而推及於(yu) 史籍”(49)。崔適在民初執教北大，成為(wei) 疑古思潮的淵藪，與(yu) 太炎之學大異其趣。同一師承、同一地域的弟子，學術上竟如此涇渭分明，各執一端。

與(yu) 俞樾同邑的戴望出身書(shu) 香門第，其外祖父為(wei) 浙江名儒周中孚。周氏好讀書(shu) ，於(yu) 經學側(ce) 重古文，為(wei) 諸生時識宋翔鳳。戴望之父戴福廉為(wei) 俞樾的表兄，但戴望4歲喪(sang) 父，家道衰落，受俞樾學術影響甚微。戴望最初致力於(yu) 考據、辭章之學，鹹豐(feng) 初年在蘇州師從(cong) 陳奐，又從(cong) 宋翔鳳習(xi) 《公羊春秋》。戴望當時致力於(yu) 《左傳(chuan) 》，不信劉、宋之學。鹹豐(feng) 十年(1860)，宋翔鳳卒後，戴望避難山中，於(yu) 劉逢祿之書(shu) “徐徐取讀之，一旦發寤，於(yu) 先生及宋先生書(shu) 若有神誥”(50)。戴望轉崇劉、宋今文經學的“神誥”，根源於(yu) 鹹豐(feng) 初年的磨難經曆，故著意於(yu) 公羊家三統、三世說蘊含的撥亂(luan) 反正、致太平思想。劉逢祿曾著《論語述何》，宋翔鳳也著《論語發微》，均以公羊學闡釋《論語》。戴望“博稽眾(zhong) 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為(wei) 欲求素王之業(ye) ，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51)。遂推衍劉、宋之緒，以《公羊》義(yi) 例釋《論語》，闡釋“齊學所遺，邵公所傳(chuan) ”，成《論語注》20卷。他事實上認同魏源等今文家的通經致用，曾致朋友書(shu) 雲(yun) ：“征諸古訓，求之微言，貫經術、政事、文章於(yu) 一，則救世弊而維聖道者將在於(yu) 此。”(52)戴望又治先秦諸子和清初顏李之學，而壯年時期的學術重心是公羊學和《論語》，與(yu) 俞樾、孫詒讓、章太炎等人偏重古文經學者顯然不同。俞樾讀了戴望的《論語注》後，“頗不以為(wei) 然”，並表示“仆說經務求平易，故與(yu) 足下此論不合，希更審之”(53)。然而，戴望並沒有因俞樾的異議而改變學術觀點和路徑。

晚清浙江漢學群體(ti) 中的類似差異不一而足。總之，某地學術盛況是一回事，是否成派則是另一回事。如果以地域而名學派，則其主要成員除籍貫相同之外，還當師承有緒，旨趣相合，而且學術領域、學術風格基本一致。準諸此，則清代揚州學派、浙江學派之說確實應予重新考慮，避免一葉障目。

不恰當的“附入”

嘉道以降，漢學在江南之外迅速擴散和發展，一些地區出現了漢學名家，如湖南(魏源、鄒漢勳、王闓運、王先謙、皮錫瑞、葉德輝等)、嶺南(林伯桐、陳澧、侯康、康有為(wei) 等)、福建(陳壽祺、陳喬(qiao) 樅父子、林春溥、林昌彝等)、貴州(鄭珍、莫友芝等)、四川(廖平、胡從(cong) 簡等)轉治漢學，成就引人注目。他們(men) 曾與(yu) “吳派”“皖派”“揚州學派”“常州學派”學者交遊或師從(cong) ，但學術上、思想上仍具有鮮明的獨立性。然而，一些論著仍將他們(men) 附入其中，故多有鑿枘不合。

常州今文學派既同地域，又多師承，而且均偏重今文經學，基於(yu) 考據學而講求微言大義(yi) ，具有學派規模，但有些說法仍當辨析。後人謂常州學派有廣義(yi) 、狹義(yi) 之分。廣義(yi) 者如劉師培雲(yun) ：“常州之學，複別成宗派。自孫星衍、洪亮吉……說經篤信漢說，近於(yu) 惠棟、王鳴盛。”張惠言“久遊徽歙，主金榜家，故兼言禮製……惟說《易》，則同惠棟”。莊存與(yu) “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義(yi) ”，莊綬甲傳(chuan) 之，劉逢祿、宋翔鳳均治《公羊》，“而常州學派以成”(54)。如此囿於(yu) 地域，將孫星衍、洪亮吉、張惠言等學思不同者納入常州學派，其實也有不妥。因為(wei) 這些常州學者，或治經，或治史，或治文學，學術重心各不相同。而治經學者，或近於(yu) 惠棟，或學於(yu) 金榜，或言今文，或兼今古文，旨趣不同。僅(jin) 僅(jin) 因為(wei) 地望便納入同一學派，顯然過於(yu) 籠統。

狹義(yi) 的常州學派僅(jin) 指今文經學。它起源於(yu) 莊存與(yu) ，曆經數代，以莊氏家族(包括姻親(qin) 成員)為(wei) 核心。其今文經學重心和治學風格基本一致，脈絡清晰，自然可視為(wei) 同一學派。但問題是，如果將莊氏今文經學稱為(wei) 常州學派，則掩蓋了常州其他學術群體(ti) 。再則，一些論著將龔自珍、魏源附於(yu) 常州今文學派，但常州今文經學以莊氏為(wei) 核心，家族之外的師承，均不及家學特征明顯。在龔、魏之前，常州今文經學基本上是家學傳(chuan) 衍。龔、魏習(xi) 聞莊氏今文經學後，融合其他學術資源，今文經學因之出現了飛躍性發展。故章太炎認為(wei) ，龔自珍“不可純稱‘今文’”，魏源“不得附常州，如說《詩》多出三家之外”，王闓運“亦非常州學派”。(55)龔、魏代表了清代今文經學的新階段，與(yu) 常州今文學派差異甚大，章太炎此說很有道理。嘉道以降的今文經學實已超越常州，比如孔廣森、陳立、淩曙、柳興(xing) 恩、陳壽祺、陳喬(qiao) 樅父子等都為(wei) 今文經學家，顯然不屬於(yu) 常州學派。因此，所謂常州今文學派，實質上隻是莊氏之學，也不必因交遊或學術相似性而將龔、魏等人附入其中。

閩縣陳壽祺早年心向宋儒，專(zhuan) 心科舉(ju) ，因接受座師阮元的建議，轉治漢學。他推崇段玉裁“與(yu) 錢竹汀詹事、王懷祖河使、程易疇孝廉數君子”(56)。陳壽祺著有《五經異義(yi) 疏證》《尚書(shu) 大傳(chuan) 定本》等書(shu) ，章太炎認為(wei) “左海父子，學本近吳，列吳派下為(wei) 得”(57)。支偉(wei) 成遂將陳壽祺、陳喬(qiao) 樅父子列入“吳派”。然而，陳氏雖像惠棟、王鳴盛等人一樣精研《尚書(shu) 》，而推崇《今文尚書(shu) 》的傾(qing) 向與(yu) “吳派”偏重《古文尚書(shu) 》形成了強烈反差。在陳壽祺看來，“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銷灰滅，萬(wan) 古長夜”。且伏生之學，“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58)。陳壽祺還撰文專(zhuan) 駁沈彤的“唐虞不步五星說”，認為(wei) 沈氏不當以“《虞書(shu) 》中星不兼及五星，遂謂五星之名商以後始見”(59)。顯然，陳壽祺的《尚書(shu) 》學與(yu) “吳派”大相徑庭。

在推重今文經的同時，陳壽祺主張兼采漢、宋，其複翁方綱書(shu) 雲(yun) ：“薄宋後之書(shu) ，輒並其善者而不旁涉，又豈通儒之見哉？”(60)陳氏晚年致力於(yu) 重興(xing) 福建理學。嘉慶二十年(1815)，他與(yu) 郡守及泉州紳士捐俸修葺清源書(shu) 院，“祀朱子及諸儒”。道光年間，他主鰲峰書(shu) 院長達11年，訂立“學規”，以“尊德性”教士；還積極整理鄉(xiang) 邦文獻，闡揚黃道周的理學。他代督、撫作奏折，主張將劉宗周、黃道周從(cong) 祀孔廟：“蓋宗周以誠意為(wei) 主，而歸功於(yu) 慎獨，能闡王守仁之緒言，而救其流弊；道周以致知為(wei) 宗，而止宿於(yu) 至善，確守朱熹之道脈，而獨溯宗傳(chuan) 。”(61)其學術主張與(yu) “吳派”迥然不同，將其附入“吳派”顯然是不合適的。

類似魏源、陳壽祺的情形，在清代漢學的邊緣地區不一而足。即使同地學者，隨便附入某派也可能陷入尷尬。績溪胡氏在學術脈絡上與(yu) 戴震及不疏園學者涇渭分明，沒有師承關(guan) 係，但往往因地域因素而被列入“皖派”。又如俞正燮，支偉(wei) 成覺得“俞理初學問典博，辨論精切，貫串經史百家，不易分派”，列為(wei) “諸子學家”或“皖派”都有些勉強。章太炎認為(wei) ，俞氏“學問甚博，而不能自名其家；其在皖派，又與(yu) 先哲不同；入於(yu) ‘諸子學家’亦有未安……既無朋類匯集，隻有附入皖派，稍似妥帖”(62)。“皖派”附入這些學思獨立者，顯得非常勉強。

乾嘉學者的認識

清代士人注重學有本源，往往提到自己或他人的師承；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士人交遊也呈現一定地域性，但這些因素並不必然導致學術成派。清代漢學家的學派觀念遠不如宋明理學家明顯。理學家自建思想體(ti) 係，衍成濂、洛、關(guan) 、閩之學，其後學注重宗傳(chuan) ，固守壁壘。清代漢學家置重實證研究，追求實事求是，廣征博采，故學派觀念相對淡薄。立足於(yu) 漢學的《四庫全書(shu) 總目》雲(yun) ：“漢、唐儒家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名人為(wei) 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囂然助之。朋黨(dang) 一分，千秋吳越，漸流漸遠，並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chuan) ，而仇隙相尋，操戈不已，名為(wei) 爭(zheng) 是非，實則爭(zheng) 勝負也。”(63)清代漢學家自己不好分派，嘉道學者也很少以學派來勾勒漢學譜係。乾隆六十年(1795)，焦循曾致函孫星衍，批評學者以考據相標榜。他讚賞漢代經師“各傳(chuan) 其經，即各名其學”的做法，認為(wei) “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yu) 歙，段若膺名於(yu) 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yu) 高郵，錢竹汀叔侄名於(yu) 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shu) 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wei) ”(64)。焦循反對稱清代經學為(wei) “考據學”，列舉(ju) 了數十漢學家“自名一學”的格局，顯露出以家名學的傾(qing) 向。至嘉慶二十三年(1818)，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在廣州刻成，此時乾嘉漢學已經如日中天，傳(chuan) 衍脈絡已經清晰了。然而，該書(shu) 雖重漢學脈絡，卻沒有明確分派，隻是分8卷簡述40多位漢學家的生平、學術成就及特色。

嘉慶年間，阮元任國史館總纂三年，主持編纂《儒林傳(chuan) 稿》，並於(yu) 嘉慶十七年八月出任漕運總督前完稿。傳(chuan) 稿包括44篇正傳(chuan) ，55篇附傳(chuan) ，兼采漢、宋，而重心在於(yu) 漢學家。全書(shu) 梳理學術脈絡，但沒有分門別派。阮元認為(wei) ：清儒“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yi) ，釋詁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yu) 《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yu) 孟、虞《易說》，亦專(zhuan) 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dang) 閥，束身踐行，闇然自修”(65)。他強調清代士人“不立門戶，不相黨(dang) 閥”，又重視世代相傳(chuan) 的“專(zhuan) 家孤學”。事實上，《儒林傳(chuan) 稿》的正傳(chuan) 與(yu) 附傳(chuan) 多敘家學傳(chuan) 衍，如《惠周惕傳(chuan) 》附列惠士奇、惠棟、江聲等傳(chuan) 。《戴震傳(chuan) 》附有淩廷堪傳(chuan) ，並無“皖派”蹤影。書(shu) 中敘述涉及皖南的學術關(guan) 聯，卻沒有視為(wei) 同一派別。當然，嚴(yan) 斥漢學的方東(dong) 樹提到了“揚州學派”。他攻擊汪中“欲廢‘四子書(shu) ’之名”，《墨子》研究是“顛倒邪見”，“後來揚州學派著書(shu) ，皆祖此論”(66)。方東(dong) 樹以此譏貶揚州學者，而當時健在的阮元、江藩等人，並不以“揚州學派”自居。儀(yi) 征劉師培以及認同揚州漢學的俞樾、孫詒讓、章太炎等人，在談及清學流派時，則沒有接受“揚州學派”的概念。

在清末社會(hui) 變革中，政治對壘與(yu) 學術紛爭(zheng) 交織於(yu) 一。無論是章太炎、劉師培等古文經學家，還是康有為(wei) 、梁啟超等今文經學者，無不重視政治上、學術上的黨(dang) 派性。在彰顯派係的思維習(xi) 慣中，他們(men) 偏重對清代學術分派，建立漢學譜係。後人不察，紛紛落入分派的窠臼而難以自拔。然而，梁啟超、劉師培並沒有堅信漢學分派。清末劉師培雖講漢學分派，卻開宗明義(yi) ：“昔周季諸子，源遠流分，然成守一師之言，以自成其學。漢儒說經，最崇家法；宋明講學，必稱先師。近儒治學，亦多專(zhuan) 門名家，惟授受謹嚴(yan) ，間遜漢、宋。”(67)他認為(wei) 清代漢學的師承授受不如漢、宋人謹嚴(yan) 。至民國年間，梁啟超對早年的分派也不那麽(me) 自信了。作於(yu) 1920年的《清代學術概論》既將乾嘉考證學分派、歸類，又說“其實清儒最惡門戶，不喜以師弟相標榜。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更無派別可言也”(68)。四年之後，他一方麵說乾嘉漢學有吳派、皖派。此外，尚有揚州一派，有浙東(dong) 一派。另一方麵指出：“以上所舉(ju) 派別，不過從(cong) 個(ge) 人學風上以地域略事區分，其實各派共同之點甚多。許多著名學者，也不能說他們(men) 專(zhuan) 屬哪一派。”(69)梁啟超的認識無疑具有典型意義(yi) 。

目前有關(guan) 清代漢學的每一分派均遭到質疑。可以說，這是一個(ge) 難有定論的命題，即使不是誤區，其負麵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直到19世紀中期，清代士人多以某氏之學概述漢學脈絡，如吳縣惠氏、高郵王氏、常州莊氏等，未見後來那樣的分派。既然如此，何不換位思考，超越分派，從(cong) 更豐(feng) 富、更具體(ti) 的家學脈絡來梳理清代漢學，使之更切近實際？

從(cong) 家學看漢學脈絡

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館被看做漢學興(xing) 盛的標誌，但此前出現了一批崇尚經學、推崇漢學的著名學者，如惠棟、江永、戴震、錢大昕、沈彤等人。他們(men) 並非朝廷命官，與(yu) 官學關(guan) 係不大。清代學術的繁榮與(yu) 其說見諸官方學術事件，毋寧說體(ti) 現在眾(zhong) 多家學的繁衍。

究其主因是，在學問日趨精深，而傳(chuan) 授途徑仍然狹窄的時代，其家世業(ye) 具備一些常人缺少的有利條件。清代考史家趙翼曾經指出：“古人習(xi) 一業(ye) ，則累世相傳(chuan) ，數十百年不墜。蓋良冶之子必學為(wei) 裘，良弓之子必學為(wei) 箕，所謂世業(ye) 也。工藝且然，況於(yu) 學士大夫之術業(ye) 乎!”(70)嘉道年間的錢泰吉也認為(wei) ：“大抵為(wei) 學必有師承，而家學之濡染為(wei) 尤易成就。”(71)民國年間的胡蘊玉說：“國朝學術可稱極盛，餘(yu) 姚黃氏、鄞縣萬(wan) 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其父子兄弟類能著書(shu) 成一家言。家學之盛，超軼前古。當時宣歙間盛稱胡氏。”(72)作為(wei) 績溪胡氏的後人，胡蘊玉感受到清代家學傳(chuan) 衍的重要性和繁盛，而所述尚不全麵。

劉師培也總結了家學傳(chuan) 衍的意義(yi) ：“自漢學風靡天下，大江南北治經者以十百計。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殫其業(ye) 。”(73)因為(wei) 他認為(wei) ，儒者諸學中，以經學為(wei) 難：“蓋帖括之家，稍習(xi) 宋明語錄，束書(shu) 不觀，均得自居於(yu) 理學。經世之談，僅(jin) 恃才辯；詞章之學，僅(jin) 恃華藻；而校勘金石，必施征實之功。若疏理群經，講明條貫，則非好學深思，不能理眾(zhong) 說之紛，以歸一是，故惟經學為(wei) 難能。”(74)“累世不能殫其業(ye) ”正是劉氏《左傳(chuan) 》學的寫(xie) 照。這也反映清代漢學的艱難曆程和學術傳(chuan) 承的意義(yi) 。

另一方麵，因血緣和學術熏染，族人對家學的認同也比地域和師承更加容易。清末葉德輝自稱：“一生學業(ye) 成就，固得力於(yu) 庭訓，而亦克承家學，有以光大之。”(75)孫詒讓重視家學，而不標榜師承，自感“凡治古學，師今人不若師古人。故詒讓自出家塾，未嚐師事人，而亦不敢抗顏為(wei) 人師……(曲園俞)先生，於(yu) 詒讓為(wei) 父執，其拳拳垂愛，尤逾常人，然亦未嚐奉手請業(ye) 。蓋以四部古籍俱在，善學者能自得師，固不藉標褐師承以相誇炫也”(76)。孫詒讓學術上博采眾(zhong) 長，使家學出現了轉變和發展，但仍把家學熏陶置諸首要。

在清代漢學格局中，師承與(yu) 家學常常合而為(wei) 一或交叉傳(chuan) 授。許多學者均有家學淵源，一些著述曆經數代才完成，而這些考證之作的梓行和流播，也多是經曆數代人完成的。關(guan) 於(yu) 清代漢學世家的統計，論者多有出入，多者四、五十家，少者二、三十家。從(cong) 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到徐世昌主編的《清儒學案》、支偉(wei) 成的《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等著述對此略有涉及，近幾十年也出現了一些專(zhuan) 論單個(ge) 學術家族的論著。筆者認為(wei) ，知人論世地討論清代學術家族的興(xing) 起、特色和傳(chuan) 衍，是進一步剖析清代學術脈絡，超越漢學分派的有益途徑。

綜上所述，清代漢學家的學術師承和交遊錯綜複雜，而論者分派標準又不盡相同，有的偏重地域性和交遊，有的看重師承，有的注意到學術異同，難免橫看成嶺側(ce) 成峰。綜觀之，漢學分派陷入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對交織的師承關(guan) 係認識不清，二是過重學術地域性。加之，有的“學派”附入了差異較大者，導致概念籠統失當，而對其學術本身、學術認同注意不夠。而事實上，在乾嘉學者中，一些人超越地域性而另啟新途，甚至在師承脈絡中，弟子修正師說、改變學術方向者也屢見不鮮。注意到這些複雜性，當為(wei) 深入認知、研究清代漢學開辟廣闊空間。

注釋：

①(37)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華書(shu) 局1989年版，第92、95頁。

②(45)章太炎：《訄書(shu) 重訂本·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157頁。

③劉師培：《近儒學術係統論》，《劉申叔先生遺書(shu) 》第49冊(ce) ，寧武南氏1936年校印本，第3～4頁。

④汪喜孫：《先君靈表》，楊晉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中)，(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627頁。

⑤(55)(57)(62)《章太炎先生論訂書(shu) 》，載支偉(wei) 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卷前，嶽麓書(shu) 社1998年版，第1～7、4、6、7頁。

⑥(25)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廣陵書(shu) 社2004年版，第1～2、84頁。

⑦黃愛平：《清代漢學流派研究的曆史考察及其評析》，《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第3期。

⑧陳祖武推衍其師楊向奎先生之說，對吳、皖分派提出質疑，詳見其《關(guan) 於(yu) 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載《清儒學術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169頁。

⑨暴鴻昌：《乾嘉考據學流派辨析——吳派、皖派說質疑》，《史學集刊》1992年第3期。

⑩王記錄：《錢大昕是吳派嗎？兼談乾嘉學術派別問題》，《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

(11)龔書(shu) 鐸：《清代學術漫議》，載《清代學術史論》，故宮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

(12)錢大昕：《與(yu) 友人論師書(shu) 》，《潛研堂文集》卷三三，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ce)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64～565頁。

(13)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ce) )，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322頁。

(14)惠棟：《九經古義(yi) ·九經古義(yi) 述首》，載《叢(cong) 書(shu) 集成新編》第10冊(ce) ，(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63頁。

(15)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東(dong) 原集》卷一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刻本，第10頁。

(16)王鳴盛：《古今解鉤沉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四，《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乾隆三十年刻本，第7頁。

(17)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二九，上冊(ce) ，中華書(shu) 局1997年版，第380頁。

(18)焦循：《述難四》，《雕菰樓集》卷七，《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道光刊本，第14～15頁。

(19)錢泳：《竹汀宮詹》，《履園叢(cong) 話》(上)，中華書(shu) 局1979年版，第148頁。

(20)章太炎：《吳派經學大師列傳(chuan) 第三批語》，載支偉(wei) 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嶽麓書(shu) 社1998年版，第26頁。

(21)汪中：《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並序》，《新編汪中集》，廣陵書(shu) 社2005年版，第483頁。

(22)錢慶曾校注：《錢辛楣先生年譜·竹汀居士年譜》，《嘉定錢大昕全集》第1冊(ce) ，第13頁。

(23)張舜徽：《清儒學記自序》，《張舜徽集·清儒學記》，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24)汪中：《與(yu) 巡撫畢侍郎書(shu) 》，《新編汪中集》，廣陵書(shu) 社2005年版，第428頁。

(26)汪中：《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並序》，《新編汪中集》，廣陵社2005年版，第480頁。

(27)阮元：《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揅經室二集》卷七，上海涵芬樓《四部叢(cong) 刊》影印初刻本，第10～11頁。

(28)焦循：《申戴》，《雕菰集》卷七，《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道光刊本，第10頁。

(29)閔爾昌編：《江子屏先生年譜》，《北京圖書(shu) 館珍本年譜叢(cong) 刊》第122冊(ce) ，北京圖書(shu) 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594～595頁。

(30)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1998年版，第222頁。

(31)汪喜孫：《與(yu) 王念孫書(shu) (二)》，載楊晉龍編《汪喜孫著作集》(上)，(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185頁。

(32)阮元：《擬儒林傳(chuan) 稿汪中傳(chuan) 》，載楊晉龍編《汪喜孫著作集》(下)，(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901頁。

(33)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味經齋遺書(shu) 》卷首，清道光年間刊本，第1～2頁。

(34)阮元：《阮宮保與(yu) 喜孫書(shu) 》，楊晉龍編：《汪喜孫著作集》(下)，(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970頁。

(35)劉逢祿：《汪容甫遺書(shu) 序》，《劉禮部集》卷一○，光緒十八年重刊本，第1頁。

(36)章學誠：《浙東(dong) 學術》，《文史通義(yi) 》內(nei) 篇二，《章氏遺書(shu) 》1922年刊本，第23頁。

(38)何炳鬆：《浙東(dong) 學派溯源》，中華書(shu) 局1989年版，第4頁。

(39)錢穆：《中國儒學與(yu) 文化傳(chuan) 統》，載《中國學術通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頁。

(40)《章太炎先生論訂書(shu) 》，載支偉(wei) 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卷前，嶽麓書(shu) 社1998年版，第2、5頁。

(41)全祖望：《答諸生問思複堂集帖》，《鮚琦亭集外編》卷四七，《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嘉慶十六年刻本，第15頁。

(42)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shu) 館1999年版，第334頁。

(43)詳見何冠彪《浙東(dong) 學派問題平議——兼辨正黃宗羲與(yu) 邵廷采之學術淵源》，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所清史室編《清史論叢(cong) 》第七輯，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17～242頁。

(44)餘(yu) 英時：《論戴震與(yu) 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0年版，第69～72頁。

(46)俞樾：《致黃以周》，《俞樾函劄輯證》(上)，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05頁。

(47)劉禺生：《章太炎師事孫詒讓》，《世載堂雜憶》，中華書(shu) 局1960年版，第126頁。

(48)宋恕：《複章枚叔函》(1897年7月14日)，載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ce) )，中華書(shu) 局1993年版，第573頁。

(49)周予同：《“漢學”與(yu) “宋學”》，載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頁。

(50)戴望：《故禮部儀(yi) 製司主事劉先生行狀》，《謫麐堂遺集》文卷一，宣統三年刊本，第18～19頁。

(51)戴望：《注論語敘》，《戴氏注論語小疏》，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292頁。

(52)戴望：《戴望致張星鑒》，載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shu) 劄(修訂本)》(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32頁。

(53)俞樾：《致戴望》，《俞樾函劄輯證》(上)，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頁。

(54)(67)劉師培：《近儒學術係統論》，《劉申叔先生遺書(shu) 》第49冊(ce) ，寧南武氏1936年校印本，第5頁。

(56)陳壽祺：《答段懋堂先生書(shu) 》，《左海文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清刊本，第48頁。

(58)陳壽祺：《尚書(shu) 大傳(chuan) 定本序》，陳壽祺輯校：《尚書(shu) 大傳(chuan) (附敘錄辨偽(wei) )》，《叢(cong) 書(shu) 集成新編》第106冊(ce) ，(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2～343頁。

(59)陳壽祺：《駁沈果堂〈尚書(shu) 小疏〉唐虞不步五星說》，《左海文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清刊本，第37～38頁。

(60)陳壽祺：《答翁覃谿學士書(shu) 》，《左海文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清刊本，第27頁。

(61)陳壽祺：《閩浙總督趙福建巡撫孫奏為(wei) 請以明儒從(cong) 祀文廟恭折奏》，《左海文集》卷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清刊本，第32頁。

(63)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凡例》(上冊(ce) )，中華書(shu) 局1997年版，第33頁。

(64)焦循：《與(yu) 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shu) 》，《雕菰集》卷一三，《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道光刊本，第23～24頁。

(65)阮元：《儒林傳(chuan) 稿序》，《儒林傳(chuan) 稿》卷前，《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嘉慶刊本，第2頁。

(66)方東(dong) 樹：《漢學商兌(dui) 》卷中之上，《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第291～292頁。

(68)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zhuan) 集之三十四，中華書(shu) 局1989年版，第4頁。

(69)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飲冰室合集》專(zhuan) 集之七十五，中華書(shu) 局1989年版，第22頁。

(70)趙翼：《累世經學》，《廿二史劄記》卷五，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100頁。

(71)錢泰吉：《曝書(shu) 雜記》卷二，《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本，第21頁。

(72)胡蘊玉：《胡秉虔傳(chuan) 》，閔爾昌編：《碑傳(chuan) 集補》卷四○，《近代中國史料研究叢(cong) 刊》初編第一百輯，(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175頁。

(73)劉師培：《揚州前哲畫像記》，《劉申叔先生遺書(shu) 》第60冊(ce) ，寧南武氏1936年校印本，第3頁。

(74)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劉申叔先生遺書(shu) 》第49冊(ce) ，寧南武氏1936年校印本，第10頁。

(75)楊樹轂、楊樹達：《郎園學行記》，《葉德輝文集·附錄》，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頁。

(76)孫詒讓：《答日人館森鴻書(shu) 》，載張憲文輯《孫詒讓遺文輯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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