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倫(lun) 理文明綿延發展原因論

作者：王澤應

來源：《道德與(yu) 文明》2016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十九日乙巳

           耶穌2016年7月22日

作者簡介：王澤應，湖南師範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德文化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zhuan) 家。湖南 長沙 410081

內(nei) 容提要：中華倫(lun) 理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典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損益性的文明路徑和舊邦新命的國性基質，中華美德的涵育與(yu) 陶鑄，中華道統的建構、拱立與(yu) 護衛以及“道並行而不相悖”的會(hui) 通意識和包容精神是其根本原因，它們(men) 共同支撐並促進著中華倫(lun) 理文明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

關(guan) 鍵 詞：中華倫(lun) 理文明/綿延發展/原因

標題注釋：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項目(2009JJD720009)。

中華倫(lun) 理文明是世界連續性文明的典範。為(wei) 什麽(me) 與(yu) 中華倫(lun) 理文明同時甚或更早成型的倫(lun) 理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倫(lun) 、古印度和古希臘文明都相繼隕落或不得其傳(chuan) ，而唯有中華倫(lun) 理文明能夠自古及今一脈相傳(chuan) 且不斷呈現出向前發展的活力？這是令許多曆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和倫(lun) 理學家感興(xing) 趣的話題。梁啟超在《中國道德之大原》一文中指出，我中華文明有“為(wei) 他族所莫能逮”的優(you) 異之點，並指出：“數千年前與(yu) 我並建之國，至今無一存者。或閱百數十歲而滅，或閱千數百歲而滅。中間迭興(xing) 迭仆，不可數計。其赫然有名於(yu) 時者，率皆新造耳。而吾獨自羲軒肇構以來，繼繼繩繩，不失舊物，以迄於(yu) 茲(zi) ，自非有一種善美之精神，深入乎全國人之心中，而主宰之綱維之者。”[1]梁啟超的觀點道出了“美善之精神”對於(yu) 中華倫(lun) 理文明傳(chuan) 承與(yu) 發展的重大意義(yi) ，揭示了中華倫(lun) 理文明傳(chuan) 承綿延的精神引領與(yu) 價(jia) 值拱立意義(yi) 。我們(men) 認為(wei) ，中華倫(lun) 理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典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損益性的文明路徑和舊邦新命的價(jia) 值追求，中華美德的涵育與(yu) 陶鑄，中華道統的建構、拱立與(yu) 護衛以及儒墨道法及儒釋道倫(lun) 理思想的相融互補是其根本原因，它們(men) 共同支撐並促進著中華倫(lun) 理文明的傳(chuan) 承發展。正是這種在傳(chuan) 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傳(chuan) 承的文化接力，“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天平”的倫(lun) 理精神及其涵育陶鑄的傳(chuan) 統美德，再加上道統的拱立與(yu) 創新，使得中華倫(lun) 理文明能夠在曆史的風雲(yun) 變幻中站穩腳跟，並且能夠一次次地化險為(wei) 夷，不斷地實現衰而複興(xing) ，闕而複振，確保了中華倫(lun) 理文明的一脈相承，使其成為(wei) 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典範。

一、損益性的文明路徑和舊邦新命的國性基質

中華倫(lun) 理文明自從(cong) 伏羲、黃帝肇造以來，之所以能夠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繼繼繩繩，不失舊物”，一個(ge) 首要的原因是與(yu) 中華損益性文明路徑以及舊邦新命的國性基質密切聯係在一起的。

華夏先民在由原始狀態進入文明社會(hui) 時走的是一條損益性的文明路徑，既繼承創始的文明端緒又在其中添加與(yu) 發展變化了的時代社會(hui) 相適應的新知。侯外廬比較了“中國的古代”(亞(ya) 細亞(ya) 的古代)與(yu) “古典的古代”(希臘、羅馬)社會(hui) ，認為(wei) “‘古典的古代’就是從(cong) 家族到私產(chan) 再到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而‘亞(ya) 細亞(ya) 的古代’則是從(cong) 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裏麵，就是所謂的社稷”[2]。古希臘進入文明社會(hui) 的路徑是通過革命的路線，衝(chong) 破家族的羈絆，確立私產(chan) 的地位，然後再過渡到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建基於(yu) 私產(chan) 製度之上。中國進入文明的路徑是通過維新的路線從(cong) 家族過渡到國家，私產(chan) 製度並未得以確立，國家混合在家族裏麵，形成所謂的社稷。中西進入文明社會(hui) 路徑上的差異，決(jue) 定了中西道德文化起點上的差異。中國古代道德文化表現出重視宗法家族道德和國家政治道德和合的賢人氣質，古希臘則表現出注重自然探討和自我實現的智者氣象。受中國文明路徑的影響，中國古代道德文化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注重把個(ge) 體(ti) 納入群體(ti) 之中的倫(lun) 理型道路，個(ge) 人的獨立性始終是與(yu) 他人的獨立性特別是群體(ti) 的和諧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中國古代之所以重視人的道德修養(yang) ，重視人倫(lun) 關(guan) 係與(yu) 家庭的和諧，重視國家、民族的整體(ti) 利益以及中國之所以成為(wei) 世界少有的禮儀(yi) 之邦，探其本原，均可追溯到中國文明的路徑。

張光直先生認為(wei) 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突破式和連續式兩(liang) 種形態，“希臘、羅馬為(wei) 代表的歐洲的西方的道路是一種斷裂的道路，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道路是一種連續的道路。兩(liang) 者根本不一樣，造成的古代文明也截然不同”[3]。張光直特別指出，中國文明的形成是一個(ge) 連續性的政治程序過程，財富的集中是靠政治權利的強化，“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左傳(chuan) ·成公十三年》)，禮儀(yi) 秩序與(yu) 文明教化成為(wei) 國家治理的重要內(nei) 容。

中華文明起源的路徑凝結成中華禮製的基本精神和中國思想文化的基本價(jia) 值趨向和價(jia) 值態度。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禮、殷禮、周禮。夏、殷、周三代之禮，因革相沿，到周公時代的周禮，已比較完善。“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在孔子看來，禮既是因循的，又是變化的。一方麵，夏禮、殷禮、周禮之間存在著損益關(guan) 係，有著各自不同的內(nei) 涵與(yu) 特點；另一方麵，它們(men) 又是繼承因循、一脈相承的，在變化的形式下又具有穩定不變的內(nei) 在本質，所以說“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禮的內(nei) 在精神和倫(lun) 理本質會(hui) 一代代地延續下去，百代之後也不會(hui) 改變。

孔子創立的儒學，體(ti) 現了繼往開來的價(jia) 值特質。儒家認為(wei) 世界的存有是連續的，思想文化也是連續的，沒有完全脫離既往的現在和未來。認識自己和他人，認識社會(hui) 和自然，也需要在承繼既往曆史經驗的基礎上革故鼎新，因此複古主義(yi) 和曆史虛無主義(yi) 都是錯誤的。儒家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又主張日新不已，把“苟日新，日日新，作新民”(《禮記·大學》)視為(wei) 一種基本的價(jia) 值觀念和價(jia) 值目標，體(ti) 現出“即世間而超世間”的倫(lun) 理特質。儒家思想中的“窮變通久”和“革故鼎新”觀念，是延續中華道德文化的價(jia) 值定力與(yu) 活力。“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以及“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yang) 轉深沉”，成為(wei) 曆代儒家學者體(ti) 認和承傳(chuan) 道德文化命脈的根本信仰。

與(yu) 損益型的文明路徑互為(wei) 表裏，中國形成並發展起了“舊邦新命”的國性基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舊的邦國基礎上不斷地革故鼎新，推陳出新，達致如同魯迅所說的“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4]。美國著名文明史專(zhuan) 家斯特恩斯在自己所著的《全球文明史》中有一段基於(yu) 文明的比較而論中國文明“舊邦新命”的話語。他說：“周人對商的征服並沒有摧毀中國的社會(hui) 和文化，而是使他們(men) 自己被徹底同化而成為(wei) 中國人。因此，雖然周代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文明發展的本質和方向，但是文明的基本主題和發展模式還是承襲商朝，並且，周統治者也盡力保存其前代統治者所創造的成就，並在此基礎上發展自己的文明。”[5]周公製禮作樂(le) 和敬德保民觀念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殷鑒”或“夏鑒”基礎上的。此即“我不可不鑒於(yu) 有夏，亦不可不鑒於(yu) 有殷”(《尚書(shu) ·召誥》)。“殷鑒”或“夏鑒”即是要總結夏商兩(liang) 代的經驗教訓，實現在繼往基礎上的開來。

中華倫(lun) 理文明“舊邦新命”的國性基質孕育了重視曆史和以史資治、以史垂戒的傳(chuan) 統。《周易·係辭上傳(chuan) 》有言：“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珍視國家民族的曆史經驗及其成果，注意保存曆史文獻，維持曆史的延續性，是知者應有的行為(wei) 舉(ju) 措和責任擔當。更為(wei) 重要的是，隻有繼往才能開來，就此而論，“藏往”是“知來”的前提和基礎。清人戴名世指出：“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yu) 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裨惡，而為(wei) 法戒於(yu) 萬(wan) 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維之也。”①珍視曆史的傳(chuan) 統使華夏子民形成了一種文明的傳(chuan) 承意識，同時催其更好地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即便身處逆境，遭遇不測之禍，也盡當複興(xing) 我族，振興(xing) 國史。章太炎說：“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迄今茲(zi) ，四夷交侵，王道中絕者數矣；然者不敢毀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yu) 行事，足以待後。故令國性不墮，民自知貴於(yu) 戎狄，非《春秋》，孰綱維是。”[6]“國史”是“祖德”的忠實記載，亦是“國性”的集中展示，是鞏固“國本”的價(jia) 值基礎。

“闡舊邦以輔新命”成為(wei) 中國曆史上許多思想家、政治家的精神價(jia) 值追求。中國曆史上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既講因革損益，又不離大道本體(ti) 的千古精神命脈，內(nei) 心充溢著一種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價(jia) 值自覺。“舊邦新命”的國性基質，不斷地範導和陶鑄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培育其慎終追遠的價(jia) 值品質，敦促其作上下求索的不懈奮鬥，以此告慰列祖列宗和後世子孫，建立起一種文化傳(chuan) 承和創新意義(yi) 上的代際倫(lun) 理統係。這種上無愧於(yu) 列祖列宗、下不負子孫後代的代際倫(lun) 理統係和精神使得舊邦新命的國性基質得以更好地傳(chuan) 承與(yu) 弘揚，由此確保了中華倫(lun) 理文明的綿延發展。

二、仁義(yi) 中正與(yu) 貴和樂(le) 群的中華美德之涵育、熏陶

中華倫(lun) 理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中華美德的形成、培育與(yu) 拱立。中華倫(lun) 理文明孕育並助推了中華美德的形成與(yu) 發展，中華美德挺立、護衛並傳(chuan) 承著中華倫(lun) 理文明。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相輔相成的關(guan) 係。中國是一個(ge) 以禮儀(yi) 道德治國化民的文明國家，有學者稱之為(wei) “文明體(ti) 國家”。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形成與(yu) 發展同其“德化天下”的精神傳(chuan) 統有著一種至為(wei) 密切的關(guan) 係。中國美德推崇仁義(yi) 中正，置重貴和樂(le) 群，表現出一種特有的凝聚力和認同力，成為(wei) 團結各民族成員的精神紐帶。它集敦化的“大德”和川流的“小德”於(yu) 一體(ti) ，並有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的博大深厚性，故而“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陌”(《中庸》)。中華美德是中華民族精神和倫(lun) 理價(jia) 值觀的集中體(ti) 現，維係著中華倫(lun) 理文明的全整性和統貫性，也是支撐中華倫(lun) 理文明綿延發展的價(jia) 值基礎和動力源泉。

(一)大其心體(ti) 天下萬(wan) 物

中華文明自伏羲初創時起就有一種探求大道本體(ti) 的價(jia) 值自覺，在“仰則觀象於(yu) 天，伏則觀法於(yu) 地”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過程中確立起了“與(yu) 天地參”“與(yu) 萬(wan) 物並”的人道。之後的炎黃堯舜在探尋大道本體(ti) 和建構中華正道方麵做出了創業(ye) 垂統式的貢獻。他們(men) 把法地法天當作人道的主要內(nei) 容，不僅(jin) 體(ti) 天恤道，而且自覺地按照天道的法則來規範人間的生活，建構人倫(lun) 的秩序。中華先民早在文明初曙的遠古時代就有著“大其心體(ti) 天下萬(wan) 物”的價(jia) 值追求，並以此開啟了以天地法則為(wei) 生命法則且以生命法則配天地法則的價(jia) 值建構。正因為(wei) 在文明初曙的早期就有著“大其心以體(ti) 天下萬(wan) 物”的價(jia) 值驅使，所以使得中華哲學一開始便包含著大全之理，並肇造自己的宇宙價(jia) 值源頭；正因為(wei) 在文明初曙的早期就有著以天地法則為(wei) 生命法則的價(jia) 值轉換，所以使得中華哲學一開始便包含著天地精神，並奠定自己的道德價(jia) 值始基；正因為(wei) 在文明初曙的早期就有著“先立乎其大而小者不能奪”的價(jia) 值建構，所以使得中華哲學一開始便包含著立於(yu) 天地之間綿延長存的文明價(jia) 值機理。《論語·泰伯》載孔子評價(jia) 堯的言論：“大哉，堯之為(wei) 君也！巍巍乎！唯天為(wei)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堯之王天下是建立在以天地法則為(wei) 生命法則，效法天地之道確立人道的基礎之上的，最終實現了“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極”。之後，代不乏人的學者與(yu) 政治家，在建構大道哲學和道德形而上學方麵極深研幾，上下求索，使得中華倫(lun) 理文明的義(yi) 理深重而悠遠，不斷強化著可傳(chuan) 可繼的倫(lun) 理真諦和道德共識。

(二)務以中道詔人禦物

中正之道，中庸之德，中和之性，之於(yu) 中華倫(lun) 理文明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yi) ，它從(cong) 某種程度上規定著中華倫(lun) 理文明的內(nei) 涵和特質。“中國”之謂，其義(yi) 就是尊中道、尚中德、貴中和、行中正的意思。著名文化史學家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一書(shu) 中指出：“唐、虞之時所以定國名為(wei) ‘中’者，蓋其時哲士，深察人類偏激之失，務以中道詔人禦物。”[7]“唐、虞之教育，專(zhuan) 就人性之偏者，矯正而調劑之，使適於(yu) 中道也。以為(wei) 非此不足以立國，故製為(wei) 累世不易之通稱。一言國名，而國性即以此表見。其能統製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7](33)以“中”而命國名，表達了遠古先聖將“中”提升為(wei) 國家意誌和民族精神並欲傳(chuan) 其千秋萬(wan) 代的價(jia) 值認識和孜孜追求，“中”是中華民族核心的價(jia) 值理念和行為(wei) 準則，是國之大德和民之共德的集中表現和精神確證。中國精神和核心的價(jia) 值觀念是同“執兩(liang) 用中”“無偏無黨(dang) ”“無過不及”的道德智慧和中庸德性密切聯係在一起的，它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化生為(wei) 一種以中正和善的德性待人接物的禮儀(yi) 文明，積澱為(wei) 一種以天下為(wei) 公作為(wei) 基本價(jia) 值取向的群體(ti) 或整體(ti) 主義(yi) 傳(chuan) 統。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崇尚中道，培育中德，樹立中正、中和的倫(lun) 理觀念，向往、追求中正和諧的倫(lun) 理生活，實現內(nei) 聖外王的人生理想與(yu) 天下有道的價(jia) 值目標，一直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傳(chuan) 統和倫(lun) 理文化的基本精神。尚中貴正開啟了中華價(jia) 值觀和美德倫(lun) 理的源頭。

(三)立人之道曰仁與(yu) 義(yi)

中華美德在推崇中道、中德的基礎上十分強調仁義(yi) ，並視仁義(yi) 為(wei) 人們(men) 安身立命的核心德性。孔子曰：“仁者人(愛人)也，親(qin) 親(qin) 為(wei) 大；義(yi) 者宜也，尊賢為(wei) 大；親(qin) 親(qin) 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焉。”(《禮記·中庸》)到孟子，往往仁義(yi) 並稱，認仁為(wei) “人心”和“人之安宅”，義(yi) 為(wei) “人路”和“人之正路”，仁義(yi) 是人所區別於(yu) 動物的“幾希”，因此必須予以弘揚和光大。隻有這樣，人才能成為(wei) 真正意義(yi) 上的人。漢代董仲舒還認為(wei) ，仁是待人的基本原則和規範，義(yi) 是待我的基本原則和規範，並指出：“所以治人與(yu) 我者，仁與(yu) 義(yi) 也。以仁安人，以義(yi) 正我。故仁之為(wei) 言人也，義(yi) 之為(wei) 言我也……是故《春秋》為(wei) 仁義(yi) 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yi) 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yu) 為(wei) 義(yi) ；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wei) 仁”(《春秋繁露·仁義(yi) 法》)。待人需要講仁愛，正己需要遵義(yi) 道。仁義(yi) 是處理人我關(guan) 係的基本原則和行為(wei) 規範。《周易·說卦傳(chuan) 》有言：“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yu)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yu)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yu) 義(yi) 。”人可以憑借自己對仁義(yi) 之道的追求，體(ti) 天道，恤地道，進而成就一種頂天立地的德性，從(cong) 而得以無愧地立於(yu) 天地之間。

(四)貴和論的和平主義(yi)

中華美德素來推崇以和為(wei) 貴，在和同之辨中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的倫(lun) 理命題，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並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了一種崇尚和諧、心儀(yi) 和睦、熱愛和平的倫(lun) 理價(jia) 值觀，以此作為(wei) 處理天人關(guan) 係、人人關(guan) 係、人群關(guan) 係和人我關(guan) 係的價(jia) 值準則。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說，“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華文化崇尚和諧，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wan) 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hui) 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8]。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繼承並發展著這種貴和、尚和、崇和、樂(le) 和的和平主義(yi) 精神，結合當時的實際狀況不斷做出創造性的發展，從(cong) 而曆史地實現著中華美德在傳(chuan) 承中的創新。伯恩斯與(yu) 拉爾夫合著的《世界文明史》一書(shu) 將中華文明長期存在的原因主要歸結為(wei) 和平主義(yi) 的道德價(jia) 值觀。“中國的偉(wei) 大的哲學家和倫(lun) 理學家的和平主義(yi) 影響使它的向外擴張受到約束……因此，很少激起周圍國家的敵意和妒忌。他們(men) 也確有過征服，但是，他們(men) 兼並的土地幾乎都是沒有開發的地區。他們(men) 很少用武力把他們(men) 的意誌強加給被征服民族，但是，卻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為(wei) 他們(men) 的高級倫(lun) 理製度的受益者當作自己的天職。”[9]以和為(wei) 貴的倫(lun) 理價(jia) 值觀，使中華文明注重內(nei) 部和外部關(guan) 係的和諧，把“協和萬(wan) 邦”“和而不同”“和睦相處”當作基本的行為(wei) 準則，故此“很少激起周圍國家的敵意和妒忌”。同時還以自己“和而不同”“禮尚往來”“與(yu) 人為(wei) 善”的倫(lun) 理價(jia) 值觀贏得了周圍國家和異域民族的尊重。

中華美德積澱著中華文明最深刻的價(jia) 值認識，是中華民族待人處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至與(yu) 天地參的倫(lun) 理智慧的集中表現，使中國人無論處於(yu) 何種境況都能感受、領悟和品味到這種美德的內(nei) 在價(jia) 值和功能效用。中華美德從(cong) 傳(chuan) 統到當代的曆史演變與(yu) 發展，既一脈相承又與(yu) 時俱進，開拓創新，充滿著“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倫(lun) 理特質，這也是中華倫(lun) 理文明能夠自古及今一脈相傳(chuan) 而又革故鼎新的內(nei) 在因由。

三、中華道統的建構、拱立與(yu) 護衛

中華倫(lun) 理文明建構起了一種對文明始基、人文初祖的價(jia) 值認同和置重核心價(jia) 值觀的道統，亦即建構了一個(ge) 多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炎黃子孫、龍的傳(chuan) 人以及慎終追遠的敬祖意識，重視孝道及忠孝並稱的家國情懷，尊道貴德、誌道據德並以道德為(wei) 根本價(jia) 值追求和至上目標，彰顯了倫(lun) 理道德精神對文明體(ti) 係和國家政權的引領和拱立、建設意義(yi) ，使得中國成為(wei) 一個(ge) 特別注重文化傳(chuan) 承和價(jia) 值觀拱立的國家。

自孟子講“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到韓愈排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傳(chuan) 道譜係，都是通過曆史的傳(chuan) 承來確定孔子儒家的地位。韓愈明確提出儒家有一個(ge) 始終一貫的道統體(ti) 係，此即是“堯以是傳(chuan) 之舜，舜以是傳(chuan) 之禹，禹以是傳(chuan) 之湯，湯以是傳(chuan)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chuan) 之孔子，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原道》)的道統體(ti) 係。韓愈本人希望能夠接續儒家道統，以此來昌明正學，排斥佛老。理學諸子，大多以繼承儒家道統為(wei) 己任，所以他們(men) 的學問，世人每以道學稱謂。朱熹不僅(jin) 對道統的內(nei) 容作出了深刻的揭示，而且對道統的傳(chuan) 承體(ti) 係也作出了全麵的闡釋，他在《中庸章句序》指出：“《中庸》何為(wei) 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chuan) 而作也。蓋自上古聖人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chuan) 有自來矣。其見於(yu) 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中華道統的內(nei) 容，即是《尚書(shu) ·大禹謨》中所言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字被視為(wei) 儒家的“心傳(chuan) ”。程顥以天理、人欲來解釋道心、人心，指出：“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十一》)。朱熹在回答人心、道心之別時指出：“隻是這一個(ge) 心，知覺從(cong) 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cong) 義(yi) 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又說“故聖人不以人心為(wei) 主，而以道心為(wei) 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朱子語類·卷七十八》)。“人心如船，道心如柁”說明了道心對人心的宰製、範導與(yu) 引領意義(yi) 。隻有道心才能著眼義(yi) 理，止於(yu) 至善。朱熹的弟子黃幹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記》中對儒家道統的傳(chuan) 承體(ti) 係作出了頗為(wei) 詳細的界說：“道源於(yu) 天，具於(yu) 人心，著於(yu) 事物，載於(yu) 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之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chuan) ，曆萬(wan) 世而可考也”(《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五》)。至此，儒家道統論的傳(chuan) 承體(ti) 係日趨明朗。

理學家推崇道統，不特想為(wei) “為(wei) 往聖繼絕學”，更兼有“為(wei) 萬(wan) 世開天平”的創業(ye) 垂統性質，一個(ge) 文明建構論上的意義(yi) 是想納學統和治統於(yu) 道統的框架之下，並接受道統的宰製與(yu) 規約，從(cong) 而實現一種“天下有道”的政治倫(lun) 理秩序和文明精神建構。在儒家看來，隻有以道統為(wei) 依歸的治統才能使“世教明而人心正”，使天下達致長治久安。一旦脫離道統，治統就會(hui) 難以為(wei) 繼，就會(hui) 產(chan) 生世衰道降、人心邪惡和天下大亂(luan) 的結果。就其學問來說，也是如此。真正的學問應該是“接夫道統之傳(chuan) ”，“繼往聖，開來學”的道學，像子思那樣“憂道學之失其傳(chuan) ”而作《中庸》，對道學的建構意義(yi) 相當深遠。誠如朱熹所言，子思麵臨(lin) “去聖遠而異端起”的學術情勢，擔心中華道統“愈久而愈失其真”的局麵發生，“於(yu) 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chuan) 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wei) 此書(shu)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中庸章句序》)。理學諸子，像河南二程兄弟也是弘揚道統的道學中堅，他們(men) “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chuan) 之緒；得有所據，以斥乎二家似是之非”(《中庸章句序》)。“二家”指佛老二家，他們(men) 宣揚道德的虛無主義(yi) 和悲觀主義(yi) ，雖然有一定的思辨性和對現實世界的批判，但畢竟遠離了中華道學的正統，屬於(yu) 異端化的學術。這種學術亦如王夫之所批評的，是“禽心長而人理短”(《周易外傳(chuan) 》)，具有很大的價(jia) 值顛覆性或破壞性。真正的學術，就是要“辟佛老而正人心”，“貞生死以盡人道”，擔綱起弘揚道統、護衛道統的神聖使命。具有道統意識的儒家學者，自覺地把自己視為(wei) 道統的傳(chuan) 承者和擔當者，認為(wei) 將儒者之道繼承下來，傳(chuan) 接下去並發揚光大，是自己責無旁貸的神聖使命。理學家以“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天平”的價(jia) 值自許，王夫之“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從(cong) 天乞活埋”的價(jia) 值擔當，凸顯出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倫(lun) 理意義(yi) 。

儒家的道統論背後隱含一種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文化意識，這種文化意識對中華道德文化的薪火相傳(chuan) 具有本源性和動能性的意義(yi) ，對培育士大夫精神和倫(lun) 理品質起到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

四、“道並行而不相悖”的會(hui) 通意識和包容精神

錢穆著《國史大綱》比較羅馬文化與(yu) 秦漢文化之差異，指出：“羅馬如於(yu) 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相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yu) 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yu) 千古。”[10]希臘羅馬文化在曆史上曾經顯赫一時，創造了許多思想和文明的佳話，但是它們(men) 是短命的，其文明成果並沒有獲得有效的傳(chuan) 承和發展，其原因在於(yu) 它們(men) 缺乏多元一體(ti) 的文化建構，二元對立的價(jia) 值建構每每導致離則兩(liang) 傷(shang) 的曆史惡果。湯因比在《曆史研究》中有言：“希臘文明的曆史在時間上也無疑沒能延伸到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因為(wei) 人們(men) 已經知道，不僅(jin) 它的接替者，而且它的前身米諾—赫拉斯—邁錫尼文明(愛琴文明的別名)也沒有從(cong) 時間上看延伸到現在。”[11]後來研究或光大希臘羅馬文化的人們(men) ，大多不是希臘羅馬人的後裔，他們(men) 是帶著發掘曆史、總結昔日文明成果的心態來從(cong) 事這項工作的，這很難說是希臘羅馬文明的自身發展。但是中國文化則不同，中國文化始終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通過自己的人種包括同化的人群使自己獲得傳(chuan) 承與(yu) 發展的。雖然中國曆史上曾有少數民族建立過統治中原的政權，但是維係政權的思想文化卻是地地道道的中華文化。說得更具體(ti) 一點，不是漢族文化被少數民族化，而是少數民族迅速地被漢化，成為(wei) 漢文化的傳(chuan) 承者和擁護者。元代蒙古族一些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自覺接續中華道統，並欲“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顯示出一種超越唐宋、直續聖人之統的氣勢和價(jia) 值追求。

中華文明具有“多元一體(ti) ”的精神架構，不僅(jin) 善於(yu) 吸納和學習(xi) 異族和異域文明的成果以充實發展自身，而且內(nei) 部各要素之間往往亦能在辯難中相互吸收，形成一種博采廣納的開放包容特質。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爭(zheng) 鳴特別是儒道墨法諸家道德文化在價(jia) 值的整合上形成一種相互激蕩、互為(wei) 補充的倫(lun) 理精神傳(chuan) 承機製。孔子、老子、墨子、孫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對宇宙人生都展開了深度的思考，並將主要精力集中於(yu) “救時之弊”，就如何治理天下與(yu) 人心發表了一係列自己的見解。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指出：“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wei) 治者也，直所從(cong) 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儒墨道法諸家在辯難中相互吸收、互相補充，形成中華道德文化多元一體(ti) 的發展格局。秦漢以後，儒釋道三家在曆史的發展中不斷相互頡頏並在這種爭(zheng) 鳴中獲得新的發展。玄學被稱為(wei) 新道學，理學被稱為(wei) 新儒學，禪宗被稱為(wei) 新佛學。佛教既吸收了儒家倫(lun) 理的某些基本義(yi) 理，又以特有的思辨助推著儒家倫(lun) 理智慧的深入發展。誠如慧遠所言：“道法之於(yu) 名教，如來之於(yu) 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相同”(《沙門不敬王者論》)。葛洪則自覺地納儒家倫(lun) 理於(yu) 道教理論之中，指出：“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wei) 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抱樸子·對俗》)。儒釋道三家各有擅長，互相補充，長期以來對傳(chuan) 統社會(hui) 廣泛滲透，對中國古代曆史產(chan) 生深刻影響。南宋孝宗在《原道辨》中曾說，中國文化是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這句話恰當地指出了三支文化力量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所占有的位置。這種“道並行而不相悖”的發展格局使得中華道德文明始終充滿著一種吐故納新、革故鼎新的發展活力，故既能保持自己的倫(lun) 理文化傳(chuan) 統又能促使這種傳(chuan) 統不斷向前發展。

儒家在建構自己核心價(jia) 值的同時還充滿著對多元價(jia) 值或文化的包容與(yu) 尊重，倡導“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庸》)，並通過“理一分殊”、“和而不同”的價(jia) 值理念不斷吸收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東(dong) 西。先秦儒家對於(yu) 墨、道、法的學說有著在批判中吸收消化的一麵，特別是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更有著博采眾(zhong) 家之長的特點。道家老子有“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老子·二十七章》)和“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老子·四十九章》)等論述，並認為(wei)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二十七章》)，隻有既善待善者也善待不善者才能真正達到德化的神妙境界。宋明新儒學正是融匯佛道思想成果才建構起精致思辨的倫(lun) 理思想體(ti) 係，將儒家倫(lun) 理思想推進到一個(ge) 新的階段。現代新儒學以“返本開新”的倫(lun) 理立場彪炳於(yu) 世，主張吸收西方倫(lun) 理思想的合理因素來實現儒家倫(lun) 理的第三期發展。可以說“闡舊邦以輔新命”，“繼絕學以造新知”是儒家共同的價(jia) 值立場和自覺的價(jia) 值共識。正是因為(wei) 這樣，才使得儒家學說在吸收其他學派或文化優(you) 秀成果的基礎上而實現自身的創造性發展。

中華倫(lun) 理文明自伏羲、黃帝肇造以來，“繼繼繩繩，不失舊物”，充溢著一種“至誠無息”的價(jia) 值追求和體(ti) 天恤道精神，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成為(wei) 其流蕩關(guan) 注的精神血脈。亦如《中庸》所指出的，“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中華倫(lun) 理文明從(cong) 傳(chuan) 統到當代的曆史演變與(yu) 發展，既一脈相承又與(yu) 時俱進，始終能夠在繼承的基礎上開拓創新，充滿著“舊邦新命”的倫(lun) 理特質，這也是中華倫(lun) 理文明能夠自古及今一脈相傳(chuan) 而又革故鼎新的內(nei) 在因由。儒家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主張“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既主張“為(wei) 往聖繼絕學”，又崇尚“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yang) 轉深沉”，不僅(jin) 建構起了一種既重承前繼往又重啟後開來的代際倫(lun) 理，而且發展起了一種“立乎其大”“顯察於(yu) 微”而又“著眼於(yu) 遠”的倫(lun) 理價(jia) 值觀。正是這種“變而不失其常”，“常在變中”的傳(chuan) 承創新性，確保了中華倫(lun) 理文明在傳(chuan) 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傳(chuan) 承的一脈相承性，開創了世界史上連續性文明的成功範例。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置身於(yu) 當代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革命情境下的當代中國人，應該也一定能夠更好地擔當起五千年倫(lun) 理文明傳(chuan) 承發展的神聖使命，在共圓中國夢的偉(wei) 大征程中，抒寫(xie) “為(wei) 萬(wan) 世開天平”的新的宏偉(wei) 篇章！

①參見戴名世：《南山集·史論》，載《四部叢(cong) 刊·集部·清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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