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平城到洛陽：北魏政權合法性與(yu) 文化主體(ti) 性的認同

作者：苑青  張宏斌

來源：《原道》第29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初二日戊子

           耶穌2016年7月5日

【作者簡介】

苑青，河南省司法係統工作人員；

張宏斌，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員，哲學博士。

內(nei) 容提要：鮮卑拓跋氏集團建立的北魏政權，從(cong) 拓跋珪籠絡漢人士大夫、仿中原政權體(ti) 製定鼎稱帝，到拓跋嗣、拓跋燾基本奠定疆域版圖，在朔北地區與(yu) 漢族豪強共治天下，再到文成、獻文帝休息守成、鞏固帝國體(ti) 製，基本上將漢化一步一步推向了深化。進於(yu) 孝文帝時期，則是漢化的高峰，文物冠冕、政治體(ti) 製、語言服飾、婚喪(sang) 嫁娶、姓氏族屬，無不參照中原製度。故文中子雲(yun) ：“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wei) 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

關(guan) 鍵詞：漢化  政權合法性  文化主體(ti) 性  北魏孝文帝  中國之道

一、去夷即華，易姓建都：從(cong) 平城到洛陽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國曆史上的重大事件，曆代均有論者予以關(guan) 切。我們(men) 認為(wei) ，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最關(guan) 鍵之處，或曰分際最明顯之處，莫過於(yu) 將統治中心由邊塞平城遷至中原洛陽，至於(yu) 其他一係列具體(ti) 而微的漢化措施的製定、頒布，則均在定都洛陽之後。那麽(me) ，孝文帝遷都洛陽的真實原因是什麽(me) ？或者說，遷都洛陽對孝文帝意味著什麽(me) ？諸家對此均有所論說，大致看法有以下幾種：

1.躲避柔然的軍(jun) 事威脅。在北魏勢力逐步發展的同時，北麵的柔然也日漸壯大起來。柔然本是中國北部東(dong) 胡宗的一個(ge) 少數民族，亦稱蠕蠕、芮芮、茹茹、蝚蠕、檀檀，是鮮卑拓跋部的一支，早期在政治上附庸於(yu) 拓跋氏。拓跋珪南遷平城後，柔然居於(yu) 陰山一帶。5世紀初，其首領社侖(lun) 遷到漠北，合並附近諸部組成聯盟，自稱豆代可汗。北魏道武帝曾對尚書(shu) 崔宏說：“蠕蠕之人，昔來號為(wei) 頑囂，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來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yu) 不易，遂為(wei) 敵所虜。今社侖(lun) 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這種邊害就是不斷發動對北魏的攻伐，成為(wei) 北魏邊防的一大威脅。據史載，天興(xing) 五年（公元402年），社侖(lun) 乘道武帝出征之機“犯塞”；天賜三年，又“寇”魏邊；獻文帝皇興(xing) 四年，再“犯塞”；孝文帝延興(xing) 二年二月，“蠕蠕犯塞”，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五原”；太和十四年，柔然的地豆幹“頻犯塞”。到了太和十七年，高車族南攻柔然，得其故地，柔然益更南徙，更接近平城，拓跋宏派遣陽平王等率數十萬(wan) 騎北拒，值大塞雪，魏人死傷(shang) 甚多，如果堅持仍都平城，稍一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圍的危險。為(wei) 了長遠計劃，拜托柔然的威脅，遷都洛陽成為(wei) 選擇。[1]

2.加強鎮壓人民起義(yi) 的需要。都洛陽還有一個(ge) 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為(wei) 了更好地鎮壓中原地區的人民起義(yi) 。自北魏統一北方以來，各族人民就進行不斷的起義(yi) 反抗。從(cong) 孝文帝即位之年到太和十七年十二年間，據《魏書(shu) 》記載：延興(xing) 元年，九月有青州高陽封辯為(wei) 首的起義(yi) ，十月有曹平原為(wei) 首的石樓堡起義(yi) ，十一月有齊州平陵司馬小君為(wei) 首的起義(yi) ；延興(xing) 二年，有光州孫晏為(wei) 首的起義(yi) ；延興(xing) 三年十二月，有齊州孫晏為(wei) 首的起義(yi) ；延興(xing) 五年，九月有洛州賈伯奴為(wei) 首的起義(yi) ，同月有豫州田智度為(wei) 首的起義(yi) ；承明元年，有冀州宋伏龍為(wei) 首的起義(yi) ；太和元年，正月有秦州略陽上元壽為(wei) 首眾(zhong) 至五千餘(yu) 家的起義(yi) ，十一月有懷州伊祈、苟初為(wei) 首的起義(yi) ；太和五年二月，有平城沙門法秀招結奴隸策劃起義(yi) ；太和十三年正月，有兗(yan) 州勞山王伯恭為(wei) 首的起義(yi) ；太和十四年五月，有平原郡沙門司馬惠禦為(wei) 首的起義(yi) ……。這些起義(yi) 遍於(yu) 今河北、河南、山東(dong) 、陝西、甘肅各省。對於(yu) 不斷湧起的人民起義(yi) ，孝文帝除了在中原地區推行均田製，減輕租調外，必須將首都遷至關(guan) 內(nei) ，以便更好地“鎮壓”，更好地鞏固鮮卑拓跋族的統治。而定都在中原地區的中心——洛陽，可以更好地實現這個(ge) 目標。[2]

3.洛陽是正統的象征。《魏書(shu) ·任城王傳(chuan) 》附子澄傳(chuan) 記載孝文帝遷都時說：“國家興(xing) 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wei) 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裏，因茲(zi) 大舉(ju) ，光宅中原。”陳寅恪先生以為(wei) 之所以要遷都洛陽，光宅中原，是因為(wei) 崤函為(wei) 帝宅，河洛為(wei) 王裏，是文治之地。要漢化，便須離開平城用武之地，把朝廷搬到洛陽去。此外，如拓跋澄所雲(yun) ：“伊洛中區，天下所據。”要“製禦華夏，輯平九服”，也以搬到洛陽去為(wei) 好。[3]

但從(cong) 事實來看，觀點1並不成立。北魏政府為(wei) 了防禦柔然入侵，在北邊修長城，設重鎮，派重兵把守，同時不斷出兵進攻柔然。特別是魏太武帝拓跋燾於(yu) 公元439年和449年兩(liang) 次北伐柔然，取得了決(jue) 定性勝利，俘獲柔然成百萬(wan) 人口、牲畜和大量輜重，柔然首領吐賀真率殘部“遠遁”，“怖威北竄，不敢複南”，“焚廬舍，絕跡西走’，柔然實力大損。從(cong) 此，柔然政權開始走向衰落。孝文帝即位後，柔然政權派使者到北魏朝貢，並請婚，但被拒絕。太和元年，柔然又向北魏朝廷獻良馬、貂裘，朝貢請婚。孝文帝為(wei) 了招撫柔然，答應其請求。遷都前，柔然向孝文帝朝貢有史可考者有九次。遷都前一年，孝文帝趁柔然內(nei) 部分裂之際，派遣解律桓等十二將率七萬(wan) 騎兵北征柔然，再次給柔然以沉重的打擊。此時，柔然統治集團內(nei) 部也發生政變，相互殘殺爭(zheng) 奪王位的鬥爭(zheng) 更為(wei) 激烈，柔然勢力進一步衰落，基本上失去了大舉(ju) 犯塞的能力。另從(cong) 孝文帝對北邊六鎮防務的不重視，也可從(cong) 側(ce) 麵說明，在遷都前，孝文帝已基本上不以柔然為(wei) 意，在他與(yu) 臣下多次討論遷都的過程中也從(cong) 未提及柔然的威脅一事。

觀點2也不成立。在遷都前，的確爆發過各族的反魏起義(yi) 。但是，從(cong) 延興(xing) 到太和年間，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zheng) 逐漸趨於(yu) 緩和。從(cong) 太和元年到十七年遷都前，有史記載的起義(yi) 共十三四次，其中有兩(liang) 次為(wei) 沙門起義(yi) 。而太和九年均田製頒行後，一直到遷都僅(jin) 僅(jin) 發生起義(yi) 四次（含兩(liang) 次沙門起義(yi) ）。太和十一年，北魏遭受嚴(yan) 重自然災害，出現饑民，但未爆發起義(yi) 事件。從(cong) 史籍記載來看，這些起義(yi) 規模不大，時間不長，是地方性的，往往是起義(yi) 不久，旋即被北魏地方官員鎮壓下去。可以說是隨起隨滅，影響不大，根本未危及北魏的統治。而且從(cong) 孝文帝與(yu) 文明太後的所作所為(wei) 來看，鎮壓也不是其維護統治的主要手段。再從(cong) 孝文帝在遷都後致力於(yu) 漢化改革和南伐蕭齊、立誌統一的事實來看拓跋宏也沒有把為(wei) 鎮壓各族起義(yi) 作為(wei) 其遷都的主要原因。此外，明元帝時遷都之議被否決(jue) ，文明太後聽政近二十年，也從(cong) 未提出過遷都中原。直到她死後，拓跋宏獨掌朝政時，才決(jue) 定將都城遷到中原。為(wei) 什麽(me) 在各族起義(yi) 規模比較大的明元帝到文明太後這五十年中不遷都中原，反而在各族反抗鬥爭(zheng) 有所減弱的孝文帝執政時才向南遷都呢？為(wei) 什麽(me) 從(cong) 起義(yi) 多的北方遷都到起義(yi) 少的中原？南北都是北魏的領土，難道隻為(wei) 了更好地鎮壓中原各族人民的反抗，就忽視對廣大北方各族人民反抗的鎮壓嗎？[4]由此可見，觀點3認為(wei) 洛陽是正統的象征固然未錯，但猶未盡意。

二、垂拱責成，振網舉(ju) 綱：都城遷移的個(ge) 中因素

考察孝文帝遷都的真實原因和最終目的，就會(hui) 發現孝文帝遷都是勢之使然。在孝文帝遷都之前，北魏所處的態勢使得遷都是不得不為(wei) 之事。拓跋氏自從(cong) 天興(xing) 元年遷都平城，建宗廟、立社稷，仿中原王朝草創帝國以來，簡拔漢人，革新朝儀(yi) 、律令、音樂(le) 等製度，後繼來者日臻完善各種典儀(yi) 規章。隨著疆域的擴張，各種矛盾日漸凸顯，漢族士大夫與(yu) 拓跋貴族衝(chong) 突不斷。隨著征服區域擴大，人口急劇增長且複雜化，農(nong) 田耕作逐漸取代放牧牲畜成為(wei) 北魏主要的生產(chan) 方式和經濟來源。黃河流域基本被征服後，北魏統治者不得不在原有基礎上尋求新的統治方式。漢族世族豪門組織的塢壁星羅棋布，占有大量的土田和農(nong) 民，事實上統治著朔北地區，其既得利益自然得以維持。漢化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漢族士大夫的利益，而農(nong) 耕文明漸漸代替傳(chuan) 統的遊牧作業(ye) ，實質上取消了拓跋貴族的生存之基，漢人與(yu) 拓跋氏的利益分割出現了紛爭(zheng) 。新晉貴族，無論是漢族士大夫還是拓跋氏族，與(yu) 舊勢力的矛盾一再擴大，直至不可調節。如拓跋珪在舊勢力的幹擾之下恢複鮮卑族的西郊祭天，拓跋燾時期的崔浩之死等。為(wei) 了保持長久的統治，維持帝國秩序的運作，在一定程度上必須出走舊貴族勢力籠罩的平城，尋找可以平衡帝國內(nei) 部利益和維持雙方均勢的地方，遷都自然是一個(ge) 不錯的選擇。

另外，平城偏處中國西北一隅，鮮卑拓跋氏崛起初期猶能適應其發展所需，但隨著黃河流域以及北方大麵積地區被征服，拓跋氏的勢力已經觸碰到黃河以南的廣大區域，平成作為(wei) 政治軍(jun) 事中心已經不再適宜，遑論成就孝文帝一統中國的夢想。北魏統治地區的擴張，改變了遊牧為(wei) 主的生產(chan) 方式，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躍居顯要地位。“內(nei) 徙新民耕牛，計口授田”成為(wei) 一以貫之的國策，大部分國人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但是，作為(wei) 北魏京都的平城氣候寒冷，土地貧瘠，交通閉塞，這一帶的農(nong) 業(ye) 本來就不及中原地區，又屢次發生水、旱、疾疫諸災，情況更為(wei) 嚴(yan) 重。[5]如孝文帝承明元年牛瘟，耕牛死亡過半。太和二年“夏四月，京師旱”。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原一帶氣候溫潤，適合大麵積的農(nong) 業(ye) 耕作，能夠為(wei) 帝國的存續提供長期的物質保障。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決(jue) 定了政治中心不得不隨之轉移的趨勢。[6]不僅(jin) 如此，洛陽可以通漕運，聯達四方。據《魏書(shu) ·成淹傳(chuan) 》記載，高祖幸徐州時，命令成淹等人主舟楫，將泛泗入河，溯流還洛。但淹以黃河峻急，怕有危險，乃上書(shu) 陳諫。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峻急，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洛陽能通四方之運，關(guan) 係到軍(jun) 國大計。[7]

其次，孝文帝遷都洛陽是完成其一生誌業(ye) 之關(guan) 鍵。《魏書(shu) ·任城王傳(chuan) 》附子澄傳(chuan) 載：“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眾(zhong) 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hui) 車駕於(yu) 滑台。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ye) 不得就也。’”說遷都成功是其事業(ye) 成功的話，顯然不足以解釋孝文帝來洛陽之後一係列舉(ju) 措的實施，可見孝文帝的事業(ye) 遠不止此，理想亦不在此。實現其理想，或言其理想能夠得以實現的關(guan) 鍵，就在於(yu) 遷都於(yu) 洛陽。可以說，原來的首都平城不足以完成孝文帝的心願。

那麽(me) ，從(cong) 平城施政的阻礙因素為(wei) 何呢？

以曆史來看，首先是馮(feng) 太後卵翼下的壓力。皇興(xing) 五年八月二十日，孝文帝受獻文帝禪即皇帝位於(yu) 太華前殿，大赦，改元延興(xing) 元年，當時隻有五歲，由其祖母馮(feng) 太後“躬親(qin) 撫養(yang) ”，《魏書(shu) ·文明皇後傳(chuan) 》載：“自太後臨(lin) 朝專(zhuan) 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jue) ，事無巨細，一稟於(yu) 太後。”太和十年，拓跋宏親(qin) 政臨(lin) 朝，但事實上最後的決(jue) 定權仍在文明太後手中，“生殺賞罰，決(jue) 之俄頃，多有不關(guan) 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nei) 外”。馮(feng) 太後甚至曾想廢掉孝文帝。《魏書(shu) ·高祖紀》載：“文明太後以帝聰聖，後或不利於(yu) 馮(feng) 氏，將謀廢帝。乃於(yu) 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鹹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泰、李衝(chong) 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馮(feng) 太後不僅(jin) 幹涉了皇位的廢立，而且培育大批的親(qin) 信，這批親(qin) 信是一個(ge) 唯馮(feng) 太後是瞻的宦官集團。史載“後性嚴(yan) 明”，對於(yu) 閹宦這幫人“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捶楚，多至百餘(yu) ，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yu) 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其次是保守頑固派的阻力。學者逯耀東(dong) 曾說：“從(cong) 太和十二年到遷都洛陽的前一年，孝文帝在平城大興(xing) 土木，並且在改建的過程中，進行了一連串有關(guan) 禮儀(yi) 、祭祀問題的討論決(jue) 定。他似乎有意從(cong) 有形的建築工程的拓建，更進一步促進意識形態的轉變。他最初的希望，隻是利用平城現有的基礎，將它轉變為(wei) 一座典型的中國文化式的都城，並沒有積極南遷的意念。後來所以匆匆南遷，乃由於(yu) 北方保守勢力，對他所作的改革有一種難以排除的壓力。”[8]遷都洛陽在實際上是突然做出的舉(ju) 動。太和十五年起，孝文帝在平城進行了大規模的營建工作。同年四月，孝文帝下令“經始明堂，改營太廟”；同年七月，又將原位於(yu) 城內(nei) 的道壇移置於(yu) 桑幹河南岸，改名崇虛寺；同年十二月，將社廟遷至城內(nei) 。太和十六年二月，孝文帝令李衝(chong) 主持修建太極殿，改變此前“宮室之度，頗為(wei) 未允”的狀況，以“尊嚴(yan) 皇威，崇重帝德”。同年十一月，太極殿建成，殿東(dong) 、殿西兩(liang) 側(ce) 各建一堂，且“夾建象魏”。與(yu) 太極殿同時改建的還有平城乾元、中陽、端門、東(dong) 西掖門、雲(yun) 龍、神虎、中華等門，“皆飾以觀閣”。這一係列營建工作，意在將平城建成一個(ge) 萬(wan) 國俱瞻的文化中心。《魏書(shu) ·蔣少遊傳(chuan) 》稱建太廟、太極殿前，長於(yu) 建築的蔣少遊曾奉命“乘傳(chuan) 詣洛，量準魏晉基址”。據《南齊書(shu) ·魏虜傳(chuan) 》，太和十五年，蔣少遊副李彪出使南齊，亦負有觀摹建康“宮殿楷式”的任務。改建後的平城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孝文帝的意圖，新的建築都是按“古製”，至少是按魏晉製度修建的。太和十年即已著身的漢魏衣冠，新建的古製殿堂、加上與(yu) 之相配合的一套繁文縟節，完全將孝文帝打造成了一個(ge) 萬(wan) 邦朝覲的天子形象。平城也完全是按照首都的範式修建，遷都洛陽可謂突然之舉(ju) 。[9]

匆匆南遷是由於(yu) 北方保守勢力對孝文帝所作的改革有一種難以排除的壓力。何德章先生也有此種看法，他說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損害了“保守勢力”的實際利益，他們(men) 對改革的“阻力”或“壓力”促使拓跋宏不得不遷都。太和十四年孝文帝親(qin) 政後，開始進行政權體(ti) 製和政治製度方麵的改革，這些措施嚴(yan) 重地損害了舊貴族的權益，自然激起他們(men) 的阻撓。其中最重要的改革莫過於(yu) 太和十五年起的重定祖宗廟號及官製改革。據《魏書(shu) ·序紀》記載，天興(xing) 元年十二月，北魏初創，追尊先世二十八位部落首領為(wei) 帝，其中三位記有廟號，即“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太祖”平文皇帝拓跋鬱律和“高祖”昭成帝什翼犍。同書(shu) 《禮誌一》稱拓跋珪初年，“又於(yu) 雲(yun) 中及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按中原王朝天子七廟之製定廟號，以拓跋力微以降七位首領為(wei) 祖宗，實質上極大程度上維護了草原遊牧時代部落大人的政治權利，使他們(men) 搖身一變而成為(wei) 新政權中的貴族。魏初所定封爵製度規定：“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勳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為(wei) 公，諸公降為(wei) 侯，侯、子亦以此為(wei) 差。……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異姓”得以封王者多為(wei) 昔日部落大人的後代，他們(men) 構成了北魏前期統治集團的骨幹。《魏書(shu) ·高祖紀》記載太和十五年“詔議祖宗，以道武為(wei) 太祖”。十一月，“遷七廟神主於(yu) 新廟。”同書(shu) 《禮誌四》記孝文帝詔書(shu) 說：“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先朝舊事，舛駁不同，難以取準。……烈祖有創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wei) 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yu) 昭成，然廟號為(wei) 太祖。道武建業(ye) 之勳，高於(yu) 平文，廟號為(wei) 烈祖。比功校德，以為(wei) 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wei) 太祖，與(yu) 顯祖為(wei) 二祧，餘(yu) 者以次而遷。”孝文帝確認創立北魏政權的拓跋珪為(wei) 太祖，立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燾、景穆皇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獻文帝拓跋弘等六廟，並確定其廟號，還為(wei) 自己虛設一廟，以備七廟之數。這樣，“宗室”的範圍大大縮小，主要目的是借此剝奪一批鮮卑舊貴族的政治特權、徹底擺脫部落遺俗。《魏書(shu) ·高祖紀》太和十六年正月乙醜(chou) 載：“製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wei) 王，皆降為(wei) 公，公為(wei) 侯，侯為(wei) 伯，子、男仍舊，皆除將軍(jun) 之號。”這裏的“太祖”當然指的是新近尊奉的拓跋珪，根據這一命令，非拓跋珪嫡係子孫而擁有王公、侯爵者，皆降等而授，其政治地位較之宗室諸王自然降低。同書(shu) 《官氏誌》稱：“舊製，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jun) 號。（太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而已。”消其世襲性的軍(jun) 號，徹底否定了他們(men) 世襲領民的特權，因為(wei) 擁有高級爵位和世襲軍(jun) 號者畢竟以他們(men) 居多。這自然激起了他們(men) 的反對。《魏書(shu) ·元丕傳(chuan) 》載：“及罷降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yu) 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元丕為(wei) 原“太祖”拓跋鬱律後裔，因功封東(dong) 陽王，及改降五等，改封為(wei) 平陽郡公。

還有官製改革。太和十五年十一月《魏書(shu) ·高祖紀》稱其月“大定官品”，同書(shu) 《官氏誌》又記同年十二月，“置侍中、黃門各四人。又置散騎常侍、侍郎，員各四人；通直散騎常侍、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侍郎，各六人。……改立諸局監羽林、虎責。”同時開展了對官員的考課。《魏書(shu) ·高祖紀》載：太和十五年十一月戊寅，“考諸牧守。自今選舉(ju) ，每以季月，本曹與(yu) 吏部銓簡”。而對鮮卑貴族觸動最大的則是貫徹的“職司有分”和文武分途原則。“職司有分”，即強調政務須由皇朝官員處置，禁止鮮卑貴族按舊習(xi) 以“國之大姓”或“國人”身份加以幹預。《魏書(shu) ·官氏誌》稱：“太和以前，國之喪(sang) 葬祠禮，非（帝室）十族不得與(yu) 也。高祖革之，各以職司從(cong) 事。”同書(shu) 《禮誌三》載太和十五年十月，將移祖宗神位於(yu) 新建成的太廟，太尉元丕奏稱：“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yu) 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shu) 王諶既是庶姓，不宜參預。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敢不聞。”按新定廟號，元丕引“先朝舊式”，聲稱應以“國之大姓”主持遷廟儀(yi) 典。孝文帝則言：“先王製禮，職司有分。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qin) 自行事，不得越局，專(zhuan) 委大姓。王諶所司，惟讚板而已。”強調“職司有分”，“不得越局，專(zhuan) 委大姓”，王諶為(wei) 其職司所在，當然可以參與(yu) 其事。“北人”知書(shu) 者其時不多，大多數仍習(xi) 慣於(yu) 馬上馳聘，為(wei) 了實施“文治”的理想，孝文帝又嚴(yan) 禁武人授任文官，這項措施使得大量鮮卑武人失職。《魏書(shu) ·元澄傳(chuan) 》說：“（吏部尚書(shu) 元）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yu) 選臣，動有萬(wan) 數，冗散無事”。“冗散無事”的“舊臣”，多為(wei) 定官品後的失職者，“澄品為(wei) 三等，量其優(you) 劣，盡其能否之用”。

改革觸碰鮮卑舊貴族的利益，自然招致他們(men) 的反對和仇視。《魏書(shu) ·陸俟傳(chuan) 》附孫陸凱傳(chuan) 載：“初，高祖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yu) 規謨，共論時政，而國戚謂遂疏已，快快有不平之色。”而一係列的改革也遭到破產(chan) ，《魏書(shu) ·高祖紀》記載太和十六年三月癸酉，“省西郊郊天雜事”，太和十八年三月庚辰，“罷西郊祭天”。而同書(shu) 《禮誌一》太和十八年三月記“詔罷西效祭天”，未記十六年“省西郊郊天雜事”一事。可以看出，太和十六年三月孝文帝下令將西郊祭天“舊製”“盡省之”，太和十八年三月又再次下詔罷西郊祭天，說明太和十六年的命令未能得到推行。

總之，馮(feng) 太後卵翼下的壓力以及鮮卑舊貴族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阻礙了孝文帝抱負的施展和理想的達成，移都洛陽之後，起碼在形式上得以擺脫了重重障礙，為(wei) 實現其理想提供了條件，那麽(me) 不妨究竟一下孝文帝的大“事業(ye) ”了。

三、經營宇宙，一同區域：孝文帝之“洪業(ye) ”

《魏書(shu) ·任城王傳(chuan) 》記載孝文帝遷都時說：“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xing) 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wei) 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裏，因茲(zi) 大舉(ju) ，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wei) 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製禦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jue) 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wei) 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從(cong) 孝文帝與(yu) 元澄的對話中，不難看出，拓跋宏遷都是由於(yu) 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易移風易俗。元澄對答也表明，要“製禦華夏，輯平九服”，必須據中原洛陽。

“輯平九服”雲(yun) 雲(yun) ，即是要一統天下，將之納之於(yu) 統一的政治體(ti) 係之內(nei) 。葉適在《習(xi) 學記言序目》中說：“孝文遷洛，不止慕古人居中土，蓋欲身在近地，經營江左耳，其與(yu) 盧昶語可見”。《魏書(shu) ·盧昶傳(chuan) 》記載孝文帝對盧昶說：“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當早晚，會(hui) 是朕物。”孝文帝取中原、定天下之心自始至終，“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曾說“朕承天馭宇，力欲清一寰域”，“天無二日，土無兩(liang) 王，是以躬總六師，蕩一四海。”要想將中國統合為(wei) 一，其根據地平城不僅(jin) 在地緣上無法達成這種軍(jun) 事目的，且胡人自古以來被視為(wei) 化外之民，對中原的占領隻是竊據，自然更無法滿足合法性的要求。洛陽則是“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yu) 此”。雖晉末喪(sang) 亂(luan) 以來，宮室荒廢，不複原貌，但是在民人心中一直是曆代正朔象征之地，“崤函帝宅，河洛王裏”，而“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取洛陽，“定鼎河，庶南蕩甌吳，複禮萬(wan) 國”，是為(wei) “光宅中原”找到了合適的理據和地緣上的優(you) 勢。

《廿二史劄記》卷14“魏孝文帝遷洛”條說：“魏孝文帝以國俗沿上世之陋，欲遷洛以變舊風……蓋帝優(you) 於(yu) 文學，惡本俗之陋，欲以華風變之，故不憚為(wei) 此舉(ju) 也。”《魏書(shu) ·禮誌一》講到孝文帝力圖拋棄祖宗舊製，實施文治，改變祖宗“銳意武功，未修文德”的一慣作法，“稽參古式，憲章舊典”，使“四海移風，要荒革俗”，“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wei) 甚難”。洛陽之地自是正統之象征，可以為(wei) 政權提供一定的合法性，為(wei) 統一天下提供軍(jun) 事的便利，為(wei) 師出有名找出理據，而“移風易俗”尤為(wei) 重要。

移風易俗就是改弦更張，稽參古式，憲章舊典，修文德。定都洛陽之後一係列的漢化舉(ju) 措則是文德之修的表現。禁胡服、胡語，著漢服，“太和十八年……革衣服之製”，講漢語，以漢語為(wei) “正音”，稱鮮卑語為(wei) “北語”，“斷諸北語，一從(cong) 正音”；改其姓氏，“北人謂土為(wei) 拓，後為(wei) 跋。魏之先出於(yu) 黃帝，以土德王，故為(wei) 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wan) 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於(yu) 是始改拔拔氏為(wei) 長孫氏，達奚氏為(wei) 奚氏，乙旃氏為(wei) 叔孫氏，丘穆陵氏為(wei) 穆氏，步六孤氏為(wei) 陸氏，賀賴氏為(wei) 賀氏，獨孤氏為(wei) 劉氏，賀樓氏為(wei) 樓氏，勿忸於(yu) 氏為(wei) 於(yu) 氏，尉遲氏為(wei) 尉氏；其餘(yu) 所改，不可勝紀”；胡漢通婚，孝文帝納漢族大姓盧、崔、鄭、王四家的女兒(er) 為(wei) 妃，“魏主雅重門族，以範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鹹納其女以充後宮”等。

這種徹頭徹尾的漢化策略和行為(wei) 措施是孝文帝主動發起的，或言是自覺發起的，迥異於(yu) 先期的以漢化作為(wei) 手段而不是對漢化價(jia) 值的肯定，對漢人知識分子隻是利用而不是推心置腹。孝文帝做法和想法的背後是其對華夏文化的真心傾(qing) 慕和認同。拓跋宏自小就受漢文化的耳濡目染，浸淫很深，《魏書(shu) ·高祖紀》載：“（孝文帝）雅好讀書(shu) ，手不釋卷。《五經》之義(yi) ，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chuan) 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yi) 。才藻富贍，好為(wei) 文章，詩賦銘頌，任興(xing) 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ce) ，皆帝之文也。自餘(yu) 文章，百有餘(yu) 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他尤對儒家經典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魏書(shu) ·獻文六王·彭城王勰傳(chuan) 》載：高祖親(qin) 講《喪(sang) 服》於(yu) 清徽堂，從(cong) 容謂群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xi) 禮，每欲令我一解《喪(sang) 服》。自審義(yi) 解浮疏，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cong) ，故屈朝彥，遂親(qin) 傳(chuan) 說。將臨(lin) 講坐，慚戰交情。”禦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qin) 承音旨，千載一時。”

對華夏文化的真心認同，而以之移風易俗，孝文帝的目的在於(yu) 以文治天下，而文治天下想法的背後有其更深層的涵義(yi) 。北魏立國多年以來，以武力征服為(wei) 手段，控製了中國大部分的地區，可謂未暇文教，不修文德。拓跋宏以洛陽為(wei) 軍(jun) 事據點，以期取得戰略上的優(you) 勢地位，和文化上的正統名號，為(wei) 一統天下做出準備，漢化以及對中原文化的恢複是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也是對其合法性的論證，更重要的是，在疆域輪廓既定以及視天下如囊中之後，需要在政治上完成文化認同，以期彌合種族、民族矛盾，使之安然生活在一個(ge) 政治文化融洽的共同體(ti) 之中。《魏書(shu) ·廣陵王羽傳(chuan) 》記載，孝文帝曾對鮮卑人物說：“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shu) ，朕聞此，深用憮然……朕為(wei) 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麵牆也。”若鮮卑族人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後之子孫，不免麵牆，言下之意在於(yu) 如果不能將鮮卑與(yu) 漢族融為(wei) 一個(ge) 政治文化上的共同體(ti) ，消除彼此的對立和敵視，或鮮卑終將被別人征服、消滅。《魏書(shu) ·高祖紀》記載孝文帝曾雲(yun) ：“凡為(wei) 人君，患於(yu) 不均，不能推誠禦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qin) 如兄弟。”胡越，或者漢人於(yu) 鮮卑在種族、血緣上顯然不是兄弟，孝文帝的“親(qin) 如兄弟”，意思是生活在一個(ge) 政治文化共同體(ti) 之中，政治上彼此認同，文化上互相尊重，相洽共生而為(wei) 一體(ti) 。

四、結語

總之，北魏建都洛陽的根本目的在於(yu) 使政權取得正統之象征，進而使伐中原、定一統師出有名；廓清版域，期華夏為(wei) 一，重新納中國為(wei) 一個(ge) 共同的政治體(ti) ；修文德、圖文治，以中華文化建構共同的文化體(ti) 。孝文帝目的就在於(yu) 建構政治文化共同體(ti) ，是複歸中國曆史文化傳(chuan) 統正道的路子。《魏書(shu) ·儒林傳(chuan) 序》載：“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稽明上古，以墳典為(wei) 據，自然是追慕先王之治，不忘講道，其道則是千古以來不變的國治民安的道，《魏書(shu) ·鄭道昭傳(chuan) 》載孝文帝與(yu) 諸臣之唱和中有“舜舞幹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堯舜之文德，文王之政教即是道之顯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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