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本著他思想的行動

作者：董彥斌

來源：法治周末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五月十七日甲戌

           耶穌2016年6月21日

晚年梁漱溟。

重慶北碚的夏天，雖然熱，但是美。從(cong) 盧作孚紀念館所在的嘉陵江正碼頭向四外眺望，真像單刀會(hui) 裏關(guan) 羽說的：“果然一派好江景也。”2015年暑假，我短居北碚，編完了《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和《我所建議的是什麽(me) ？》。或許，這再一次證明了北碚與(yu) 梁漱溟先生的緣分。

梁先生居北碚8年，立功立言，功在書(shu) 生參政與(yu) 勉仁書(shu) 院，言在《中國文化要義(yi) 》。在《中國文化要義(yi) 》的自序裏，梁先生宣告，他要寫(xie) 一本《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說完這句話，他就前往北京。北京生活40年，他成為(wei) 政治家和政治學家關(guan) 注和研究的對象，但他並未寫(xie) 出一本《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

2013年，我受梁先生哲嗣梁培寬先生之命，開始編選梁先生法律政治方麵的文集，思路一直沒有打開理清，直到此次造訪北碚。事實證明，這次我不僅(jin) 編出來了，而且，我第一時間確定的題目，就是梁先生當時擬定的題目。這是巧合，也表示梁先生的文章裏，一直有一根線索——能被愚鈍如我之人發現的線索。

既然在《中國文化要義(yi) 》裏，梁先生宣布他要寫(xie) 《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那麽(me) 我們(men) 也可以說，這兩(liang) 本書(shu) 分別就是梁先生著作的文化篇和政治篇，所以說，在歸納“文化要義(yi) ”之後，梁先生開始總結“政治問題”。這也是“內(nei) 聖外王”的現代展開，亦即“內(nei) 聖篇”和“外王篇”。

問題帶來了答案，曆史暗示了前途

文化篇與(yu) 政治篇，內(nei) 聖篇與(yu) 外王篇，也可以說就是思想和行動篇。

在《中國文化要義(yi) 》裏，梁先生自問自答式地說：

“他是一個(ge) 有思想的人。”

或說：“他是一個(ge) 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

這樣便恰如其分，最好不過。

是的，這樣真的恰如其分，《中國文化要義(yi) 》對應的是“思想”，這本《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對應的是“行動”。當然，進一步界定來說，是“本著梁漱溟思想的政治行動”，有他的觀察和思考，也有他的誌業(ye) 、夢想和事功。

作為(wei) 梁漱溟先生的兩(liang) 本法政文選，我這裏編出的《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和《我所建議的是什麽(me) 》各有側(ce) 重。前者側(ce) 重學理性和問題意識，是他從(cong) 行動中歸納出的梁版政治學和梁版憲法學。後者更側(ce) 重政治實踐，是他在行動發表中的言論，言為(wei) 行聲，言為(wei) 心聲。

《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分為(wei) 四編，前三編主要是梁漱溟對政治學一般原理的見解與(yu) 闡發，對中國道路的思考以及基於(yu) 其政治參與(yu) 的思考；第四編主要是梁漱溟對憲法、法律的心得。

《我所要建議的是什麽(me) ？》共分三編。第一編“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集中展示了梁漱溟在鄉(xiang) 村建設和地方自治方麵的一係列言論；第二編“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是梁漱溟作為(wei) 意見領袖發表的係列看法；第三編“敬答一切愛護我的朋友”，可以說是“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下編，集中表現為(wei) 梁先生在全國政協等會(hui) 議上的發言，大部分展示了梁漱溟的睿智和風骨。

梁漱溟回憶政治史和政治事件的“憶舊談往”的文章，大部分未在此處收入；一些純技術的討論，例如《司法規例序》——這是他擔任司法部部長秘書(shu) 時的職務作品，也未收入。這兩(liang) 類文章，總體(ti) 來說，和梁漱溟關(guan) 注的“政治問題”關(guan) 係較小。

梁漱溟並不是一個(ge) 政治學家或法學家，他對於(yu) 政治問題的研究，不是基於(yu) 政治學原理或者法學原理，而是基於(yu) 自己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hui) 係統的獨立思考，基於(yu) 行動中的認識和形成的經驗。以故，他有獨特的問題意識，能看到遠處和深處。本書(shu) 的題記，我引用了梁先生一句未受關(guan) 注但非常重要的話：“問題帶來了答案，曆史暗示了前途。”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誰帶著什麽(me) 樣的問題意識，誰就會(hui) 看到什麽(me) ，得出什麽(me) 結論，而未來，正隱藏在當代關(guan) 注的問題當中。梁漱溟正是如此。

梁漱溟的問題意識，使他的法政見解頗為(wei) 出類拔萃。例如，1919年“五四”時期，他發表了《論學生運動》一文，對“五四”提出了“法律的歸法律”的看法。直到2009年“五四運動”90周年時，梁漱溟的這個(ge) 觀點還能啟發於(yu) 人。2009年5月，我發表了《作為(wei) 法律事件的“五四”》一文，如果說該文受到關(guan) 注，則所有的貢獻都應歸於(yu) 梁漱溟。

到了2011年，一部集聚了大批知名演員的電影上映，盡管人物事件眾(zhong) 多，這部反映近代曆程的影片還是有梁漱溟先生的鏡頭，他的台詞是“要冷靜”。這句台詞還不錯，梁漱溟的問題意識是敏銳的，是帶著強烈的責任感的，同時也是冷靜的。

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梁漱溟和張耀曾的淵源實在太深。二者是親(qin) 人、是學友、是互助家族中的兩(liang) 代精英、是“上下級”、是司法總長和總長秘書(shu) 。

我想特別引用我述論張耀曾的書(shu) 中對比張耀曾與(yu) 梁濟先生的一段話，這有助於(yu) 我們(men) 認識梁漱溟在梁濟和張耀曾影響下，形成思想而又青出於(yu) 藍的過程。

張耀曾說：“受先生扶植熏陶者垂十餘(yu) 年，情感之厚，理契之深，迥異恒泛。”梁濟之子、同樣與(yu) 張耀曾情誼深厚的梁漱溟則說：“自幼師事我先父。”由此，作為(wei) 恩人和師長，梁濟既是對張耀曾思想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也構成了觀察張耀曾的人文思考尤其是人生思考的參照係。同樣構成了參照係的當然還包括思想家梁漱溟。

1918年11月10日，梁濟自沉，自雲(yun) ：“吾今竭誠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濟之死，係殉清朝而死也。”同時梁濟自我解釋：“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雲(yun) 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wei) 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wei) 本位。”

梁濟之死在當時引起思想界的震蕩，陳獨秀等皆有評論。數年後，徐誌摩猶有評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在當時就震動社會(hui) 的注意。就是倡言打破偶像主義(yi) 與(yu) 打破禮教束縛的新青年，也表示對死者相當的敬重。”

梁濟是張耀曾的師長，卻又與(yu) 張耀曾構成了“清末”與(yu) “民初”的舊新典型。所以，二人一方麵血濃於(yu) 水，交流思想，另一方麵，卻在一些根本問題上頗有歧見。所以梁濟曾說：“吾不知前途何所底止？真堪向天大哭，吾知舉(ju) 世皆不以我為(wei) 然，即親(qin) 如張蓉西輩亦未必以我為(wei) 然也。”

這就是說，張耀曾是梁濟的親(qin) 人和弟子，卻不是思想上的知己了。為(wei) 何不是知己？蓋在於(yu) ，如梁濟自己所言，身值清朝之末，乃是代表“清末”的“舊人”，而張耀曾卻是代表“民初”的“新人”。

說梁濟代表“清末”，是說，梁濟並非僵化固守之人，“清末”，其意即非清朝中葉，自從(cong) 同治中興(xing) 以來，改良求變已成為(wei) 許多士大夫的共識，吳汝倫(lun) 、張百熙以及吳汝倫(lun) 的師長曾國藩、幕主李鴻章，張百熙的推薦者和製衡者張之洞，甚至包括張耀曾的父親(qin) 張士鏸，無論是曆史人物，還是普通官員，都有改良務實的基本認識。

他們(men) 絕不會(hui) 覺得舊體(ti) 製不能變，但是，又不會(hui) 完全認同西方的政治架構和政治觀念，而仍然主張“保國”“保種”“保教”。所謂“保國”，並非保作為(wei) 國家的中國，而是作為(wei) 政府的清廷；所謂“保教”，當然就是維持儒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也就是維持基本的禮義(yi) ，基本的君臣格局，家庭-家族格局。

梁濟說：“幼年所聞以對於(yu) 世道有責任為(wei) 主義(yi) ，此主義(yi) 深印於(yu) 吾腦中，即以此主義(yi) 為(wei) 本位，故不容不殉。”對於(yu) 君臣關(guan) 係，梁濟以為(wei) ：“今人為(wei) 新說所震，喪(sang) 失自己權威，自光宣之末，新說謂敬君戀主為(wei) 奴性，一般吃俸祿者靡然從(cong) 之，忘其自己生平主義(yi) 。”

對於(yu) 家庭-家族格局，梁濟以為(wei) ：“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zheng) 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wei) 何事，蓋由自幼不聞禮義(yi) 之故，子弟對於(yu) 父兄，又多有打破家庭主義(yi) ，家庭不敢以督責施於(yu) 子女，而雲(yun) 恃社會(hui) 互相監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梁濟正是在談論這些舊新分歧根本問題的時候，無奈地指出了張耀曾之無法為(wei) 其知己之處。

與(yu) 梁濟相比，張耀曾的人生履曆首先為(wei) 迥異。張耀曾之求學與(yu) 職業(ye) 經曆，無不趨新，京師東(dong) 文學社、京師大學堂、東(dong) 京一高、東(dong) 京帝國大學、參議院、第一屆國會(hui) ，無不是新學與(yu) 共和新政治的典型機構甚至最高機構。梁濟說：“吾昔催促張蓉西渡東(dong) ，惟恐學染不深，既學成也，今乃責其偏，是吾最初之時無統觀之識也。”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梁濟和張耀曾的關(guan) 係，也正是“清末”和“民初”，“君主”或“君憲”與(yu) “共和”，儒家與(yu) 民主自由理念的一個(ge) 隱喻。後者受前者催化，卻終於(yu) 代謝了前者，超越了前者，或者說背叛了前者。用梁濟的用語來說，便是“偏”，“民初”的理念偏離了“清末”。張耀曾說“現世又人格平等之世也，餘(yu) 主張人格平等。”

張耀曾與(yu) 梁漱溟有不少暗合的思考，例如，梁漱溟深度介入鄉(xiang) 村建設，關(guan) 注地方自治，而張耀曾在留日期間擔任《雲(yun) 南雜誌》總編輯時，就寫(xie) 了大量討論地方自治的文章。

張耀曾和梁漱溟的行動精神，尤其接近。“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真是激動人心。

照亮未來，其道不孤

據說季羨林先生曾說過他最佩服兩(liang) 個(ge) 人，一個(ge) 是彭德懷，一個(ge) 是梁漱溟。

勇氣使梁漱溟更具令人好奇意義(yi) 上的知名度，然而他的本質還是不世出的思想家和行動家，還是書(shu) 生。在法政方麵，梁漱溟的思考，尤其是他的行動，確實有書(shu) 生參政“單刀會(hui) ”的味道，所以當1953年他受到“升官發財”“偽(wei) 君子”的批評時，他說：“這真是太妙了！”

本書(shu) 如梁漱溟全集一樣，收錄了梁漱溟在1964年對當時政府工作報告的高度肯定，但也收錄了他在討論1978年憲法時的先知般的反思，他堅決(jue) 反思二三十年裏的人治的狀況，並要求在科學與(yu) 文化方麵，要求言論能夠少受束縛。

20年來，尊敬梁漱溟的人越來越多起來，他的法政思想和行動如燈，照亮未來，其道不孤。他不再是單刀會(hui) 。

而我忽然覺得，曆史曾經錯過一個(ge) 機會(hui) ，那就是為(wei) 梁漱溟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作者任教於(yu) 西南政法大學，時在東(dong) 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任外籍客座研究員；梁漱溟著作兩(liang) 種：《中國政治問題研究》《我所要建議的是什麽(me) ？》，董彥斌編，法律出版社即將出版)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