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鳳凰涅槃

作者：慕朵生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五月初九日丙寅

           耶穌2016年6月13日

上百年來，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的中華傳(chuan) 統文化遭遇致命的危機，被稱為(wei) 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康有為(wei) ）、“數千年未有之巨劫”（陳寅恪），幾近墜於(yu) 萬(wan) 劫不複之地，這是不爭(zheng) 的曆史事實。然而，中華文化並未就此死去，而是頑強度過苟延殘喘的艱難時日，現又迎來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光明景象，可謂是曆久彌新、愈挫彌堅，又可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書(shu) 寫(xie) 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傳(chuan) 奇。

魂魄兮歸來

2016年新年伊始，“西安城牆”與(yu) “南京城牆”意外上演了一場隔空喊話，起因是西安旅遊局官微1月4日發出消息，盛讚西安城牆穿越600年曆史洪流撐到今天“實屬不易”，並稱北京城牆、南京城牆等小夥(huo) 伴們(men) 早已“灰飛煙滅”。次日，南京城牆官微發出消息予以駁斥，稱南京城牆現存25公裏，不論從(cong) 體(ti) 量或等級，都比西安城牆要高。

這場意外的捉對廝殺，很快就以挑起事端的西安旅遊局官微發出道歉收場，但還是引發了大量圍觀和評論。絕大部分評論認為(wei) ，兩(liang) 大城牆為(wei) 了招攬遊客而互相貶損，有違商業(ye) 道德，屬於(yu) 惡性競爭(zheng) ，應各打五十大板。另有一些評論指出，兩(liang) 大城牆隻知自己的來龍去脈，不知對方乃至小夥(huo) 伴們(men) 的底細，暴露了管理方的業(ye) 務生疏，實屬不應該。

上述評論固然無錯，但並不全麵，也未抓住問題的實質。一方麵，西安城牆所說的很多小夥(huo) 伴早已“灰飛煙滅”乃是鐵的事實。民國之前，中國每座城池都是“無牆不城”，規模可觀的城牆就達數千座，但近代以來絕大多數毀於(yu) 天災人禍。一方麵，兩(liang) 大城牆爭(zheng) “短長”，本身就是中國傳(chuan) 統文物受到重視、重新複活的明證。據悉，兩(liang) 大城牆均已被國家文物局納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chan) 預備名單》，並準備組合起來於(yu) 今年3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世界物質文化遺產(chan) ”名錄。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兩(liang) 大城牆爭(zheng) “短長”還涉及到另外一個(ge) 小夥(huo) 伴，即“北京城牆”。遺憾的是，它再也不能站出來爭(zheng) “短長”，因為(wei) 盡管它是中國曆史上最長最厚最有影響的城牆——長度達39.75公裏、厚度達10餘(yu) 米、自元代以來拱衛北京長達800年，但在新中國肇造之後的曆次城市建設和反對傳(chuan) 統的運動中，早已轟然倒塌、蕩然無存。

在北京城牆拆除過程中，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曾多次痛哭失聲並反複據理力爭(zheng) 。梁思成說：“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五十年後，曆史將證明你們(men) 是錯誤的，我是對的！”林徽因也指出：“你們(men) 拆去的是有著800年曆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men) 遲早會(hui) 後悔，那時你們(men) 再蓋的就是假古董！”

事實上，為(wei) 時不過30年，國人就開始為(wei) 當年的魯莽舉(ju) 動感到後悔，並開始通過修繕、複建、重建甚至是新建等方式保護或重現古城牆——梁思成夫婦的讖語均得到了驗證。坦率地說，就連西安和南京的城牆，實際上也是近些年來不斷修繕和複建的結果。至於(yu) 北京城牆，因為(wei) 拆除得比較徹底，幾乎永無重建的可能，但還是著力修繕或複建了德勝門、永定門等數座古城樓，同時保護了一小段土堆式的“元大都城牆遺址”，以供人們(men) 遐想和憑吊昔日北京城牆的曆史輝煌。

古城牆的曆史遭遇，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百年命運的一個(ge) 真實而又典型的縮影——先推倒，後重建。大體(ti) 來說，從(cong) 晚清以來，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數千年流傳(chuan) 下來的典章文物、製度架構、倫(lun) 理道德、價(jia) 值觀念、国际1946伟德、風俗習(xi) 慣等等，均遭到深刻地質疑和係統地批判，並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頂峰，形成了一個(ge) “激烈反傳(chuan) 統的傳(chuan) 統”。鑒此，很多中外學者指出，中國世界上曆史綿延最悠久、文化遺產(chan) 最厚重的國家，同時也是破壞自身文化傳(chuan) 統最嚴(yan) 重的國家。

經過曆次運動和重重破壞，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一度“魂飛魄散”。所謂“魂”，是指中華傳(chuan) 統的精神、價(jia) 值、義(yi) 理等無形的層麵，如天道性命、三綱五常、仁義(yi) 道德，等等；所謂“魄”，是指中華傳(chuan) 統的典章、製度、文物等有形的層麵，如文化經典、科舉(ju) 製度、古建古物，等等。對於(yu)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這種整體(ti) 性、全盤性的坍塌與(yu) 崩潰現象，早在1935年，王新命、陶希聖、薩孟武等10位知名教授就聯合發出宣言，哀歎“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men) 看不見中國了”。

然而，正如古代城牆被拆除幾十年後就開始複建或重建一樣，上個(ge) 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不再是人人恐懼的“幽靈”，相反國人越來越喜歡發“思古之幽情”，中國大地逐漸興(xing) 起一股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大潮，時下已是“國學班”鱗次櫛比，“讀經熱”如日中天，仁義(yi) 禮智信、溫良恭儉(jian) 讓等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念再度受到空前的推崇，“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尚和合、求大同”等價(jia) 值觀念甚至成為(wei) 治國理政的重要理念。簡言之，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正在由過去的“魂飛魄散”進入“魂魄歸來”的曆史新階段。

短短百餘(yu) 年間，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就經曆了一個(ge) “死去活來”的曆史周期。之所以發生如此戲劇性的劇烈變化，諸如身心安頓、秩序重建，以及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乃至國家軟實力競爭(zheng) 的迫切需要等，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近百年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本身並未完全中斷和徹底消失，亦是重要原因。因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深深鑲嵌在普遍的人性、偉(wei) 大的經典、永恒的語言、頑強的風俗四大支柱之上，具有強大的韌性和耐力，可謂是一隻“不死鳥”，具備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資質和潛力。

普遍的人性

任何一種的文化，皆有其深刻的義(yi) 理、深切的關(guan) 照和深沉的思考，或說有其堅實、恒常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同時，任何一種文化，可以不重視人，但不能沒有人，不能不關(guan) 照人。職是之故，人性論學說，亦即關(guan) 於(yu) 人之本質和屬性的思考，就是文化之中的“王冠之學”，規定和塑造著一種文化的基本品質與(yu) 主要特色。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作為(wei) 其主體(ti) 的儒家文化，立足人性、人心、人情，一切以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為(wei) 皈依，可以說是一種人學，而不是單純追求智慧的哲學，也不是執著探求物理的科學，更不是盲目跪求恩賜的神學——當然，儒家文化含有哲學、科學、神學的內(nei) 容，但就其基本品質和主要特色而言，卻是一種以人為(wei) 中心的人學。

儒家文化之所以是一種人學，與(yu) 往聖先賢尤其是孔子對學問和價(jia) 值的界定與(yu) 追求密切相關(guan) 。孔子強調：“道不遠人，人之為(wei) 道而遠人，不可以為(wei) 道。”這句話包含兩(liang) 層意思：一方麵，真正的道是無法離開人的；一方麵，真正的人也是無法離開道的。人與(yu) 道互相含攝，貫通一體(ti) ，合則兩(liang) 利，分則兩(liang) 傷(shang) 。孔子曾慨歎：“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這一慨歎的意蘊，就是將道定位為(wei) 普遍的人道，就像人必須走路一樣，是人之為(wei) 人所不能離開的學問和價(jia) 值。

孔子又指出：“性相近也，習(xi) 相遠也。”所謂“性相近”，是指所有人而不是特定人的本質或天性。由此出發，儒家的人學奠基在普遍的人性基礎之上，即是說，儒學乃是探求同時也是適合天下所有人的學問，所以錢穆先生說：“孔子思想，乃針對世界全人類，無古無今，無地域之隔閡，無種族，無國界，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愚，無貴賤貧富，無種種職業(ye) 階級，無一切分別設教。”

當然，孔子不曾明說人性究竟是善的抑或惡的。此後，孟子說“人性善”，乃是將善的種子植入人心，從(cong) 而勉人發明本心、積極向善。荀子說“人性惡”，乃是以惡的後果警醒人心，從(cong) 而勉人躬行禮法、棄惡從(cong) 善。所以清儒謝墉指出：“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wei) 善而為(wei) 此言；荀子之言性惡，蓋疾人之為(wei) 惡而為(wei) 此言。”至如後儒所說的善惡混、性三品等人性論，其目的均是懲惡揚善，使人過一種充滿善的光明生活，不至於(yu) 使社會(hui) 墮入西方哲學家所說的“人與(yu) 人戰爭(zheng) ”的深淵。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人性論，無論是性善說還是性惡說，均是基於(yu) “天地之間人為(wei) 貴”的前提，通過“人禽之辯”確立人之高貴的。如孟子強調“人與(yu) 禽獸(shou) 相去幾希，君子存之，庶人去之”，荀子強調“夫禽獸(shou) 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qin) ，有牝牡而無男女何別”，董仲舒強調“下質於(yu) 禽獸(shou) 之所為(wei) ，故曰性之已善”。王船山曾總結儒學有三大主題，即“人禽之辯”“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別”，其中“人禽之辨”居首，由此可見人性論對於(yu) 儒學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本質規定和深刻影響。

西方哲學有種說法，沒有人性的人，要麽(me) 是神，要麽(me) 是獸(shou) 。人非神，但絕不甘於(yu) 淪為(wei) 禽獸(shou) 。就此而言，守護人性就是捍衛人的尊嚴(yan) 。儒家向來重視人性，無論是孔子的“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還是顏淵的“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抑或是曾子的“人能弘道”，都是強調要守護人性。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說“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強調體(ti) 現普遍人性的“大綱、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是恒常的，同樣也是強調守護人性。千百年來，就連普通百姓都知道，罵一個(ge) 人“禽獸(shou) 不如”，就是指此人沒有人性、罪孽邪惡——這就是對守護人性的文化遺產(chan) 。

因為(wei) 奠基在普遍人性之上，切近切於(yu) 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因此儒學不僅(jin) 導人棄惡揚善，而且具有亮度，充滿熱度，散發溫度，如人要有仁愛之心、正義(yi) 之舉(ju) 、合禮之行、智慧之辨、信譽之誠，又如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均是極富人情，極其親(qin) 切，極為(wei) 自然的。所以，錢穆先生說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極具體(ti) ，但可達於(yu) 極玄遠；極親(qin) 切，但可達於(yu) 極超脫；極平實，但可達於(yu) 極幽深；極分別，極零碎，但可達於(yu) 極會(hui) 通，極圓成。論其出發點，則人人盡知盡能；求其歸宿處，亦人人易達易到。”

事實上，“五四”以來，就不斷有人攻擊儒家，如攻擊性善說使人偽(wei) 善，攻擊仁愛說使人自私，攻擊孝道壓抑人性，攻擊忠貞束縛女權，等等。幸運的是，曆史並沒有給攻擊儒家人性論的思潮和運動以過多的時間，因為(wei) 人們(men) 痛感，如果徹底打碎儒家人性的瓶瓶罐罐，實際上就是在扭曲人性，汩沒人心，違背人情，不僅(jin) 造成個(ge) 人的苦痛，也會(hui) 導致社會(hui) 的混亂(luan) 。在這種社會(hui) 中，人人無法幸免於(yu) 難，人人也無法幸免於(yu) 罪，亦即每個(ge) 人都是受害者，同時也都是加害者——長此以往，最終將導致社會(hui) 和文明乃至人自身的毀滅。

更重要的是，引導人們(men) 走出攻擊儒家人性論誤區的動力，正是來自儒家人性論本身，來自人們(men) 對正常生命、生存、生活的向往，來自人們(men) 對普遍人性、人心、人情的守護。不孝敬自己父母，誰能心安？不撫起跌倒老人，誰能意平？商家不誠信經營，誰能容忍？如此等等，皆說明天理昭昭，公道自在人心——普遍的人性，就是這樣一種強大的文明動力源，如同浩蕩江水，可暫時阻遏，但終將流歸大海。

偉(wei) 大的經典

一個(ge) 國家和民族，其古人生命、生存、生活的經驗和智慧，往往凝聚在一本或數本書(shu) 籍之上，如耶教文化凝聚在《舊約全書(shu) 》和《新約全書(shu) 》之中，伊斯蘭(lan) 教文化凝聚在《古蘭(lan) 經》之中等等——類似的書(shu) 籍，人們(men) 稱之為(wei) 經典。生活是動蕩的，理論是灰色的，但經典之樹常青，因為(wei) 經典是文化的源頭，價(jia) 值的載體(ti) ，具有神聖性和永恒性。珍愛經典，是一個(ge) 國家和民族文化成熟與(yu) 自信的重要象征。

中國向來重教重學重讀書(shu) ，是以《論語》開篇為(wei) 《學而》，《荀子》之始即《勸學》，《禮記》則有《學記》、有“春誦夏弦秋禮冬書(shu) ”之製，民間社會(hui) 更是無不以“耕讀傳(chuan) 家”或“書(shu) 墨飄香”為(wei) 榮光。早在宋明時期，中國人讀書(shu) 和識字率高達15%，同時期歐洲尚不足5%。重教重學重讀書(shu) ，是中國曆史悠久、文化燦爛、民族優(you) 雅的重要一源。

中國人應該讀和需要讀的經典很多，如《論語》《孟子》，如《老子》《莊子》，如《史記》《漢書(shu) 》，如《傳(chuan) 習(xi) 錄》《近思錄》等。但是，鑒於(yu) 儒家文化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主體(ti) ，所以儒家文化推崇的經典，尤其是《詩》《書(shu) 》《禮》《易》《樂(le) 》《春秋》六經（亦稱“六藝”），乃是中國人“經典中的經典”，甚至可以說就是中國人的“聖經”——憾乎《樂(le) 》已亡佚。故現代新儒家馬一浮先生說：“六藝之道，條理燦爛，聖人之知行在於(yu) 是，天下之事理盡是，萬(wan) 物之散聚，一心之體(ti) 用，悉具於(yu) 是。”

按照儒家的傳(chuan) 統說法，“經者，常道也”。作為(wei) 常道的六經，能夠發揮六種功能。《史記·太史公自序》指出：“《禮》以節人，《樂(le) 》以發和，《書(shu) 》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yi) 。”《漢書(shu) ·藝文誌》則指出：“《樂(le) 》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yi) 之用也；《禮》以明體(ti) ，故無訓；《書(shu) 》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wei) 之原。”

六經還能培育人的六種德性和特長。孔子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wei)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廣博易良，《樂(le) 》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jian) 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翻譯成現代漢語，意思是說：《詩》教使人溫和柔順、樸實忠厚，《書(shu) 》教使人通曉遠古、知識淵博，《樂(le) 》教使人心胸廣闊、善良坦蕩，《易》教使人清潔沉靜、洞察細微，《禮》教能使人恭讓簡潔、莊重恭敬，《春秋》教能使人善於(yu) 辭令、長於(yu) 鋪敘。

更重要的是，六經還塑造了中國人的六種生活方式——《詩》塑造了性情的詩學生活方式，《書(shu) 》朔造了恭謹的政治生活方式，《禮》塑造了優(you) 雅的禮儀(yi) 生活方式，《樂(le) 》朔造了弦歌的音樂(le) 生活方式，《易》塑造了思辨的哲學生活方式，《春秋》塑造了深沉的曆史生活方式。當代儒家學者杜維明指出，六經塑造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融詩意的、政治的、禮儀(yi) 的、音樂(le) 的、哲學的、曆史的生活於(yu) 一體(ti) ，既係統又精深更博雅，既偉(wei) 大又優(you) 美更崇高。

千百年來，以“六經”為(wei) 代表的中國經典曆經磨難，學稱“書(shu) 厄”。隋朝牛弘總結“五厄”：一為(wei) 秦始皇焚書(shu) ，二為(wei) 西漢末年赤眉入關(guan) ，三為(wei) 董卓移都，四為(wei) 劉石亂(luan) 華，五為(wei) 南朝梁末魏師入郢梁元帝下令焚書(shu) 14萬(wan) 卷。後是明代胡應麟又續“五厄”：一為(wei) 隋末混戰，二為(wei) 安史之亂(luan) ，三為(wei) 黃巢入長安，四為(wei) 靖康之變，五為(wei) 南宋末伯顏軍(jun) 入臨(lin) 安。近人祝文白再續“五厄”：一為(wei) 李自成陷北京，二為(wei) 絳雲(yun) 樓之烈焰，三為(wei) 清高宗之焚書(shu) ，四為(wei) 鹹豐(feng) 朝之英法聯軍(jun) ，五為(wei) 抗日戰爭(zheng) 。

事實上，近代以來中國書(shu) 籍還有三大厄難：一為(wei) 民國時期以吳稚暉、魯迅為(wei) 代表的激進知識分子提出“不讀中國書(shu) ”，認為(wei) 中國書(shu) 籍承載的皆是壞價(jia) 值，所以呼籲年輕人將中國書(shu) 籍“丟(diu) 進茅廁”；二為(wei) 民國時期以顧頡剛、錢玄同等為(wei) 代表的“疑古派”，認為(wei) 中國古書(shu) 很多是偽(wei) 造的，所以均要予以重新檢視，予以批判顛覆。三為(wei) 新中國的“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xi) 慣”）特別是“文革”運動，大量珍貴的曆史文化古籍被付之一炬。

但是，盡管中國書(shu) 籍迭經磨難，但重要典籍尤其是六經，卻並未徹底消失，而是頑強保存和流傳(chuan) 下來。個(ge) 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得益於(yu) 中國人重教重學重讀書(shu) ，所以也很重視保護書(shu) 籍，尤其是重視保護以六經。秦始皇焚書(shu) 固然是一大災難，但當時的儒生或壁藏古書(shu) ，或挾經而逃，或誦傳(chuan) 經典，所以“六經”得以保存先來，隻是亡佚《樂(le) 》（另有學者懷疑《樂(le) 》隻有譜沒有書(shu) ，所以不算亡佚）。抗日戰爭(zheng) 時期，藏於(yu) 杭州文瀾閣的《四庫全書(shu) 》，在諸多有識之士的護送之下，輾轉萬(wan) 裏護送到當時的陪都重慶，為(wei) 中國保存了這一最為(wei) 珍貴的文化遺產(chan) 。

中國的經典幸免於(yu) 難，其功有三：一是通過“藏之深山，傳(chuan) 諸後世”（《史記》），保留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基本載體(ti) 。二是通過“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保留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基本價(jia) 值；三是“苟非至德，道不虛行”（《周易》），保留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經由後人發掘和光大的基本機會(hui) 。

上述三條看似簡單平常，實則厥功至偉(wei) 。須知，同樣作為(wei)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古埃及，因為(wei) 天災人禍等原因，上古書(shu) 籍無一幸存，導致古埃及文明永無傳(chuan) 人。就連被稱為(wei) 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文明，其書(shu) 籍也因天災人禍等原因一度淹沒無聞，直到上千年後，由阿拉伯人覓得、翻譯，複又傳(chuan) 入歐洲，才對歐洲文藝複興(xing) 運動產(chan) 生了重要的影響——有人慨歎，如果古希臘的這些經典一直存在，西方文明或會(hui) 是另一番景象！

以六經為(wei) 代表的中國經典，或許沒有人翻閱，也可能沒有人看懂，但絕不能消失，一旦消失，將是中華文明無可挽回的巨大災難。幸運的是，她們(men) 頑強保存和流傳(chuan) 下來，重新恢複了生機和活力，中華大地再現郎朗誦讀經典之聲，再現研究和發掘經典價(jia) 值的高潮，使得人們(men) 有機會(hui) 神遊萬(wan) 仞，思接八極，與(yu) 經典同行，與(yu) 聖賢對話，不斷啟迪、溫潤、豐(feng) 富和完美自己的生命、生存與(yu) 生活，且必將推動我們(men) 的國家和民族重新躋身於(yu) 詩書(shu) 禮樂(le) 之邦——何其幸也！

永恒的語言

語言是人類的交流工具，文字是文明的遺傳(chuan) 密碼。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這個(ge) “存在”不僅(jin) 是指“現象”，還指“精神”；這個(ge) “家”不僅(jin) 指“現象”所在的“場所”，還指“精神”寄寓的“家園”。因此意大利的馬誌尼曾有個(ge) 說法：“凡是說意大利語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人民的家園。”同樣，我們(men) 可以說，漢語漢字就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作為(wei) 精神的家園，語言文字是一個(ge) 國家和民族的最大文化公約數，具有維係和促進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重要功能。俄國大文豪屠格涅夫在《俄羅斯語言》一文中就說：“在疑惑不安的日子裏，在痛苦地思念著我祖國命運的日子裏，給我鼓舞和支持的，隻有你啊，偉(wei) 大的、有力的、真摯的、自由的俄羅斯語言！要是沒有它,誰能看見故鄉(xiang) 的一切，誰不悲痛欲絕呢？然而，這樣一種語言如果不是屬於(yu) 一個(ge) 偉(wei) 大的民族，是不可置信的啊！”

古代中國的地域已經非常廣袤，而且諸侯林立、民族眾(zhong) 多，但早在夏商周時期就有了統一的、標準的語言發音。《詩經》“風、雅、頌”三部分中，“雅”和“頌”用“雅言”來吟唱。《論語》上說：“子所雅言，詩書(shu) 執禮，皆雅言也。”“雅言”就是普通話或標準話，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國語”。秦始皇一統中國後，又做到了“書(shu) 同文”，即文字的完全統一。雅言和同文，即語言文字的統一，對中國的民族融合、國家統一、疆域拓展、曆史延續，都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是因為(wei) 語言具有文化傳(chuan) 承和精神家園的功能，甚至具有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功能，所以曆來異族入侵者或殖民統治者，都試圖改變占領地的語言文字，即所謂“滅其國者先滅其史，滅其史者先滅其文”。法國小說家都德《最後一課》描寫(xie) 德國占領法國洛林和阿爾薩斯之後，強迫當地民眾(zhong) 學習(xi) 德語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就是試圖消滅法語的舉(ju) 動。日本占領台灣和東(dong) 三省後，也曾強迫當地民眾(zhong) 學習(xi) 日語。

然而，鑒於(yu) 漢語傳(chuan) 承數千年之久，漢字象形文字的獨特結構，以及十數億(yi) 人口使用的規模，外在力量想從(cong) 根本上消滅漢語漢字的難度是非常大的。事實上，近代以來，漢語漢字的災難並非來自外人的強迫，而是來自國人的自戕，大體(ti) 有三厄：

一是由文變白之厄。文言文是古代的書(shu) 麵文體(ti) ，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典籍皆由文言文記載。白話文則是民間文學體(ti) ，肇造於(yu) 唐宋，漸多於(yu) 明清，而大盛於(yu) 清末民初之後。1905年廢除科舉(ju) 製和1912年終止學校讀經後，人們(men) 不再以攻習(xi) 文言文為(wei) 業(ye) ，文言文地位一落千丈，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成為(wei) 文化教育、国际1946伟德、報刊雜誌的主流文體(ti) 。如今，從(cong) 孩子到成人，接觸的文言文非常少，很多人根本就不懂甚至不看文言文，遑論寫(xie) 文言文了。直到如今，中國隻有載之於(yu) 典籍的古代文言文，或者說是死了的文言文，但已經沒有活著的文言文了。

二是漢字洋化之厄。漢字是方塊字，筆畫多部首雜，需要一個(ge) 個(ge) 的認，不像拉丁字母那樣拚寫(xie) 簡單。這引起了“新文化”健將們(men) 的不滿，比如瞿秋白說“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魯迅則斷言“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所以他們(men) 就發起了“廢除漢字運動”，主張以拉丁字母拚寫(xie) 並代替漢字。這一主張和運動持續了幾十年，好在沒有得到徹底實行，而是最終把漢語拚音作為(wei) 輔助方案，算是漢語漢字躲過了最大的一劫，否則今已無人識漢字矣。

三是由繁變簡之厄。繁體(ti) 字定形已有兩(liang) 千多年曆史，古代典籍全部由繁體(ti) 字書(shu) 寫(xie) 記載。但是近人以繁體(ti) 字字畫多難認難寫(xie) 難傳(chuan) 播，不利於(yu) 文化普及，所以掀起了一個(ge) 聲勢浩大、持久不息的漢字簡化運動，並最終由國家法定了簡體(ti) 字的主體(ti) 地位。由繁入簡一則使漢字變形走意，比如“愛”成了沒有“心”的“愛”；二則識繁難度增大，從(cong) 而使國人和古典文本之間的隔膜加大；三則繁簡並行於(yu) 世，中華文化混亂(luan) 無緒，且頻起爭(zheng) 端。比如，繁體(ti) 字在古代被稱為(wei) “正體(ti) 字”，早年台灣稱“正體(ti) 字”意在表明台灣堅守中國文化正統，如今則意在表明台灣文化和大陸文化的差異，成為(wei) “文化台獨”的一個(ge) 由頭。

此外，上百年來，英語泛濫、英語單詞混入漢語，破壞了漢語的純潔性。同時，近代以來韓國、越南、日本的禁用漢字等“去中國化”措施，也對漢語的國際性造成一些衝(chong) 擊。

然而，語言天生俱來——對於(yu) 生活在龐大國家、侵染於(yu) 厚重文明的中國人而言，更是如此。事實上，在中國曆史上，一切有形無形的文化均曾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壞與(yu) 損傷(shang) ，有些早已灰飛煙滅，蕩然無存，但漢語漢字雖有變化，卻從(cong) 未消失，是中華文化中最頑強、最恒常的因素，是中國人無法逃脫的曆史宿命，因而成為(wei) 保存和傳(chuan) 承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載體(ti) 和工具。

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說：“人不能站在語言之外看世界。”中國人無法脫離漢語漢字進行交流和思考，也不能脫離中國文化進行生活和交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對於(yu) 中國人來說，“我說故我在，我寫(xie) 故我在。”說漢語，寫(xie) 漢字，則保持了通往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永久通道——隻要努力，必將成功。

頑強的風俗

根據社會(hui) 學的理解，風俗是指特定社會(hui) 區域內(nei) 曆代人們(men) 共同遵守的生活傳(chuan) 統，是特定倫(lun) 理道德、價(jia) 值觀念、心理傾(qing) 向以及行為(wei) 模式的民間傳(chuan) 承方式。作為(wei) 民間傳(chuan) 承方式，風俗通常缺乏知識的規範、學術的論證，而且會(hui) 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遷，甚至是減弱或消亡，但總體(ti) 上看，風俗因為(wei) 滲透到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之中，所以是持久的、頑強的，是一個(ge) 國家和民族文化傳(chuan) 統最後的陣地。

中國向來重視風俗，認為(wei) “觀風俗，知得失”，強調“為(wei) 政必先究風俗”，所以 《詩序》有“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lun) ，美教化，移風俗”的古訓。但是，中國千百年來積久乘習(xi) 的風俗，並不像美國社會(hui) 學家羅德菲爾德所說，分為(wei) “大傳(chuan) 統”和“小傳(chuan) 統”，即分為(wei) 精英文化/上層文化和大眾(zhong) 文化/下層文化。原因在於(yu) 中國社會(hui) 向來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同時儒家非常強調教化，通過教育、禮儀(yi) 以及士大夫的表率作用，將儒家的價(jia) 值觀念滲透到民間社會(hui) ，變成“百姓人倫(lun) 日用而不知”，甚至出現“禮失求諸野”的說法。

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經濟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有形體(ti) 、建製性的文化存大量消亡，但民間仍自然傳(chuan) 承、自我守護了大量的風俗習(xi) 慣，成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最頑強的堡壘。比如，老黃曆、萬(wan) 年曆千年不滅，喪(sang) 葬要選風水寶地，婚假要選良辰吉日，嬰兒(er) 要過“百日”，老人要過壽誕，陌生人見麵都要尊稱對方叔伯兄弟姐妹——費孝通先生以為(wei) 這是中國傳(chuan) 統“熟人社會(hui) ”“關(guan) 係社會(hui) ”的一種自然延展，等等，幾乎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下麵再舉(ju) 四例加以說明：

生育觀念：儒家向來強調“不孝有三、無後為(wei) 大”，提倡“養(yang) 兒(er) 防老、多子多福”，認為(wei) “子孫滿堂、人丁興(xing) 旺”是個(ge) 人成功的標誌和家庭最大的幸福之一。這一理念對中國人的生育觀影響至深、盡人皆知，千百年來就是中國人的集體(ti) 文化意識和共同文化習(xi) 俗，對促進中國成為(wei) 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功不可沒。眾(zhong) 所周知，頑強挑戰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就是中國人“多子多福”的傳(chuan) 統生育觀。在計劃生育政策實行有年導致中國人口結構失衡、人口紅利衰退的情況下，引領中國走出人口危機的最大動力，仍將是中國人傳(chuan) 統的生育觀念。

婚喪(sang) 嫁娶：儒家非常重視婚姻和喪(sang) 葬，認為(wei) “人倫(lun) 之道始於(yu) 夫婦”，提出“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強調“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所以在冠、昏、喪(sang) 、祭、鄉(xiang) 、相見傳(chuan) 統六禮之中，僅(jin) 婚喪(sang) 嫁娶就占有二禮。婚喪(sang) 嫁娶，即人們(men) 通常所說的“紅白喜事”，都是人生和家庭頭等大事，千古如斯，傳(chuan) 承不滅。比如，《儀(yi) 禮》記載：“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qin) 迎。”這些婚禮環節在民間仍以問男女雙方生辰八字、聘禮嫁妝、良辰吉日等形式留存，並且要舉(ju) 辦隆重的結婚儀(yi) 式。又比如，喪(sang) 葬的報喪(sang) 吊唁、入殮入葬、居喪(sang) 守孝、頭七周年等環節，都是不可或缺的。

家譜祠堂：家庭是社會(hui) 的細胞，家族和宗族則是基於(yu) 共同姓氏、共同祖先、共同血緣，由家庭曆時縱向擴展而成的生活共同體(ti) 。儒家既重視家庭，也重視家族和宗族，以至於(yu) 有學者認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就是一種家庭本位、宗法社會(hui) 的文化。重視家庭和家族、宗族的一大體(ti) 現，就是幾乎每個(ge) 家庭都修有自己的家譜，每個(ge) 家族或宗族都修有自己的族譜、建有自己的祠堂。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家譜、族譜以及祠堂，就是中國人的一大終極關(guan) 懷和精神歸宿。“文革”時期，家譜祠堂等遭到瘋狂破壞，但很多家庭宗族仍然想盡千方百計甚至是冒著生命危險將其保護下來，而在“文革”結束之後，家譜祠堂又是中國大地上恢複最早最快的風俗習(xi) 慣和文化傳(chuan) 統之一。

傳(chuan) 統節日：節日是一個(ge) 國家和民族最重要的風俗習(xi) 慣，是廣土眾(zhong) 民周期性、集體(ti) 性地溫習(xi) 傳(chuan) 統儀(yi) 式、明確文化歸屬、進行身份確認的重要時間節點。中國傳(chuan) 統節日眾(zhong) 多，大大小小多達近百個(ge) ，且多與(yu) 節氣時令和家庭倫(lun) 理緊密結合，風俗持久，影響深遠。民國時期曾對傳(chuan) 統節日體(ti) 係進行大幅調整和刪改，新中國肇造之後很多傳(chuan) 統節日沒有法定假日的保障，同時近些年來又遭遇洋節日的大規模侵蝕，但這些都沒有改變中國人過傳(chuan) 統節日的信念。隨著春節、清明、端午、中秋四大傳(chuan) 統節日納入國家法定公共節假日體(ti) 係，中國傳(chuan) 統節日越過越紅火，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元素越來越厚重。以丙戌年春節為(wei) 例，30億(yi) 人次的旅客數量，彰顯了中國人“回家團圓”的強大信念，織繪出一幅全球最大的、流動的文化圖景。

通過以上介紹，可以總結說，因為(wei) 奠基在普遍的人性、偉(wei) 大的經典、永恒的語言、頑強的風俗等四大支柱之上，使得中華傳(chuan) 統文化融入我們(men) 的生命和生活，形塑我們(men) 的記憶和精神，變成我們(men) 的血液和基因，內(nei) 化於(yu) 我們(men) 的心，外化於(yu) 我們(men) 的行，使得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斯文不滅、傳(chuan) 承不息，正如現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所言：“曆史上與(yu) 中國文化若後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轉易，或失其獨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於(yu) 今日巋然獨存。”

當然，守護和弘揚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不是要一味複古，而是予以創造性轉化，使其與(yu) 時偕行、生生不息，同時要不斷應對各種新的危機和挑戰，重新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筆者就重新激活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生機與(yu) 活力問題，另撰四篇小文附後，以期進一步拋磚引玉，喚起更多人對此問題的關(guan) 注和思考。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