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懷念我敬重的恩師劉述先先生

作者：吳光（浙江省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執行會(hui) 長）

來源：微信公眾(zhong) 號“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五月初四日辛酉

           耶穌2016年6月8日

劉述先先生與(yu) 作者（2011年12月05日攝於(yu) 香港）

從(cong) 網上和港台朋友那裏獲得確切信息，知道我所敬重的劉述先先生已歸道山、超越生死了。雖然知道他得了帕金森病，但前年在台北見到他是看他思維清晰、精神矍鑠，真沒想到他竟然走得這麽(me) 快。所以仍感震驚，甚感悲痛！故即時擬一挽聯，發給我的學生張宏敏博士以及劉先生的高足鄭宗義(yi) 教授。挽聯是：

有恩於(yu) 我便是恩師先生道德垂千古

無緣乎君即充私淑後學文章在方寸

——痛悼述先良師，後學吳光敬挽

是的，劉先生確是我的恩師，也是我的良師益友。今日陰陽兩(liang) 隔，我除了內(nei) 心深切懷念、感恩之外，不能不寫(xie) 點紀念他的文字。

我與(yu) 劉述先先生的結識主要是源於(yu) 研究“黃宗羲”的共同學術愛好。1981年底在杭州舉(ju) 行首次全國宋明理學討論會(hui) 時，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係主任的劉先生獲邀參加了會(hui) 議。但他回香港後寫(xie) 了篇抒發參會(hui) 感想的文章，除了肯定會(hui) 議的開風氣作用之外，也批評了會(hui) 議組織方麵的混亂(luan) 以及全國中哲史學會(hui) 個(ge) 別領導者的思想僵化。到1985年我執掌浙江社科院哲學所時，著手籌備首次“黃宗羲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hui) ”。當時北京有人反對邀請劉先生，說是他對中國大陸不友好，寫(xie) 文章批評了杭州會(hui) 議。但我和浙江社科院院長沈善洪、副院長王鳳賢不理睬北京人士的勸告，而堅持邀請劉先生，並由我負責與(yu) 他通信聯係。1985年底，由沈善洪先生任主編、我任執行主編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ce) 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便寄送一冊(ce) 給劉先生。次年3月至8月，劉先生由香港中文大學休假，前往新加坡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做研究，機緣巧合，劉先生隨身攜帶著《黃宗羲全集》第一冊(ce) ，該冊(ce) 主要收錄了黃宗羲的哲學·政治思想著作。劉先生點讀了《子劉子行狀》、《子劉子學言》、《孟子師說》、《明夷待訪錄》之後，“思如湧泉，不可複抑。乃參考其他文獻，下筆撰述《黃宗羲心學的定位》，幾乎可以說是一氣嗬成，寫(xie) 得相當順利。”（見氏著《黃宗羲心學的定位·自序》）在新加坡期間，也在東(dong) 亞(ya) 哲學所作專(zhuan) 任研究員的陳俊民教授，告訴劉述先先生“吳光君現在正在負責編纂《黃宗羲全集》的實際工作”，這使劉先生對我印象更深了。1986年10月，有浙江省社科院主導、聯合寧波大學、中國社科院曆史所和餘(yu) 姚市政府等單位合辦的“首次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hui) ”在寧波召開。應大會(hui) 組委會(hui) 之邀，劉述先先生攜帶著剛出版的《黃宗羲心學的定位》（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6年版）一書(shu) 與(yu) 會(hui) ，並提交了《論黃宗羲心學的定位》的學術論文[1]。我與(yu) 劉先生在會(hui) 上正式見麵，並就王陽明、黃宗羲的思想聯係作了兩(liang) 次深談。主要從(cong) “黃宗羲思想的淵源”、“梨洲心學的定位”、“黃宗羲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與(yu) 地位”等三個(ge) 方麵作了大會(hui) 主題發言，給與(yu) 會(hui) 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會(hui) 議上，有學者以“梨洲與(yu) 清廷的關(guan) 係”說事認為(wei) “黃宗羲晚節不保”，事後，劉先生結合《明夷待訪錄》、《留書(shu) 》以及由我新發現的《南雷雜著》手稿中黃宗羲“與(yu) 徐乾學”的一封親(qin) 筆信，寫(xie) 成《黃宗羲晚節不保？——“黃宗羲討論會(hui) ”之後的省思》文，討論了黃宗羲的晚節問題，並著重介紹我在編輯《黃宗羲全集》方麵的新發現，新成績。該文發表在台灣《文星雜誌》1987年4月號，同時他又推薦我寫(xie) 的《黃宗羲反清思想的轉化——<與(yu) 徐乾學書(shu) >的考證與(yu) 說明》在該刊同期發表。為(wei) 黃宗羲晚節“辯誣”。

因為(wei) 有了這些具體(ti) 的了解，所以劉述先先生決(jue) 定推薦我去新加坡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從(cong) 事專(zhuan) 題研究。他於(yu) 1987年初來信征求我的意向後，正式向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作了推薦。東(dong) 亞(ya) 所接受了劉先生的推薦和我的研究申請。所以在1988年4月至1989年8月，我順利應聘任新加坡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專(zhuan) 任研究員。從(cong) 而使我得以集中精力精讀、通讀了一批儒家經典及現當代新儒家學派的著作，最後撰成並由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儒學研究專(zhuan) 著：《儒家哲學片論：東(dong) 方道德人文主義(yi) 之研究》。

1988年8、9月間，新加坡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主辦了以“儒學發展的問題與(yu) 發展前景”為(wei) 主題的“國際儒學研討會(hui) ”，劉述先先生與(yu) 會(hui) 並擔任大會(hui) 執行主席。會(hui) 議閑暇之時，我們(men) 又在一起討論儒學發展的前景與(yu) 未來展望。可以說，自1988年以來，我從(cong) 研究道家哲學轉向從(cong) 事儒學史與(yu) 當代新儒學的研究工作，劉述先先生起到了重要的引導與(yu) 推動作用。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1989年春夏之際，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學潮。我和本所另一位應聘學者金先生都發表了批評政府的文章與(yu) 談話。劉先生看到我的文章與(yu) 言論後，覺得我們(men) 當時回國可能有危險，就主動給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所長寫(xie) 信，建議延長我們(men) 的聘期。此事他沒有事先告知我們(men) ，隻是在問題解決(jue) 之後才寫(xie) 信告訴我的。他還建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ya) 書(shu) 院的林聰標院長邀請我到新亞(ya) 做“明裕學人”訪問教授。我是在收到林院長的邀請函以後才得知是劉先生推薦的。由此足見劉先生的君子之風。由於(yu) 劉先生的支持與(yu) 推薦，加上東(dong) 亞(ya) 所董事局主席吳慶瑞、董事杜維明先生的建言，我和金先生在東(dong) 亞(ya) 所的聘期展延了四個(ge) 月（至1990年1月離新）。其後我到香港中大和日本九州大學訪問了半年，於(yu) 1990年7月從(cong) 日本轉香港返回國內(nei) ，從(cong) 而避開了風波後國內(nei) 政治氣氛最緊張的一段時期。

緣此，近二十多年來，我和劉先生一直保持著君子之交。由我負責策劃的在浙江召開的學會(hui) 會(hui) 議，我也盡量邀請劉先生前來開會(hui) ；而劉先生也不時為(wei) 我主編的學術集刊、論集貢獻文稿。

比如我主編的《中華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輯《陽明學研究》上，就錄有《論王陽明的最後定見》一文，該文具體(ti) 而微地探討了引起許多爭(zheng) 議的所謂陽明晚年“四句教”的問題，認為(wei) “致良知”即是王陽明的“最後定見”，它與(yu) “四句教”是根本一致的[2]。《中華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輯以《當代新儒學探索》為(wei) 題，因劉述先先生係當代新儒家第三代的傑出代表，故而我邀請劉先生撰稿。劉先生向我提供了題為(wei) 《從(cong) 中心到邊緣：當代新儒學的曆史處境與(yu) 文化理想》的新作[3]，該文站在當代新儒家的立場上，回顧了清末以來從(cong) 中心到邊緣又可能回返思想中心的思想發展史，描述了由梁漱溟開風氣之先的第一、二、三代新儒家的思想形成史及其思想特色、曆史處境，並指出當代新儒學的文化理想是強調不同文化的對話、溝通與(yu) 交流，進而提出了作者本人的思想主張，即在“世界倫(lun) 理”關(guan) 照下重新解說宋明儒家的“理一分殊”規約原則的理論，斷言這一規約原則將在二十一世紀日益受到重視而扮演一個(ge) 重要角色。《中華文化研究》第六輯《黃宗羲與(yu) 明清思想》錄有劉述先先生的《論黃宗羲對孟子的最後定見》一文[4]。2007年春，由我發起成立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在杭州成立，劉述先先生聞訊，特撰《現代新儒學發展的軌跡》一文[5]，發表在由我負責主編的《繼往開來論儒學：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成立大會(hui) 紀念特集》上以誌賀。

1995年“紀念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暨學術研討會(hui) ”在餘(yu) 姚召開，劉述先先生應我之邀，撰寫(xie) 了一篇《理學殿軍(jun) :黃宗羲》的“筆談”論文[6]。2004年春，由我發起、推動召開的“當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在杭州召開，劉述先先生應邀與(yu) 會(hui) ，並作了題為(wei) 《現代新儒學在英語世界》的大會(hui) 報告[7]。2006年春，由我發起、策劃的“黃宗羲民本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在浙江餘(yu) 姚召開，劉述先先生應我之邀與(yu) 會(hui) ，提交了題為(wei) 《重訪黃宗羲》的學術論文[8]；同年，我還推薦劉述先先生早年在台灣出版的《黃宗羲心學的定位》在浙江古籍出版社修訂再版，劉先生邀我作“序”，我推辭再三而不得，最後勉力寫(xie) 了篇《黃宗羲哲學思想研究的拓荒之作》塞責。

2009年由我任主編的《陽明學研究叢(cong) 書(shu) 》（11冊(ce) ）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前夕，我發函至劉述先先生，邀請劉先生作序，劉先生慷慨賜序，對國內(nei) 的陽明學研究進展以及本叢(cong) 書(shu) 的學術特色作了高度評價(jia) ，為(wei) 本“叢(cong) 書(shu) ”增色不少。這篇序文，在概述了陽明學各派的發展軌跡之後，對《陽明學研究叢(cong) 書(shu) 》各冊(ce) 一一作了肯定性評價(jia) ，並強調說：

“浙江一向是人文薈萃之地。特別是明代，王陽明提倡心學，挑戰流行的官學（朱學），風行一時。……自1981年在杭州舉(ju) 行第一次國際宋明理學會(hui) 議以來，浙江就是研究宋明理學乃至整個(ge) 儒學的重鎮[9]。經過二十多年來的努力，這套叢(cong) 書(shu) 正是其研究成果的展示。希望能在陽明學研究中起到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

從(cong) 我與(yu) 劉述先先生的交往中，我深深感到劉先生是一位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學術大師，是一位有大愛仁心、具博大胸懷的醇儒，是一位虛懷若穀、知行合一的君子，又是一位誨人不倦、樂(le) 於(yu) 助人的明師。我以能得到這位大師的教誨與(yu) 恩惠而深感榮幸，我願在有生之年以劉師為(wei) 榜樣，為(wei) 弘揚儒學、踐行儒道而不遺餘(yu) 力！

杭州聖苑寓公吳光識於(yu) 2016年6月6日

 責任編輯：姚遠